第三节　能力本位视阈中的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提出将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巨大变革称之为“第三次浪潮”，在他看来，高科技技术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长期依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从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移动传播时代的演化历程看，无不受高科技技术驱动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铅与火”“光与电”“0与1”的时代交替。特别随着当下人工智能技术从漫长的理论探索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将解构和重塑新闻传播业的内容生产范式、技术架构和产业格局，预示着一个智能媒体时代的来临。在智能媒体时代，由于技术赋权而带来新闻传播理念及实践的深刻变化，势必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与影响。处于发展时期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如何抓住千载难逢的时代发展机遇，摆脱新闻传播教育桎梏性因素，实现弯道超车并占据办学话语权的良性发展途径，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学者关心的话题。

一、智能媒体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深刻影响

（一）关系溯源：智能媒体→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传播教育

什么是智能媒体？截至目前，关于智能媒体的概念和说法众说纷纭。有些学者从技术层面将之描述为基于物联网、传感器、虚拟现实、大数据、人机交互、机器学习等前瞻的技术集群而构成的智能化媒体生态系统。有些学者则从用户层面将之描述为能够感知用户并为用户带来更佳体验的信息客户端与服务端的总和。根据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信息选择或然率的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笔者认为将智能媒体的概念从技术和用户两个层面界定更为妥帖，即运用智能化的现代传播技术能够全方位满足受众获取个性化信息需求的具备类似人类感知、记忆、思维和学习的综合媒体系统。从关系溯源来看，智能媒体的出现率先对新闻传播业的实践产生影响。当下，以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智能算法及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智能媒体日益呈现“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的特征，开启了智能媒体传播新范式，重塑传统新闻传播业的内容生产、技术架构和产业格局，加速其转型、融合的速度和品质。新华社产品研究院副院长李俊认为传统媒体不能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向，必将遭遇无法适应新技术变革而带来的“降维打击”。在未来的媒体发展实践中，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VR/AR、智能推荐、算法、人工智能、传感器等新生技术将构成智能媒体业蓬勃发展的图景，新闻传播业日益呈现“数据化”“可视化”“场景化”“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传播特征，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发展洪流。

受智能媒体影响的新闻传播实践最终波及新闻传播教育，这契合了传统新闻传播学科先有“术”后有“学”的一般演变过程。智能媒体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起点，也是新闻传播教育的逻辑起点，并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当然，从中外新闻传播历程看，任何一种新型媒体的产生都可能对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教育产生影响，由此产生两者之间的关系作用，甚至会出现两者相互倒逼的局面。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智能媒体的出现将无疑对现有的传媒教育形态形成挑战。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新闻传播教育是基于以报刊、广播、电视、杂志为主体的传统媒体构成的理论范式，不能适应和指导新闻传播实践发展，而智能媒体必将重新架构新闻传播理论框架体系、新闻传播伦理、学科布局及其专业设置。在智能媒体时代，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即将面临新一轮的改革，这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未尝不是千载难逢的良好契机，一方面紧紧围绕智能媒体及其传播实践大做文章，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构建智能媒体的传播理论和范式体系，乘胜追击，树立新的教育品牌优势。

（二）“技术赋能”：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理念“能力本位”的确立

根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兰教授的研究成果，目前常见的智能媒体形态存在个性化类、临场类、机器类、传感器类、分布类五种形式。智能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它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新生技术对传统媒体的颠覆与重构，其构建的传播生态将以“数据化”“可视化”“场景化”“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传播特质影响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因此，它对于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新闻传播教育从内容生产者转向基于新闻信息传播的“技术赋能”。“赋能”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而逐渐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其核心要义是指去中心的主动离心发展。智能媒体这种“技术赋能”必将深刻改变新闻信息传播的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分发方式及用户体验，直接影响新闻传播教育在人才培养理念上由“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的根本性转变。

能力本位教育理念是指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能力被视为重要的教育目标绩效导向指标。能力本位教育最早源自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传入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为当地的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大众化教育的普及，能力本位教育理念由加拿大的相关专家将之传入我国。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对我国传统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理念产生深刻影响，促使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理论由以往注重知识单向灌输模式向现代注重能力素质的培养和人性完善发展的新型教育模式的转变。按照201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新闻传播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就素质、能力和知识三个层面提出了具象的规定，这在某种层面上是对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特别在能力要求层面提出“具备计算机和现代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这契合了当下智能媒体“技术赋能”的社会影响力，也较好地体现了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

（三）人才培养的转向：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能力要求

在智能媒体时代，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要适应智能媒体的发展趋向，认清新形势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定位和相应的能力要求。当下，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专业人才与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一方面，基于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数量急剧增长，而社会对此的需求量已经接近饱和，学生就业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智能媒体行业急需复合型的、具备一定技术专长的新闻传播人才，而目前的高校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正是由于新闻传播教育的更新速度赶不上业界传播技术的迭代变化，现行新闻传播教育开设专业的适应性与滞后性日益凸显，导致社会人才供需矛盾的急剧变化。

结合智能媒体今后发展趋向，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应该在三个方面强化：第一，持续学习能力。按照传播学家施拉姆的关于媒介演化“最后7分钟”理论，新技术、新媒介取代旧技术、旧媒介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导致新闻传播理论范式不断翻新，这需要新闻传播教育不断关注新闻传播业界有关智能媒体形态的变化，提升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能力要求，特别侧重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适应日益突变的媒体生态环境。第二，业务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当下智能媒体正在进入深度的发展中，受众接触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对信息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需要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除了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还要具备互联网思维和多学科业务素质及其相应的技能。第三，现代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从智能媒体的发展趋向看，日益呈现“数据化”“可视化”“场景化”“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特点，这需要新闻传播者摈弃过去的思维范式，要熟练运用现代新媒体技术，比如无人机技术、直播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可视化技术、算法控制技术等。除此之外，跨文化交际能力、新媒体管理能力、新媒体策划与营销能力，等等，也是新闻传播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

二、以智能媒体为视角，审视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智能媒体快速发展背景下，基于媒介技术更新快、投入大的特点，加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本来存在的新闻传播学科专业设置时间较短、办学经验不足、办学实力有限等先天存在的客观因素，其人才培养面临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

（一）人才培养理念定位同质化

人才培养理念决定了高校向社会输出什么类型的人才，但会受到高校所处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品牌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部分老牌高校的新闻院系比如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在新闻教育改革中走在了前列，明确提出了“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理念，积极进行了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通识教育模式探索，更加强调培养学生在今后的新闻传播中发挥内容生产者的角色扮演。随着智能媒体的纵深发展，技术赋能对新闻传播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纵观国内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没有认真考量智能媒体视阈下媒体技术具备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特点，盲目照搬和沿袭知名高校的人才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理念的同质化现象。

（二）专业课程体系设置不够新颖

笔者走访和调研了国内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设置，发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专业课程设置未紧跟发展。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课程设置必须紧跟媒体技术发展的实践。从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的课程来看，专业理论课程还停留在传统纸媒时期的新闻采、写、编、评、摄等业务，缺乏对智能媒体采编实务的关照。第二，实验操作课程不足。通过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调研，理论课的比例大，而关于媒体新技术的实验教学课程比例不足，仅仅为总学分的10%左右。

（三）实践教学平台搭建不完美

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复合人才的重要环节和途径。应用型本科高校受其自身美誉度和社会资源不够广泛等制约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实践教学平台搭建不尽人意。第一，实践教学设施不够新颖。第二，学生专业实习实训“重内轻外”。有些应用型本科高校受办学自主权等因素的制约，担心学生在校外专业实习实训工作可能导致的风险，因此容易忽略学生的校外专业实习实训工作。校内专业专业实践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但这种实践课程只是对现态媒体环境简单的模拟，这与真实的媒体工作环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从根本上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师资队伍建设不够完善

智能媒体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受技术驱动因素呈现“融合交叉”的特征，这不仅需要新闻传播的专业教师具备雄厚的基础理论，还需具备新技术的熟练运用技能。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队伍在学缘、学历、职称、专业背景和发展前景等方面都无法与传统新闻名校相媲美，智能媒体的出现可能加剧了其在师资方面存在的欠缺。

三、以智能媒体为发展契机，积极探索应用型本科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本书所研究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样本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该学院新闻传播教育始于2011年，相继开设了编辑出版学、传播学、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等7个本科专业，构建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本位教育为基础、具有网络传播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一）重构学科专业布局，突出数字化、可视化和融合性

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专业布局具有异质性，各个学科专业界限比较分明。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介经历了由Web1.0、Web2.0和Web3.0时代的转变历程，媒体的生产方式和生存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的界限。正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所言，传统媒体和智能媒体不是简单的竞合关系，“是时候检讨一下学科思维了，旧的框架是永远看不到新世界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重构新闻传播学科的时候，一定考量智能化媒体的视野，突出“数字化”“可视化”“融合性”的特性。数字化、可视化、融合性是未来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图景，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新闻传播业加速融合的必然阶段。为此，需要做好三点：第一，聘请智能媒体传播领域知名的业界和学界专家联合成立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为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合理布局把脉，做好新闻传播学科的顶层设计。第二，通过整合、交叉融合、重点突破的方式积极构建文学、艺术学、工学等各种学科专业布局。第三，细分专业方向，重视专业交叉。比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开设了涵盖文学、艺术、工学的“一体两翼”的专业布局，形成了互为支撑、融会贯通的新闻传播人才专业群，日益凸显数字化、可视化、融合性三大特点，这在国内高校具有开创性，这也是很多传统高校难以消解学科专业界限而面临的学科专业发展困境。虽然学科布局合理，但在凝聚“数字化”“可视化”“融合性”特色方面仍需努力。

（二）搭建智能媒体专业实践平台，注重多层次、模块化、全程化

反观当下新闻传播教育，很多专业实践平台无法适应智能媒体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形势，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搭建智能化媒体专业实践平台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化解新闻传播教育无法适应新闻传播实践的利器。当然，应用型本科高校搭建智能化媒体专业实践平台时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架构“以实验课程为基础，专业实践为重点，专业实习为延伸，毕业设计和创新实践为抓手”的多层次、模块化、全程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比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在构建智能媒体专业实践平台方面，已经建构了具有先进媒体技术支撑的，具有智能化、人性化的网络传播教学实验中心和新媒体艺术实验教学中心，包括6个专业教学实验室和9个实习实训工作室，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在实训课程设计上，7个专业都根据专业特点设置了相应的实践教学模块，几乎囊括了当下的个性化新闻、机器新闻写作、传感器新闻、临场化新闻以及分布式新闻，确保实践课学分占比达到30%，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

（三）打造复合型师资队伍，注重多学科、多层次、国际化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要求，育才由育师始，育人者先受教育。在智能媒体时代，新旧媒体之间的界限被消解，需要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老师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比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按照“应用型、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要求，大力引进和培育复合型高端人才。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时，不完全拘泥专业背景，注重专业的相关性和交叉性，引进了大量具有计算机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这适应了智能媒体凸显的技术属性，为实现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奠定了基础；从国外及台湾地区引进了具有高级职称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教授，不仅保证了双语教学，也提升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国际交流。在人才培养方面，充分利用部校共建机会，积极落实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有关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学界和业界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转化到教学实践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学院形成了一支学历层次、年龄层次、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形成独特的跨学科优势，能满足本专业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需求。

（四）积极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化解人才供需矛盾

高校承担了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三大职能。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立足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现实语境，走出“象牙塔”式人才培养方式，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市场需求侧精准对接。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来临，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该积极构建协同育人机制，以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的矛盾。比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致力于探索与实践SPT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展的契机，采取“互惠、共享”的原则，先后与国内外50余家企事业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协议，构建了“互联网+职业规划+实习实训+就业”协同育人模式。为此，学院大力推进“三个融合”即外语教学与专业教学的有效融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融合、本土教育与境外教育的有效融合，和“四个协同”即校校协同、校地协同、校企协同、国际协同，从而实现学生外语应用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