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思想史上寻找中国企业的坐标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¹⁵作为17世纪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可谓洞察了人类物理、生理与心理三种存在形式的边界，并从中界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的标志是能创造并制造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由于思想是创造的源泉，因而思想定义了人类的属性。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的主要价值则在于指导和改变实践。

企业是现代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科学技术与组织管理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两大动力，从根本上说，前者如何作用于企业往往取决于后者。因为尽管适应力对于企业生存十分重要，但企业并不只是对科技环境做出响应的适应系统，同时也强有力地影响技术在企业中的使用方式以及技术本身的创新发展，企业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这种能动作用便是通过组织管理模式予以体现的，而管理思想则是其沉淀下来的精华。在特定的技术制度背景下，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与时俱进的组织管理思想。技术越是迅猛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管理的重要性就越发重要。

在管理思想演化的100多年历史长河中⁽¹⁸⁾，无数优秀的企业与企业家都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弗雷德里克·泰勒与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贡献了“泰勒制”，亨利·福特与福特汽车公司贡献了“福特制”，小艾尔弗雷德·斯隆与通用汽车公司贡献了“事业部制”，大野耐一与丰田汽车贡献了“丰田制”，杰克·韦尔奇与通用电气贡献了“六西格玛理论”。目前的“西方管理思想史”⁽¹⁹⁾几乎等同于“世界管理思想史”，其中为东方管理思想争得一席之地的仅有日本的管理思想，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企业与中国管理在管理思想史上仍旧默默无闻⁽²⁰⁾。

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企业界与理论界的共同努力。目前中国管理理论界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科学严谨性（科学性）与实践相关性（应用性）之争，二是西方管理（国际化）与中国管理（本土化）之争。这两大问题长期交织存在，一方面导致中国在管理理论研究上建树不足，为世界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发展贡献微薄，缺乏与经济实力相对称的理论话语权；另一方面导致管理理论的实践效用不足，管理学者的研究脱离企业实践，对于企业在新时代面临的管理挑战未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

在民族复兴与企业繁荣发展的宏大叙事下，中国的管理理论研究本面临着大好前景，剧烈的社会变革和企业创新实践为中国的管理学提供了滋生理论创新的丰厚土壤。然而与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时代基础与驱动力）、势不可当的企业崛起（实践基础与创新源）、蒸蒸日上的民族复兴（文化基础与话语权支撑）格格不入的是，中国的管理研究不容乐观。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管理学者徐淑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下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构念，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对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解释的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却迟滞不前。”¹⁶多年来，由于历史性因素（经济发展阶段）与制度性因素（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中国管理研究走向一条模仿、跟进、复制、移植与验证之路，在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方面鲜有建树，缺乏理论创造力和学术革新力。2012年，有学者统计表明，改革开放30年多以来发表于7本世界顶级期刊的270篇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与组织论文只贡献了三个新概念：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关系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和关系（Guanxi）。¹⁷事实上，即便这仅有的几个概念背后也有着众多国内外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的贡献。

主流管理类刊物发表的研究成果形式化严重，过于重视形式逻辑而忽略思辨能力和问题导向。推崇数理模型和统计分析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长期主导管理研究，案例研究和思辨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千篇一律的“洋八股”论文⁽²¹⁾泛滥，自娱自乐、远离实践与生活世界，逐渐使管理研究失去决策影响力和现实改造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原主任郭重庆院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管理学界存在研究和现实“两张皮”，存在理论对企业实践“插不上嘴”“自娱自乐”“吃别人嚼过的馍”等弊端；建议中国的管理研究“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¹⁸当管理实践一线的企业家遇到管理难题不再从管理研究者的论著中寻求答案时，说明管理研究已经背离管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学科属性和管理的实践本质。

对此现象，横跨理论与实践的双栖学者席酉民教授曾深刻地指出：管理实践者之所以不太关注管理学者的研究，不是因为管理学者的研究不认真，而是因为管理学者的研究充其量只能提供某个细节上的启示。而真正的战略管理家，他们会在积累管理经验（包括管理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努力颠覆各种规律或模式。管理实践过程的复杂性超越了管理学者的认知能力，甚至超越了管理实践者自身的理性范围。因此，管理学者总是设法从现实中归纳或总结规律，而管理实践者却在利用自己的智慧颠覆规律和创造现实。我们无法对管理理论学者和管理理论抱有太高的期待，管理研究的多元范式都有其生存空间，但管理学者不能因为实践界对其没有高期待而放弃研究的严谨性，特别是与实践的相关性。中国管理学者已经到了不做自省将会被抛弃的时候。¹⁹经过多年的“无知”和“模仿”之后，今天，中国管理研究已经走到了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²⁰许多管理学者自知问题所在，但在各种考核体系和评价指标等制度性压力下无可奈何，加之心智模式的路径依赖问题，管理研究在批判与争议中陷入进退维谷的价值困顿之中。

目前中国管理的现状是，理论的停滞（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复制、验证与细枝末节的修补）与实践的繁荣（大变局下的颠覆式创新）并存。中国管理思想与理论茁壮成长的出路在于扎根于中国企业实践与中国文化制度情境，知行合一、正本清源，将研究、教育、培训与咨询贯通起来，总结提炼企业经营经验，提出具有规律性的管理理论和具有实践效力的解决办法。中国管理理论在世界管理理论领域登场的真正推动力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企业管理革命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有所建树的深厚土壤，中国学者的管理研究需要深深扎根于企业变革的实践浪潮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将研究视域转向领先企业，发掘中国杰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²²⁾，构建“实践社群”与“学术共同体”对话的桥梁格外重要。

在此背景下，已有37年企业发展史和16年管理模式创新史的海尔，引起了国内外企业界与理论界的巨大关注。海尔系统开发与研究人单合一模式，对于在世界管理思想史上确立中国企业的坐标，提升中国管理模式的世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加里·哈默曾于2009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管理学的“登月计划”》一文。文中指出，近年来管理学的发展近乎停滞，现在该发动一场划时代的管理革命了。在2017年的首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哈默表示，海尔的人单合一思想就是管理学“登月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3月15日，在新华社等40家媒体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聚力高质量发展”的主题采访中，张瑞敏谈及刚刚结束的哈佛大学之行，介绍了海尔如何从哈佛商学院案例的“朝圣者”，变为颠覆者与引领者，并指出以人单合一为代表的中国管理模式正在推动第三次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²¹

多年来，中国企业的管理思想在世界管理思想史中的缺失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与国际背景，而目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为此形势的扭转提供了巨大支持。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指出，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西方国家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部分西方学者以及深受西方科学观念影响的东方学者，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其他国家进步与否以及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²³⁾的进程逐步消失。受此思潮影响，那些习惯于“以西方解释中国”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企业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创新不过是临时现象，中国企业会逐步迈向西方的发展之路。但事实上，就如马丁·雅克所说，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而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否则一个人不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单从文明国家（对应西方的民族国家）、民族融合（对应西方的民族歧视）、朝贡体系（对应西方的殖民体系）、统一性（对应西方的分裂性）这4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极为独特而完全不同于西方。²²

作为后发国家的新兴企业，中国的企业从管理移植到管理创新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尽管“中国管理模式”“中国式管理”这些概念提出已有数年，但是长期以来，没有中国领先企业成功管理实践和制度创新的支撑，没有学术共同体对成熟理论体系的开发，事实上所谓的“中国管理模式”是不存在的，仅仅在古代典籍里采撷零散的管理思想并阐发其现代价值而产生的“中国式管理”在理论逻辑与实践功效上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社会各界对海尔模式的关注与推崇表明，新时代能够代表中国管理模式的海尔制已现端倪，中国企业告别对西方管理理论模仿、复制和移植的时代，走向管理范式创新与引领的征程已经开启。

本书根据“哲学思想—科学方法—企业实践”三位一体、融会贯通的研究思路，扎根于海尔管理实践，剖析人单合一模式在管理哲学（动态整体论）、商业模式创新（战略生态化）、组织结构变革（组织链群化）、生产制造升级（生产智能化）、员工激励（员工创客化）等维度的重大创新，剖析来自领先企业实践中的管理模式及其运行逻辑。通过对人单合一模式的历史追溯（第2章）、理论归纳（第3章）与运行机制（第4章至第5章）的分析，本书在管理思想史视域中界定海尔制的概念及其理论维度，并比较泰勒制、福特制、丰田制和海尔制背后经营哲学与管理思想的异同，从而尝试在世界管理思想史演化的路径中确立中国本土管理思想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