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连接革命正在发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借用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分别从世界史与中国史的视域来正确认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世界史视域：物联网在重新定义时代

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们在短短的200多年里积累了远超过去一切世代总合的物质财富。但两次世界大战也让人类反思工业化的弊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高呼“后工业社会”⁽⁴⁾的来临，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发展以及工业企业的运行逻辑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在不同区域空间上不断发生产业链的转移——从美国，到欧洲各国及日本，到中国，再到亚洲其他国家及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但进入21世纪之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云计算与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深层次的利益矛盾逐渐凸显，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类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借鉴《瞭望》新闻周刊里的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重心在变，从北大西洋向太平洋迁移；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变为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全球化进程之变，其主要推动力量正面临重组；科技与产业之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之变，新兴国家正在成为重要角色。²这些变化极大地增加了商业世界的不确定性并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其间最根本的影响力量是以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1999年，“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首次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但物联网产业一直不温不火。物联网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 of Things”，简写为IoT。与互联网相比，其核心特征是“万物互联”。物联网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带来了冲击商业社会的世界级信息技术革命。物联网技术为企业带来的一种基本变化是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进而影响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以及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边界。互联网旨在通过技术手段搭建虚拟平台，建立人与人、人与服务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在电脑上浏览网页时，需要通过鼠标点击的方式，才能实现信息的自动跳转和串联。而物联网却大大不同，它是由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协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智能识别、即时感知、数据采集、普适计算的融合应用，自动实现万物互联。在物联网时代，每个人、每个物体都是生态圈神经系统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意味着信息孤岛终会消失，人们几乎能够从任何物品及其联网数据中获得可推动人们生活发生变化的有价值的信息，市场和用户需求可以被有效分析和及时感知。“物联网帮助人类重新融入复杂的生态圈，在不损害地球生态关系的情况下大大提高生产率。”³因而，物联网是改变人类经济生活的颠覆性科技，会对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摧枯拉朽之力重塑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哲学与战略选择。

2015年1月，谷歌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在瑞士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引起巨大反响。有人问他对互联网未来的看法，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互联网将会消失。”当移动互联网的创新遭遇天花板时，人们重新认识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物联网才是真正的颠覆力量所在。在世界范围内，信息科技公司率先布局物联网战略，如通用电气的“工业互联网战略”、思科的“万物互联战略”、IBM的“智慧星球战略”以及西门子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战略”。

2016年6月26日，张瑞敏出席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在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先生交流时，张瑞敏谈及施瓦布先生的一本书《第四次工业革命》，重点探讨了其中第三章“颠覆性影响”中的“企业：不改变就灭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即物联网科技，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传感器等技术，无一不是物联网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本次论坛，2016年被视为“物联网元年”。论坛交流结束后，施瓦布先生送给张瑞敏一本亲笔题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写道：“致我一直尊敬的张瑞敏先生，在您这样杰出的领导力之下，我们共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海尔堪称传统大企业，却一直在转型之中，您成功地抓住了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网器这些新时代科技产物的价值，从而让海尔的价值链不断往上攀升，保持企业持续繁荣。”正是由于张瑞敏带领海尔进行的这种空前的企业转型探索，以及中国其他卓越企业的努力，与中国企业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或是错失良机或是模仿跟随不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企业已然走在了世界物联网经济的前沿。

早在物联网时代到来之际，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了物联网时代到来的深刻影响。2016年9月26日，在海尔全球创客峰会上，张瑞敏做了题为“人单合一机制驱动下的物联网时代引领者”的演讲，提出“要么海尔成为物联网的引爆、引领者，别人跟在海尔后面；要么别人引爆物联网，海尔只好跟在别人后面”。2017年9月20日，在首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张瑞敏以“创建物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人单合一”为题发表演讲。2018年9月20日，在第二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张瑞敏以“首创‘三生’体系，率先引爆物联网范式”为题发表演讲。2019年1月16日，在海尔集团创新年会上，张瑞敏进一步以“为人单合一成为世界级物联网模式而努力”为题发表演讲，并明确提出了“2019年人单合一成为世界级物联网模式”的明确目标。

张瑞敏在第二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物联网已经在重新定义时代。企业经营的物联网范式是时代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是内燃机和电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是互联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就是物联网。物联网是在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重大经济活动，万物互联正在创造着上一代互联网所无法比拟的巨量市场空间。物联网不只是硬件层面的互联互通，而且是企业以硬件为入口实现的与用户的持续互动。在与凯文·阿什顿的交流中，张瑞敏指出，物联网最重要的是“用户传感器”，而非“产品传感器”。张瑞敏在第二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物联网到现在都没有做起来，特别是中国一些企业走进了误区，就是因为只注重‘产品传感器’功能。”如果没有用户传感器，企业不知道用户是谁，则无法持续深度挖掘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2017年11月10日，“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在探访海尔后，指出他到访过很多企业，还没有见过像海尔这样做好了准备迎接物联网时代的企业。阿什顿认为，物联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众多的传感器。以用户为传感器的海尔，随时可以接收到用户传递出来的情感，用户和海尔一起，把海尔的产品与用户的使用场景融合起来，而这才是凯文·阿什顿心目中真正的物联网。

物联网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在于，它引起了互联网之后万物互联的一场连接革命，数据成为企业经营的战略资源和信用凭证，是企业降本增效和价值创造的新引擎。物联网使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实现耦合，物理实体的状态可以被追溯、分析和预测，物质实体因此具有了智能化和生命化特征，从而为个性化、场景化和生态化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物质与技术条件。与互联网相比，“物联网不再以人作为唯一的连接中心，物与物的自主互联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传递内容的客观性、实时性和全面性”。⁴

物联网使数据具有了新的属性并改变了商业运行的基本逻辑。

第一，物联网创造了实时的、无感交互的隐数据。物联网改变了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触点有限而导致的获取数据的碎片化与非连续性，信息的互联互通不再依赖于人作为中介，从而释放了人的精力，并使之可以多端口、分布式地同时“在线”，为使用权重于所有权的分享经济提供了技术条件。

第二，物联网创造了个性化的全面、立体的小数据。物联网使企业可以随时获取用户的许多被动数据，如小米手环可以在尊重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获得用户的睡眠状态信息。这样，企业就可以立体、全面地了解用户需求，进而通过柔性生产线和智慧供应链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这意味着智能互联工厂的崛起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界限的模糊化，共创共享的生态型企业成为物联网时代的新宠。

第三，物联网创造了动态迭代和体验导向的流数据。物联网可以动态地捕捉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状态，“器物网器化、硬件软件化”，使消费者购买的不再是既定的单个产品，而是基于场景的不断迭代升级的整体价值体验，⁵产品将被场景替代，并成为场景的构件，由此推动个性化、场景式体验经济、共享经济和社群经济的快速到来。

2018年的第一季度，海尔、华为与阿里巴巴三家中国领先企业，同时把企业经营的战略方向锁定物联网。2018年1月6日，在海尔集团创新年会上，张瑞敏的演讲题目是“生活X.0：定制物联网时代的美好生活”。该演讲指出，海尔探索的物联网模式与传统的依托于电商平台或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导向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海尔称之为换道超车，就是要从传统产品经济模式和互联网电商模式的“道”换到物联网生态圈模式的“道”。2018年3月28日至29日，以“驱动数字中国”为主题的“2018云栖大会·深圳峰会”召开，阿里巴巴在峰会上宣布全面进军物联网领域，并展示了其在智能城市、智能生活、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的创新。时任阿里云总裁胡晓明宣布阿里巴巴将全面进军物联网领域，物联网将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继电商、金融、物流、云计算后新的主赛道。2018年3月30日，华为发布2017年年报，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明确提出华为的新愿景与使命是“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2018年4月14日，凯文·阿什顿在第十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发表演讲，指出物联网技术可以说是一项由中国引领发展的革命性技术，而21世纪物联网革命应该属于中国。

中国史视域：开启民族复兴的“中国时代”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晚清重臣李鸿章上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形势，他指出当时的清政府面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875年（光绪元年），在《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李鸿章再次感慨道：“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的喟叹源于清末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外来冲击，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求生的清政府无力改变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运。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与奋斗，21世纪的中国再次感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已是另一番景象。早在1974年，中国正处于经济衰退、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特殊时代。这一年，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与日本“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池田大作，在英国约克郡进行了为期十日的会谈，这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东西方文化的世纪碰撞。两位思想家的会谈内容其后被整理为《展望二十一世纪》（Forecast 21st Century）一书。在此书中，汤因比指出：惯于暴力征伐的西方世界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文化是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剂。当时，因被西方列强欺压一个多世纪而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对汤因比的这种未来预言自然难以置信。

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中国企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创立、改制，甚至从为发达国家的企业代工、代销的过程中草创起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争先恐后地模仿、复制和移植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并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创造着一个个后者居上，甚至并购国际行业巨头的发展奇迹，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的一股核心力量。2019年7月，在财富中文网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里，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16年增长，已达到129家，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而居世界第1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时代”。在这个历史关口，有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代表“中国时代”，展现“中国自信”，为新时代的世界管理范式创新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呢？中国目前业已涌现诸多世界级的领先企业。但经济指标上的“领先”并不能说明一家企业称得上是“伟大”的全球性企业，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中指出：“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也就是说，在经济绩效之外，伟大的企业还应该承担更多与人类命运相关的使命、责任与担当。因而，新时代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标杆企业不是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企业，也不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中国企业，更不是创业者富可敌国、风光无限的中国企业，而是在企业发展史和管理思想史上契合历史规律、引领时代潮流、服务人类福祉且具有“中国智慧”与“中国时代”标志性意义和模式内涵的企业，是在企业经营道路、管理基础理论、组织根本制度和企业核心文化等维度展现“中国自信”和贡献“中国方案”的企业，海尔集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管理面临的新挑战：高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如何可持续发展

新技术改变了传统企业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流转方式，并重新定义了“资源”的概念。数据成为核心资源，原来的冗余资源也释放出巨大的商业活力和社会生产力。这一切都使新时代涌现出各种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模式，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管理异象，如爆发式增长、共享与免费、跨界竞争等。

谷歌从成立到上市仅用了6年时间。阿里巴巴在2014年刚刚上市时就被估值2000亿美元。腾讯的微信自2011年推出后，不到3年就拥有了高达4亿名用户，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取代了其他社交软件，2018年3月，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便已超过10亿规模。2010年成立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小米从零起跑，其手机销量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曾达到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小米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将电饭锅的价格压到了日本同等品质电饭锅价格的20%，在高端电饭锅领域，其销量位居国内第一；2019年，小米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这一年，中国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的互联网公司的数量首超美国，而此时距离小米开始创业仅过去了9年，小米因此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中最年轻的公司。2014年7月24日，海尔旗下雷神科技的911-E1款游戏笔记本电脑开启预售，在短短1秒钟内，首发500台就被网友抢购一空；2017年9月7日，成立仅3年时间的雷神科技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游戏生态”首只概念股，被称为“中国游戏笔记本第一品牌”。成立于2002年的SpaceX公司，于2018年2月7日发射了目前世界上最强大、运载力最强的火箭，埃隆·马斯克因此被称为“远远地将世界甩在身后的人”。这些难以阻挡的增长现象，被拉里·唐斯（Larry Downes）称为“大爆炸式创新”⁽⁵⁾，它们“触及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高度”。⁶

共享与免费是另一种新经济现象。今天如果某种产品实现了软件化，那么它的成本和价格也会不可避免地趋于零。商业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中指出，由于软件与服务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通过协同共享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分享绿色能源和一系列商品与服务，是最具生态效益的发展模式，也是未来最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使用比拥有重要，排他权性的所有权正在向纳入权性的使用权转变，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教育资源、共享充电宝等各类共享经济模式冲击着人们传统的物质资源观以及对基于资源依赖的战略管理的认知框架。

一个个异军突起的公司大多不具备经典理论所定义的企业资源与市场支配力，但它们在短短几年甚至是几个月内便冲击甚至颠覆了传统行业。面对异军突起的新兴企业，传统企业怎么办？新时代大变局下，企业面临着很多必须正视的管理挑战，唯有以新思维解决新问题，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大企业病

大企业病指现代大型企业集团随着规模增长，出现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等问题，致使其对外部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缺乏创新能力和响应速度。大企业病由来已久，在物联网时代，面对爆发式增长、跨界扩张和资源重组的新兴企业，在不确定性因素剧增的激烈市场竞争中，传统大企业更加难以可持续发展，低下的管理效率和创新能力使其面临着更高的经营风险。

被称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的“帕金森定律”最早系统性地揭示了大企业病问题，该定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组织雇用员工的数量和实际工作量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机构和人员的增加并不完全对应现实工作的需要，管理活动本身会制造工作，增加员工数量并制造功能重叠、推诿扯皮的管理体系，使组织工作目标不明确和运行效率低下，该现象也被称为“组织麻痹症”。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设计了诸多组织纪律与制度规则，目的是增强组织效率。但现实是，科层制组织难以克服目标置换问题，即组织纪律和规则原本是实现组织价值的手段，最终却成为终极目标和价值本身。目标置换的结果是科层制组织设定的理想效率目标并不能真正实现，反而导致科层制组织出现低效率的“反功能”现象。

科层制组织总是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僵化，⁷好似一个巨大的机器，缓慢而笨重地在最初设定的方向上蹒跚前行，它虽然仍旧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但运作的速度与灵活创新的能力却逐步下降。战略管理大师加里·哈默（Gary Hamel）通过对美国硅谷企业的多年跟踪研究发现，当很多在硅谷创业的企业还是小公司时，往往充满创新活力，但一旦成长为大型企业，创新就变得十分艰难。他说道：“如何让大企业变得更有激情、更有创造力、适应性更强？这不是某个企业的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全球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认为，从生物体的寿命到公司成长的规模，再到城市的发展，都有不可违背的简单规律和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便是规模法则。大部分企业都是短视的、保守的和乐于躺在功劳簿上的，随着企业的扩大，企业对创新的支持跟不上官僚体系管理开支的增长，这也注定了企业的短寿。⁸

张瑞敏一直对于企业由于规模增长而带来的大企业病保持警惕，早在1993年海尔实施多元化战略之际，他就指出：“‘物壮则老’是老子的至理名言。《圣经》里也同样描述了这一点，巨人歌利亚不可一世，但面对牧羊小鬼大卫手中的弹弓却应声倒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盛衰、强弱、大小之间不是一成不变的。”⁹为解决大企业病，海尔的做法是“拆分”，即把规模庞大的集团公司拆分成若干个独立、灵活运行的小微公司，用张瑞敏的话来说就是“把航母变成联合舰队”。大企业病本身是组织问题，海尔的解决方案是直接从组织结构本身动手，掀起了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组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打造了以小微和链群作为创新创业主体的非线性组织体系。

第二，数字化重生

新技术革命影响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及组合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企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参与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重塑商业模式与产业生态的关系。技术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新旧技术过渡阶段，传统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产业升级压力和管理转型问题。当科技革命发生时，以制造加工业为主的传统企业及其所在的老工业区发生衰退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德国工业的心脏”鲁尔工业区、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钢都”匹兹堡、21世纪初的“汽车之城”底特律以及近年来的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世界上这种传统工业发生严重衰退的地区都被称为“铁锈地带”，简称“锈带”，即由于新技术的革新，一些地区的传统企业无法向新兴产业进行升级和转型，导致市场萎靡、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和工人失业，产生大范围的企业破产、工厂废弃和机器生锈现象。除了区域出现衰退现象之外，一些行业也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压力。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1月到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营收总收入是95万亿元，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9%，尤其是纺织、化纤、有色金属、家电与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企业，在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的影响下，净利润率更是低迷不振。

一些区域和行业中的传统企业，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辉煌过后没有随着新技术革命进行技术革新和管理转型，将自身发展“锁定”在初始状态下的成功经验之中难以自拔，从而使企业的技术体系老化和管理体系僵化，过去成功的原因成为现在持续发展的瓶颈。这些传统企业如不进行产业升级，在物联网时代根本无法与那些异军突起的新兴产业企业进行竞争。产业升级有两大影响因素：一是技术变革，即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二是管理变革，即推动管理进行数字化转型。一般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升级路径，或者综合利用两条路径，使技术与管理变革同步推进。

在物联网时代，管理是技术变革的底层逻辑和基础条件，无论企业是否进行技术变革，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都不可避免。数字化生存⁽⁶⁾已经是现代社会中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企业的新生存方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表明，2020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超过39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8.6%，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将会高达77%，有超过153万亿元人民币的GDP贡献将来自数字经济。可见，数字经济向前发展的力量已经不可阻挡。数字化管理可以让企业实现对订单、生产、物流和营销的全流程实时管理，更精准地捕捉市场需求和用户个性化需要，降低库存和提高市场份额，而且能够优化组织结构和领导方式，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管理效率，通过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再造与重组来克服大企业病。凯捷管理顾问公司（Capgemini）的研究报告表明，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企业有望将盈利能力提高26%，将估值提高12%。

当然，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很大难度，对技术条件、资金实力、资源情况、思想观念与管理水平等都有很高的要求。面对挑战，强调踏准时代节拍的海尔历来是迎难而上，通过变革来解决发展问题。2019年11月，张瑞敏受邀前往伦敦参加两年一度的Thinkers50⁽⁷⁾榜单颁奖仪式并第三次入选Thinkers50榜单。Thinkers50联合创始人戴斯·狄洛夫（Des Dearlove）⁽⁸⁾说道：“海尔，或许是我们遇到过的唯一一个持续不断进行转型和变革的公司。”¹⁰对于企业转型路径问题，海尔选择的是一条以管理模式创新为主，技术创新与管理模式创新同时推进的全面升级之路，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产品与组织的智能升级，实现用户全流程价值交互的数字化管理，由一家传统的家电制造企业转型成一家物联网生态企业。海尔在数字化管理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经验十分值得传统企业借鉴。

第三，跨界竞争与系统性风险防控

在物联网时代，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基于核心竞争优势的传统战略理论面临着挑战。企业的战略规划总是建立在特定的稳定环境基础之上的，而这个条件在“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频现的当代社会可能逐渐消逝，任何“决定论”或“真理论”认知框架下的战略规划都难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中美贸易战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让很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和难以预料的危机与灾难，许多大型企业集团也不得不调整原有的经营计划。此外，传统战略理论围绕核心竞争力展开，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线性竞争思维，而物联网时代的竞争变得令人难以捉摸，传统的基于行业环境分析的线性竞争依然存在，同时令人难以预测和具有非线性因果关系的跨界竞争频繁出现，一些企业受到来自陌生竞争对手的意外伤害或致命打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更加充满变数的系统性风险。

跨界竞争是新时代商业世界中出现的管理异象。今天，银行业务面临着来自支付宝的巨大冲击；尼康相机的竞争对手除了佳能与索尼之外，还有提供智能手机产品的苹果与华为等企业，同样，柯达的衰亡也不是由于败给了同行业的尼康；10年前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难以预料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会对其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微信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移动、电信、联通等公司在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格局，手机支付的出现甚至改变了千百年来偷盗者的生存环境，因为现在的人们很少携带现金出行；在小米公司宣布推出一款号称每支能够书写17万字的中性笔之前，晨光公司也不会想到以手机起家的小米某一日会成为它的竞争对手。

为什么在互联网与物联网技术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进行跨界竞争？物联网技术可以深度发掘社群体验，为社群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企业自然会推进业务延伸并进行横向跨界整合，而非仅仅从自身的资源或能力出发围绕专业化优势进行垂直整合。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因素和跨界竞争令很多企业的经营者无所适从，在白热化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很容易盲目扩张和误入歧途，那么，企业如何在新时代构建抵抗系统性风险的新防线？

面对这种挑战，海尔选择的路径是彻底变革组织，将企业由“有围墙的花园”转变为各种新物种自涌现的生生不息的“热带雨林”。海尔模式带给人们的启示是，避免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激烈竞争的最好办法是由竞争思维转向共生思维，由零和博弈转向共创共赢，跨越行业边界主动向生态系统方向发展，拆除企业与行业间的防护墙，形成非线性、自组织、自进化的动态能力。

第四，高不确定性环境下员工的持续激励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创新成为管理的核心职能，具有创新能力的核心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在技术与商业模式日益重要的物联网时代，作为技术与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本与由货币和实物构成的传统物质资本相比，前者参与更多的价值创造活动，对于企业经营成功的影响更具关键性。此外，由于市场结构的变化，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日益渗透到企业研发、制造与服务的全流程，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由内部研发人员主导的封闭式创新模式逐步向企业全员参与，用户、供应商、大学与政府等各种创新资源聚集的开放式创新模式转变。企业创新不再单单依靠少数管理者与核心技术人员，而是转为依靠组织内外部具有各种优势资源与技术能力的多数人。那么，如何激发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使这种激励能够持续下去，以吸引组织内外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企业面临的重大管理挑战。

传统的基于零和博弈的劳资关系与基于管控思维的人员激励模式面对此问题均“捉襟见肘”。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劳资双方在劳动过程中通过行为博弈逐渐形成一套恶性对抗的丛林法则。契约组合的出发点是，资方与劳方都是为了各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通过劳动契约在生产组织中结合起来的。此观念假定企业的经济增长或利润总量是固定的，资方与劳方在分配中自然存在“你多我少”的争夺现象。资方往往通过精确的制度、规则与程序设计，辅以严苛的组织纪律，对劳方进行确定性控制，并在保持一定物质激励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用人成本，员工则通过对劳动进程的控制和技术领域的自由裁量来反抗资方的压迫和控制。在物联网时代，这种零和博弈与对立管控思维严重削弱了企业整合内部资源以进行开放式创新的能力，使企业难以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生存与发展。

企业未来在进行劳资关系治理时必须转变传统的零和博弈逻辑，确立劳资双方协作共存、相互支撑、互助互利的合作逻辑¹¹，企业会更多地通过赋权来支持员工自治。为此，合伙人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合弄制⁽⁹⁾、阿米巴经营模式⁽¹⁰⁾等各类新型劳资关系与员工激励模式逐渐在世界各地的创新型企业中出现。在员工创新创业能力的激励方面，海尔集团做得更为彻底，直接提出“人人创客”的口号，实施基于共创共享这一合作逻辑的创客合伙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海尔的创客制是在不改变企业现有产权性质的基础上，顺应物联网时代的要求，为激发全员创客创新活力而设计的创新机制。创客制通过竞单上岗、对赌跟投、按单聚散、用户付薪、增值分享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和方式来落实，是人单合一模式运行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有效解决了员工的动态激励与持续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