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我吗？

在问及思维克隆人如何真正成为大脑的拷贝时，我们遇到了一点难题。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思维的复制品，直到真正产生一个思维克隆人。到那时，我们可以观察它对世界的反应，再判断它做出反应的方式是不是真的会像我们一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好复制品”。但是，作为生物学原型的我们，无法了解思维克隆人是否真的会与我们思考完全相同的事、具备完全相同的感觉。我们只能根据与它们的谈话，做出最合理的猜测。

思维克隆人要意识到自己是思维克隆人，并且能够通过比较它们对世界做出的实际反应与它们被预想的反应，评估自己与生物学原型之间的相似程度。如果非常相似，那么就说明“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思维克隆人，我很像我的生物学原型”。但是，思维克隆人无法真正获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与生物学原型一致。它们只能通过与生物学原型的谈话做出最合理的猜测。

这些最合理的猜测都是证明思维克隆人和生物学原型拥有足够相似的内部状态，从而成为同一个人的充分证据。我这样想的主要原因来自我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之间的交流体验。因为我不是我爱人或我母亲的思想，我无法直接得知他们是否真的爱我。但是，根据我们之间的对话、行为，我能够完全确信，他们对我的看法与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以最大的爱关怀对方的幸福和健康。我相信他们关注的是每天心满意足地忙碌着。我们如此亲近，我坚信我们可以推测出对方的内心状态。

另外有好多人对我说：“玛蒂娜，我爱你。”但是，我却不认为我能了解他们的内心状态。我与他们不够亲密。他们对爱的表达远远不能为我提供相同经历的全面关系。我需要这种关系去推测他们的内心状态。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嘴上说爱我的人做了一些我认为完全没有爱的事情。很明显，我并不了解他们的内心状态。相反，我的母亲和我的爱人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却从来不会让我震惊。我完全可以将这些行为视作根据我对他们内心状态的了解而认为他们理应做出的行为。

问题的关键是，有时，如果两个人足够亲密，一个人的内心状态能够很大程度上通过他的行为观察得知。当两个人亲密到像思维克隆人和生物学原型这种程度的时候（比配偶或母亲还要更亲密），推测他们的内心状态就变成了第二天性。当另一个存在的内心状态成为一个存在自己内心状态的第二天性时，就会产生差异，而这个差异就是不要制造差异。当“我像你一样思考，你像我一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有同一个人的特征。这种关于生物学原型和思维克隆人的理解，几乎是在思维克隆人生成的一刹那同时完成的。

我们或许会作为思维克隆人对自己产生最透彻的理解，又或许我们对思维克隆人的了解比它们对自身的了解要更深。这是因为，你很难通过自我看透自我，但是，只需一点点距离，自我就会得到彻底的解脱。在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收到了来自太空的照片，照片上是我们那个高悬在墨黑宇宙中蓝白相间的美丽星球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感激过自己的星球是如此的美丽。

思维克隆人并非在每一段记忆、每一个思维模式和每一种情感中都能做到与生物学原型分毫不差。相反，它关乎情感，关乎两个个体之间的身份统一性，一种来自共同的记忆、情感、思维方式、选择与遗忘的优势的统一性。哲学家有时会将此称为自我的连续性，或“历时性自我”（diachronic self）。马克斯·莫（Max More）是第一位将世俗人文主义称为“pro-technology”（技术促进者）的人，因此，他主张超越人类极限，其中就包括超越人类身体，即“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他强调，这种历时性的自我也会超越人类的形式。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贡献，他比其他任何一位现代思想家都要坚持，身份与意识相关，而非肉体。因为30岁的自我了解20岁的自我，尽管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思维克隆人也会了解生物学原型。不能制造出差异的差异，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