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局不稳和社会发展动荡常常直接影响相关医疗卫生与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间接地导致了传染病发生和流行。如已处于控制状态的白喉，自1989—1994年在独联体中有12个国家相继发生白喉流行，患者数占世界上白喉患者的99%。分析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独联体社会、政局动荡，许多独联体国家的医疗服务陷于瘫痪和没有足够的预防措施，造成大量易感儿童及青年积累，加之人口流动、居住拥挤，导致白喉流行。而在非洲，由于政变、宗教、种族、领土、边界等原因所引发的战乱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画面之一。

时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非洲国家、中东地区国家处于各种内部或外部冲突之中，使得霍乱、疟疾、艾滋病和埃博拉出血热等新旧传染病随时随地存在。近二十年来，一些卫生问题不断震撼着世界，艾滋病的出现和全球的蔓延，疯牛病、埃博拉出血热、非典、甲型H1N1流感的发生与控制，大肠杆菌O157食品污染等，对各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成为当事国政治家首要处理的重大问题。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防治艾滋病和打击恐怖主义一样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新话语，预防控制禽流感全球流行也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各个国家不得不在传染病的控制上进行国际合作，其合作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常常决定着传染病扩展的范围。

国家经济与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对传染病的发生与控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受传染病影响远比发展中国家小得多。许多国家传染病流行不断，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落后的问题。贫困使得许多国家政府无力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健全的医疗卫生设施、有效的社会保障以及有希望的就业前景。如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最不发达国家、最多的绝对贫困人口、最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最大规模的外债，这使得非洲人成为世界上在艾滋病病毒面前最为脆弱的群体，而艾滋病的蔓延又反过来加剧了非洲的贫困状况。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不得不承认，非洲艾滋病不仅是不发达的产物，而且已经成为非洲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截止到2017年，全球共有3 69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1 960万，非洲西部和中部地区610万，中东和北非22万，亚太地区520万，拉丁美洲180万，加勒比地区31万，东欧和中亚140万，欧洲中西部和北美地区220万。在当今欠发达地区，仍有许多地区民众对传染病的防治知识十分缺乏，甚至有将患传染病死亡后深埋的牲畜挖出来吃食的现象。贫困和经济水平的落后，也给我国多数地区在动物烈性传染病发生后的大面积捕杀带来一定困难。

众多史实资料显示，传染病的流行直接或间接与战争相关。我国东汉末年的战乱使人口大量死亡，造成传染病大范围的蔓延。西晋文学家潘岳《关中诗》第15首云：“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绛阳之粟，浮于渭滨。”就是对战争造成传染病流行的描写。与此相似，魏晋时期十六国传染病流行和咸丰年间苏浙皖战场瘟疫均是自然因素与战争协同作用引起传染病流行的典型例子。坦桑尼亚艾滋病感染率高的重要原因就是1961年以来接待了来自布隆迪、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战乱国家的大量难民，难民间相互传播导致流行。美国2001年“9·11”事件后也出现了炭疽病恐慌，天花再来的恐惧，等等。

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人口增长都有可能造成生态的改变，其对新传染病的影响很大。生态改变影响传染病传播的可能途径包括：

1.由于工业或农业发展的需要，人类频繁开发利用土地，包括农业侵占、森林砍伐、道路修建、建坝拦水、湿地改造、采矿和城市扩大等，使人类接近那些早已存在但不为人类所熟悉的病原微生物的自然保存地或宿主。

2.为传播虫媒提供更好的生存和孳生条件。快速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各种媒介传染源的生存环境，进而放大了传染病扩散的可能性，同时落后的基础设施、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系统将为一些媒介生物提供繁殖的便利。

3.使健康动物或人群与带菌动物更加接近。例如，在美国和欧洲流行的莱姆病就与再造森林有关，因为森林面积的增加导致了鹿数量的增长，而鹿正是莱姆病原的主要宿主。农业发展除了导致生态改变，农作方式与传染病的流行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在我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在收割水稻时感染朝鲜出血热，其病原Hantaan病毒的自然宿主是活动于水稻田的田鼠；阿根廷出血热的流行与此类似，通过把草地开垦为玉米地，导致其病原Junin病毒的一种节肢动物自然宿主迅速增加，并将病毒传播给人类。流行性感冒也有其农业的根源，鸭子等水禽是流行性感冒病毒的主要宿主，而猪则可充当这类病毒的混合容器，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在猪体内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毒株，感染对其缺乏免疫力的人群，导致流行性感冒的流行，例如2009年在全球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在亚洲，每年造成3万人患病和接近7 000人死亡的日本脑炎，与稻田灌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非洲某些地区，修筑水坝和暴雨被认为与峡谷热有关。

如今，人们既可通过传统的媒介方式（如电话、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亦可通过新兴的传媒方式（互联网网页浏览、微博、QQ、微信等），第一时间获取各类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了解全球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公共媒体以及自媒体报道传染病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对传染病的流行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如果报道得当，有利于防控措施的实施而有效控制该病的蔓延，如果报道不当，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反而使传染病进一步蔓延，甚至引起全社会的恐慌。

人口的人群特征、生活行为与饮食习惯都是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不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素，而且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人口和发展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发展的成功，取决于资源的平衡。迅速增长的人口正在威胁着这种平衡”。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人类传染病预防工作提出了空前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世界很多地区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致使大批居民营养不良，社会卫生状况恶化，大量失业人口存在和生活条件下降，也对居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样必然导致社会财富主要用于维持温饱，而减少对公共卫生、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投入，最终使得预防传染病的防线出现了漏洞。

由于人类不仅需要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需要生活和生产空间，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和破坏达到空前规模。人类社会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污染，改变了生态平衡，使得很多生物死亡，对生态系统中生物链产生很大影响。最近三十年，人类发现了三十多种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传染病，尽管有了现代医疗手段，传染病不再像以前那样会引起大量的死亡，但是新的传染病产生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这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生态破坏所造成的。

人口流动和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世界人口聚集居住的都市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且速度有增无减。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局最近的统计表明，如今城市人口已占全球人口的一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人口集中化和爆炸性增长最大的危险就是传染病的大流行，城市的密集人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温床，人口的高度密集，容易导致传染病通过空气传播、饮水传播和直接接触传播。人口增长速度过快而经济发展滞后使预防措施不到位和公共设施难以满足人群的需要；伴随着人口的剧增，世界各大城市饱受生活垃圾的侵扰，“垃圾围城”不仅成为城市卫生环境的第一“世界难题”，也成为滋养传染病的温床。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人口大流动也使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四处传播。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兴传染病专家赫斯蒂芬·莫尔斯所言：“SARS表明我们未来可能遇到什么，使病原体传染大量人口并扩散到全球各地的条件近年来不断发展，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人口流动也是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之一。有学者对流动人口的疾病预防控制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外来流动人口以农民进城务工和从事服务性行业等经济型流入人口为主，相对城镇固定人口为弱势群体，由于他们来自另一个疾病流行地区，很可能成为本地区某一疾病的传染源，引起当地疾病的流行。表现为：

一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健康意识和卫生习惯差，缺乏传染病防治知识。

二是经济收入不稳定，不少患者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讳疾忌医，心理负担重，怕因病而失去工作，不愿查体，因此，为数不少的感染者分散于人群之中，未能及时发现，传播危险性增加。

三是外来流动人口饮食和饮水的卫生监督经常得不到保证，感染肠道传染病的危险性明显增加，群居群宿，人群密度大，接触密切，容易导致各类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四是外来人口中儿童免疫接种率明显低于常驻儿童，影响了免疫针对性疾病的控制和消灭。近年来我国报告的暴发疫情多发生在未接受免疫接种的外来人口中。

五是外来人口在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中还起着重要的“传媒”作用，如性传播疾病，近年来出现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向农村扩展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流动人口的“传媒”作用。

生活行为和饮食习惯对传染病的传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性传播性疾病、性行为和注射使用毒品对艾滋病，乙型、丙型等病毒性肝炎传播和流行的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时，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也导致了许多不良饮食习惯的养成，从而导致了一些人兽共患传染病的流行。猪囊虫病是人类不良卫生习惯导致流行的典型例子，由于饲养生猪的卫生问题，在人和猪之间形成了人（粪）-猪（肉）-人的恶性循环，即猪接触到有绦虫病的患者粪便而患病，人因生吃或食入未煮熟的患有猪囊虫病的猪肉而患绦虫病和囊虫病。无圈散放或“连茅圈”易造成本病的流行。南方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有生食猪肉和生食猪血的习俗，以及在野外排便的不良习惯，亦造成了该病在当地呈区域性流行。

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宠物数量大大增加，随之也增加了患“宠物病”的风险。这类病主要有弓形虫病、狂犬病、附红细胞体病、鹦鹉热、犬绦虫病等。其中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能够感染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是迄今为止人类病死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死亡率高达100%。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6万余人死于狂犬病。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狂犬病国家，1951年起我国开展全国性灭犬活动，使狂犬病控制工作初见成效，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疫情又开始上升并日趋严重，近十余年来，我国狂犬病报告发病的最高峰为2007年，报告3 300例，波及984个县区，此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狂犬病发病数连年下降，2017年全国共报告516例病例，较高峰下降84.4%，波及362个县区，较高峰下降63.2%。

社会文化对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歧视使传染病难以控制和监测，是某些传染病流行的间接原因。

旅游和交通因素也是导致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每天有近百万旅客在国际旅行中，每周有一百万旅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或反方向）旅行，每年产生近7亿人次的旅行，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生态旅游、探险旅游，不仅是增长速度最迅猛的产业，同时也是传播风险极高的活动。有些病原体只在特定的生物群落中循环，野外旅游增加了人与啮齿动物、媒介生物的接触，人群引入了新的病原体从而在人群中传播。例如，进入森林旅游可感染森林脑炎；1982年新发现的莱姆病通过旅游可感染；1993年新发现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通过现代交通将汉坦病毒等病原体的鼠类宿主带到世界各地，引起扩散。

目前，世界上旅游业发展是空前的，旅游人数、速度和范围远远超出了旅游地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能力，旅游者一旦将病原体、动物及其他生物带入或带出旅游区，伴随着环境生态、土地开发、人类行为和城市化的变化，旅游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导致传染病传播。

卫生服务是卫生健康部门为一定目的合理使用卫生资源向居民提供服务的过程，在这里主要是指向居民提供传染病防治所需的服务的过程。与传染病紧密相关的卫生服务有传染病防治服务需要量、相关的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利用情况、评价体系以及服务体制。由于长期以来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使与传染病的防治有关的卫生服务处于从属地位，大大地淡化了“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使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出现了漏洞，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暴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预防及控制体系的缺陷也是导致传染病流行的因素之一。全球市场的形成加剧了国际经济竞争，使部分国家削减用于公共卫生项目的支出，导致这些国家在应对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方面准备的经费不足，健康状况转变的趋势使学术界和政府对传染病可能造成的危害放松了警惕，既往对传染病的成功防治也使政府对传染病的教学、科研、治疗和预防减少投入有了理由，最终导致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服务网络遭到破坏，专业人员流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不健全，处置能力低下，从而造成了传染病流行的隐患，在我国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

人类通过生物技术研制出各类疫苗，消灭、消除或有效控制了某些传染病的流行，例如全球消灭了天花，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免疫以来，白喉、百日咳、新生儿破伤风、麻疹的发病得到遏制，连续多年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实践中发现，一旦某个地方计划免疫工作削弱，当地就会发生免疫针对性疾病的暴发或流行。我国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2008年，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免疫规划由原来的5种疫苗防治7种疾病增加到14种疫苗防治15种疾病，有望控制免疫针对性传染病的流行。

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使更多的人预防感染传染病，但它本身也被认为是导致某些传染病难于控制的原因。例如可通过输入污染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使用被污染的输液和手术器械、移植已被感染的器官而传播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疾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患者与患者、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交叉感染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医院不得不设置感染控制部门来加强管理。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在南非埃博拉出血热流行的过程中，许多继发病例是在医院感染的，多数是通过被污染的注射器向别的患者传播，也有通过接触向医务人员传播的情况。通过诊断技术的进步，一些过去不知道但早已存在的传染病被错误地当作新出现的传染病，典型的例子是胃溃疡和某些胃肠道疾病，包括癌症，医学界早就知道这些疾病的存在，但到最近才发现这些疾病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很多现代人过度使用医疗保健服务，特别是抗生素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严重关注，过度使用或滥用抗生素导致病原微生物向耐药化发展，在病菌顽强的生存竞争下，抗生素对很多原本有效的常见病，如急性呼吸道感染正在失去治疗作用，而这些感染正是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城乡差别、收入不同导致了贫富差距，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由于收入不高导致营养不良，进而影响身体的免疫状况而患上传染病；同时，由于收入不高导致病后不愿去医院就诊治疗，而是任其发展，极易引起传染病的蔓延和扩散，从而形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表2-1、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