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从小体弱多病，他先后两次患热病，一次患冷痢。每当他面黄肌瘦、饱受病痛之苦的时候，母亲总是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给他熬药喂药。父亲也背着他翻沟过岭去找郎中。次数多了，也就支付不起药费，只好变卖家产。孙思邈看到由于自己生病，给父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心里难过。他从自己幼年的痛苦经历认识到疾病对人的危害，以及人们面对疾病时的无能为力，体会到大夫的职责，要为病人解除痛苦，还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于是在心里埋下了要学医并且成名医的愿望。

孙思邈天资聪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而不忘。他在离家较远的私塾土窑洞里上学，不仅在课堂上用心学习，还经常在家乡的鱼儿岭一棵槐树下读书。通过刻苦用功，他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

少年时的孙思邈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排除封建等级观念，敢于冲破当时盛行的儒士书生通过读书而进身于仕途的世俗，敢于批评鄙夷行医救人的极不合理的社会偏见。他不随波逐流，不屑混迹官场，沽名钓誉，而从解除人民痛苦的角度出发，以大发慈悲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为念，胸怀济世之志，准备把毕生精力贡献于医学事业，他的思想境界和眼光都远高于当时的世俗之辈。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被后世尊称为“药王”。孙思邈在医学上不仅精通于内科，而且擅长治疗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疾病。在中医学上首次主张治疗妇女儿童疾病要单独设科，并在他的著作中首先论述妇科、儿科疾病，声明是“崇本”之义。他非常重视妇幼保健，在他的影响下，后代医家普遍重视研究妇、儿科疾病的治疗技术。

孙思邈非常重视预防疾病，讲求预防为先的观点，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若善养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则“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强调“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他提倡讲究个人卫生，重视运动保健，提出食疗、药疗、养生、养性、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

孙思邈对针灸研究颇深，著有《明堂针灸图》，以针灸术作为药物的辅助疗法。他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主张疾病的治疗应实行综合治疗。

孙思邈除了重视医术，同时也重视医德。他强调为医者应具备“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品质，还需有“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的心态。孙思邈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其学术成就更是达到了前人未有后人不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