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医学技术谁在先？应该是先有疾病后有医学技术。从医学模式发展的脉络来看，虽然早期的医学技术非常稚嫩，甚至都不能称其为技术，操作人员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医生，但它却是现代医学技术的雏形。在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时期，会占卜的萨满教巫医用复位、夹板固定治疗骨折，剃头匠可以拔牙和做脓肿切开处理。到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时期，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将医学从迷信和巫术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观察和经验，寻找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希波克拉底学派最根本的概念是：人体自然倾向于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一个健康的人，组成机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和谐，当平衡被打破之后，人就会生病。而医生的职责就是要恢复机体的平衡。在希波克拉底看来，大自然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人的身体有自愈的倾向。治疗方法的作用是帮助身体自然发生反应，如催泻药、催吐药、洗浴、热敷（膏药和热敷料）、放血、葡萄酒、软性饮料、休息和平静。在希波克拉底时代，人们对人体解剖知识的认知仍然是模糊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导致医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公元2世纪克劳迪乌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继承了希腊医学的传统，在医学方法上除了强调医学观察，还非常注重生理实验和解剖实践，虽然盖伦那个时代禁止尸体解剖，但他做了大量的动物解剖工作，指明横膈和胸壁对呼吸的作用，指出尿液产生于肾脏而不是膀胱、神经发源于大脑、人通过喉神经才能发音等。他利用草药给病人治病，直到今天，西方人们仍然称那些非化学的药物为“盖伦药”。公元8—14世纪阿拉伯医学为世界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创立了现代医院的概念。其代表人物阿维森纳，是当时阿拉伯最有名望的医生，他在治疗上做了很多创新：气管切开术、剖宫产术、截肢术等。公元1514年安德雷亚斯·萨维里出生在布鲁塞尔，他的人体解剖图谱《人体之构造》于1543年在人类医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从此开启了对人体疾病成因的深究，也拉开了机械论医学模式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士在探索自然的同时，为研究自然做了准备，他们通过种种研究途径，为我们今天的公共健康和伦理学领域做了很好的铺垫。17世纪苏格兰人威廉·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的规律，标志着医学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同年代荷兰生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用他亲手改进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菌和骨细胞。意大利医生桑托斯·散克托留斯发明了临床温度计。此时生物医学模式粉墨登场，这一时期也是医学技术快速发展阶段。19世纪法国的路易·巴斯德发明了“巴氏灭菌法”。德国的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分枝杆菌是肺结核的致病菌，而且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特定的病原体引起。科赫和巴斯德的工作成就使那些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病不再像以往那样让人惶恐不安、毛骨悚然。人类比以前更了解这种疾病，甚至可以勇敢地面对这些疾病。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首先把巴斯德的灭菌方法应用到手术中，大大减少了术后伤口感染的发生；他首创使用可吸收的无菌肠线结扎缝合伤口。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技术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巨大发展，医学有了更大的进步，20世纪的每个10年，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新进展都要超过以前几十个世纪的总和。这也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医学技术的真实写照。1923年加拿大人弗雷德里克·格兰特·班廷和约翰·麦克劳德发现了胰岛素；荷兰人威廉·埃因托芬发明了心电图与量测装置；1979年美国人阿兰·麦克莱德·科马克和英国人高弗雷·亨斯菲尔德发明了计算机断层扫描；1990年美国人约瑟夫·默里和爱德华·唐纳尔·托马斯发明了应用于人类疾病治疗的器官和细胞移植术；2003年美国人保罗·C.劳特伯尔和英国人彼特·曼斯菲尔德发现了磁共振成像技术；2005年澳大利亚人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幽门螺杆菌及该细菌对消化性溃疡的致病机制；2010年英国人罗伯特·爱德华兹对试管婴儿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近些年靶向化疗药物的问世，再生医学的出现，达·芬奇机器人在手术中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信息的管理，大数据的采集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医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从原始医学、古代东方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中世纪欧洲医学、近代实验医学，到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各种医学技术手段的出现，为临床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提供了确切的方法。疫苗的使用使得许多曾困扰人类的传染病销声匿迹。靶向化疗使得肿瘤病人的5年生存率大大提高，甚至可以带瘤生存。高科技的手术器材，为高难度手术提供了便捷条件，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也缩短了病人的康复时间。不同的医学模式都留下本时代医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烙印。因此，没有医学技术的进步，对各种疾病的诊治将是纸上谈兵。

在进入生物医学模式之前，早期人类因为缺乏对疾病的认识，不知道疾病是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当然也没有好的治疗措施，所以对于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到来，只能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鼠疫，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可怕了，在几百年前，仅仅是提到鼠疫这个名字，就会让成年人像小孩子一样吓得发抖。在欧洲，1347—1353年至少有2 500万人死于该病。查士丁尼鼠疫从埃及扩散到欧洲，可能是促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原因之一。1665—1666年伦敦发生大鼠疫，7万至10万人因此丧生，占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托马斯·文森特写道：现在，到处都是绝望的沉寂……商铺紧闭……人烟稀少……只有几个人在街上闲逛……各个地方几乎都是一片死气沉沉。如果说还有任何声音，那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呻吟，以及葬礼上的丧钟声。人们随时准备把尸体丢进墓地里（道布森，2016）。随着生物医学模式的到来，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发现了鼠疫致病菌，研发了抗血清，才对鼠疫有了治疗方法。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抗生素可以控制鼠疫，也有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些防御力的疫苗。但即使这样，至今鼠疫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仍然是一些地区的地方病，每年全球会有上千例病例报道。所以它提醒着世界：对鼠疫还不可掉以轻心。

霍乱是另一种令人极端不适并且可能会致命的疾病。19世纪，霍乱从印度次大陆恒河三角洲开始肆虐全球，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849年霍乱夺去了5万余名英国人的生命，在当时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一篇请愿文写道：一旦得了霍乱，只能靠上帝帮我们了。1899—1923年，世界第六次霍乱大流行，在1990年，印度有约100万人死于该病。19世纪末期，医学界研发出了霍乱疫苗，证实了霍乱的传播途径。20世纪70年代疫苗作为口服补液得到推广使用，使霍乱病人的死亡率从未经口服补液疗法治疗的50%～60%，下降到经口服补液疗法的1%左右。但时至今日，在全球最贫困地区每年还有百万例因霍乱或腹泻疾病导致死亡的病例发生。

产褥热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中，一直是造成产妇产后死亡的最常见原因，在19世纪的欧美产科医院中几乎达到了“流行”的程度。产褥热的致病菌，即化脓性链球菌，发现于1879年，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磺胺类药物及青霉素被引入之后，产褥热才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可悲的是，世界上仍有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产后脓毒症依然不断地威胁着产妇和婴儿的生命。每年至少有50万孕妇在妊娠期死亡，25%由于感染所致。依然有很多产妇和婴儿死于可预防的感染，应该是这个现代化社会的最大悲剧之一。

流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疾病，其历史也很久远。过去的500余年里记录了很多次暴发于冬季和春季的流感。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夺去了5 000多万人的生命，这是人类历史上单次疾病大流行夺取生命最多的一次，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其中有一半年龄在20～40岁。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型电子显微镜的出现，使得科学家们能够看到流感病毒并对其摄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科学家先后分离确定了A、B、C三型流感病毒。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生产流感疫苗，随后抗流感病毒药物奥司他韦和扎那米韦的问世，对流感的预防和治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流感不是单一疾病，而是一系列快速变异的病原体所导致的疾病。感染某种流感病毒不会使人们对其他种类的流感病毒产生免疫力，所以，疫苗研发单位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无法测知未来会有哪种“新型”流感病毒株出现。没有针对“新型”流感病毒株的疫苗，就给控制流感带来很大的难题。

癌症是对100多种相关疾病的总称。它可以发生在身体的各个部位，致病因素复杂，有的原因已知，但有很多还不知道。癌症并不是一种新的疾病，它自古代就已存在。在过去的100年间，人们借助于各种分子生物学和影像学手段在癌症诊断和了解癌症，以及通过手术、放射、化学药物、靶向药物、免疫等手段治疗癌症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部分癌症，如儿童白血病、霍奇金淋巴瘤、睾丸癌、绒毛膜癌，如今已经可以临床治愈。但是尽管现代医学取得了诸多成就，人类依旧谈“癌”色变，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癌症依旧是一个严重的全球问题。每年全世界有近千万人死于癌症，癌症在很多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一个“谜”。

埃博拉出血热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最为致命的疾病之一。1976年，在非洲扎伊尔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埃博拉河流域首次出现人类病例。埃博拉出血热的主要特征是身体内外广泛出血，有50%以上的病人是因为出血性休克和呼吸衰竭而死亡。目前，埃博拉病毒疫苗的效果和治疗方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2003年春季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波及全球，有众多人被感染。虽然SARS过去了近20年，但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匆匆来、匆匆去的科学实据没有搞清，针对性的疫苗还缺乏临床试验的依据。

2018年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高血压病人约有2.7亿人，糖尿病病人0.93亿人，血脂异常者约有1.6亿人。慢性病患病率已达23%，过去10年内，平均每年新增慢性病例接近2倍，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病例增加近1倍。虽然医学技术的进步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但疾病的发生也在大踏步地往前迈进，“老”疾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疾病又粉墨登场。由此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疾病可以让医生和病人高枕无忧。客观地讲，目前大概只有1/3的疾病能治愈，有1/3的疾病虽然不能痊愈但有医疗手段减轻痛苦，还有1/3的疾病医学技术也束手无策。在医学技术与疾病的博弈中，如果医学技术不是最后的胜利者，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手段可以和医学技术一起参与对疾病的博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