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现状
一、背景
血吸虫病也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其中日本血吸虫病主要流行于中国、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传染病。在中国，分别在1972年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和1975年出土的湖北江陵西汉男尸直肠和肝脏内发现血吸虫虫卵，确证中国在2 100多年前就流行血吸虫病。由于日本血吸虫病在20世纪初才逐渐被医学界认识，传统医学并无血吸虫病病名的记载，中医研究者通过血吸虫病各个时期临床症状，尤其是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肝脾肿大、腹水的症状结合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聚集性而在中医文献中查找线索，借此推断血吸虫病流行的大致年限，因此有其局限性。正如寄生虫病学家E.C.Faust所言，血吸虫病可能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
二、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状况
（一）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分布
20世纪30年代开始，陆续在各省开展血吸虫病调查，至1949年，我国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福建、台湾和上海等l3个省、市均为血吸虫病流行区，估计约1 000万人受到感染，导致200万人口死亡。同时，有关钉螺生态学的调查也在进行。John于1934年3月至1935年4月，在浙江KUTANG（一个典型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开展了中间宿主的生态学调查。内容包括生态习性、感染率、繁殖期及其他生物学因素。调查结果显示，钉螺沿沟渠两岸分布，适宜钉螺孳生的条件是水流速较缓的中渠两岸，且植被好、土壤疏松。
我国学者在长江以南一带进行日本血吸虫病调查，肯定了钉螺分布与血吸虫病分布的一致性以及钉螺与水系的关系，这对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提供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和流行病学资料。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当时政府不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研究也很有限，血吸虫病的流行因素与规律不很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大规模普查，证实我国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四川、上海和广西等12省、市、自治区的373县（市）有血吸虫病流行，累计感染者达1 180万，有钉螺面积为147亿m 2，受威胁人口在1亿以上，查出病牛120万头。流行范围，北至江苏省宝应县（北纬33°15′），南至广西的玉林县（北纬22°5′），东至上海市的南汇县（东经121°51′），西至云南的云龙县东经99°50′）。流行区最低海拔为零（上海市），最高达3 000m左右（云南省）。严重流行区主要位于长江沿岸及湖沼地如洞庭湖和鄱阳湖等。
（二）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分类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有典型的地方性，它与钉螺的分布基本一致。根据地理环境、钉螺分布特点和血吸虫病流行特征，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可分为水网型、湖沼型和山丘型三种类型。2017年全国实有钉螺面积363 068.95hm2，其中湖沼型、水网型、山丘型有螺面积分别为344 337.41hm2、108.44hm2和18 623.10hm2，分别占全国总有螺面积的94.84%、0.03%和5.13%。湖沼型流行区钉螺主要分布在垸外环境，有螺面积323 052.84hm2，占湖沼型流行区总有螺面积的93.82%（表1-3）。
截至2017年底，全国450个流行县（市、区）中，215个（47.78%）达到消除标准，153个（34.00%）达到传播阻断标准，82个（18.22%）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广东、上海、福建、广西和浙江5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达到了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为血吸虫病监测巩固地区。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已达到消除标准，四川、江苏、湖北、云南、安徽、江西先后达到传播控制标准。疫区范围大幅度缩小的同时，疫情显著减轻，有症状的病例和晚期病例显著减少，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表1-3 2017年全国实有钉螺面积分布情况
张利娟等，2017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三）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特点
我国钉螺孳生地按其孳生的环境可分为水网型、湖沼型、山丘型等3种类型。其中，水网型的水系由河道及灌溉沟渠组成，纵横交错，常与江河湖泊相通。湖沼型的水系，面广量大，大量的滩面呈夏水冬陆，水位落差难以控制。山丘型的水系分布于山区的山坡、水溪以及山坳田间，水系较为独立，自成体系。
1.水网型
又称平原水网型，主要指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平原地区。这类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在水网地区，钉螺主要沿河道和灌溉系统呈线状分布。由于河道的纵横交错，使这一地区的钉螺分布在宏观上呈网状分布，或相互蔓延。在地势较平坦的斜坡、水流缓慢的河道、沟渠及浅滩、稻田进出口、涵洞、节制闸、低洼水宕和未垦植的荒地等处钉螺密度较高。河边乱石、树木、码头等处，钉螺常可隐匿其中。钉螺有沿水线上下移动的趋势，水位上涨，钉螺被淹没，水位下降，钉螺被暴露在岸上。较大的河道或水流较急的沟渠，不利于钉螺孳生。日潮差大于1m以上或波浪经常冲刷处以及与河、沟不通的死水塘没有钉螺孳生。
2.湖沼型
在湖沼地区，钉螺呈面状分布，且范围较大。通常，钉螺分布在洪水线以下枯水线以上的一定范围的滩地上，洪水线以上地势较高的滩地以及枯水线以下的低洼滩地往往没有钉螺。一年水淹时间超过7～8个月的地方，无钉螺孳生；水淹2个半月至5个月的高程内钉螺最多；一年之中水淹日数极少的地带一般也无钉螺孳生，即使有钉螺孳生，其死亡率极高。在滩地高程较高的湖南和湖北，有些湖滩钉螺分布呈现“两线三带”的状态。“两线”指最低有螺线与最高有螺线，“三带”为上稀螺带、密螺带及下稀螺带。江西鄱阳湖区河边滩地地势稍高，一年中水淹次数较多但时间不长，则钉螺较多，活螺密度也高；河湖间滩地地势高度次于河边滩地，则钉螺较少，活螺密度较低；湖中滩地地势较低，则钉螺很少，活螺密度也低。钉螺分布除与滩地高程有关外，还与植被及其周围地势有关。根据1992年在安徽东至县七里湖江外滩的调查，滩地植被不同钉螺分布也不同，表现为芦滩钉螺最多，活螺密度最高，其次为草滩和柳林滩，再次为水杉、意大利白杨滩，油菜套种地的钉螺数和活螺密度极低。在已开垦的滩地，钉螺主要分布在沟渠中。堤脚河套及滩地坑洼因积水时间长，常无钉螺孳生。湖沼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与其地理环境特点密切相关。按地形特点，疫区可分为洲岛亚型、洲滩亚型、洲垸亚型和垸内亚型。洲岛亚型疫区四周环水，被有螺洲滩包围，汛期形成孤岛，交通不便，当地居民及家畜上洲活动及接触疫水频繁，人畜粪便污染严重，以当地的病人和病畜为主要传染源，故流行程度最为严重。洲滩亚型疫区洲滩面积大，湖草茂盛，耕牛数量大，既有外来牛，又有本地牛，故病牛是最重要的传染源；居民感染率与村庄离易感染洲滩远近密切相关，村、洲间距离＜500m的沿湖一线居民感染率可达15%～30%。洲垸亚型疫区多由围湖而成，垸外洲滩面积大、外来耕牛多，湖上流动渔船民不仅感染严重，且多直接排粪于水中，所以病牛和流动渔船民等外来人群是该类疫区的主要传染源；居民感染率也以沿堤一线为高，二线次之，但普遍低于洲滩型疫区。垸内亚型疫区的主要威胁在于钉螺孳生地和易感地带靠近村庄，易发生人畜感染。
3.山丘型流行区
根据地貌、环境特征、钉螺分布和孳生特点，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又可分为平坝、丘陵和高山三种亚型，不同亚型其流行病学特点各有不同。平坝亚型钉螺主要孳生在灌溉沟渠，高山亚型钉螺成块状或者点状分布，主要分布在梯田埂、荒地、烂泥田、渗水荒坡等环境，丘陵亚型钉螺沿水系散在分布，稻田、荒地是主要的钉螺孳生地。历史上平坝亚型流行区血吸虫病人为主要传染源，疫情最为严重；高山亚型牛、羊等家畜为主要传染源；丘陵亚型则以耕牛和人为主要传染源。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亚型的流行态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平坝亚型由于经济发展快，疫情下降幅度也快，防治重心逐步从平坝亚型向高山亚型和丘陵亚型转变，但整体来说，血吸虫病流行强度大幅度降低。2004年第三次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四川省居民和耕牛感染率分别较1995年下降了55.21%和56.61%，云南省则分别下降了60.6%和72.56%，但从各亚型看高山亚型仍为重点防控地区。通过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的实施，各地开展了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截至到2017年，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全部实现消除，四川和云南两个山区省的81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已有39.5%的县达到消除标准，51.9%的县达到传播阻断标准，其余7个县达到传播控制标准。但由于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中丘陵亚型和高山亚型自然环境复杂、社会经济发展较平坝地区落后，动物传染源种类多等因素，疫情极易反复。对照血吸虫病“十三五”规划和三年攻坚行动的任务和目标，仍然面临极大的挑战。
三、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发展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分布广泛，传染源众多，不同地区流行因素差别很大。从1955年起确定了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来阻断血吸虫病的传播。当时使用的杀螺剂灭螺或改变钉螺孳生环境等措施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1975年，国家制定了以消灭钉螺为主要指标来考核血吸虫病防治成效的方案，随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能够采用各种措施消灭钉螺的地区都达到了阻断传播的目标。1984年后，随着WHO的防治策略转变，我国也实施了人、畜同步化疗的策略，以控制血吸虫病流行和传播，但效果难以持久，人、畜重复感染现象仍较严重。多项研究表明，耕牛是湖沼型流行区日本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且感染性钉螺寿命较短。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传播过程复杂，人、家畜以及多种野生动物都是其传染源，防治难度较大。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只要做到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这3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就能够达到传播阻断血吸虫病的要求。但在实际防治中，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若要在不同时期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一般要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多个环节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综合防治。在社会发展以及血吸虫病疫情变化的不同阶段，我国对血吸虫病疫区流行环节的防治重点有所不同，综观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一）以消灭钉螺为主的综合性防治阶段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受当时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所限，控制病原和人群暴露尚无良策，治疗血吸虫病没有安全、价廉和高效的药物；群众没有条件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也不可能大规模普及农村改水改厕工程；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我国采取了以消灭钉螺为主、人、畜查治和抢救危重病人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策略。具体的灭螺措施，一是改变钉螺孳生环境的物理灭螺措施，包括土埋、沟渠改造、水改旱、围垦和堵汊蓄水养殖等方法；二是直接药杀钉螺的化学灭螺措施，灭螺药物包括早年使用的生石灰、尿素、五氯酚钠等。在绝大多数水网地区和大多数山丘地区，由于上述两类灭螺方法的联合和交替应用，疫区的钉螺面积大幅度下降，有的地区钉螺甚至灭绝。
通过这一防治策略的实施，到1984年底，全国370个流行县（市）中，有76个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193个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全国累计救治病人1 100多万人，累计消灭钉螺110多亿平方米，广东、上海、福建、广西等4个以山丘型或水网型疫区为主的省（区、市）先后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标准。但是，这一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湖沼型地区，当时所采取的部分物理灭螺方法尽管对压缩有螺面积有一定的效果，但严重影响蓄洪、泄洪和湿地生态平衡；大面积药物灭螺费用昂贵，且污染环境、有损水产资源，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江西省鄱阳湖地区利用飞机播撒五氯酚钠灭螺，造成很长一段时间鄱阳湖水产资源大幅度减产。因此，在湖沼型地区和地形复杂的山丘型地区，无论采取物理或化学灭螺措施，都只能将钉螺密度和感染性螺数控制在一定水平，难以实现“无螺”。
（二）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综合性防治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开始由集体所有制逐渐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用工筹资开展群众性灭螺运动，在大多数地区已难以组织实施。另外，高效低毒、使用方便的抗血吸虫药物吡喹酮问世，简便易行、费用低廉的血吸虫病快速诊断方法开始广泛应用。在WHO提出并推行“病情控制（morbidity control）”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的情况下，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将血吸虫病防治策略调整为“以人畜扩大化疗为主、辅以易感地带灭螺的综合防治”。
这一策略在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防治项目”的有力支持下，得到了有效实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至2002年底，血吸虫病病人数降为81万，晚期血吸虫病患者降为2.6万，病牛约6万头，当年报告急性血吸虫病感染病例913例，病人数和病牛数等指标较项目开始时（1992年）分别下降了48.74%和47.08%。浙江省在1995年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但这一策略的局限性是，受药物化疗依从性、覆盖率等因素的限制，该策略可将人、畜感染率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水平，但不能阻断血吸虫病传播，流行因素和传播环节依然存在，当自然因素（如洪水等）、社会经济因素（如农村经济体制等）变化以及防治力度减弱时，极易引起血吸虫病的疫情回升。
（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阶段
我国进入21世纪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坚持以法防治、科学防治、因地制宜的原则，集中有效资源，卫生、农业、水利、林业、国土、教育等部门同心协力，紧密与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相结合。多部门合作的血防综合治理策略，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在血防中的主导和重要地位。我国“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经2006年国务院血防工作会议提倡后，国务院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国5个省各1个县分别开展了试点工作。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在全国湖区5省中的90多个重流行县中推广了新的防治策略，四川、云南2个省也分别设立相应的试点县实施新的防治策略，这些推广工作也促进了全国2008年达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目标的进程。
实施了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血吸虫病防治策略，全面使全国血吸虫病疫情自2000年以来的回升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各流行省于2008年实现血吸虫病疫情控制目标，同年四川省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利用全国已经建立的80个监测点、新建立的5个试点县和36个策略实施效果观察点对新策略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监测与评估，同时于2008年全国对达到疫情控制标准的省进行了省级评估。资料表明，除了血吸虫病疫情控制外，该策略中的传染源控制措施对其他通过粪便传播的肠道寄生虫病感染率下降也有显著效果，这为我国今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模式走基于基层卫生保健网络维持巩固血吸虫病控制成果之模式提供了新途径。
四、我国血吸虫病防治成效
建国初期，全国估算病人数为1 160万，其中晚期血吸虫病病人60多万，钉螺面积143亿m2。六十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绩显著。特别是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期规划纲要（2004—2015年）》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进程。2015年全国达到传播控制标准，2016年底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5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通过血吸虫病消除复核，2017年四川省达到传播阻断标准，云南、江苏、湖北、安徽、江西及湖南6省达到传播控制标准。截至2017年底，全国450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中，215个（47.78%）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153个（34.00%）达到传播阻断标准，82个（18.22%）达到传播控制标准。2017年全国推算血吸虫病人37 601例，较2016年的54 454例减少了30.95%，其中晚期血吸虫病病人29 407人。全国钉螺面积下降至36.3亿m2。
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的贯彻执行，得益于“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工作机制的有效运转，得益于“春查秋会”“联防联控”工作制度的长期坚持，得益于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治理防治策略的有效实施。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与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紧密结合，先后制定了系列防治血吸虫病规划，明确防治目标，卫生、发改、财政、农业、水利和林业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履职尽责、密切配合，投入专项资金，大力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卫生部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技术方案，组织开展防治、监测、健康教育、技术培训和考核评估等工作；水利部门将血吸虫病流行区改水工作纳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并优先安排实施；农业部门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优先安排农村新型能源建设项目；林业部门对纳入退耕还林规划的血吸虫病病区进行重点扶持；扶贫部门对贫困的地方病病区人群进行重点帮扶；教育、广电、民政等部门开展地方病健康教育和病人医疗救助，促进了病区群众健康行为转变，保障了经济困难病人的治疗；发改、财政、科技等部门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给予资金保障，设立科研项目，保障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经过60余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血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创造了很多好做法，总结了很多好经验。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高效有序的责任管理机制
2015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国务院防治重大疾病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部分省份成立了省级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重点防治省份继续保留了政府负责同志牵头的血防领导小组，不断增强领导、高位推动、加大投入，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血防联动机制，坚持春查秋会制度、述职制度，“湘鄂赣皖苏”湖区五省和“粤沪闽桂浙和滇川渝”八省分别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增强了对血防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血防领导小组认真贯彻落实《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和国家、省级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精神，安排布置当年防治任务，还采取专题调研、现场办公等形式解决血吸虫病防治达标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在政府主导血防工作的同时，各级采取行政、技术方式相结合的双向目标责任制管理模式，政府各部门确保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技术督导和指导保证防治工作的质量。
（二）实施标本兼治，开展配合有效的综合治理措施
长期的血防经验表明，不改变钉螺孳生环境，仅仅依靠药物灭螺等单一技术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钉螺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举措，即：一手抓治标，一手抓治本。为此各级血防领导小组在传统的防治工作基础上积极整合部门资源，组织卫生、农业、畜牧、林业、水务等部门实施重点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项目，并在长期防治工作中，积极创新思路，探索出适合不同地区的综合防治策略。在治标上，通过加大查、灭螺，人、畜查治病等工作力度，控制急性血吸虫病发生，降低人畜感染率，消除重点易感环境，控制钉螺密度，压缩钉螺面积，推进防治进程；在治本上，大力开展沟渠硬化，环境改造，退耕还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改厕及沼气池建设，“以机代牛”等综合防治措施，消除钉螺孳生环境，管好人、畜粪便，控制传染源，巩固防治成果。各省相关部门在血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认真履行血防工作职责，齐抓共管，相互配合，将重点项目安排与血防工作统筹考虑，向重点防治地区倾斜，加强综合防控，凝聚血防工作合力。
（三）强化政策理念，推行全民普及的宣传教育活动
通过健康教育来改变目标人群的危险行为，降低血吸虫病发病是一项重要措施。各地认真贯彻《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利用不同形式的会议、技术培训等机会对领导、干部和防治机构专业人员进行法规政策培训，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和防治机构依法行政、依法防治的能力。同时通过报刊、电视等对疫区群众和外来流动人员进行媒体宣传普及血吸虫病防治法规政策知识，增强群众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知法、守法的舆论环境和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社会氛围。教育系统也根据规划要求把血吸虫病防治知识纳入流行区中小学校健康教育课内容，加大健康教育工作力度，组织开展诸如“小手拉大手”、血防“十个一”“评选血防小卫士”和血防知识竞赛答题等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健康教育活动，形成“教师-学生-家长-社会”血防健康教育模式。通过广泛深入社会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理解、支持并主动参与血防工作，形成了良好社会氛围，对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加强科研创新，完善敏感有效的监测体系
我国科技工作者坚持科技引领、与时俱进，及时掌握国内外血吸虫病的疫情动态和防治工作进展，把科研、教学与现场防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创新防治理念与防治手段，在血吸虫病防治的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为加快血防工作进程提供技术支撑。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与科研成果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灭螺、化疗药品的产生和优化，达到迅速降低居民感染率、感染度的效果。针对不同流行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因素和流行规律的研究，总结出因地制宜的血吸虫病防治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许多学者就卫生经济学理论对不同的防治策略进行了成本效益研究，对不同流行程度应采用的化疗方案提出可行性建议。运用GIS对血吸虫病的研究，分析血吸虫病传播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建立血吸虫病传播模型，评价流行风险及防控策略。现阶段根据血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跨部门、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增多。加强技术标准制定，开发适宜防治技术和产品，特别是更加敏感快速的血吸虫病诊断产品、低毒高效的灭螺药物、灵敏的血吸虫病监测预警工具等非常重要。
监测是指长期、连续和系统地收集疾病的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资料，经过分析将信息及时上报和反馈，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并评价其效果。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防治工作的开展和防治模式的演变，我国血吸虫病监测工作先后经历了疾病监测、流行病学监测和公共卫生监测等3个阶段，监测模式则包含了纵向监测和横断面监测、固定监测和流动监测、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等多种类型，为推进不同时期的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防治目标和重点也在变化，从疾病控制转向消除，监督、评估和监测活动等也要相应地从观测疾病发病和病死转向发现感染和测量传播。各地把血吸虫病监测纳入血防工作总体计划，加大监测工作的管理和支持力度，逐步构建了覆盖全国的监测体系。国家防治机构和省级防治机构每年对重点区域开展风险监测，江苏将大数据引入疫情监测工作中，江西、湖南两省开发渔船民血吸虫病信息管理系统，对渔船民等高危人群实行动态管理，四川率先建设预警监测体系，针对不同传播风险分类监测，创新监测工作手段和管理方式。
六、现阶段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挑战
尽管我国血防工作成效显著，血吸虫病对疫区群众的危害正在逐步减轻，但血吸虫病流行因素未发生根本改变，近期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局部地区血吸虫病传播风险较大，极易造成疫情反弹。而对照《“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目标，在未来不到3年的时间里，7省有174个县（市、区）达要到消除标准，101个县（市、区）要达到传播阻断标准，15个县（市、区）要巩固传播控制成果。因此，持续推进血防工作、如期实现防治目标，面临问题和困难仍然不少，挑战很大。
（一）传染源控制难度大，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困难
湖沼型血防区多为水系发达、环境复杂地区，河湖密布、草洲巨大，渔民以及牛羊等人、畜传染源众多。由于牛羊养殖成本低、效益高，牛羊淘汰、封洲禁牧工作难以推动；加之渔民长期水上作业，流动性强，感染风险高，人、畜传染源管控均难形成长期有效的机制。山丘型血防地区多处于四川省、云南省边远、民族地区，以机代牛、农村改厕、家畜圈养推广困难，加之人员流动频繁、自然灾害频发，传染源控制难度也很大。“十三五”以来，除卫生血防项目仍有专项经费补助流行区开展查治病、查灭螺工作外，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等部门的血防专项经费均未获中央财政继续支持，对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血防机构建设滞后，防治能力亟待提高
多年来，血防机构设施设备陈旧落后以及血防队伍专业素质不高、年龄结构老化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薄弱的防治能力与当前血防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个别地方因达标多年出现了思想松懈、工作松劲的端倪，对血防的重视减弱和投入减少，防治工作隐患多、疫情反弹风险大。加之血吸虫病现场应用技术没有根本性突破，血吸虫病疫苗、新型灭螺药物和机械等的研制没有明显进展，从而影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
（三）血吸虫病病人数量多，与健康中国要求差距大
血吸虫病对疫区危害历史悠久，血吸虫病病人累计数量巨大，全国目前尚有晚期血吸虫病病人3万余人，每年还有部分慢性血吸虫病病人向晚期发展。对这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部分流行区重视不够，没有按照“三个一批”的原则，强化各项措施，把血吸虫病“治”的工作落到实处。据调查，大部分流行省没有将慢性血吸虫病治疗纳入医保范畴，晚期血吸虫病治疗医保补助程度也不一致。血吸虫病治疗还没有完全实现患者“零负担”。这些病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难以脱贫可能性大。
（四）环境保护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给新时期血防工作带来新考验
随着环境保护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污染治理、生态修复、退耕还湖、拆围还水等措施的落实，将使更多河湖洲滩适合钉螺孳生；而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省份之间交流更加频繁，人员、物资流动速度加快，钉螺随着苗木、芦苇、船只等被动向非流行区扩散以及非疫区人员到疫区工作生活染病的风险将大大增加。灭螺药物对环境影响的质疑也将进一步限制灭螺药物的使用范围和强度。这些新的血吸虫病传播扩散风险，将给血防工作带来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