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经入门门几重？

简而言之，通往《针经》的门有三道：知-行-悟，三者合一才能登门入室得《针经》之秘。其中“知”和“行”实为“悟”的准备。

（一）第一重门——知

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三种：概念认知、形象认知及身体认知。主体通过身体认识世界以及自身，这种途径获取的知识是一种操作性的难以言说的意会知识。

《针经》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需要解读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包括针灸之外的多学科知识。要理解《针经》，我们的知识边界要达到甚至超过该书的作者才行，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今天的针灸人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明显不及古代针工：其一，身体感知的灵敏度。两千多年后的今人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越了古人，然而随着大脑的不断进化，身体却在不断退化，今人“身”与“心”的距离远远大于古人；其二，接触到的病种，特别是危重病人的机会；其三，不断突破生命禁区的探索精神。

以下试以今人眼中最容易解读的标准篇为例，来实际感受知识在《针经》解读中的重要意义：

两千年前的《针经》就已经建立起了关于针具、刺法、诊疗指南一整套关于针灸的标准体系称作“节”“约”，而且获得了很广的临床应用。以下从与临床密切相关的“诊疗指南”标准类中选取一个最古老和一个最神奇的标准加以解读。

“去瓜”法是《针经》标准专篇《刺节》所记载的五个标准中最古老也是流行时间最长的标准，其标准文本如下：

黄帝曰：刺节言去爪，夫子乃言刺关节肢络，愿卒闻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睾，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荣然有水，不上不下，铍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　　　（《灵枢·刺节真邪》）

此是当时制订的疝诊疗规范。该病的最大特征为“囊肿如瓜”，《备急千金要方》谓之“瓜病”，经文所谓“形不可匿，常（裳）不得蔽”，用铍针泻水肿消如瓜去，“故命曰去瓜”。篆字“瓜”与“爪”字形差异明显，不容易混淆，而在汉代从篆体隶化时，常常会对篆书的结构进行简化，具体到“瓜”的隶化写法与“爪”字酷似，从西汉初的老官山出土医简127简已出现将小篆“瓜”字中间的复杂结构简化成一点，写法与“爪”字相同，三国时的碑刻中还能见这样的写法。故有的字书也将“爪”作为“瓜”的异体字。在传世本《灵枢》“去瓜”或误写或被后人误识为“去爪”，其命名本义遂隐而不彰，历代注家随文强解。杨上善注曰：“爪，谓人之爪甲，肝之应也。肝足厥阴脉循于阴器，故阴器有病如爪之余须去之也。或水字错为爪字”（《太素·五节刺》）；传世本《甲乙经》作“去衣”，其他后世注家的注解则更不着调。名不正则言不顺，《针经》这一定式刺法“去瓜”两千多年来无人给出正确的解读。

此治疗疝的标准文本关于发病部位、病机、病症特点，及针具皆一一交代，而临床医生最关心的具体操作却略而未言。幸好在它的早期版本中可见有具体操作的描述：

颓，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澧及膏□，挠以醇□。有（又）久（灸）其，勿令风及，易瘳；而灸其泰阴、泰阳□□。

（马王堆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

关于具体的穿刺部位，在《医学纲目》所引名曰“桑”的针籍中有明确记载“治偏坠，当外肾缝沿皮针透即消”。

“去瓜”乃常见病针灸诊疗标准“刺节”所载五种疾病的针灸诊疗标准中最古老的一个标准，同时也是执行时间最长的标准，一直到明代仍有应用。楼英《医学纲目》卷十四于此“去瓜”法注曰：“所谓铍石，取睾囊中水液者是也，其法今世人亦多能之。睾丸囊大如斗者，中藏秽液，必有数升，信知此出古法也。”

以“去瓜”法治疝，除了用铍针外，后世又有发明“漏针”者，颇似今之注射针。如金元张子和《儒门事亲》卷二治水疝方下云“有漏针去水者，人多不得其法”。

由于“去瓜”法的穿刺部位在阴囊中缝，此处后被用作专门治疗阴疝的一个专用穴，气针艾灸皆用。例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治阴方曰“当阴头灸缝上七壮，即消已验”；《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曰“小儿胎疝卵偏重者，灸囊后缝十字纹当上三壮”。

关于此病的操作规范在明代中期针灸外科专书也有记载，操作规范比现代医学的阴囊穿刺术还要详细。

“去瓜”泻水的原理及所用针具皆与《针经》所载之刺腹水法相同。当相互参看。

不难看出，古典针灸中最古老和应用时间最长的诊疗标准“去瓜”法的正确解读至少需要三方面的知识：文字学的知识；病诊疗的专业知识；学术史的知识。

《刺节》所载五个诊疗标准中最神奇的一个针术标准曰“发蒙”，标准文本如下：

黄帝曰：刺节言发蒙，余不得其意。夫发蒙者，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夫子乃言刺府输，去府病，何输使然？愿闻其故，岐伯曰：妙乎哉问也！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口说书卷，犹不能及也，请言发蒙耳，尚疾于发蒙也。黄帝曰：善。愿卒闻之。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耳，此其输也。黄帝曰：善。何谓声闻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黄帝曰：善。此所谓弗见为之，而无目视，见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

这个文本解读难度非常大，从原文描述大致可判定此乃治疗耳聋目眩的针术，针刺的部位曰“听宫”。可是，如果此“听宫”是指我们今天所知的手太阳小肠经穴，则针刺时间没有禁忌，何须在“日中”这一特定的时间点完成操作？再者，如果是针刺我们所知的听宫穴，又何须“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这样奇特的操作？还有，如果“眸子”是指瞳孔的话，刺手太阳经穴听宫又何以能及之？故对这段经文不论是古代的《针经》注家还是今天的针灸人都完全读不懂，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在说什么。但有一点可以清楚读出：此乃《针经》时代最神奇的针术，所谓“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

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完整破译了这个如天书般的神奇针术的操作规范：所谓“听宫”是在内耳，而不是外耳；“眸子”是指内耳鼓膜上的“脐部”——这也是裸眼可以观察到的耳膜上的唯一结构，故须在日中强光照射下才能观察得更清楚——据笔者实际观察发现，观察年轻人更容易；当针尖刺破鼓膜的瞬间，由于内外压力不平衡所致的鼓膜内陷引起的耳鸣耳聋眩晕症状即刻缓解，故曰“中其眸子，声闻于耳”；“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完成的是一种咽鼓管吹张术，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缓解鼓膜内陷引起的耳聋耳鸣辅助法——这也是世界咽鼓管吹张术的最早发现和最早应用，比Antonio Valsalva　1704年发现咽鼓管吹张法至少早了一千七百年，而且这还不是中国针灸人的唯一发现，一千年后中国针灸人再次发现了另一种咽鼓管吹张法，并同样用于针灸治疗耳聋的辅助法。

经西医耳鼻喉科观察结果表明，应用“发蒙”法治疗梅尼埃病的耳鸣眩晕有显效；对病程短的中度神经性耳聋以及混合性聋效果也好^①。古老的针术标准破译后，不禁对两千年前的中国针灸人肃然起敬，其裸眼赤手完成的操作，即使今天的耳鼻喉科专业人员在专业设备辅助下操作也并非易事！

①　樊玉林.听宫初考（临床观察部分）［J］.西安医学院学报，1977（Z1）：44-48；樊玉林.听宫初考（临床应用部分）［J］.西安医学院学报，1977（Z1）：49-51.

在破译了“发蒙”法之后，再回过头来读《针经》的经文，你会看到一个大不同的针灸世界——很像是心理学“格式塔”描述的神奇的视域转换现象：

耳聋无闻，取耳中。　　　（《黄帝明堂经》）

——采用“发蒙”法只要精准刺中“耳中珠子”——鼓膜“脐部”，即刻收“声闻于耳”之效。故此处的“取耳中”是指发蒙法所针对的耳中珠子，而不是我们以往理解的耳外的“听宫”“听会”穴。而且根据《黄帝明堂经》记载的主治，可知此方所治的“耳聋无闻”的特征为“眩仆；耳聋填填如无闻，哝哝嘈嘈若蝉鸣”——此乃“发蒙”法的最佳适应证。

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耵聍。　（《黄帝明堂经》）

——此刺方只有读出“发蒙”刺耳中珠子——鼓膜“脐部”，才能理解其本义：“耳中有脓，若有干耵聍”正是鼓膜穿刺的禁忌证，其他刺法则不必忌。

两千多年前，古人不仅设计出如此精准的鼓膜穿刺术和简单有效的咽鼓管吹张的辅助疗法，而且对此疗法的最佳适应证及禁忌证认识得如此到位，即使是今天也堪称神奇！

今天回过头来看，可以清楚看到这一古老针术的破译需要具备的知识：2个关键术语——“听宫”“眸子”；2个专业技术“鼓膜穿刺术”“咽鼓管吹张法”。

听宫，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手足少阳、手太阳之会。刺入一分，灸三壮。主眩仆；耳聋填填如无闻，哝哝嘈嘈若蝉鸣。　　（《黄帝明堂经》）

“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原文如此清楚，后人何以不解？元代《窦太师针经》有明确的注解曰：“谓听宫者，宫苑之名，源在内也；耳轮之内，故名宫也。”

显然，经文所说“珠子”非指“眼中珠子”，而是指“耳中珠子”，也即“发蒙”法所说的“眸子”。中医又称耳底为“水珠”，是对鼓膜脐部非常形象的描述。你只要看过一次鼓膜脐部，就会体会到古人所说“珠子”“水珠”是多么地形象逼真。

《针经》记载的这一神奇刺法的操作规范虽然在《针灸甲乙经》仍有记载并有发挥，但已不能确认当时的针工是否还能正确使用。可以明确判断的是，及至宋代的国家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制订时，此“发蒙”法已经名存实亡了——在这个标准文本中将听宫穴的刺法由原来的“刺入一分”改作“刺入三分”时，实际等于官方宣布了“发蒙”法的消亡。同时宋本《甲乙经》也被改作“刺可入三分”，可能更早的时候就名存实亡了，比最古老的刺法标准“去瓜”法消亡得早很多。尽管稍后不久，人们又再次发现了咽鼓管吹张法，并明确用于耳聋的针刺治疗，但终未改变“发蒙”法的消亡命运。

对于《针经》中标准文本的解读，我们尚且存在着如此大的盲区和误区，那么对于那些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知识和体验的文本的理解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看来，对于《针经》　《素问》，我们没有理解或误解的远比我们已经正确理解的要多得多。

从知识的层面看，解读两千年前的《针经》，以晓辉的年龄不占优势，但他比同龄人投入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知识海洋徜徉，又有更多的知识来源，以及多重知识的移植与组合的自觉，例如方药、针灸、藏医、针挑、骨伤，以及专业的西医知识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同时，在形象认知及身体认知方面，晓辉更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后天又在明师指点下长期修炼，在不期然间达到了《针经》对于针工的身体知要求——“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

（二）第二重门——行

行，主要指实践和实验。实验包括自身的实验和身外的实验。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道起而行之方成”。

直觉和体验不仅是悟道之基，同时也是理论创新之本。在理论创新，特别是原始性创新中，体验和直觉具有特殊意义。

日本已故著名思想家汤浅泰雄先生认为：“仅仅通过理论上的思考是不能获得真谛的，而只有通过‘体行’才能获得，即必须倾注整个心灵与肉身。修行是一种通过运用整个身心而获取真谛的实践。”^①

①　（日）汤浅泰雄.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M］.马超，等，编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9.

《针经》所论针道大多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层面里讲的，很难单从逻辑意识入手。这些内容对于那些长期用脑而“不走心”的现代人，确实很难理解。因此要真正走进《针经》世界，准确把握古典针灸的精髓，必须通过自觉的修炼提高自身的“身体知”，拉近“身”与“心”的距离，用整个身心去获得针道之真谛。

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　（《素问·举痛论》）

对于《针经》记载的刺法标准“发蒙”法，我们完全读不懂，一方面是因为知识的缺乏和技术的陌生，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古人那种“言天验人”“言人验已”的实验精神——两千年来，只要有一人能在一天中光线好的时候——日中实际观察几例内耳，就一定能发现“耳中珠子”，也就一定恍然大悟“发蒙”法的要点。对于文本解读，由于缺乏践行而不解和纷争的实例举不胜举，试举笔者感触较深的两例如下：

《针经》　《素问》脉法，特别决死生脉法，对于今天的针灸人而言理解难度很大，所以难解，主要不在于经文文字本身，而在于缺乏体验和实验。张家山出土汉简《脉书》记载了一种决死生的弹脉诊法，在《三部九候论》及敦煌卷子中可见有更具体的文字：

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上去［足内］^①踝［上］五寸而［指微］按之，庶［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其［脉中气动］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者，弹之不应者死。　　　（张家山出土汉简《脉书》）

①　方括号中文字，据敦煌卷子（编号：P3287）补，下同。

对于不同文献所记载的这种诊法，今人的理解出入很大，或说是诊动脉，或说是弹踝诊法，或说是弹击神经。其实只要在人体实际操作几遍就很容易明白古人说的是什么，如果观察的是动脉和神经，那么不应当受体位的影响或影响很小，而事实上当你把下肢平放地上和诊床上，再做同样的操作时应动就变得很微弱，不仔细体会甚至很难察觉；当你平躺并抬腿90°时，应动便完全消失。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应动”总是出现在叩击点的上方，这用动脉和神经都无法解释。通过这个简单的实验便可断定，古人观察的是静脉血的回流状态。具体诊法如下：病人直立或屈膝90°坐位，医者左手2～4指平放于病人右踝上五寸处，用右手单指（如食指）或二三指（如食指、中指、无名指）轻叩踝前显露的络脉（大隐静脉），体会左手指下的脉动状态：如果应指的力度和速度和缓为正常；如果应指力大，速度快，或者应指无力速度慢皆为有病；如果应指不及五寸，或完全不应者，则为死征。可见，这是一种“决死生”的特殊诊法，其具体的临床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际观察确认。如果从血管医学的视角来看，这一诊法反映的主要是血管弹性和血液的状态，所谓指下“应动”实为血液对血管壁的冲动，与静脉血的回流状态相吻合。

数十年来，人们总是从文字到文字去解读去争论，却从未有人在自身或病人身上去做这个非常简单而又无任何风险的实验，去发现古人两千多年前的发现。

作为针灸人，熟悉针尖所及不同组织结构时受试者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几十年前有人报道了针刺不同组织时受试者的感受，几十年来不断有人发表类似的报道，结果与最早的文献报道完全相同。我完全不能理解，在自身和病人身上做一下这个实验并不复杂也没有危险，可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就没有人这样做呢？即使第一个报道者的实验是认真做的，也难免有不到之处，比如或者只是在正常人体，或者只是在病人，或者只做了一例等，因而发现的规律可能不真实不完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不论什么研究，只要有人报道，哪怕是简单的、安全的实验，也很少有人再在自身或病人进行实验检验，而是直接引用，最糟的是不少人在引用别人的报道却用亲身实验的口吻道出，原本未定之事被众人一再重复便成为真理，再也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于是真相的大门便永远向我们关闭了。

我一直在问：比起两千多年前的针工，我们究竟缺了什么？除了身体知的明显不足外，在我看来最缺的是古人那种不断探索生命奥秘的精神和“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的实验传统。古人怀揣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所以然”的追求，以大无畏的精神探索了身体每一个针灸针可以到达的地方，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却发现一个我们至今都没能完全领略的人体世界的奥秘；古人在两千多年前所表现出的创立新说的创新精神和用实验检验新说的求是作风，依然值得两千年后今天的针灸人学习。

令人欣喜的是，在《针经知行录》中我看到了这种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完成的一个个扣人心弦的实验。这也是这本小书最打动我的地方。我在给出版社的推荐信中这样写到：一直以来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在用自己的身体傻傻地实验着古典针灸的刺法，不曾想还有一个更傻的人在做着同样的事，而且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作者在书中这样描述他初次做后果难料的实验时的心情：“初次自刺人迎动脉和心包的时候，是一种‘赴死’的心态，因为没人告诉过我关于刺此处的手感，更不知道刺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对于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读者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心情。

我注意到《针经》中有不少理论是汉代新建的，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临床实践检验，而这部分古人没来得及完成的实验恰好是两千多年后《针经知行录》作者实验的重点，例如关于人迎寸口诊的十二经脉定位功能学说的检验，尺寸阴阳脉和标本脉互验，寸口脉和气口九道脉的比对等，以及刺动脉、刺筋、刺髓、刺积、刺蛔蛟、募刺法、脏腑包膜刺法，等等，对于各类诊脉古法的比对互验，特别是对古人没来得及完成临床检验的“人迎寸口脉诊法”更是倾注十数年心血悉心研究，在自身和病人身上悉心观察。也就是说，《针经知行录》中的实验有很大一部分正可补古人所缺的实验，因而意义更大。

可见，理解《针经》不只是用大脑，更需要用生命体验去发现去诠释。在我看来，晓辉实际上在不经意间幸运地走进了两千年前古人出入的世界，重走了一回古人走过的路，走出了山重水复，领略了柳暗花明。晓辉之所以在诊脉这个今天针灸人最难突破的领域走出来，除了有较高的天赋之外，还与他在无意间获得了古人同样的经历和身体训练密切相关——常年坚持的藏区义诊使他接触到了足够多的病种以及短时间内接诊足够多的同一病种的病人（这对掌握诊脉规律非常重要）。天赋+明师+践行，晓辉走的针灸之路颇似几百年前针灸名家吴崑所走的路。

（三）第三重门——悟

要理解《针经》并有所超越，仅有“知”与“行”还不够，还需要反思，达创新之“道”的关键不仅是在思维上“知”，还要进一步在实践中去“悟”。只有将二者融贯起来，在思维的过程中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思考，方能走向创新与创造。因而强调“知行思合一”，即强调把“认识”升华到“用心思考、悟”的层面，既强调思与行的统一，又强调“知悟统一”，体现了创造过程中身心不二、首脑交互、悟与行的融合。思，包含“外思”（与外界的人与物的交流）和“内思”（与自己内心的交流）。

如果说“知”用脑，“行”用身，“悟”则用心，知和行其实都是最后悟的准备和积累，只有通过悟才能体道、得道，才能创造创新，超越古人。故《针经》的作者通过黄帝问道、得道、传道的全过程的叙述，在书的最后告诉读者：欲得针道，须有审谛之心——针道须得其人乃得传也！

《针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说了哪些事？用什么方式说？为什么总也读不懂？如何打开？《针经》作者为了让有幸打开它的读者更容易得道，在不同篇章指示了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意义颇似指月之手。而作为读者，你需要有这样的悟性——能区分出“手指”和“月亮”，要时刻牢记你要得到的是“月亮”，而不是指月之“手”，而且还要懂得：欲得明月，除了以手指示外，还有多种不同的或更好的方法和路径，诚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言“钓者静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

（四）叩门心悟

用真诚和信念叩开一道道《针经》之门的晓辉，将他叩门入室探宝的心悟已写进了这本《针经知行录》。以下就晓辉的叩门心悟再说几点感悟。

古乐犹存而无师旷之耳；针经犹在而失传经之道。

叩门门不开，或是门没找对，或是钥匙不对，或是心还不够诚。

两千年前苦学针道的雷公曾向黄帝请教：什么样的人能悟针道得真传？黄帝答曰：“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论］。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不难看出，对于习针道和导引之道的天赋要求非常相近，因为二者都是通过“行血气”“行气”的路径达到治身治病的目的。而在《针经》作者看来，“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针经·小针解》）。

那么，如何“持心”“有心”“尽心”“真心”？或许腹部募刺法的重发现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黄帝明堂经》针刺深度最深的输穴集中于腹部募穴，为什么募刺法的针刺深度远大于其他常规输穴？如何才能游针于这一深度并获得预期的针效？这类问题，大脑——不论多聪明的大脑，不能帮你理解，只有通过身体去求解：只要你虔诚地去试，在自身悉心体验，在临床实际应用就可以重发现古人的发现。可是很少人去试。《针经摘英集》记载了宋代许氏对募刺法的重发现并详细描述了其神奇的针效，也没见一个中国人用身体去体认去重复，因为我们不信，不信就不可能虔诚。然而，一个外国的太医虔诚去试，最终成功重复出了许氏的针效——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他信，因而不会因为一次、二次的失败而放弃，而是尝试一切他能想到的针具和刺法一次又一次地去试，最后他成功了。他的成功并非偶然，真诚是引领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临床一线的针灸人攀登针灸理论高峰，要比专业理论研究者困难得多，在整个探索过程中会遇到更多“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迷茫和更多走错路掉陷阱的经历，这些只有他知道我知道，读者不会在书中读到。没有坚定的信念和虚静之心不可能在理论研究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晓辉的《针经知行录》叩门从“真经寻觅千百度”到“蓦然回首门自开”，旁人看来颇有几分“芝麻开门”的偶然和幸运，而在我看来则不如说是他用真诚和信念感动了上帝，为他开启了古典针灸宝库的重重山门。《针经知行录》记录的寻门之路、开门之法也许不是最佳路线，但无疑是一条成功之路，有了这个可以触摸的“路标”，后来人的针道攀登路上将不再是一片黑暗——攀登之路不论多长多险，只要有光亮就会有人跟上并留下更多的“路标”，路不断延伸就总会有人到达目的地！

关于晓辉在古典针灸世界一串串的探索发现，不想在此一一“剧透”——给读者多留一点阅读空间吧。

晓辉虽然在《针经》实验的路上迎着风险跋涉多年，历艰险而长经验，脚下变得越发轻灵和自信，而将这些生长在生命中的经验用文字呈现出来，对于他还是第一次，笔下自然不能如脚下那般的轻灵和自信。临床诊疗的叙事不必像（我以为最好不要像）理论阐述那样求“雅”，可以多一点“俗”，多几分“随意”，以便多保留一些“当下”的现场感。此外，晓辉还年轻，年轻的写者也不必刻意追求笔法的“老”到。就像我2016年出版的自己20年前的文字，我几乎保持了20年前的旧貌而没有作过多的修饰和改编，因为我想拥有一份年轻的记忆。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为《针经知行录》改稿时尽量保留其原有的自然随性的表达方式——也是想为晓辉留一份青春回忆。

这次之所以违背早年为自己定下的“不写序，不评书”的守则，主动为晓辉的《针经知行录》写导读，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为书中的文字激动，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创作冲动。不知怎么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常有“刹不住车”的感觉，当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字数已经超过5万时，理智提醒我：不能再写了。可的确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真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为此纠结多日，一天一个念头冒出：何不写一本专书，书名就叫“针经是怎样炼成的”。想到此，便痛快删去原稿中考证部分的细节以及资料性附录（包括费时最多篇幅最大的“《官能》出典详考”）。

如果《针经知行录》的作者和读者有需求，等此书再版时，我还愿为此书点评。——原本想采用普通读者更容易理解的方式直接修饰晓辉的原稿，再三考虑觉得还是尽可能多地保持原稿的“原汁原味”为好，不论是对作者还是读者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