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基础是历史留下的。两千多年以来，丝绸之路的发展主宰着沿线区域的文明进程。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包括帝王、军队、商人、学者、僧侣、奴隶，都在丝绸之路上往来，创造并传播着商品、财富、智慧、宗教、艺术等。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有商品的交易（exchange），有政治和军事的博弈，也有思想的交流（exchange）、文化的沟通。
丝绸之路是一条全面展开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互动的道路，是一条绵历了两千余年之久、横贯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时空隧道。丝绸之路让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丝绸之路边上缔造了各自的帝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崛起并传遍世界；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一路向西，在带来战争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国通过丝绸之路积累的财富，铸就了日不落的辉煌；二战中的各国围绕丝绸之路上的小麦及石油等资源，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版图。从张骞通西域到“一带一路”，丝绸之路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从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一带一路”与古代中国内外秩序关联极大，称之为中国的生命线也不为过，近代中国的孱弱也是从丧失“一带一路”的主导权开始的。今日重倡“一带一路”，不仅是对中国历史道路的回应，也是对此前时代的超越。
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落
随着历史在迁徙中发展，出现了频繁的商品交换以及技能和思想的交流，这样的通信与贸易之路在欧亚大陆上纵横交错，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今天所称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漆器、铁器等商品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等。
丝绸是丝路贸易上比较大宗和极具特色的商品。但丝绸之路并非只做丝绸生意，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的丝织品也流通在丝绸之路上。可以说，贯穿整个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是以销售中国丝绸为主，同时兼有其他国家的丝织品参与的经济交流活动。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道，后来也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首次提出。1870年，李希霍芬通过对中国河南、陕西等地的考察，在其发表的《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有一条自洛阳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尔马罕的、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品的商路，并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逐渐在全球被采纳，作为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主要贸易商路的统称。“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外延也不断拓展。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也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除了这些“陆上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丝绸之路本身也是活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丝绸之路一般又可分为若干段，而每一段又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丝绸之路绝不只有一条道路，但“条条大路通罗马”。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
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丝绸之路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其中，“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国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骚扰与掠夺，中国在西汉时期大举进攻并击退了匈奴，占据了河西走廊，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就这样缓慢展开。西汉（前206年—25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形成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干道。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或洛阳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大秦（罗马）为终点。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所开展的对外交流，除了主要面向西方世界外，还通往东亚的韩国、日本等国，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的最东点定为日本奈良。这条丝绸之路横贯亚欧大陆，全长近万公里，在古代东西方交通史上，其道路里程之长、经历国度之多、持续时间之久、交流内容之丰，堪称无与伦比。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及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前往南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航线；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界也常常把中国到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的贸易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唐朝，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唐宋时期以迄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含铜钱）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宝石、象牙、犀牛角、玻璃器、金银器（包括白银）、珍禽异兽等。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中国对外贸易兴盛一时，也加强了古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元朝时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由海上丝路返回本国的。
中国官方海外贸易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因实施海禁政策，中国的航海业有一定衰落，进入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者进入东亚贸易圈，中国海外贸易航线逐步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蚕食，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
以贸易品命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有“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白银之路”“宝石之路”等不同的称呼，足见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种类繁多；以航线命名的，又有南洋航线、西洋航线、东洋航线等不同的说法。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时游牧文化交流的动脉，其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
二、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兴替
具体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大致呈现出陆路衰落、海路发达的历史性兴替。在此之前，自汉代以来开始经营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长安与巴格达成为了盛唐时代丝绸之路两端最重要的世界性大都市，从大食、波斯经中亚、西域进入中原的陆上通道成为最具活力的国际性贸易走廊。而在此之后，由于西北陆路长期受阻，以及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海路逐渐受到重视，并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尽管蒙古帝国建立后，从中国一直向西延伸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陆上通道一度复兴，但随着帝国的瓦解而又陷于没落。明永乐朝之后，中国在西北方向采取守势，退入嘉峪关自保，陆上丝绸之路彻底衰落。
相应地，唐中期以后陆上丝路的阻断，也是以唐逐渐失去对西域和中亚政治秩序的主导权为前提的。随着大食帝国政治力量的向东扩张，呼罗珊、吐火罗斯坦等地相继臣服于大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大食在中亚怛罗斯发生遭遇战，尽管怛罗斯之战的失败并未彻底消除唐朝在中亚的影响，但暴露出了唐朝在中亚的实力限度。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并在天山以南建立了吐蕃人的统治，从而阻断了唐朝与中亚之间的陆路交通。唐末五代，中原与西域的交往，远不过于阗，葱岭以西已无外交关系。由于自此之后中国西北长期处于辽、金、西夏、回纥、吐蕃之间连绵不断的征战、对峙之中，中原与中亚、西亚的陆上通路不复通畅。尽管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依然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保持了一定的人员和贸易往来，但总体而言，沟通中原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因政治情势的变化而陷入衰落。
正是在此背景下，唐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并在宋元时代和明前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权威陈炎先生指出：“陆上丝路的衰落和海上丝路的兴起，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交替的。”由于西北边境长期不宁，使北宋虽有陆路可以西行，仍偏重于由海道与西方各国交往，天圣元年（1023年）曾诏大食“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到南宋时，由陆路通往西域的道路被完全阻断，“诸蕃惟市舶仅通”。顾炎武后来亦指出，“南渡以后，经纲困乏，一切倚办海舶”。换言之，南宋的对外关系（准确地说是对外贸易关系）已发展到几乎完全依靠海路的地步。元代时期，尽管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始终并存，但是，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和繁荣度已远不可与盛唐时代相比，而海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国与西亚往来中的地位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由于市舶司收入在宋元两朝已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出于招徕外商、发展外贸的目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受到重视。有学者指出，750年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建立后全力加强海上交通，其都城巴格达由陆上丝路西端的陆路交通中心成为海路交通中心，这种转变也正契合了中国自唐中期以后海陆丝路兴替的历史趋势。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事实上，中国并不是唯一提出复兴丝绸之路的国家，近年来许多国家提出过丝绸之路复兴计划。2010年欧盟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建立从海参崴到里斯本的欧亚自由贸易区；2011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解决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地区安全问题。但其他国家的丝路复兴计划的影响力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无法比拟的。
5年来，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一带一路”从倡议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如今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从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时代变了，但是人类促进文明间交流、打破文明间隔阂的脚步没有停下。应当看到，今天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再现或重建，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
回顾历史，农耕时代，战争的目的是争夺人口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工业时代，主要抢夺的是市场，包括原材料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例如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旨在开放通商口岸而不是掠夺人口和土地。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对市场的争夺都是战争隐秘而深刻的根源。二战之后，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随后诞生的关贸总协定及其进化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全球市场的瓜分确立了明确的市场化规则，真正起到维持世界相对和平作用，从而实现了以遵循和利用规则而不是以血与火的战争来获得市场的竞争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从马歇尔计划促进欧洲经济飞速发展开始，市场的开放使得融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次第迎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金砖国家等。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也因市场的开放和加入WTO而发展成为贸易第一大国，可以说是利用这些规则实现制造业高速发展和经济腾飞的典型范例。
“中国制造”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对全球市场的开疆扩土，另一方面也为当下如火如荼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埋下伏笔。在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出现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制造业利润的滑坡、贸易摩擦的兴起，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的呼声也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在贸易往来遍布全球的同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必须实现战略突破。因此，“一带一路”通过鼓励向西开发，客观上不仅带动中国西部发展，同时引导更深层次开发欧亚大陆相连的海洋战略资源。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一度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将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