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陈毅——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陈毅：1901—1972。他在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突然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个想法。康生移花接木，从背后捅他一刀。他一生中问出的最后一句话：“叶帅来了没有？”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的一段话。他留给妻子儿女的唯一遗言：……
1.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他挺身而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是极不平常的年代。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大地上刮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
这场风暴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世界。成千上万的好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坏人，一大批报国忠良惨遭磨难。开国元勋陈毅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点名攻击中共北大党委的一张大字报的全文，陈毅很感意外，连夜去询问周恩来。
5天前，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的决定，曾派人去北大批评了贴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人。周恩来现在却告诉陈毅：他刚才接到康生电话，说：毛泽东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亲自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广播。
陈毅惊讶，一时语塞。似这样令人震惊的意外之举，近几个月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月中旬，陈毅夫妇陪同刘少奇和夫人出访后回到昆明，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陈毅走进会场，才知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
时隔半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二月提纲”突然定性为“反党纲领”，彭真因“反党错误”被撤职后隔离审查。
5月16日，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10天后，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成立。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处领命，带领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
这些事，不仅政治局委员陈毅事先毫无所知，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事先也不知道。今天的事，同样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么不令陈毅震惊和担忧！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来，北京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闹开了。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上街的学生乱哄哄，阻碍正常外交活动的情况屡有发生。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陈毅态度鲜明：对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但如此冲垮党委领导，乱揪乱斗，造成社会混乱，他有不同意见。在政治局会上，陈毅得到了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的消息，当晚召集国务院外办中共党组会议，具体商定工作组成员名单，向外交系统迅速派出8个工作组。
然而，工作组进驻各外事系统不到一周，各单位造反派便贴满了轰赶工作组的大字报，仿佛有人统一布置的一样。
陈毅每天听取各个工作组汇报，不断提醒大家：“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中央的八条规定，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
1966年6、7月，全国大乱，中共各级党委受冲击，大半被冲垮或处于瘫痪状况。外交部党委在陈毅主持下，始终行使着领导权。机关干部坚持工作岗位，业余时间搞运动，保证了国家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外事口所辖大专院校的学生冲垮校党委、哄赶工作组，并计划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揪走资派”，以造成国际影响。
对文革小组幕后挑唆学生企图制造国际事端的阴谋活动，陈毅非常恼火，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义正辞严地进行斗争：“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就是现行反革命，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亚非作家会议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的布置下，采取了有力的预防措施，保证了在京顺利地举行。
运动发展到7月中旬，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一方，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究竟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
大约在7月16日晚间的政治局会上，双方都拍了桌子。
陈毅支持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大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7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并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想不通，他曾询问陈毅，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满脸不高兴地说：“哎……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说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
“乾纲独断”这就是陈毅1966年8月对全党政治形势的见解。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按照政治局规定，只传达到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然而，中央文革却把大字报内容很快泄露给造反派，并开始对刘少奇、邓小平发起进攻。
汇集到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个个忧心忡忡，满面愁云，谈起各地运动情况，没有不摇头的。
他们这次来，是向中央告急的，都关切地询问“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期，因为按中央原先布置：文化大革命只开展3个月。
不料，得到的答案异常严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发表后，大家感到吃惊、不解。紧接着是政治局改选，副主席只保留林彪一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绝无先例地增加了一个“最亲密战友”的特殊称谓。看来运动不但不会结束，还会更猛烈、更疯狂地开展下去。
陈毅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航道，他个人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外事口的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事口各单位批斗工作组，陈毅总要为工作组承担责任，讲公道话。鉴于每次讲话后，造反派攻击陈毅的声势越来越大，许多人劝陈毅不要出面讲话。方毅专门请秘书转告：“陈总不要再多讲话了！”“陈总不能倒，陈总一倒，外事口就会像快刀割韭菜，一倒一茬。”陈毅的回答是：“人家劝我少讲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可是我压不住，还是要讲。见到问题不讲，这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斥责，陈毅义正辞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会被某些人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围攻。
在围攻中，陈毅大义凛然地说：
“你们说我是黑帮头子，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你们懂什么叫机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果敌人今天来了，我们每个人发一支枪，我陈毅打得绝不会比你们差！也绝不会开小差！告诉你们，我是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之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
8月下旬，北京城里有关陈毅的流言蜚语猛然增多。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陈毅反对文化大革命，死保工作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造反派列举的材料，不少均为中央核心机密档案的篡改，或断章取义；陈毅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发言，也被造反派大段摘录，公布在大字报上。陈毅十分清楚，是中央文革乱抛档案，不断给造反派提供炮弹。
当然，炮弹也有带糖衣的。在文艺界召开的宣传大会上，江青亲自把陈毅的夫人张茜请上主席台并向到会群众热情引荐。陈毅明白江青的潜台词：只要你闭上嘴，只要你不再出来讲话，老账一笔勾销，你还是稳坐主席台的陈毅。
对于当时他个人的处境，1971年，陈毅在301医院住院时曾经和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谈起过：“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2.毛泽东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
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他挽着陈毅胳膊照了相，然后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给毛泽东敬了军礼，真诚坦荡地说：“请主席放心，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陈毅在政治局分工还管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他不能不吭气。
包头钢铁厂运到一批机器，是从苏联进口的，拆箱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坏的，中方要求退换。但这要等苏方派出的4名专家来作技术鉴定，然后再作定论。苏联专家一到包钢，就被造反派包围。他们还精制了高帽子，准备拉“苏修”专家在全厂游斗。
一个普通、具体的外贸交涉，顷刻之间，就可能变成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的导火索。情况迅速报告到北京陈毅办公室。陈毅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亲自给包头钢铁厂挂了电话。
厂长去贯彻陈毅“不准许把国内斗争方式用以对外”的指示，造反派不但不听，反把厂长也“架了飞机”批斗。
陈毅第三次电话打给造反派头头：“小同志，我相信包钢红卫兵是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是顾全大局的！你们一定能使苏联专家尊重事实真相，一定能说服他们在退货协议上签字的。我在北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造反派终于接受了陈毅的意见。这样一个具体问题，非要一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处理，而且整整花了一个下午。
8月24日，在外交部红卫兵成立大会上，造反派提议要陈毅当“红卫兵司令”。陈毅说：“我这个人不搞个人迷信。”“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空喊口号！”8月下旬，陈毅派人赶到干部宿舍，制止外交部造反派的抄家行动。事后，又找造反派谈话，苦口婆心劝导，使造反派又恢复了对陈毅的信任。9月上旬，外办召集了外事工作座谈会。9日上午，一向着装洒脱的陈毅，穿上一套绿军装，在鲜红的领章帽徽映衬下，显得威风凛凛。他开口直切主题：“你们没有给我戴高帽子，我来讲一讲，帽子天天戴嘛，怕什么啊！无非比我这顶高点么。我坚决不同意国庆少接待外宾，我就为这话来的……”
9月下旬，国务院总结会上，陈毅结合汇报外事口运动的情况，阐述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陈毅认为，“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应是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他说：因此他在外事口主要抓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毅亲自动员群众给领导，首先是给他自己贴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外事口各部门党组成员，包括陈毅自己，都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泄露外事机密为原则）作了自我批评。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外事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真正打倒的一个也没有。经过群众运动“洗澡下楼”，全部可以过关。
同时，陈毅还检查了自己求稳怕乱的思想，外事口派出的工作组的错误，他要负领导责任。
鉴于外事口既发动了群众，又坚持了党对运动的领导，与那些党委被冲垮，运动乱成一团糟的部门比，要算比较正常的。外事口的运动获得国务院的好评。
陈毅并非好大喜功之人。但是，这一次外事口的运动获得的好评，陈毅确实引以为荣。他一改讳谈自己成绩的习惯，在以后好几次外交系统的会议上，都不掩饰被评为“基本守法户”的快意，以鼓励大家敢于领导运动的信心。
陈毅不仅敢讲话，他还考虑得更远更深：青年人有热情，但是缺乏斗争经验，他不能看着他们犯错误。他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他的战斗岗位不仅在外事口，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有责任引导青年走正路。
这天，身穿军装的毛泽东主席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陈毅习惯地行了标准举手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握了手，然后挽起陈毅的胳膊，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了问陈毅近况，陈毅回答后，说：“主席，我还有个想法。”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什么想法？”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得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以他特有的拖腔拉调，得意洋洋地给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本来，对于这种政治定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有争论，一直没有通过。3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仅仅过了两天，10月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打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旗号。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是中共各省市委、各部局党组的“第一”书记们。
中共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个风口上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老同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正是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批评的12个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们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是三反分子，我这个党的主席是什么呀！
然而，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在这种高压之下，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谈何容易？！各地“父母官”心情的压抑难以名状！他们处境的危殆更显而易见！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这其中包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他在这次“家宴”上的某些话是不寻常的：
“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往哪边跑！”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1966年11月13日下午，面带微笑的周恩来总理和陶铸副总理、军装严整，步履稳健的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元帅和风度洒脱的“便衣元帅”陈毅，在工人体育场内绕场一周，与8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见面，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周恩来太忙，接见后与陶铸提前退场。4位元帅在肖华主任陪同下落坐主席台。陈毅在年轻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走上讲台。
这是11月份以来，陈毅出席的第4次群众大会。他不但有请必到，而且只要出席，必定讲话。陈毅仿佛在追赶，在拚搏，不断加快行军步伐，而将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
陈毅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我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出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大家不是要搞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搞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如果没有学会，这个损失很大。啊，你这个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就是给我们泼冷水。唉，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我说其他的恐怕不能讲，没有什么资格可以讲话，但是在你们青年人面前，我犯错误比你们多，我这一点有资格讲话，你们没犯过我这么大的错误。”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作法。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外路线”以来，学生们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的批评。在这之前，文革小组只讲“群众运动一切合理”，造反派能肆无忌惮，而广大干部和群众愤愤不平。
今天，陈毅这盆冷水泼得太解热了！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台上的老干部不断以掌声感谢陈毅元帅，感谢他讲出了自己想讲又不敢讲的话！
4位元帅的讲话稿立即在全国传开了，各省、市委组织宣传车上街，不断播送4位老帅的讲话记录稿，人民群众拍手叫好，非常拥护，一些军事院校也开始扭转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局面，党委硬棒了，敢出来说话了。
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绝不会漠然视之。北京街头小报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王力说：“这次不打倒4个老帅，就准备上断头台。”
陈毅读到这条消息，勃然震怒，他正气凛然地说：“那就让他试试吧！”
11月29日，陈毅又和叶剑英等一起去北京工人体育场了。周恩来总理绕场一周离去，陈毅又开始讲话。这次讲话还是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的批判，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和程度”，“不按这种科学的分析，就扩大化、简单化，就打不中目标”。陈毅这次讲话集中批评的就是斗批改中间的简单化、扩大化。他还真切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就是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认为斗争非常简单，用简单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我们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真正的黑帮，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极少数。这样不会伤好人，不会伤可以改正错误的人。”
钟期光的儿子在外地串连回京，兴奋地向陈毅讲了他在外省所见：一些造反派想冲击省委，门卫的战士毫不退让，他们向群众用半导体喇叭宣传，同时就散发老帅们讲话的传单。
“散的是哪一次讲话？”陈毅问。
“两次都有：13日的，29日的。”
陈毅脸上现出几分快意。
3.周恩来希望陈毅带头检讨，
看着总理憔悴的神情陈毅答应考虑
1966年11月下旬，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总理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11月30日下午7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向听众们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形势图。在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中，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元帅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1967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陈毅虽然知道国务院公务繁忙，特别是外事工作不能中断，但要他向造反派检讨，没错而承认有错，他想不通，看着周总理疲劳、憔悴的神情，陈毅答应考虑。
一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当中央文革小组的“左派”们喋喋不休地质问和声讨时，陈毅、叶剑英发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总理竟打了瞌睡，十分震惊！两位元帅在回程的汽车中心情沉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念：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跨了！这种形势下，没有周总理不行啊！
陈毅立即找到周恩来表示：他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外交部工作搞好。
周恩来非常高兴，叮嘱陈毅：检讨不要太长，写好先拿给我看看。
形势日趋恶化。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鞭打致死；分管经济几个重要部门工作的谷牧、余秋里被造反派抓走；周总理派人去要，造反派顶住不给……
每想到国家的命运，几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党的干部遭受的摧残，陈毅就坐立不安，夜不能眠。
1967年1月4日，陈毅参加完碰头会，回家已是半夜，突然听到一声声“打倒陶铸”的口号震颤夜空。陈毅立即打电话询问李富春：“打倒陶铸”是否政治局党委会的决定？李富春告之不是。陈毅悲愤至极：一位副总理，现任的党内第四把手，又是这样不经中央集体领导决定，随随便便点名批判？！还有什么党纪国法！
要是按陈毅的脾气，立即去找造反派辩论，但他考虑到对周恩来总理的许诺，不能再给周总理添麻烦，陈毅强压怒气，彻夜写检查直至天明。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一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他语调沉重，态度虔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作了总结，全场掌声如雷。陈毅的检查过关了。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进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腰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像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像是卸去沉重枷锁，准备投入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1月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取报社和市委大权。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夺权宣言。12日，《人民日报》套红刊登了中央发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轮番接见造反派，集中宣传夺权！夺权！！夺权！！！
一时间，夺权的黑风扫荡了中国大地。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身边留下“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纸条后，吞服几十片眠尔通，含恨辞世。
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被打倒后，人在何处，是生是死，周恩来多方查问，均无消息。
几天后，一个深夜，造反派突然冲进贺龙元帅的家中。幸亏周恩来赶先将贺龙一家接到中南海，住在自己家。
偌大的北京城，唯一尚未被造反派染指的中南海，其西门、东门，也先后被造反派冲开5次，均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好一番苦劝，才得以维持起码的秩序。
这些天，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了必要到场的外事活动，他几乎足不出户。他第一次从报上看到上海夺权的消息，异常吃惊，而现在夺权“风暴”已席卷全国了……难道党已经彻底变质？各级政府彻底变修？非彻底夺权不可？！果真如此，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十七年的建设成就岂不全部否定了吗？！陈毅想不通。然而，毛泽东支持“夺权”，谁也没办法！
陈毅无法阻挡夺权的风暴，但是，他还是政治局委员，还是外交部长，他还可以在自己能够管辖的范围内，尽量地减少损失。
1月19日下午，按照与总理商定的办法，陈毅亲自打电话给外办副主任李一氓，嘱他迅速组织外办工作人员“夺权”，以免外事大权旁落，造成党和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
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还在发展，而且波及驻外使领馆。陈毅担心在国际上闹出大事来，2月6日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呈送毛泽东。2月7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为了慎重，不让造反派抓住辫子，陈毅又找来乔冠华、宦乡。陈毅说他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上。陈毅布置他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要想方设法使中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陈毅想订出几条无懈无击的规定，报送中央，请毛泽东批准，照章执行。
此时，陈毅在与诸老帅的交谈中，都有一种决战逼近的预感。他们为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已被逼上最后一块阵地。几位老帅无力改变领袖的决心，但是，他们能决定自己的选择。他们已在不同场合站出来正面地讲了许多告诫青年人的话，但是，直接地面对面斥责造反派的重要头头，还没有人试过。陈毅首先爆发。
第一个遭到怒斥的，是外交部已经夺得监督大权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在机场向陈毅提出，要求在迎接外宾的见报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毅后面，副外长的前面。陈毅一口回绝，他认为外长后面理所当然应排副外长的名字。造反派恼羞成怒，摔门而去。陈毅异常愤慨，他说自己革命40年，没想到会弄成这种模样，“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拚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我过去也斗过人家，人家也斗过我，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不知道晚上怎么样。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顺风倒，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了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2月16日下午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出于激愤，他提起皮包，离席欲去。陈毅叫住他：“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毅自己并没有长篇发言，然而，他的发言触到了3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在会议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中可以看到，陈毅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陈毅决不会不知道：“斯大林晚年”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却“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当夜9时许，陈毅在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带着怀仁堂斗争的激情，长达7小时的慷慨陈词，展开了所有火力，向着阴谋家们猛烈开火！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恶人先告状，由江青安排，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详细地集中地汇报了老帅们和副总理们的言论。起初毛泽东还轻松晒笑，觉得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汇报到陈毅的“黑话”时，毛泽东脸色阴沉下来，随即越听越火，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未能实现。
19日晚，毛泽东召来李富春、李先念和叶剑英等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于是，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扯大旗当虎皮，向这批开国元勋发起猖狂围攻。
整整一个月里，陈毅白天是副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出现在谈判桌上、宴会厅里，精神鹰扬、庄谐成趣；晚上，走进“政治生活会”，便成了众矢之的。而这种围攻、批斗每天延续到后半夜。3月18日凌晨“政治生活会”结束这天，陈毅心情激愤地对秘书说：“40年前，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今天又挨斗，‘三·一八’是最黑暗的日子！”
其实，这只是拉开了黑暗的序幕。
怀仁堂二月抗争被定为“二月逆流”。从此，陈毅的处境日益困难。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在中央的各种会议上都把陈毅当靶子，批斗一通。陈毅发言，他们抓住个别字句批一顿；陈毅不发言，他们又说你陈毅向来喜欢发言，今天为何不讲话，也得批一通。文革小组一伙还不满足于在上面批，竭力煽动造反派组织群众性批判。
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通过北大、清华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陈伯达、戚本禹给外交部造反派“做工作”，实际是给造反派交了底：揪斗陈毅的障碍是周恩来，一外、二外造反派组成的“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他们拦截车辆，阻塞交通，妨碍正常外事活动，想压周恩来交出陈毅。
周恩来没有向造反派妥协，他坚持对陈毅的批判要小会为主，以理服人，不许在会场悬挂“打倒”和“三反分子”标语。
8、9两月，外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先后组织8次批陈会。每有批判会，周恩来都竭力保护陈毅的安全。但造反派在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十分猖狂。8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批判会遭到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冲击，冲入外交部院内，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包围办公大楼要揪陈毅。陈毅被困在外交部好几个小时。8月27日凌晨，已经连续工作18小时的周恩来严正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大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文革小组耍尽阴谋，挑起事端，以激怒毛泽东，彻底铲除周恩来、陈毅。然而，算盘未能如意。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批了5个字：“大大大毒草”！不久，猖獗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捕，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上贴出了由91位司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
因为91人大字报为陈毅说了公道话，中央文革立即抓住不放，斥之为“二月逆流”新反扑。一夜之间将“批极左、抓坏人”变成批判“形‘左’实右”，在司、局长和大使等干部中，大抓“反党阴谋集团”。
听到91位同志不断挨批斗的消息，陈毅百感交集，夜不安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动同志们揭发自己，与自己划清界限，免受株连……
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发去的一份电报在无意中说了真话：“二月逆流”问题传达以后，上海的干部、工人和居民中，凡讨论这个问题，总有为数不少的人痛哭流涕。有的提出质问：陈毅怎么可能反党？也有人说：如果陈毅真的反党，那就太可惜了。姚文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毅在上海的流毒影响很深，很广，必须彻底戳穿画皮，暴露其反动灵魂。为此，上海市常委会编发铅印本《陈毅黑话录》散发社会。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上海××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陈毅投身革命40余年，是党内公认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没有怀疑和否定过。他坦荡地说：到底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自己说了不算，造反派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做结论！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召开。
陈毅是“九大”主席团成员。
在“九大”上，陈毅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名单见诸报端，在张、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市，有人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署名，给陈毅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是人民的心声。
4.“革职为民”，与夫人共度平民生活
自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陈毅的外交生涯就仿佛宣告结束了。除了受批判，无事可做。周恩来了解陈毅及其他受批判老同志的痛苦，经过周密思考，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一项建议：“让几位老帅和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些被打倒靠边的老同志到工厂蹲点，搞些调查研究。”
蹲点调查的地点选择，周恩来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苦心斟酌的：这些单位既要是自己力所能及，有把握保护这些老同志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的地方，又要不让大权在握的林彪、中央文革找借口再做文章。最后，他选定了已被中央文革划定为“斗批改”的样板单位——6厂2校。他在讨论会上说：到样板单位蹲点，有利于接受“再教育”，提高革命觉悟。会后，他找来在6厂2校“支左”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干部，一一亲自交待，必须绝对保证这批老革命的安全，衣食住行都要尽量给以照顾。
陈毅从1969年2月初起，到北京市郊南口机车车辆修理厂蹲点，他住在工厂，参加工厂的劳动和班组会，每周给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一份调查报告，工作十分认真。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老帅每星期召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主持，对目前国际斗争问题，发表见解。此时，陈毅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中国外交必须有所作为。
1969年3月1日下午3时，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先后步入紫光阁武成殿。从这天至10月18日，老帅们座谈了23次，给中央送上数次报告，对中国外交完成从60年代向70年代的转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老帅形势座谈会上，陈毅最先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
据做会议记录的熊向晖、姚广回忆：陈毅对他们说：“在我们给中央的报告中，要把尽早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作为重要的一条内容写进去。”工作人员担心造反派再抓陈毅的“辫子”，说他“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但陈毅毅然决然地说：“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观点一定要报告给毛主席！”
同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奉尼克松总统之命，向中国驻波兰大使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批准恢复华沙谈判。
1969年10月17日，陈毅接到请柬，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体育表演晚会。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等也出席了晚会。表演结束后，在休息室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央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董必武、朱德去广东；陈云去江西；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石家庄……
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强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故向总理提出，自己去开封，让陈毅去石家庄。
陈毅到达石家庄后，仿佛革职为民。重要的中央文件看不到了，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陈毅每周只有3个半天去铁路大厂参加工厂活动，其余时间，和妻子张茜一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陈毅是个喜爱到群众中去走动的人，现在想走动一次，需要报告省革委会批准，极不容易。他仅去西柏坡附近的平山县参观过一次，农民群众以玉米饼、地瓜酒热情款待，亲切真诚。
5.上庐山，被康生栽赃诬陷
1970年7月，陈毅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厂医给他开了几次止痛片，吃后无效。到8月底，他本想向中央报告回北京治疗，但接通知立即上庐山，去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陈毅登机时万没料到：身体上的病痛尚未治疗，精神上又将遭受难以言状的沉重打击。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来被党史界恰当地称为第二次庐山会议，和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宪法、经济和战备，焦点是宪法的修改，焦点中的焦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多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自己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却很想当国家主席而表面上竭力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企图以此使毛泽东表示一个“我不当你当吧”的旨意，就不但可以巩固自己“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还能把江青、张春桥一伙及时地堵回去。因为这时候，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帮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帮，为了争夺“毛泽东以后”在中国的地位，已经暗斗得十分激烈了。为了抢班夺权而密谋的宫廷政变早就在进行准备了。然而这些情况，只身离开北京已近一年的陈毅很不了解，他连普通的文件也难得看到。
陈毅到庐山后，被分配在华北组参加讨论。能避开华东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恶意纠缠、横蛮斥骂，陈毅倒也心安。
虽然8月23日会议一开始，“大批判开路”批判的矛头立即集中到陈毅等“二月逆流”的“黑司令”身上。陈毅很镇定，只听不开口。
8月23日，林彪作报告。报告内容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这位“副统帅”的特长，高度颂扬毛泽东的天才，万分热忱地恳请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8月24日晚，华北组按大会通知讨论林彪白天的报告，会议开始后，陈伯达、汪东兴走进会场。陈伯达异常激动，用难懂的福建话，重复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有当权派在修改的宪法里否认毛主席的天才，有野心，搞阴谋。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反复询问，陈伯达则暗示此人是张春桥。于是，一些不明内情的中央委员愤怒批判这个当权派，同时也猛烈地围攻陈毅，责令这位“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二月逆流’黑司令”明确表态！
本来，陈毅对陈伯达的“义愤”不知内幕，不准备轻易表态，只想照例检查一下自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然而指名道姓提出的质问是严厉的，不容回避。
陈毅作了发言，大意是：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毅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群众中锻炼出来的”。他说，“总之，天才这个解释，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天才是对的，生而知之，天生之才，这是错误的，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还有人出来否认毛主席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
这一篇结合历史事实，力图用辩证法和唯物论观点来阐明问题，有理有据的发言，收进华北组第二期简报时，竟被“概括”成一句话：陈毅同志作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
华北组第二期简报，连同陈伯达的暗示，立即在其他各组传开了。对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早已深恶痛绝的中央委员们纷纷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异常激烈。
那一天，张春桥坐在华东组会场里，神情紧张、沮丧。面前的烟缸，塞满烟头。
然而，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深怀疑忌了。林彪所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种提法，还有“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等等，都说明林彪企图把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已经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而今，林彪又想进而取得行政大权，毛泽东立即察觉了林彪的用心。
8月2日，分组讨论会暂停，收回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并找林彪谈话。毛泽东对“天才”总是上纲很高，令人震惊。
显然，一场运动中的运动又将开始——这就是继而全面开展的“批陈整风”，开始打击林彪集团。
张春桥恢复了镇定。一直“静观”的康生气势汹汹登台了。他煞有介事地宣称，庐山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合流，”是二陈合流。他采取移花接木，栽赃诬陷的卑劣手段，从背后捅陈毅一刀。
1971年夏天，陈毅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住在同一医院。陈毅把庐山会议前后详情向乔冠华说了一遍，最后愤怒地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
乔冠华建议陈毅找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从容地摇摇头，说：“中国有句古话，‘止谤莫如不言’。有许多事，你越去解释，越说不清楚。我现在不说，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6.回京治病，屡遭刁难
陈毅压抑成疾，病情早就发现。因去庐山开会和受黄永胜的无理阻挠，一直拖至1970年10月20日，他才回北京看病。其间又屡遇刁难，一拖再拖。陈毅暮年真是荆棘满途，命运多蹇！
陈老总从石家庄回到北京，交代秘书杜易办的第一件事是联系住院，要杜易立即打电话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联系，请他尽快安排住进301医院检查治疗。
陈老总对杜易说：“近来，我常感腹部隐痛，血压又高，总是感到不舒服，给中央和总理写了个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病，经总理批准，同意我回到北京就住院，我准备马上去医院。”
按照陈老总的交代，杜易立即打电话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联系陈老总住院问题。王答复称：301医院暂时没有空床位，难以安排立即住院，需要等几天才能住院。
杜易将王良恩的答复向陈老总汇报，陈老总颇为不解地说：“真怪，301医院怎么会没有空床位？你再同他联系，说明是总理批准我回来就进医院的，请他尽快想办法安排。”杜易再次打电话同王良恩联系。王的答复依旧，仍然说要等几天。
陈毅无奈，只好等待。
一连几天，杜易每天打电话催促，回答都是叫等待。等了将近一星期，直到10月26日陈老总才住进医院。
当时弄不清楚为什么不让陈老总早日住院。后来才知道，南楼六病室有五套空病房，因为黄永胜正在住院，不愿意陈毅住进去，医院就不敢收治，一直拖到黄永胜出院，陈毅才住进去。陈毅在六病室没住几天，又搬到五病室。因为陈毅住院的第二天，李作鹏也住进了六病室，邱会作、吴法宪之流来来往往，陈毅在走廊里散步，难免要碰到这帮家伙，感到不便，所以就搬到了五病室。
陈老总对于没有及时住进医院，心里明白是有人故意刁难，他曾几次讲过，对医院没有意见，并且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能住院就行了，前些日子为什么不让住院，不要再去打听了。
陈毅住院后，告诉医生，近来有腹痛，头晕，血压高，体重骤减等症状，要求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然而，医院某负责人却对医生们交代：陈毅只是治疗高血压和一般体检。此外还向医护人员施加压力，反复讲：陈毅是“二月逆流”黑干将，在庐山会议上又是“二陈合流”，要和他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强调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提到阶级立场问题，就使人不寒而栗，吓得医生、护士都不敢和陈毅多接触。试问，病人住院检查，医生不经常接触病人，怎能及早发现病人症状？
陈毅住院期间，按常规进行体检，虽然也作过钡灌肠之类的检查，但没有进行过专家会诊，结果没有查出什么病症。
住院56天后，医生对张茜说，陈毅身体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出院。
12月22日，陈毅出院回家。
回家以后，陈老总仍然感到腹部隐痛，腹胀内急，大便次数多而量少。为此又多次去301医院看门诊，也曾到中南海门诊部去看病，医生们都诊断为肠胃病，只开一些治肠胃病的药。经多次诊治服药，症状未见减轻。张茜和秘书们建议去301医院会诊。经陈老总同意后，同301医院电话联系，确定于1971年1月16日上午去医院会诊。
16日上午，陈老总离家去医院前，没有想到病情已经严重到需要动手术的程度，还很乐观地对工作人员说，回来吃涮羊肉。
陈老总从石家庄回北京时，管理员、厨师、公务员还在宁夏五七干校，暂时由两个秘书和警卫、司机一共4个人照顾生活，料理伙食，虽然烹调水平远不如专业厨师，只能做些家常便饭，但也别有风味，陈老总夫妇颇表满意。
1971年1月16日上午，陈毅去301医院会诊，经外科医生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很明显，诊断为急性肓肠炎，须立即开刀。医院领导研究后，一面作手术准备，一面打报告请示中央。周总理得知后随即指示：既然诊断是阑尾炎急性发作，可以考虑用保守疗法，年近古稀的人，最好不要动手术，挨上一刀。经医生们研究，坚持认为必须动手术，于是总理批准了动手术的意见，并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在动手术的时候去医院。
是日下午，陈毅被送进手术室，原以为割肓肠，只是个小手术，但打开腹部才发现，那个硬块原来是一个胀得鼓鼓的“大便包”。这是因为长了结肠癌，它像一个箍紧紧地卡住了那截肠子，排泄物到了这地方过不去，形成了一个大包。
这是出人意料的情况。于是，医生们只好临时改变手术方案，拉大刀口，切除肠子的癌病变部分，手术时间长达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从鼻孔插管子到胃里，减压排气，几天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当时最大的危险是怕肠吻合处发炎，形成肠漏。因为手术前作为割阑尾对待，没有做好彻底的洗胃灌肠，还有食物留在胃肠中，容易引起肠吻合处感染发炎。
手术后经过几个波折，一是发烧，外部刀口发现局部感染，医生在刀口插入两个管子，向外引流；二是并发心脏病，医生诊断是心肌梗塞。手术后一个月内，病情险恶，令人十分担忧。
陈毅住院56天，检查敷衍了事，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及早发现癌症。手术前诊断为阑尾炎，又是明显的误诊；手术过程中发现是结肠癌，仓促改变手术方案等，都耽误了治疗。后来医院写了个“检查”，承认重视不够，医生检查时发生差错。但“检查”又被邱会作压住，不让上报周恩来。
陈老总手术后，因心脏病发作，采取特护，禁止探视。大约过了一周，刀口基本愈合，心脏病好转，才允许身边工作人员进病房探视。
“肠梗阻”这个词儿是医生同他讲的。因为在手术以后，医生们为了避免给病人精神上造成突然打击，没有告诉他是癌症。但是治疗癌症又需要病人的配合，不能总是瞒着。为此，医护人员采取迂回的办法，使病人逐渐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树立癌症可以治疗的信心。办法是：护士到他的病房值班时拿着有关治疗癌症的杂志去，装作自己阅读，临走时，故意把杂志“遗忘”在病房，让病人自己去翻阅。
过了一段时间，为了使病人能配合治疗，医生同陈老总讲明病情。陈老总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除，再长出来再切除，没有什么了不起！”陈老总对于下一步治疗，充分信任医生。他对医生们说：“癌病变部分已经切除，还要怎么治，你们治罢！可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大约在手术后的两个月，周总理亲自给日坛医院院长吴桓兴打电话，提出要将陈老总转日坛医院治疗。日坛医院又称肿瘤医院，当时是北京唯一的治疗肿瘤的专科医院。吴桓兴是一位有强烈爱国心的归国华侨，出生在毛里求斯，早年在国外学医。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外工作，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从英国回到上海，担任国内唯一的一所镭放射医院院长。上海解放时，吴桓兴坚持留在上海。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他们之间有过接触。后来吴桓兴调到北京任日坛医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认为是有复杂海外关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过批判，被喊过打倒，也被抄过家。吴桓兴同陈毅虽然接触不多，但知道陈毅为人开朗、乐观、豁达大度。他接到周总理电话，听说陈老总得了癌症，不敢相信，但周总理说的，他又不能不信。他当即答应接受这个任务，并向周总理提出：日坛医院治疗肿瘤设备较全，但住院条件差，可以采取门诊治疗办法，即仍住在301医院，去日坛医院作放射治疗。
吴院长受周总理的委托，为陈老总治疗，既感到荣幸，又感到责任重大，决心尽自己所能为陈老总好好治疗。首先，他查阅了陈毅在301医院的病历，发现病历首页就记录着“两年体重下降20多公斤”，这是患癌症的重要症状，可是从病历中找不到专家会诊的记录。吴院长感到震惊，愤慨地叹息：陈老总的病被耽误了！他算了算，足足耽误了81天！
吴院长计算“耽误81天”，只是按陈毅10月26日住进301医院的那天算起，先住院56天作体检，后来回家25天。其实，陈老总的病被耽误治疗远远不止81天！
陈老总从1970年7月起就自我感觉身体不适，因为要参加二中全会，没有提出回京治疗。会后他提出回京治疗，被黄永胜一口拒绝。他回石家庄后向中央写信，经周总理批准才回京治疗，本应立即住院，又因受到刁难，被推迟一周后才得以住院检查治疗。若从在石家庄发觉腹部隐痛算起，少说已有五六个月。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早一天确诊，早一天手术，早一天作放射治疗，都关系着生命的存亡。姑且不说早五六个月作体检能够确诊，就算住院检查时能及时确诊的话，也能争取早日治疗。耽误这么长时间，意味着丧失了多少治疗机会呀！
10年后，1982年冬，吴桓兴老院长回忆给陈老总治疗这段往事时，还怀着十分哀痛惋惜的心情说：“陈老总的病归纳成一句话，确实是耽误了。根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害了他。陈老总去世后，按照叶帅的指示，在301医院开了讨论会，凡是参加治疗、护理和抢救陈老总的医生、护士大部分参加了，详细分析了病史和治疗过程，再次察看钡灌肠的片子，认为如果当时仔细一点，是可以及早发现癌病变症状的。”
陈老总第一次去日坛医院是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吴桓兴院长在门口等候。陈毅下车见到吴院长，先用法语说：“晚上好，吴院长。”接着他用带有浓厚四川乡音的话说：“劳您大驾打夜工为我看病，我陈毅不胜感激啊！”
吴院长见到陈毅也很高兴，寒暄一番后，向陈老总解释了日坛医院住院条件差，只好采取门诊治疗的办法。然后，两人先聊聊家常，吴院长讲了一通毛里求斯的风景如何美。陈老总笑着说：“人人都说家乡好，我没有去过毛里求斯，也没法同你争呀！”吴院长的闲聊，意在使病人精神上放松，不要太紧张。闲聊一会儿后，转入治疗的正题。
吴院长说：“论打仗，你老总是内行，我不懂。不过今天给你治疗，用镭射办法消灭癌细胞，也要采用打仗消灭敌人的办法，先消灭周围的癌细胞，然后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把癌细胞彻底消灭干净，你看这样行吗？”
陈老总说：“治病方面，你是内行，我是外行。你讲要用打仗的办法来消灭癌细胞，有道理。好嘛！我身上的这一仗怎么打法，就由你来指挥。”
第一次治疗，就由吴院长操作。以后，一周6次，除星期日外，每晚都去日坛医院作放射治疗。
陈毅每次去肿瘤医院治疗，都是吴院长亲自接待，亲自操作，剂量大小，时间长短，完全由吴院长根据病情及治疗的反应来控制。他工作非常认真，每次都要把放射点对得很正确后才进行治疗操作。陈老总始终保持乐观情绪，积极配合治疗。在治疗前后，他们总是有说有笑地闲聊一会儿。他们在交谈中时而夹着几句法语，吴院长在陈老总面前无拘束地谈到上海解放时，解放军睡马路、啃着面包听陈市长的大报告，从早晨一直听到傍晚，真累也真痛快的感觉。陈老总也曾问吴院长为什么要回国，想不想离开？吴院长也坦率相告：挨斗时也真想离开。陈老总同他讲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谈到高兴时，两人都毫无拘束地放声大笑。
陈老总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不适症状。但当医生的当然知道，病人在接受放射治疗过程中必然会有不适反应，吴院长有时也看到放射治疗时陈老总用力咬住嘴唇不说话，竭力控制自己。
有一天，吴院长问陈老总：“这几天放射治疗中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觉得有些难受？”
陈老总坦然地说：“反应当然有，有时候也觉得有些难受，不过还能忍受。这与我在游击战争年代受伤，拄着拐棍打游击的情况来比，算不了什么！”
陈老总继续向院长叙述当时情况说：“1934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五次‘围剿’，我在前沿阵地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左胯骨，造成粉碎性骨折。那时红军医疗条件不好，拖了一个多月才动手术，取出碎骨。后来红军开始长征，我因为受伤不能长途跋涉，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拄着拐棍同敌人周旋，伤口经常发炎，没有消炎药，伤口化脓后自己动手，挤掉点脓血，擦上点万金油。万金油这东西，蚊子咬了擦一下还有用，根本不是治伤口用的，所以伤口拖了很长时间才好。你想，拖着一条经常化脓的伤腿，在山沟沟里转来转去同敌人打游击，是不是很难受！现在放射治疗有点反应算不了什么，可以忍受，按照你的治疗方案继续治吧！”
陈毅在日坛医院进行放射治疗的同时，在301医院按原定治疗方案接受治疗。在治疗过程中，陈老总同医护人员密切配合。
从4月中下旬起，陈毅健康状况恢复得比较好，每天可以看看书，翻阅《参考资料》，除略微消瘦外，行动自如，能够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活动活动。为了争取尽快恢复体力，他几乎每天要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走上几圈。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陈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毛泽东正在城楼休息室里会见各国外宾。周恩来见陈毅来了，异常激动地告诉毛泽东：“主席，您看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地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说：“主席，您好！”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来和陈毅握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在场的外宾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位面容消瘦的军人，正是近两年没有露面的陈毅外长。陈毅同外宾一一握手。
西哈努克亲王见到陈毅，心情非常激动，习惯地双手合揖，迎上前来说：“尊敬的元帅阁下，您好！”并紧紧地握着陈毅的手连声问候，一再表示，他经常想念着陈毅元帅和夫人，陈毅元帅身体健康使他高兴。
许多老同志看到陈毅身体比较好，都为之高兴。外交部的干部和翻译们也都喜形于色，相信陈老总会很快恢复健康，回到外交部领导工作。
5月2日，陈毅手术后第一次回家看看，在家中院子里夫妇俩照了一张相。这张现在广为流传的照片，是张茜对好焦距，由杜易拍摄的。它以松柏为背景，陈老总夫妇坐在自家院中，神态自若。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陈毅在手术四个多月后，身体恢复得不错，精神也相当好。
这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陈毅夫妇还参加过一次外交活动。这是陈毅最后一次外交活动。
1971年6月12日下午，陈毅夫妇到东交民巷柬埔寨国家元首官邸看望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西哈努克亲王对陈毅夫妇的拜访表示深感荣幸和非常感谢，双方重温过去多年的友谊，气氛热烈友好。陈毅赞扬西哈努克一贯坚持独立、反帝和同中国友好的政策，对柬埔寨一贯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感谢。西哈努克强调坚持同中国友好的政策，坚持反帝和民族独立与中立，感谢中国多种形式的援助。
接着，陈毅夫妇还看望了宾努亲王和夫人。早在5月下旬，因宾努亲王住院治病，陈毅曾在301医院会见过宾努亲王。那次会见中，宾努亲王提出：等柬埔寨全国解放后，邀请周总理和陈毅元帅一起去柬，共同庆祝。陈毅表示：到时一定随周总理前去。
1971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陈老总从医院回家，同张茜一起，召集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陈老总很动容地对大家讲：“你们在我这儿合作共事，时间都已经很长了，我们合作得很好。现在，按我的身体状况来看，今后如果恢复得好，还可以做一点工作，但是已不可能担负重要工作了。小庙养不起这么多神仙。今天同你们商量一下，趁着你们还年轻，可以离开我这儿，去独立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我帮助安排。”
大家与陈老总相处日久，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都以能在陈老总身边工作为荣，谁也不愿离去，特别是不愿在他病魔缠身时离去，都希望能在老首长身边助一臂之力。大家沉默了好一阵，没有人发言。
陈老总又说：“我们这一摊子应该说属于外交部，是不是可以考虑有的同志转到外交部去分配工作？”
对于这个建议，大家没有异议。最后确定将杜易和石国宝两个秘书、警卫官恒征和司机李继元4人转外交部分配工作，管理员魏风歧和厨师、公务员3人继续留下工作。
会后，陈老总向外交部几位副部长作了交代，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准备转外交部分配工作的4名同志的情况，要他们量才使用，安排工作。
陈老总决定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安排，显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在挨批、挨斗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离开，而是考虑这样七批八斗，今后怎么工作？他始终坚信，坏人当道不会长久，“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运动过后还要为党多做工作。现在他患了癌症，自知今后难以再担负繁重的工作，才不得不作此安排。
7.“平生江海志，今日得稍舒”
1971年7月，陈老总提出要到北戴河去疗养，医生表示同意。杜易秘书去找医生，建议最好让陈老总留在北京继续治疗，不要去外地。医生告诉杜易，据检查，陈老总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他要到北戴河，就让他去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杜易听到这么说，顿时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再问医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已经告诉病人？医生作了肯定回答，并说还没有告诉本人。杜易从医院回来问张茜：“为何不留在北京继续治疗，要去北戴河？”
张茜说，他已好几年没有去北戴河了，这几年整天生活在斗呀、批呀的环境中，心情总是好不了，换换环境对身体也许有好处。既然医生同意，家属也赞成，当秘书的也就不多说什么。
陈老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离开过北京，直到1969年10月因中央决定疏散才离开北京去石家庄。1970年8月，他因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上了庐山。陈毅去石家庄是被疏散去的，心情不太好；上庐山开会，心情也是很沉重的，因为自从二月抗争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后，每次开会，不管是党中央的会，还是军委的会，他总是作检查，挨批判。这次去北戴河是陈老总主动提出要求的，他认为到海边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加强锻炼，有利于早日恢复健康，所以这次离京时心情比较好。
几年没有来北戴河了，一到海边，陈毅顿觉心情舒畅。“平生江海志，今日得稍舒。一片大空阔，海洋良无殊”。北戴河有风也有浪，但这里的风不是批斗狂风，这里的浪不是整人恶浪。在海边没有人监视，也听不到冷言恶语。陈老总可以自由自在地迎着海风在海边漫步，倾听大海的浪涛声。
在北戴河海边，他不能下海游泳，只能在海滩上作日光浴。为了加大运动量，陈老总早晚坚持在海边散步，有时候一次走几公里，有时候早早去海边看日出。平时，陈老总夫妇在家阅读《毛泽东选集》和马列原著，翻阅一些古诗，同儿女们聊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陈老总的住处与聂荣臻元帅是近邻，两位老战友经常在海边席地而坐，自由自在地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两个老帅回忆了当年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时，并肩战斗的往事。陈毅还谈到在石家庄时曾经去聂帅当年的司令部驻地参观，发现根据地人民仍很贫困。两位老帅谈着议着，都认为应该早日结束运动，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有时候他们还约朱老总一起聊天。
外交部几位副部长们去看望时，陈老总热情接待，有说有笑。去的人看到陈老总依然那么乐观、健谈，都为之高兴，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回外交部主持工作。
这年夏天，周恩来专程到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晚饭后特地抽空去看望陈毅，再三嘱咐他要安心休养，并告诉他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希望他早日康复。
农历7月13日（公历8月26日）是陈老总的生日，为了庆贺70寿辰，他特地约聂帅相聚，一起合影留念。
这年夏天陈毅夫妇和儿女们在北戴河休养近两个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9月12日返回北京。
这年夏天，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陈毅搬家，搬出中南海，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另找新居。这是因为陈毅只是九届中央委员，不宜住在中南海，但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供给关系转到了中央军委，住房也改由军委解决。
陈老总服从组织决定，没有异议，他从北戴河通知杜秘书，要他配合军委办公厅选择住房。杜秘书跟军委办公厅服务处的同志去看了两三个地方，最后选定了北新桥前永康胡同7号。这所住房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有利于散步、休息。杜秘书选中后绘了一张草图送北戴河请老总作决定。他看了草图后表示同意，确定回京后搬家。
9月27日，陈毅一家搬出中南海，迁居到前永康胡同。这所房子原来是徐海东大将的住房。徐海东也是在1969年10月被疏散去外地的，不幸在外地逝世。陈老总一家迁入前，只是打扫一下卫生，除了在浴缸旁安装一个拉手外，未作任何装修。
陈毅在北戴河疗养期间，林彪正在北戴河策划夺权阴谋活动，因为彼此没有任何往来，他对林彪的罪恶活动也一无所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即“九·一三事件”，陈毅是在事隔一周后才听到传达的。
1971年9月20日，军委办公厅通知陈毅，21日上午去军委办公厅会议室听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文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死党，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林彪逃亡摔死后，中央给黄、吴、李、邱10天时间，要他们彻底交代问题，当时还暂时没有变动他们的职务，所以，这次还是由黄永胜向军队的一些老干部传达文件。
那天，陈毅和老帅们来到军委办公厅，黄永胜在门口迎接，向老帅们表示欢迎，并说，今后要在老帅们领导下工作。陈毅看见他态度不同往常，还搞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答说，你们不是老说要同我们划清界限嘛！还讲什么领导不领导？听完传达后，黄永胜说已准备了午饭，邀请老同志共进午餐。叶剑英元帅说，不吃饭，回家去！叶帅说完后，大家都附和，站起身来就走。
听过传达后，陈毅连续几天抱病参加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在会上，陈老总作了两次长篇发言。
1971年10月，陈毅的病情基本稳定，继续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在医院里，他仍然时刻关心国内大事，每天都要翻阅几本《参考资料》。
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投票，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秘书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去医院向他汇报。
陈老总听到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好消息，非常高兴。他说：“好呀！斗了20多年，总算有个结果。这证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团结亚非拉人民的外交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陈老总继续说道：“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希望早日结束运动，集中力量抓经济，要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是靠国家大，人口多，而是要靠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力量强，在国际上说话才有分量，才能在安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唉！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毛主席说，这场运动搞几个月就结束，谁也没有料到，那些阴谋家、野心家出来乱搅一通，时间拖得那么长，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运动，转到认认真真进行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
陈毅在高兴之余，所说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也正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
陈老总在医院里精神好的时候，还经常伏案工作，认真修改他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可惜，后来病情恶化，这份稿子没有能够亲自改完。
8.弥留之际，与元老们深情交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人们为陈老总病情稳定而高兴，并盼望他能早日出院的时候，自11月6日起，陈老总的病情突然恶化，呕吐，不能进食，依靠输液维持身体。
11月下旬，经周恩来批准和安排，陈毅转到日坛肿瘤医院住院治疗。为了解决进食问题，决定再做一次胃肠吻合手术。但为时已晚，因为癌症已到了晚期。
陈毅病重的消息在老同志中传开了。
周恩来走进陈毅的病房，他搬把木椅紧挨着陈毅的病床坐下。他俯过身去，察看陈毅的气色，细问陈毅的饮食。从虚掩着的门缝里，不时传出陈毅微弱、断续的笑声。周恩来是最能理解陈毅心思的兄长，他以寥寥数语，温暖宽慰着病人沉重的心。
刘伯承被人搀扶着走进病房，他以手代眼，握了陈毅的手，又抚摸着陈毅消瘦的脸，他颤声对老战友嘱咐：“你瘦了，你要好好吃饭，安心治疗，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块去爬香山，一块去攀‘鬼见愁’，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拐棍’啊！”
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李富春夫妇都来看望了，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喉咙里总是重复着一句话：“谢谢你们来看我，你们都要多加保重，哎，这几年给整得太苦了！”
王震经常逗留在陈毅床边，他怕陈毅寂寞，总是带着小孙女来。三岁的小姑娘特别喜欢这位成天睡着，却又总是慈祥微笑的爷爷。推门进屋，她就像只美丽的小蝴蝶一下扑进陈毅怀里，嘴里天真地嚷嚷着：“陈爷爷，亲亲我！”
陈毅脸上呈现出安详幸福的笑容，他时常坚持拉着床架上捆着的绷带，在王震帮助下坐起身，他捧起孩子胖嘟嘟的小脸蛋，只轻轻和她碰碰额头，然后慢言细语地给她讲故事。
王震看在眼里，心里一阵发烫。他知道陈毅喜爱孩子，但又怕传染孩子。多会为别人考虑啊！这时，王震总是笑着劝慰陈毅：“快给老大、老二办喜事吧！我的个人体会，抱孙子比抱儿子亲得多！”
陈毅赞同地点点头：“是啊！我让昊苏、丹淮他们先办婚事，不要等我出院。”
乔冠华来了，他刚刚从联合国回来。当陈毅的女儿姗姗把乔冠华要来看望的消息告诉陈毅后，陈毅整整一个中午没合眼，一会问：“几点了？”一会又问：“姗姗，几点了！”眼睛里流露着急迫的神情。姗姗明白，爸爸渴望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详情。乔冠华走进病房，陈毅以少有的激情和宏亮的声音喊着：“伟大的胜利！”
乔冠华紧握着陈毅的手，眼里泪光闪动，与一个多月前庆贺林彪摔死，设家宴招待他的陈毅相比，面前的陈毅多么瘦弱、苍白！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向陈毅报告一切好消息！他介绍了联合国大会盛况后又接着说：“在联合国遇到的国外老朋友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哪有这么老的外交部长！”陈毅笑了，“就是身体好了，年纪也太大了。”
“能行！”乔冠华真诚地说，“姬鹏飞同志和我，都天天盼着您能重回外交部呢！再过几天，黑格就要带着先遣组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在打开中美关系问题上，总理经常批评我们思想太保守，提不出建设性意见，要是您在，许多问题就能办得更好些。”
看得出，乔冠华说的是真心话，也看得出，陈毅对能重返外交工作也并不是信心十足。但是，他听到外国朋友的问候，部里同志的思念，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心里感到了莫大安慰！
“噢！对了，”告辞已走到门边的乔冠华想起什么，又折回身对陈毅说，“毛主席关于外交部六八年那张‘九十一人大字报’有段指示，您知道了吗？”
陈毅点点头：“叶帅已经告诉我了，毛主席说：‘我就赞成九十一’。”
叶剑英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他担心陈毅劳神，经常只在病房里稍坐一会便告辞出来。然而，走出病房又不愿马上离去，他双手背在身后，低垂着头，默默无语，步履沉重，从病区走廊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踱回东头，长久徘徊在陈毅病房门前。这缓慢持重的脚步声，凝聚了老战友多少真挚的友情和惦念！
深夜，陪护陈毅的姗姗几次被从睡梦中叫起接电话。
“姗姗，你爸爸怎么样？”是叶剑英伯伯关切的声音，“他有什么话吗？”
“他白天又昏迷过一次。断断续续总重复着红军、党中央、路线斗争……”
对方哽塞、呜咽了，顿了顿才说：“你好好照顾爸爸，他有什么话，告诉我！”
12月底，在陈毅的坚持下，三儿子小鲁就要按时启程返回连队了。晚饭后，张茜和4个孩子一块来到陈毅身边。孩子们特意把齐白石老人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打开，那上面录的是陈毅有名的《赠同志》诗：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能系几安危？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张茜也拿出自己写的四句话，其中两句是陆游的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己的两句是：“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
陈毅了解妻子儿女的心情，他露出笑容说：“我会好起来的。小鲁回部队要好好干，不要挂念我，等我手术伤口长好后，我还要站起来，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要做些工作。”
除夕之夜，陈毅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他看清坐在床边的是管理员魏风歧，轻声招呼：“老魏。”
“陈总，您醒了！”老魏高兴地放下手中的书，“您想吃点什么？我去给您做……”
陈毅困难地摇摇头，又轻声说：“老魏，今天是除夕夜吧？”
老魏点点头。
“我这里没事，你回家去看看孩子，照顾照顾家里吧！”
“我家里没事。”老魏突然想起，九月初离开北戴河时，陈毅指着几级破损的台阶说：“老魏，明年你早点来，把台阶修一下，免得失脚跌倒……”老魏鼻子发酸，为掩饰，他清喉咙强笑着说：“陈总，我给您开个荔枝罐头吧，您爱吃的！老总，老总！”
陈毅没有答应老魏的呼唤，他又昏睡过去了。
1972年元旦过去了。2号下午，陈毅体温又升高了。下午3点，李先念走进病房。姗姗伏在爸爸耳边柔声说：“爸爸，李叔叔来看你了。”
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说话缓慢、吃力：“谢谢你了，老同志了，……我不能多讲话。”
退出病房时，李先念泪流满面。
陪送李先念出门后，姗姗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跌坐在病房门口的沙发里痛哭失声。因为张茜咳血，身子虚弱，又因为陈毅特别疼爱姗姗，只要姗姗在场，他的笑容多些，话也多些。因此，一个半月前叶剑英把姗姗从军医学校调来，参加了陈毅抢救小组工作。此刻，心中痛楚的自责和悔恨，牢牢攥住了姗姗的心！
那是半年前在北戴河。一天姗姗和张茜游泳回来，姗姗愤愤讲起，学校传达批陈整风文件，说九届二中全会上“二陈合流”反对毛主席，还说陈伯达罪状之一是“与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她听后怒不可遏，立即找校领导提出抗议：“我父亲与陈伯达根本是两种人，他已经多年没有工作了，离开北京也一年多了，怎么会反对毛主席！……”
张茜难受地摇摇头说：“这么大的事，你爸爸压在心里，一句话也没对我说。我也是最近在机关里听到这股风的。我气愤极了，天晓得他们这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是从哪里学来的！你爸爸听到后，却处之泰然，还劝我用不着为这种事生气。他说：‘我们党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造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进行批判可以不要事实作根据。大讲二陈合流的人，恰恰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陈伯达起哄十分卖力的人，他们何时有一点自我批评？毛主席把意见讲得很清楚，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讲到这，张茜掉泪了，她双手扶着姗姗的肩膀，难过地说：“姗姗，你找机会问问你爸爸，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详细情况，日后总有澄清事实的机会！”
姗姗当时答应了。可是，多少次她与爸爸单独相处时，她思前想后，总问不出口。有时她不敢问，爸爸一向严守党的纪律，公私分明，作为他的孩子询问中央内部斗争情况，恐怕被他狠狠批评；有时她不忍问，“文革”五年多来，爸爸一直没像今年夏天这样轻松愉快，心旷神怡，何必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让老人烦恼呢！然而，更多的时候她是充满希望的；父亲身体恢复得这样好，来日方长，这些事情以后一定有合适机会谈！
然而，一直到今天，一直到陈毅刚才说出“我不能多讲话”时，姗姗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早问清一切，她痛感如今更不能再去问这一切！现在爸爸就是想说也说不动了！
2日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同志现在神志非常清醒，似是回光反照现象。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乘车赶到日坛医院，急步走进陈毅病房，掩门长谈。
周恩来离去一会儿，陈毅又陷入神志不清。他两眼一直看着床边的昊苏和姗姗，嘴里不停说着含混不清的四川话，兄妹俩只能断断续续听懂一些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中共中央，三次要求……”陈毅只字未提自己和家庭。
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小鲁回到部队三天，即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急忙又赶回北京），嘴唇无声地蠕动着，姗姗贴近爸爸唇边，终于听清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他留给妻子儿女唯一的遗言。
5日上午，陈毅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叶帅来了没有？”不巧，叶剑英刚刚离去，方才他在走廊里徘徊等待了很久，陈毅一直昏睡不醒。很快，陈毅又陷入昏迷之中。
6日下午4时，经医生抢救，陈毅又一次恢复了自主呼吸。神志略微清醒，生命细如游丝。他认出了站在床边的女儿，两颗硕大的泪珠缓缓地涌出眼窝，流向耳际。
姗姗强忍着抽泣，用手帕轻轻擦去了爸爸脸上的泪水，坐在陈毅身边，握住了爸爸的一只手，再没有松开。
4时20分，闻讯刚刚赶到的叶剑英，望着生命垂危的老战友，泪流语塞。他颤抖着双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主席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交给守坐在陈毅床头的姗姗，让她念给爸爸听。
叶剑英这样做，并非受谁之托，他所期望的只是让老战友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知道这个来得太晚的“甄别”，让老战友一生中，尤其是晚年备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
立在床边的张茜被叶剑英真挚的友情深深打动了，她噙泪催促女儿：“快，快读给爸爸听。”
姗姗伏在床头轻声说：“爸爸，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
陈毅立即闭了闭眼睛。
屋里回响着姗姗清晰、缓慢的声音：“毛泽东说：‘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五·一六’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指周恩来总理）在内。当时那个情况，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姗姗读完，俯下身子急切地询问：“爸爸，你听到了吗？”
陈毅黯淡的双目眨动了一下，表示他听见了。
“姗姗，再念一遍！”叶剑英、张茜几乎同时要求。
姗姗又读了第二遍。
陈毅凝视着女儿，眼睛睁着，只是木然地睁着，再也没有反应了。他又一次陷入昏迷。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声骤然四起……
王震的小孙女突然被爷爷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的神情惊呆了。她猛然奔向陈毅床边，摇晃着陈毅的胳膊急促地喊着：
“陈爷爷，你醒醒！陈爷爷，你亲亲我！”当医生哭着把她拉开，用一条洁白的床单轻轻地盖住陈毅的面部时，孩子突然明白了，她挣扎着，哭唤着：
“陈爷爷，你不要死！陈爷爷，我不要你死！”
按照中国古老的习俗，亲人逝世是登程，必须有第三代送终。泣不成声的王震苍凉地喃喃自语：“陈老总，我的孙女就是你的孙女，我带她来给你送行，你上路可以安心了！”
消息传出，人们不禁脱口而出：“陈毅逝世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人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林彪一伙儿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还不到4个月，在中央下发的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里人们还看到陈毅慷慨激昂的发言。从那掷地有声的言辞中仿佛看到陈毅那坦荡的胸怀和仗义执言的无畏精神。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冷落、排挤和靠边的老帅们扬眉吐气，又到了为党为国为军队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恰在这时，陈毅却离开了人世，人们为失去陈毅而悲哀。
陈毅同志逝世后，宋庆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华国锋和廖承志、荣毅仁、赵朴初、华罗庚等都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
陈毅同志不幸逝世，许多老同志都为失去了一位革命战友而痛心。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同志都写了悼念诗。
朱德同志的诗写道：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
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董必武同志的诗写道：
久被病魔折，元良竟丧生。
立功丰不伐，求艺广多成。
皓月无幽意，清风有激情。
井冈山上树，瞻仰总心倾。
闻君病重久，欲探未成行。
忆昔比邻住，曾为倒屣迎。
谈国事，了了述边情。
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
叶剑英同志的诗写道：
鬼域含沙射，元良息仔肩。
儿曹当鹤立，接力竞无前。
陈毅逝世后没有发讣告，也没有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翌日，遗体送301医院解剖。
陈老总去世后，要选一张照片作遗像，当时有两张照片可供选择：一是1955年授元帅衔时穿元帅服的；二是兼任外交部长时穿中山服的。张茜认为这两张照片都不能反映陈老总的个性，征求杜秘书的意见。杜秘书想起新华社记者曾给他拍过一张便照，老总生前对这张照片比较满意，建议采用。张茜看了那张照片后，表示同意。这就是后来在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上挂的那张遗照。
8日起，在301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中央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和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和外交部的干部络绎不绝前往医院，带着沉痛的心情向陈老总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9.毛泽东打破惯例，提出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
陈毅1972年1月6日午夜逝世，毛泽东是在1月8日审阅中央送批关于陈毅追悼会文件时才得知的。这份请示报告中关于追悼会的规格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毛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泽东审阅报告时，将悼词稿中所写的“有功有过”四个字删除后划了圈。
毛泽东要去参加追悼会，是1月10日午间临时决定的。按日常惯例，毛泽东午饭后要午睡一会儿。1月10日午饭后，他没有睡意，显得十分烦躁，随手抓本书看，又看不下去，到1时30分的时候，他突然通知身边工作人员，马上调车，说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即调车，并通知周恩来和汪东兴。毛泽东顾不得更换睡衣，披上大衣上车。
周恩来对于手足情深的战友陈毅的追悼会如何安排，正在犯愁。得知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决定提高追悼会规模，通知宋庆龄副主席出席，并亲自打电话通知康矛召大使紧急约见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邀请亲王夫妇作为唯一的外国朋友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他同时要中央办公厅立即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务必出席，并决定：凡是提出要求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允许去参加。
八宝山，人们紧张地忙碌着，做着最后的准备。治丧委和八宝山的领导按工序一道道地检查看有无纰漏。
礼堂门口，八宝山工作人员把赶做出来的一块长10米，高1.5米的木牌吊上房顶，固定在礼堂前上方的水泥沿上。木牌蒙着黑布，上面贴着用白纸剪下来的“陈毅同志追悼会”七个大字，每个字有近一米大。
大厅内已布置完毕，正前方悬挂着陈毅的巨幅遗像，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似乎有许多话要讲。遗像下方的灵台上安放着陈毅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名威武的仪仗兵持枪立正守卫在两侧。
陈毅骨灰盒右侧摆放着毛泽东赠送的巨大花圈，左侧摆放着中共中央赠送的巨大花圈。依次摆放着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人民团体及领导人赠送的花圈。花圈太多，大厅里摆放不下，就延伸到大厅外的走廊上。礼堂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保卫、消防、电力等保障部门人员也到位。
警卫部队和石景山公安分局的警察已将八宝山四周严密戒严。八宝山公墓后山上一个排的战士严阵以待，以防不测。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们赶到了。警卫人员仔细地查验证件、检查设备后予以放行。记者们来到大厅内，选好拍摄位置，迅速而轻轻地做好准备。
这时，阴沉沉的天下起雪来。晶莹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地从天而降，像是为祭奠陈毅洒下万千的白花。
不长时间，八宝山银装素裹，天地皆白，老天爷似乎也为陈毅的去世而感到悲哀，给中华大地铺下一块巨大的白纱以示哀悼之情。
一辆接一辆的大客车拉来1000多名参加陈毅追悼会的党政军各界的代表。他们下车后默默地自觉排成两列在礼堂前按指定位置站好。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向陈毅告别，抬头看一眼竖立在礼堂上方“陈毅同志追悼会”的巨幅会标，就一个个难过地低下头去，不忍再看第二眼。队列里有人轻轻地哭出声，有人掏出手绢擦着眼泪，队列里没人走动，没人说话，有的只是无比的悲痛和深情的怀念，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气氛。
雪还在静悄悄地下着，雪片越下越大，在空中飞舞翻动，轻轻地落在人们的头上、脸上和肩头。落在脸上的雪融化了，和着人们的泪水流了下来。落在头顶、肩头的雪花却久久不肯化掉，人们头上、肩头一片皆白，和臂上佩戴的黑纱形成鲜明的对比。
排成长龙的小卧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入八宝山，党政军领导到了。
这些领导有的是和陈毅一道出生入死，拼战沙场，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元帅和将军们，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陈毅领导下工作过的部长，有的是陈毅生前的好友，各界的知名人士。“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人为避嫌，平日都很少走动，有些会议又不让他们参加，同住京城，见面却很少，唯有这种场合才相见一次，但悲痛的心情掩盖了见面的欣喜，他们只能紧紧地握住手，相对无言，有的只是对陈毅去世的惋惜、悲痛，他们陆续进入礼堂东侧的休息室。
一辆面包车从八宝山西门驶入，路口值勤的战士和警察一律挥手放行，面包车直接开到礼堂门口。
治丧委的人忙迎上前去。车停稳后，两个青年人从车上扶下一位妇女。她面容憔悴，充满悲哀，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走入礼堂。
不知谁说了一句：“陈老总的夫人张茜。”所有的人们都用崇敬、抚慰和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张茜一行。
休息室里，服务员轻手轻脚地给张茜及其子女送来一杯杯热茶。张茜向服务员微微点头致谢。治丧委的工作人员简单地向张茜介绍陈毅追悼会的准备情况及开会的程序。张茜及子女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最后张茜说：“谢谢大家了，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治丧委的工作人员十分感动，为让亲属安静地呆一会儿，他们就悄然退出了。
离追悼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辆庄严的红旗车从八宝山西门飞驰而来。车子在礼堂门口停下，周恩来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人的眼前。
“总理，总理来了！”人们互相转告着。关心体谅下级，每有部下和熟悉的知名人士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他总是在百忙之中抽身来参加，代表党中央对死者表示哀悼，向死者家属致以亲切慰问。每年周恩来都要来八宝山几次，他的身影为八宝山的人们所熟悉和敬仰。
周恩来没急着进礼堂，抬头看看大雪纷飞的天，又低头看看地上的雪，习惯地扫视一下四周的环境，扭头对身边的秘书说：“这种天容易出事故，你通知有关单位要注意交通安全。”说完又叫过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交待道：“一会儿中央领导同志来，路滑不好走，你们一定要加强疏导，要绝对保证领导的安全！”公安局的领导一挺胸脯：“是！我马上去办。”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走，我们到里面看看去。”工作人员掀开棉帘子，周恩来率先走了进去。
“准备让毛主席在哪里休息？”周恩来问道。
“在第三休息室。”工作人员边说边打开三室的门。
周恩来走进屋，站在中间环视屋里的陈设，见沙发、茶几、茶杯、烟缸、痰盂等都摆放有序，清洁卫生，满意地点点头：“西哈努克亲王是否也在这里休息？”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坐在毛泽东将要坐的沙发上试了试，又用手逐个按试沙发的软硬程度：“沙发都检查了吗？”“检查了，保证没问题。”“温度呢？”“22℃”周恩来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好，我们到别处看看。”
周恩来走出三室，见礼堂值班室有几个八宝山的工人挤在门口等待见他，就快步走过去，伸出手来：“你们都是礼堂的服务人员吧，你们辛苦了，这几天累坏了吧？”工人们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感到是那么温暖亲切，他们激动地连声说：“不累，我们不累。”“总理辛苦。”
周恩来招了一下手：“你们忙吧，我再到其他地方看看。”周恩来回身见身后跟着市里、殡葬处的领导和秘书、警卫员等一行人，有些生气：“你们跟着我干什么？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干你们的事去，不要跟着浪费时间！”随从们停住脚，看着周恩来自己走进大厅。工人们目睹此景，更加敬佩周恩来。
周恩来进大厅迎面看到的是陈毅的巨幅遗像，他不由地停住脚步，深情地凝视着老战友，感慨万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身陷困境，多么需要陈毅这样忠诚的战友来帮一把呀，可他却过早地离去了。周恩来心如刀绞，望着陈毅那双坦诚的眼睛，真想敞开心扉说上几句知心话。唉，可惜呀，晚了呀！周恩来收回目光，挨个审视摆在大厅四周的花圈。秘书进来报告：“总理，有不少领导到了，您是不是……”周恩来回身：“他们在哪里，我去看看他们。”
周恩来走进礼堂东侧的休息室，屋里已有不少国务院各部委和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到了，其中还有一些仍靠边站、没恢复工作的领导人。他们见周恩来来了，不约而同站起身迎候周恩来。周恩来和身边的几位领导握握手，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快到开会的时间了，参加追悼会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宋庆龄、纪登奎、徐向前、聂荣臻、李德生等也陆续来到礼堂，分别在三室和其他休息室休息。周恩来一一和他们握手。当宋庆龄走进来时，周恩来特意迎过去，也让她进三室沙发上休息。
周恩来看看手表问工作人员：“亲王和夫人什么时候到？”
工作人员回答：“已经出来了，正在路上，马上就到。”
“我去迎接亲王。”周恩来走到礼堂西门外等候。不到两分钟，在两辆警车的护卫下，接受邀请前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柬埔寨国家元首、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乘坐红旗车来到八宝山。
“欢迎亲王陛下和夫人的到来。”周恩来向走下车的西哈努克亲王握手致意，陪同亲王走进三室，并把在座的几位领导人介绍给亲王和夫人。
周恩来正陪西哈努克亲王、夫人谈话，一位工作人员走进来，轻声对周恩来说了句话。周恩来点点头，站起身对大家说：“毛主席到了。”听到毛泽东到了，屋里的人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周恩来疾步走出三室，来到西门迎接毛泽东。周恩来刚刚在西门站定，从八宝山西门就疾驰而来几辆红旗卧车，其中一辆刚刚在礼堂西门停下，从前一辆车上下来的汪东兴已赶过来伸手拉开车门，只见一个身材伟岸、身穿大衣的人走下来。
周恩来迎上前伸出手：“主席，一路还顺利吧？”
毛泽东握住周恩来的手：“还好，你早到了吧？”
“到了不长时间，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到了。”周恩来接着说，“外面冷，主席还是到屋里休息吧！”
毛泽东点点头：“好。”便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三室。周恩来先引见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与毛泽东会见。毛泽东握住亲王的手，询问他这一段在中国生活得好不好，亲王感谢毛泽东的关心，说在中国生活得非常愉快。
在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拿起相机准备照相，周恩来示意记者稍等一下，请毛泽东和亲王及其夫人在光线明亮的沙发上坐好，然后闪在一边示意记者可以照了。随着照相机快门“咔喳，咔喳”的声响和闪光灯的闪亮，两位国家领导人亲切交谈的情景被保留下来，而周恩来却谦虚地闪在镜头之外。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周恩来的美德而敬佩和感动。
毛泽东和亲王交谈了一会儿，周恩来在一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主席，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和孩子们已经到了，现在二室休息，你看什么时候过去看看？”
毛泽东从沙发上直起身，“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她们。”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来到张茜休息的二室，推门进去。
张茜和孩子们一同站起身。
周恩来打个手势：“主席来看你们了。”说着闪在一旁。毛泽东随后走进来，老远就向张茜伸过手去。
张茜迎上前去，握住毛泽东宽厚温暖的手，说了声：“毛主席！”就低下头泣不成声。陈毅的孩子陈昊苏等站在母亲身后也难过地低下头去。
毛泽东流着眼泪，沉痛缓慢地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说：“陈毅同志在病危的时候，还想到毛主席的寿辰。在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了，但还是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周恩来在一旁向毛泽东介绍陈毅孩子的情况，毛泽东一一同他们握手：“孩子们都长这么大喽。”
张茜说，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下，教导之下，他才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
毛泽东说：“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周总理插话说：“悼词中讲了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头说，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接着对孩子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毛泽东问：你们谁是搞科学的？
大儿子陈昊苏回答：我是在七机部工作的。
毛泽东问：你是七机部哪一派的？
昊苏回答：是“九·一五”的。
张茜说，他是保了王秉璋的，也保错了。
毛泽东说，保错了有什么关系，站过来就是了。
毛泽东又一一问到其他几个孩子的情况。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又说，他跟项英不同，项英不执行中央的路线，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搞垮了。当然咯！后来又发展到9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毛主席又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他是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搞掉的。
张茜向主席谈起1965年主席曾亲自为陈毅同志修改了一首五律诗《西行》，主席的手稿，陈毅同志一直珍贵地收藏着。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的律诗不大合平仄。
张茜接着说，陈老总这个人就是钻研精神不够，总浅尝辄止，不大下功夫琢磨。
毛泽东笑着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
在这次毛泽东与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除谈到对陈毅的评价，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之外，也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成了日后邓小平复出的一个契机。
谈话快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陈毅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嘛！给我一块黑纱。”于是工作人员将一块黑纱戴在毛泽东的衣袖上。
周恩来问毛泽东：“主席，会场都准备好了，你看什么时候开会？”
“我听你的，你说开就开。”
“好。”周恩来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待：“做好准备，马上开会。”
马上开会的消息立即传到各个岗位，人们尽职尽责，坚守岗位，最后一次检查准备情况。
礼堂负责放哀乐的工作人员又检查一下扩音器，那时候用的还是老式的扩音器，用唱片放哀乐，得提前开机预热，今天天冷，放哀乐的工作人员提前半小时就给机器进行了预热。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放哀乐。
负责暖风机的工作人员又检查一遍电路和机器，见一切正常，又察看一下室内温度，22℃，没问题。
礼堂内外的警卫人员全部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党政军领导人已进入大厅站好，等待追悼会的开始。他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到来，急切地盼望毛泽东的出现。
毛泽东在身边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向大厅走去。在场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八宝山的工作人员是头一次见到毛泽东来到八宝山，心情格外地激动，为能亲眼见到毛泽东感到万分幸福。
毛泽东步子有些缓慢蹒跚，看得出他的健康状况不如从前了。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明显的老了。这固然和他的操劳过度有关，但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的背叛，无疑在精神上也给予他极大的打击。
陈毅的逝世勾起毛泽东的千缕情丝，万般怀念。想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是陈毅辅佐他和朱德。后来陈毅因伤没参加长征，留在敌后又拉起一支强大的游击队伍，抗日战争他指挥新四军在江南与日伪军及国民党军巧妙周旋，不但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也杀得敌军闻风丧胆，使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威风大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数十万，直捣南京总统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毅更是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么一位杰出的领导，难得的帅才，开国元勋，“文化大革命”中却不明不白地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冤，对不住老战友哟！想到这儿，毛泽东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为陈毅，也似为自己。
毛泽东一面走一面留意走廊两侧各界送来的花圈。一个不起眼的花圈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停住脚步，走近前吃力地看着花圈上两条长长的挽联，轻声抑扬顿挫地用他那湖南话念着：“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尽庶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毛泽东轻轻点头，赞许写得好，又移目下联。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看落款是张伯驹，有些惊奇地赞到：“好！张伯驹先生的挽联写得很好，很有气势，概括了陈毅的为人和一生。”他转过身又对着张茜说：“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张茜简单介绍了陈毅生前很赏识张伯驹的博学多才，曾经向他求教的事，并把张伯驹的近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听说张伯驹曾因不满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而填词抨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至今没有工作和户口，生活无着落的情况时，他微微一怔，两道眉毛皱了一下：“是么？”他略一考虑便对周恩来说：“我看像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出路的，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
周恩来点点头：“主席放心，我们照主席的指示办。”这话既像是对毛泽东说的，又像是说给旁边人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老干部、知名人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排挤迫害没有得到解放、安置工作、安排生活，周恩来为此操了不少心，尽全力去帮助受迫害的人们，今天毛泽东说了话，无疑就像手中拿了尚方宝剑，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后来，周恩来冲破江青等人的反对，聘张伯驹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解决了工作和户口问题。这是发生在追悼会的一段小插曲。
当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大厅时，厅内顿时一阵噪动。虽然没有掌声，没有言语和动作，但从人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人们的兴奋。毛泽东1971年巡视南方回来，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不少领导干部很长一段时间未见毛泽东的面了。谁能料想今天毛泽东竟出现在八宝山陈毅的追悼会上。
与会的领导人见到毛泽东到来，一颗心缓缓地放进肚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除任弼时外，毛泽东没参加过任何领导人的追悼会，而今天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即说明陈毅与毛泽东关系之亲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老干部普遍受打击排挤的时候，毛泽东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老干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还是极为重要的。过去打江山靠的是这些老帅老将，现在保江山同样离不开这些老同志，这也可能是毛泽东从林彪事件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难怪当报纸登出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后，全国人民一方面为陈毅的去世感到万分悲痛，而另一方面却嗅出了一种政治气候，感觉到老干部又受到重视，又将上台执政了。毛泽东的到来也给继续迫害老干部的人一个狠狠的打击。老干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嚣张的气焰。
毛泽东在大厅前排中央站定，右首依次站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宋庆龄、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聂荣臻、汪东兴；左首依次站着的是：莫尼克公主、周恩来、江青、李先念、郭沫若、徐向前、李德生。
张茜和子女们站在大厅左前方。
参加追悼大会的还有：在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4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政治学校、后勤学校、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负责人23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40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常委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常委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等。
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战士共15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礼堂内站满了人，礼堂外面临时挂上黑底白字的“陈毅同志追悼会”横幅，礼堂前广场上也站满了前来参加悼念的干部群众。
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大厅里一片寂静。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
“陈毅追悼会现在开始，默哀！”
听到这儿，守在大厅门口的治丧委工作人员向放哀乐的同志做个“放”的手势，那个工作人员把早已拿起来的唱针准确无误地放在唱片开始处。哀乐在大厅、在礼堂外的广场上响起。
在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向陈毅的遗像低下了头，寄托他们的哀思。
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无不为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失去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而痛惜。
哀乐正好奏响了3分钟，准确地停下。
“默哀毕！”李德生接着宣布：“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
周恩来缓步走到右侧的话筒前，拿出准备好的悼词，扫视一下会场，表情异常沉痛地低头看了一眼悼词，又抬起头，声音低沉地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陈毅……”
随着周恩来介绍陈毅的生平，人们怀念着陈毅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的丰功伟绩。
追悼会原定由叶剑英致悼词，因为毛泽东参加，改由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读得十分沉痛、缓慢，这份不足500字的悼词，他竟两次哽咽停顿，几乎读不下去。这对于素有超人毅力的周恩来来说，实属罕见。
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不幸逝世。终年71岁。
陈毅同志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在周恩来致悼词的时候，人们已发出一片泣唏声。
毛泽东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动了感情，苍老的脸上充满悲哀的神色，两眼茫然若失，嘴角无力地向下拉着。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连遭到两次打击，两位元帅离开了他。一个是玩弄阴谋、叛党叛国的林彪，另一个是忠心耿耿、大智大勇的陈毅。这对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打击可谓沉重。
周恩来最后念到：“陈毅安息吧！”话音未落就听扩音机里传出震耳的“嗡”地一声响，就再也没了声音。所有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抬起头不知出了什么事。还趴在门缝看毛泽东的广播事业局的3个人，听见这声音犹如五雷轰顶，拔腿就往放器材的屋里跑。他们一个个脸都吓白了，手直哆嗦。动动这儿，摸摸那儿，也不知是哪儿出了故障。治丧委和公安局的人也跑来了，站在他们身后看发生了什么问题。
大厅里，周恩来沉着冷静，不慌不忙，他用手敲了两下扩音器见没反应，估计是发生了预想不到的情况。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毅然决定请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先离开大厅返回住地。要绝对保证毛泽东和外国元首的安全。
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告别。
周恩来把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送上车，亲眼看着他们在警车护卫下安全离开八宝山才返回大厅，他问治丧委负责人：“是怎么回事？马上给我搞清楚！”
接着周恩来示意李德生继续主持追悼会。
没有了扩音器，李德生提高声音说：“向陈毅告别，一鞠躬！”
所有的人们向陈毅鞠躬告别。
“再鞠躬！”
人们流着泪向陈毅告别。
“三鞠躬！”
人们深深地弯下腰去。许多人好久才直起身来。
没有了哀乐，人们只好默默地向陈毅告别。领导人退出大厅后，外面的各界代表也排成两列陆续进来向陈毅告别。
10.深情的怀念，永久的追忆
1972年1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消息，并配以毛泽东参加追悼会的照片。
《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整版发表陈毅同志追悼会的消息，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详细报道了追悼会的消息、周恩来总理的悼词，刊登了陈毅同志遗像和礼堂内外干部群众参加悼念的两幅照片；还刊登了西哈努克沉痛悼念陈毅元帅给张茜的信。
西哈努克在给张茜的信中写道：陈毅元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在毛主席领导下，曾忠诚有效地为自己光荣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服务，陈毅元帅是高棉人民及其国家元首伟大和忠实的朋友，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西哈努克亲王还下令在元首官邸下半旗三天。宾努亲王夫妇得知陈毅逝世的消息，失声痛哭，特地指示做了三个花圈送至灵堂。
在陈毅逝世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发来的唁电、唁函。外国友人在唁电、唁函中对陈毅表示深切的怀念与高度评价。共有23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和29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来唁电。
国内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对陈毅的评价不够，对这样一位开国元勋战斗的一生，没有给予充分肯定。悼词全文共486个字，对陈毅革命一生评价的用语只有82个字，而实质性的评价用语仅仅是“优秀党员”、“忠诚战友”、“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23个字。这份悼词，是在江青一伙操纵下拟定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审阅时删除“有功有过”四个字，对陈毅将是更不公平，更加冤枉。
张茜曾彻夜不眠，回忆整理出毛泽东主席在追悼会时的全部谈话内容，一份交给党中央，一份给孩子们留存。她曾热切希望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尽早全文公布于世，以公正的评价来洗刷“文革”以来对陈毅的一切诽谤、诬蔑之辞。一盼再盼，谈话记录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从上海却传来了张春桥等人恶狠狠、阴森森的讲话：不要以为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陈毅就没有错误了，毛泽东历来是对亲者严，疏者宽！
听到这个所谓讲话，张茜气得浑身发颤，欲哭无泪！是陈毅曾对孩子们说过的一段话逐渐使她冷静下来：“还记得‘二陈合流’那股谣言吗？当时是有人借批判陈伯达大捞政治资本，现在批判林彪，他们又捞了一把。斗争很复杂，也许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看清楚，你们是可以见到分晓的。”
张茜不再奢望，不再等待，在她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并做了手术之后，她毅然选择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战斗岗位：把陈毅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大量诗词整理出来，是非功过，人民评说！
夜是这样的深沉、寂静。张茜穿着用陈毅洁白的元帅服改制的夹衣，伏在陈毅生前的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整理着陈毅的诗稿。她时而止笔凝视陈毅含笑的遗像，时而诵读玻璃板下陈毅留下的最后墨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更多的时间是挥笔疾书。她无法抗拒癌症的威胁，但是她能浓缩自己有限的生命！她始终坚信寒冬终有尽头，百花齐放、万木葱茏的春天一定会来临！她可能和丈夫一样，享受不到春天的温暖，但是，陈毅的诗词一定能给生机盎然的祖国增添光彩，给辛勤正直的中国人民鼓舞和教益。
铅印本、油印本、复写本、抄写本，终于把陈毅那一首首用血与火凝炼而成的诗章，在祖国大地上传开了。手握着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信，张茜苍白浮肿的脸上呈现出宽慰的笑容，默默地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991年8月26日，在纪念陈毅同志90诞辰的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陈毅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评价。他说：“陈毅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是，党和人民一直深情地怀念着他。陈毅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爱憎分明。他文武兼资，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军事、外交经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陈毅同志“投身革命即为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毫不保留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江总书记在讲话中列举了陈毅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中，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的光辉业绩后，号召大家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艰苦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这将是我们对陈毅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现在早已雪化冰融，动乱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祖国的经济建设正蓬勃发展，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东方大国已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陈毅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在病中还盼望着把伟大祖国建设成为经济强国，他的心愿已开始逐步成为现实。陈毅元帅革命的一生和他的高风亮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铁竹伟 何虎生 杜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