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农家小子
位于湖南省中部的韶山，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岳麓山一脉。韶山山清水秀，风景壮丽；传说神奇，富于魅力。公元1893年12月26日（阴历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叱咤风云、在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历史上熠熠生辉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毛泽东和大多数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从六岁起就开始帮助大人干活了。到了13岁时，他便整天在田里和大人一样地干。起先，他在家里帮着扫地、放牛、打柴、种菜、挑水、喂猪、推谷、舂米等，后来，就到田里从事犁田、插秧、收谷等劳动。
毛泽东干活很勤快。锄禾的时候，人家锄一两遍，他锄两三遍，并且见草就拔。喂牛时，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毛，以防止牛毛里长虱子。他把牛栏和猪舍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他家喂的牛和猪从不害病。此外，他还在屋后的山坡下开了一块菜地，种出各种各样的蔬菜。
毛泽东干活也很扎实。一天，父亲让他和弟弟去收豆子。
他们俩一块到了地里，弟弟挑了一块豆子长得稀的地方，不一会儿就收了一大片，而他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老老实实地收割。父亲来到地头一看，连声称赞弟弟干得快，责备他收得慢。他并不忙着辩解，只是示意让父亲看看自己收的豆子。结果，父亲不说话了。
毛泽东干活还肯动脑筋，找窍门。玩耍，是儿童的天性。毛泽东和同伴放牛时，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往往就误了放牛，要么是到了时间，牛还没有吃饱，要么是牛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啃庄稼，惹了乱子。怎样才能既保证放好牛，又让大家玩得痛快？毛泽东和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把小伙伴分成两班，一班负责放牛，另一班负责采野果、拾干柴、割青草。到了一定的时候，再把牛拴起来，让他们吃割好的青草，小伙伴们则集合起来，讲有趣的故事，做开心的游戏。这时候，毛泽东把采来的野果分给大家，有时还把分剩的野果或自己的那一份抛向空中，让大家抢着玩。这样，大家玩得很开心，牛也放好了。回家时还带着一把干柴，大人们见了也高兴。
作为从小参加劳动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对穷苦农民非常同情，经常去帮助他们。有一年秋收季节，农民把稻谷打下来摊在坪里晒着。突然，天下起了大雨，农民们都忙着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而毛泽东却先跑到一个佃户大娘的家里帮着她收谷子，然后才回去收自己家里的。他父亲生气了，而泽东却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家的谷子多得是，损失一些不大要紧。
一个冬天的早晨，天下着雪，刮着风，天气很冷，毛泽东去学校读书。在路上，他看到一个穷苦青年，只穿着一件单衣，冷得浑身打颤。他和这个青年说了几句话，知道他实在是没钱买衣服，就把自己身上的一件夹衣脱下来让他穿上。
还有一个在韶山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家姓毛的农民，是毛泽东家的邻居，他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过了六七天，父亲叫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这时候猪价已经涨了。毛泽东到了卖主家里，卖主觉得吃了亏，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十多天，现在我是太吃亏了，猪不卖了。”通情达理的毛泽东十分理解卖主的心情，便说：“是呀！你又喂了十多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于是，他便退掉了这桩买卖，空着手回到了家里。
少年毛泽东不光关心、同情贫苦农民，还非常富于正义感，敢于打抱不平。当时，韶山有个叫毛承文的农民，敢于和地主豪绅对抗。因此，地主与封建族长勾结，给他扣上“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惩罚。毛泽东知道后，立即与贫苦农民一起冲进祠堂与族长讲理，迫使族长释放了毛承文。
毛泽东热爱劳动，也热爱读书。他在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但这二者之间，往往也会产生矛盾。
一天，父亲让毛泽东往田里挑粪。挑了一会儿，父亲看到田里没人干活了，就到处去找。后来，父亲终于在一座古坟后的老树下找到了儿子，见他两手捧着书，正看得津津有味，两只空桶安安稳稳地放在身边。父亲不由得火冒三丈，质问儿子为什么不好好干活。毛泽东指着扁担两头的大粪桶说：“爹，我只是歇会儿。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
“到底几担？”
“至少也有五六担吧。”
“嗬，半天才挑五六担！”
“那你说半天能挑几担？”
“二十。起码也得十五。”
风波过后，他们回去吃午饭。到了下午五点钟前后，田里又不见了儿子干活的影子。父亲生气地跑过去，轻而易举地在古墓旁找到了儿子，一眼就又看到了上午那恼人的场面：毛泽东端坐在那里看手中的书，空担子搁在一旁。父亲不由得又大发雷霆。儿子却从容不迫地说：
“我会规规矩矩地干活，但我也需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我总可以干自己的事了吧。”
“可是，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
“完成什么了？”
“吃过午饭后，我已经挑了十五担粪。”
父亲不由得目瞪口呆，半天挑十五担粪是够辛苦的，但儿子为了看书，却提前干完了，他还能说什么呢。
从此之后，毛泽东总是天天先干完父亲派给他的活，然后抓紧时间去读他的书。
韶山故乡，给毛泽东的童年提供了劳动、游戏、学习的场所，也给他提供了和他的小伙伴们变着法儿淘气的环境。
在他们念书的私塾后面，住着一户人家。这家的女主人叫邹四阿婆。邹四阿婆的房子周围种着枇杷树、柚子树和桃子树。一到收获季节，枝头上挂满了果子，馋得孩子们直流口水，恨不得变成小鸟，飞上树去，一口一个吃个痛快。可是邹四阿婆看得很严。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教训这些“小泥鳅”。要是哪个孩子胆大偷摘了她的果子，她准会大嚷大叫，穷追猛打，完了还要向家长和先生告状。孩子们在背后都骂她“小气鬼”、“背时婆”，存心跟她作对。有一次，邹四阿婆家的桃子熟了，红红的桃子挂满了枝头。孩子们看准了机会，趁邹四阿婆不注意，一下子都拥到树上，痛痛快快大吃起来。正在得意之时，忽听得一声吓人的叫声——“好啊！”邹四阿婆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脚下。
“哼！这回看你们这些‘小泥鳅’往哪里钻！”邹四阿婆冷笑着，挥动竹竿就朝孩子们打来。
有的孩子被吓懵了，茫然不知所措。毛泽东却镇定自若，冷静地指挥伙伴们躲闪。邹四阿婆看到毛泽东本来就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高大，又不慌不忙地指挥别的孩子来对付她，气就不打一处来，便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他身上。她声色俱厉地呵斥道：
“好啊，石三伢子，你充司令，我就先逮住你！”
石三伢子是毛泽东的乳名。原来，在他之前，母亲还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毛泽东出生后，全家人都把他看得特别珍重。特别是外婆，硬要把小外孙放在自己身边抚养。外婆家所在地名叫崇佳阁，村后龙潭托山脚下有一块平地拔起的大石头。这石头高一丈二尺，底下有一股清泉，不论天气怎么干旱，终年流水不断。传说这个地方出过妖怪，经常兴风作浪。有个能人为民除害，就把妖怪压到石头下去了。从此，人们把这石头当作神灵朝拜，取名“石观音”。外婆为了外孙长得健壮结实，就把毛泽东带到石头前烧香叩头，让他呼石头为“干娘”，又因为毛泽东是母亲所生的第三个孩子，所以“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叫开了。
再说邹阿四婆把竹竿指向石三伢子，他立即挥手让大家撤退，自己也纵身跳下树旁的沟里。“扑！扑！扑！”伙伴们跟着纷纷跳下树来，石三伢子带着大家一溜烟地跑出沟外，飞身爬上两棵大枞树。等邹四阿婆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地追来时，孩子们一群小猴似地高踞树上，有的嘻嘻笑着，有的扮着鬼脸，庆祝自己的胜利。
调皮捣蛋也许永远是男孩子们的一个天性，况且邹四阿婆家好吃的东西总是那么多，那么富于吸引力。邹四阿婆家不仅果树多，而且邹四阿婆还很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生姜等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一加工，立即就变成了色、香、味、型俱佳的珍品。韶山冲的人都夸她手艺高。毛泽东和小伙伴们也知道她做的东西味道好，因此总打她的主意。为了防止“小泥鳅”们偷吃，邹四阿婆做干果、干菜时，总得费一番脑筋。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干果、干菜加工后架上梯子，放到房顶上去晾晒。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高高的房顶上晾晒着的那些食品，口水直往肚里咽。怎么办呢，够是够不着的，搭梯子吧，目标太大，容易让人发现；用竹竿挑吧，又怕弄出响声，惊动了主人，还是不行。咳，要是有天兵天将从天而降把房顶上那些好吃的东西扒拉下来多好啊！想到这里，毛泽东眼睛一亮，好，天兵天将？有了，就让“天兵天将”来帮忙吧。他让伙伴们拿来一条长线和一根竹竿，自己捉来一只螳螂，把它系到线上，又把线扎在竹竿上，手举着竹竿一挥，螳螂被抛到干果里，再往下轻轻一拉，螳螂锯齿般的长腿就把干果带了下来。这样反复多次。伙伴们忍住笑，像鸡啄米一般，抢着拣地上的干果吃。
太阳落山了，邹四阿婆搭着梯子上房，去收拾干菜。“噫，奇怪！又没有起大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上也没有痕迹，干果怎么少了呢？难道背时的喜鹊、乌鸦也知道我做的干果好吃？”
这时，躲在暗处“看风景”的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直乐得捂着嘴巴揉肚子。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有时很调皮，但也很诚实。有一次，他和一群小伙伴一起到人家的菜园里偷黄瓜吃。正当大家咂着小嘴，津津有味地吃着“战利品”的时候，主人出现了！伙伴们吓得四处逃散，但毛泽东却没有走，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忙给主人赔不是。主人不但没有打他，还说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省先生”
1902年的早春，刚刚过了元宵节，父亲就把刚过8岁的毛泽东送到离家不到二百米的南岸邹春培老师的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
父亲送毛泽东进私塾，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家业渐渐兴旺发达起来，但由于读书不多，总觉得差人一等。他看到岳父文家有不少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说话做事就是和自己不一样。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在一桩柴山讼案中败诉。本来是他自己有理，但由于识字不多，明明有理却说不出来，而对方则引经据典，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结果他由原告变成了被告，人家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眼睁睁地看着柴山断给了人家。于是，他深深地感到，没有文化害死人。他痛下决心，一定要让儿子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再也不吃眼前亏。
私塾设在一座祠堂里。邹老师五十多岁。开学的第一天，他把毛泽东领到东墙下的神龛前，神龛里的大红纸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位”。邹老师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它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照着邹先生的话，对着神龛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高兴地对毛泽东的父亲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父亲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和别的私塾一样，毛泽东在这里读书也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但毛泽东读书和别的孩子不同，他读书从来不读出声来。邹先生要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邹先生说：“你特地来读书，不点书怎么行？”毛泽东说：“你不要点，我都能背下来。”原来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看会，因为他已经学会翻《康熙字典》了。
当时流行一种教学生练字的方法，叫“填红蒙字”，就是先生搞出字样来，再让学生用毛笔在蒙在上面的纸上写。但毛泽东不愿填，他要自己放手写。他写得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
由于毛泽东天资聪颖，不须先生劳神，大家给他送了个诨号，就叫“省先生”。
毛泽东酷爱读书，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十分刻苦。他不仅在私塾里发愤读书，在家里也见缝插针地抽时间读书。在家里，他除了劳动，就是看书。夏天的夜晚，蚊子成群结队，一点灯蚊子全被招来了。他就钻进蚊帐里，然后在床头放一条凳，凳子上放一盏灯，把头伸在帐子外面看；冬天，屋里很冷，看书越到深夜，屋里越冷，他就把被子蒙在身上，躺在床上看。
从1904年到1910年，毛泽东先后转学于韶山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和井渗里私塾，从师于毛咏生、周少希、毛宇居等几位先生。
在私塾里，毛泽东还读了《春秋公羊传》、《左传》等经史书籍。很多书，他不仅能背，还能默写出来，同学们说他“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学习的时候，他总是专心致志，从不东游西逛，从不到别人的课桌前去看。作文的时候，老师出的是“破题作文”，他总是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做得又快又好，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
在私塾里，毛泽东不仅熟读经书，各门功课都完成得很好，而且更喜欢看中国古典小说。《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志》和《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他都读过好几遍。书中英雄豪杰的故事、英雄豪杰的精神、英雄豪杰的本领深深地震撼着、影响着、感化着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当时，私塾里都不准学生看小说，因为小说是杂书。所以毛泽东起初总是偷着看，见老师来了，就把小说压在课本下面。时间一长，老师还是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但毛泽东都能背得出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还说：“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在私塾里不但酷爱读书和写作，也喜欢练字。他开始临摹欧（阳洵）体，继而学习钱（南园）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从怀素的狂草中汲取精华，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毛泽东在私塾里读书，深得先生的器重，他对先生也很尊重。尽管他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对邹春培等私塾老师一直很怀念。1959年回韶山时，他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举起酒杯，为各位老人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老先生急忙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立即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但是，倔强的毛泽东对先生也从不屈从。
毛泽东从小酷爱游泳。一天中午，天气炎热，邹先生因事外出。临走的时候，他嘱咐学生温习功课。天资聪颖的毛泽东很快就把老师布置的功课做完了。于是，他就邀请几个同学到学校前的池塘去游泳。先生回来，正碰上他们赤身裸体地在水中嬉戏，非常恼火，便想惩罚一下这些调皮鬼。他要毛泽东对对子，对不出来就要用竹板子打手心。先生出的对子是“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立即对以“修身”。先生听后，也不得不连连点头。
但是，在私塾里读书，一次打都不挨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私塾里的先生都信奉“严师出高徒”、“棍子底下出好人”的理论。平时，私塾先生的手里都掂着一根竹板。它的用场主要是打先生不满意的学生。打击的主要部分是手心，当然，有时也打脑袋、打屁股。除了打板子外，主要的体罚形式还有“罚跪香”，就是跪在盛铜钱用的非常硌人的“钱板子”或砂石上，一根香燃完了才让起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体罚。
毛泽东在私塾里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对父亲的粗暴态度也越来越不满，并开始用学得的知识，引经据典地反驳这种态度。父亲经常无端地骂他“不孝”，他就说，“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必先有‘父慈’，而后才能有‘子孝’，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父亲说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父亲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应该做更多的事，等我到了父亲的年纪，会比父亲干的活还要多。
在上私塾的几年中，毛泽东对同学团结友爱，礼让为先。放学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些同学总喜欢抢头，他却从容不迫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十来岁就很有大人风度。毛泽东对人很有礼貌，但对于无理取闹的人，却从不信邪，力主治服。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到外婆家去，当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双手插腰拦住了去路。毛泽东抬头一看，来人是当地一个姓赵的富豪人家的子弟。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个人经常在穷人面前舞文弄墨，以富欺贫。
赵某横在路上，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傲慢地说：“我知道你是文家的外甥。今天要考考你，若能答得出，我就放你过去；若答不出，哼！就别想过去。”
毛泽东也双手插腰，不慌不忙地说：“你爱问就问吧！”
赵某想难为毛泽东，说：“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赵某听后满脸通红，又恼怒，又尴尬，但理屈词穷，只得让他过去。
1907年至1909年秋，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白天，他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从事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这样白天晚上的忙，当然是很疲倦了，但毛泽东还要坚持每天看书到深夜。凡是在韶山冲能够找到的书，他都找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连和尚的经书也找来读。
每天晚上，帮父亲记完账后，毛泽东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看书看到深更半夜。父亲一觉醒来，看到他的屋里还亮着灯，总是喊他：“还不睡呀！明天早起还要下地干活呢！”这时候母亲也催他说：“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好！就睡了，就睡了。”可是他并没有吹灭那盏桐油灯，而是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不让灯光透露出去。
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思考。他阅读了大量的旧小说，尤其喜欢那些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故事。但是读着读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书里的主人公，不外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英雄豪杰，惟独没有种田的农民。这是为什么？他苦苦地想了一两年，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很多人，其中有老师，有同学，有长者，有同辈，大家都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后来毛泽东终于发现了，原来旧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些压迫者、剥削者，他们占有土地，自己却高高在上；而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条件读书识字，更谈不上著书立说，写书的人也不会注意他们。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他常对小朋友们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
1909年秋到1910年夏，毛泽东在辍学三年后，又就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从师于毛简臣（毛岱钟）和毛麓钟。这两位先生都很有才学。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远近；毛麓钟是韶山惟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名将薛缪部下供过职，见多识广。在他们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胸怀更加开阔。
1909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粮食奇缺，饿殍遍野。而豪绅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1910年4月，长沙南门外一个卖水为生的人，好不容易攒了八十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因为钱中有几文当时已不通行的钱币，拒不卖给。她只得回来再向邻居拆借。好不容易凑足了钱，但到傍晚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她悲愤至极，跳江自杀。她的丈夫闻讯，绝望到了极点，拉着饥饿不堪的孩子，一并投塘而死。这场悲剧，震动了长沙全城，饥民们派出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平价卖米，施行赈济，但昏庸无道的巡抚反而派兵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放火烧了衙门官府。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长沙饥民暴动。
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中受到很大的刺激，久久不能平静。他总觉得那些造反的饥民和自己的乡亲父老一样，都是一些善良的百姓。他为他们所遭到残酷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始终忘不掉的深刻印象，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六年的私塾生涯，使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心中燃起了反抗黑暗、改造社会的熊熊火焰。
立志出乡关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故乡的怀抱里劳动、读书，身体一天天发育起来，心灵也受到了教益和启迪，救国救民的志向在他的脑海中萌发着，滋长着。
在私塾里，毛泽东开始接触时事，读了一些时务论策文章和进步书籍。十三岁到十五岁，辍学在家劳动时，他又阅读了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在这本书里，作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提出中国也应有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他批评当时的顽固派泥古不化，保守愚昧，受制于人；指责当时的洋务派只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的政治改革，是“还其体而求其用”。他主张变革，以抵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等。这些书都提倡变法，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不满，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书中所迸发出来的拯救中国、改造中国、振兴中国的思想火花，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种书。他觉得这比“四书五经”现实得多，有用得多。
当时，韶山有一位刚从外地回来的教师，名叫李维清，是个“维新派”，他反对迷信，提倡搬掉佛像，兴办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把庙产用作学校的经费。在封建意识浓厚、交通闭塞落后的韶山，李维清的倡议遭到了激烈的责难。乡人们都猛烈地抨击他，反对他。但毛泽东却十分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毛泽东经常去找他谈论时事，听他讲述维新救国的道理和爱国志士的事迹，同他建立了亲密的师友关系。
就在这时，毛泽东读了一本《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这本书里讲到日本侵占朝鲜、台湾和法国侵占越南、缅甸的经过和情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读了这本书，少年毛泽东心情沉重，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云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几十年都不曾淡忘。他开始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这时候，父亲打算把十六岁的毛泽东送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指望他能继承家业，发家致富。但是，此时毛泽东的志向已不在于田地和金钱，他的眼界也不仅囿于小小的韶山冲，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爱国思想，他要进一步用知识武装自己，去干更大的事业。恰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告诉他，湘乡县有一所新式学校，叫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新的知识。毛泽东听说后，十分高兴，决心前去求学。为了说服父亲，他和母亲商定，邀请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老以及私塾老师来家劝说，终于使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了他的要求。
1910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自己背着行李，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韶山，徒步跋涉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去求学。
临行前，毛泽东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想着就要离开费尽千辛万苦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就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心中激动不已，便挥笔写了一首言志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著名僧人月性的《题壁》诗改写而成的。原诗为：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若无成不复还，
埋骨何须坟墓地，
人间到处有青山。
毛泽东改写的诗，比原诗气魄更加宏大，意蕴更加深刻，抒发了这个有志少年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和四海为家的广阔胸怀，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韶山的美好感情和对父老乡亲的一片赤诚。
毛泽东把改写好的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就挑着行李担子上路了。启程时，父亲带着全家人——母亲文氏和弟弟泽民、泽覃和妹妹泽健，一直把毛泽东送到塘岸上，毛泽东辞别了父母弟妹，离开了故乡韶山，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溪过河，经过了五十多里路，在日落时分，终于来到了湘乡县城。他从湘乡县“望春门”出城，走下石梯，坐上渡船，过了涟水河，沿着高低不平的鹅卵石路前行，就看见右前方有一座树木葱茏、风景秀丽的小山，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东台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坐落在山麓附近。整洁高雅的房屋，青砖砌成的圆形围墙，两道厚重的双扇黑漆大门，给人们以离垢脱俗之感。
掌灯时分，毛泽东挑着行李担子来到了学校的大门口。他放下行李，轻轻地叩响了大门上的铜环。看门人是一位老者。他斯斯文文地出门来，问明了毛泽东来意之后，非常遗憾地叹了口气，摇摇头摊开两手说：“孩子，你来晚了，入学考试已在两天前结束了。”
毛泽东急忙说：“老先生，请你帮忙想个办法，我是湘潭的，为了投考，走了五十多里路，请你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
老先生答应回去禀报校长。过了一会，他又出来，把毛泽东领进了门房，说：“刚才给校长说了，答应让你补考。”说着又拿出文房四宝和试题，说：“你先看看，考虑考虑，我给你端个灯来。”说着，老先生就扭头走了。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端着一盏灯回来，对毛泽东说：“灯端来了，你开始做题吧。”只见毛泽东拱了拱手，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您！老先生，试题我已做完了。”
老先生一听惊呆了，连忙拿起毛泽东的试卷，不住地赞叹：“奇才，奇才！”转身就直奔校长室去了。
校长李元甫接过毛泽东的试卷，只见毛泽东在试题《言志》答作中，以宏伟的气魄和豪迈的语言，阐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李校长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东山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教学内容上，西方“新学”较多，教学方法也比较求实、灵活。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进步很快，学到了不少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并能写一手好古文，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他在东山学堂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虽然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但他还是觉得压抑。原来，尽管东山学堂是所新式学校，但在当时贫苦农民的孩子有几个能上得起学？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富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穿着当时很阔气的服装，而毛泽东经常穿着青土布的短褂子和裤子，只有一套比较整齐的衣服也是粗布做的。再加上湘潭、湘乡两县虽然交界，但口音不大一样。于是，很多同学都笑毛泽东是个“乡巴佬”。
但是毛泽东对此并未作直接的反驳，因为他有他的志向和抱负。他来这里是为了求学救国，而不是和人比穿戴比口音的。他决心更加勤奋学习，发愤图强。为此，他写成《咏蛙》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对国家大事也更加关心了。每天早上，学校里都要集合点名。校长经常利用这个机会给学生们训话，有时也讲一些时事，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中国日益贫弱、遭受列强欺侮的。毛泽东和同学们听了，都很激愤。学校里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也经常讲起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和它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毛泽东听了，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更加深了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自学的时间也增多了。他特别喜欢的是中国历史，有时也读外国的历史和地理书籍，通过读这些书，他对古今中外的事情了解得更多了，视野扩大了，思想更深邃了。对于近代人的作品，他特别喜欢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读了又读，对于其中的优秀文章，差不多都能背出来。他觉得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和著作切中时弊，谈的都是救中国的问题，而且文笔犀利，一针见血，从内容到文体，都让人感到十分新颖，给人以启迪和教育。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更为深入地考虑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他在读了《新民丛报》第四号“论说”部分关于国家问题的文章后，在文章旁边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段批注，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明确的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
有一天，毛泽东见到一位同学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就非常急迫地借过去看。书中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世界伟人的历史功绩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他多么盼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伟人，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拯救国家的危亡。读着，读着，他禁不住用墨笔在书上圈画起来。
过了几天，毛泽东找到书的主人，深怀歉意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画得最密。毛泽东读书时的激动心情跃然纸上。看到毛泽东发愤读书，忧国忧民的样子，这位同学还能说什么呢？
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道：“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这时候，毛泽东已逐渐地确立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于是，他在离开东山前，给自己取了一个言志的笔名——子任。
新军半年兵
1911年的春天，万象更新，草长莺飞。在韶山冲通往湘潭县城的道路上，匆匆行进着一个肩挑行李的少年。这个少年，就是18岁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学了半年之后，一位老师介绍他去投考设在省城长沙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毛泽东怀着年轻人特有的对未来的憧憬，像一只刚刚出巢的雏鹰初次搏击蓝天一样，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长沙。他挑着行李，从家里步行到湘潭县城，然后挤进了湘江上小火轮的三等舱里。他的心里十分兴奋：长沙城里一定十分热闹，那里一定会有许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在那里他一定会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同时，他也不免暗暗担心，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自己能不能考上那些了不起的中学？
是金子总会闪光。毛泽东很顺利地迈进了“驻省湘乡中学”的门槛。他被学校录取了。
成为省城里的中学生之后，毛泽东更加刻苦认真地学习，同时也更加密切地关注国家大事，注视着社会动态。
毛泽东初到长沙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屡仆屡起，英勇激烈，这深深地影响和吸引着毛泽东，使他很快地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浪潮。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报纸上宣传的挽救时局、号召革命的主张使他激动不已，报纸上登载的革命党人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教育着他。有一天，他从《民立报》上看到革命党人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起义和参加起义的七十二位革命志士在黄花岗不幸阵亡、英勇牺牲的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挥笔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作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见。这时候，他已经从《民立报》等革命宣传品中，了解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年4月，清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颁布了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其实质是要把汉口到四川和汉口到广州两条铁路的修筑权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夺回，再拱手送给帝国主义。清政府的卖国阴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很多地方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同时还开展了更为激进的立宪运动和请开国会运动。湖南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卷入了反对封建专制的浪潮。知识阶层走在运动的前头，表现也最为激烈。例如徐特立先生，就曾割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召开国会。学生们的情绪更为激愤，纷纷倡议罢课，到处开会演说。由于受到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他们无法公开召开会议，就秘密召开，在城里召开会议不行，他们就聚集到城外的岳麓山头。此外，他们还通过办夜校、出小册子等办法，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打倒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
毛泽东怀着高度的热情，精神抖擞地参加了革命的学生运动。为了表示与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的清政府决裂，毛泽东倡议并和湘乡中学的一个朋友首先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当时，一般人头上都有一根辫子。原来，中原人根本没有留辫子的习俗。那是在清军入关以后，以武力镇压的残酷手段，强迫人们接受了这个习俗，并且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于是，人们头上的辫子，便成了清王朝统治的象征之一，遭到了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深恶痛绝。毛泽东和他的好朋友不仅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而且也会剪别人的辫子，一共剪掉了十几个人的辫子。其中有些是经过动员后自愿剪掉的，有些则是被强行剪掉的。有些人本来说好了要剪掉辫子以表示革命，但到了真要动手的时候，他们又犹豫不决，有的甚至收回成议。于是，毛泽东和他的好朋友只好替他们代劳。在他们听到“咔嚓”一声剪刀响时，脑袋后面的“猪尾巴”已猝不及防地与发根分了家。
因为剪辫子的事，毛泽东还和一个政法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他们俩本来很要好，毛泽东就去说服他剪辫子，但这位朋友恰恰在这一点上很顽固。他引用古书上的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孝之始也。”这段话出自儒家经典《孝经》，意思是说，人身上的每一个部分，包括皮肤和头发，都是父母所给予的，对于它们，绝对不能毁坏和损伤，这是“孝”的第一要义。毛泽东的这位朋友引经据典地说这段话，就是表示他的发辫绝不能随意触动。不仅如此，他还学着社会一些守旧思想严重人的腔调，讥笑毛泽东和其他剪掉发辫的人为“假洋鬼子”。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反对蓄辫的同学，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以理动人的说服教育，给他说明剪掉辫子的政治意义，终于使这位朋友心悦诚服地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以推翻清王朝、打倒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湖南与湖北隔湖相望，又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形势十分紧张。湖南巡抚余诚格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城门口，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戒严的告示，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街上横冲直撞。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被吓住，他们在城内城外秘密而频繁地加紧活动着。
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到学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的演讲，在这所中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当场就有几个学生站起来，表示拥护他的主张，猛烈抨击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的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中华民国。
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讲后，心情非常激动。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直接奔赴推翻清王朝的第一线。他这时已经意识到了武装斗争在革命运动中的极端重要性。
投笔从戎的决心是下定了，但具体参加什么样的队伍，参加谁的队伍，还是一番颇费周折的事。当时，一些立志革命的学生已经武装起来，在长沙组织了学生军。有的朋友来劝毛泽东一起参加学生军，但毛泽东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武昌起义刚刚爆发，反动势力肯定要组织反扑，一场血战迫在眉睫，既然要投军报国，就应当到浴血奋战的第一线，就要到正规部队去打硬仗。于是，他决定到武昌去，到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部下去当革命军。
毛泽东打定了主意，向同学筹集了路费，又与几个朋友约定一起去武汉。但是一个偶然的变故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
当大家作好一切准备，正要出发去武汉时，一个朋友告诉毛泽东，武汉街道十分潮湿，布鞋、草鞋几天就得沤坏，非穿油鞋不可。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穿过油鞋，马上去买，钱又不够，再说商店也未必就有卖的。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一个本乡的朋友。这个本乡朋友，现在新军里面当兵，就驻在长沙城外。毛泽东便风风火火地朝兵营奔去。
毛泽东急匆匆地赶到长沙城外的新军驻地。但在兵营门口，哨兵拦住了他。
原来，同盟会和哥老会的人早就在新军的四十九标（相当于现在的团）和五十标进行活动，运动这两标人反正，响应武昌起义。毛泽东那个本乡的朋友，正好在这两个标里从军。毛泽东赶到兵营的时候，新军已经领到了子弹，很快地就大批地朝长沙城开进。
毛泽东立即返回长沙城，他要亲眼目睹推翻湖南反动统治的革命壮举，他不能失去这历史性的宝贵时机。
毛泽东回到城门口时，守城的士兵正在关闭城门，两个门扇已经合在一起，幸亏还没有上闩。毛泽东赶忙挤了进去。进城后，他便很快地找了一个高的地方观看。
那一天是星期天，农历的九月初一。早上，新军从城外开来，到了小吴门，放了一排抢，然后兵分两路，一小队人前往荷花池去打军械局；大队人马从小吴门蜂拥入城，直奔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卫队望风投降，没作任何抵抗。平日威风十足的“抚台大人”余诚格吓得找了一块很大的白布，在上面用墨写上一个大大的“汉”字，挂在衙门的大门口，表示投降，自己则在衙署的后墙上挖了一个狗洞，狼狈地逃跑了。渐渐地，长沙城里各机关、商店和学校竞相仿效，在门口挂上了或大或小，或写“汉”字或不写“汉”字的白旗了。毛泽东回到湘乡驻省中学的时候，他们学校的大门上也挂上了写有“汉”字的白旗，站上了持枪的士兵。就这样，湖南省宣布独立了！光复了！毛泽东的心里十分欣喜。
然而，革命在湖北、湖南的胜利仅仅是初步的，清朝还没有推翻，还在调兵遣将，大批清军云集长江北岸，战争一触即发。光复后的长沙城里热气腾腾，成批成批的军队整装待发，北上援助武汉；一群一群的青年应征入伍，加入革命的铁流。既然革命军就在眼前，毛泽东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自己去武汉了。
这时，毛泽东正好18岁，身材高大，体魄健壮。高大的身材曾给他招致麻烦——当年上学时，他总是显得年龄大了些，湘潭高小的校长为此而错误地将这个很有作为的少年拒之门外。现在，高大的身材却成为他的有利条件，招兵的军官一见这位前来报名的英俊青年就觉得满意。于是，毛泽东穿上了军服，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在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驻在审判厅的地方。那时候，新兵除了日常的操练外，还做一些杂事，如打扫营房，为当官的搬住房、抬铺板、捆被包、提网篮等。此外，每天还要到长沙城外白沙井去挑一担泉水回来，供大家煮饭和当官的泡茶用。白沙井的泉水，又称沙水，远近闻名。当时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说：“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可见沙水的品位和知名度都是很高的。
在新军里，毛泽东办事认真，待人忠厚，很快地就同大多数士兵和官长都建立了和谐的关系。那时候当兵的，大多数同毛泽东一样，都出身于质朴的农民家庭，另外也有一些煤矿工人和铁匠等手工业者出身的，但大家都是吃过苦，受过累的，具有共同的感情基础，说话也能合得来。毛泽东经常和同班同排的兄弟交谈，诉说各自的家世和想法。再加上毛泽东是当时很罕见的读书人，知书达理，能给他们讲很多深刻的道理和新鲜的故事，更要紧的是能帮助他们写信。每当士兵兄弟们要寄信回家或与朋友交流时，都找毛泽东代劳。毛泽东从不推辞，总是热心地帮助他们，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这些人都很尊重他，敬佩他，尊称他为秀才，把他引为知己。当然，到哪里都免不了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新兵中有一个人有很多坏习惯，简直像个痞子，大家都讨厌他，有不少人还很害怕他。但毛泽东不信邪，他身材高大魁梧，凛然不可侵犯，再加上见多识广，机警过人，对付这个流氓很有办法。因此，这个痞子最怕毛泽东，一看见毛泽东，他就老实了。
当时，新军每个月发给士兵7元钱的军饷，发饷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有的人马上上街，或者大吃大喝改善一下生活，或者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看看演出，娱乐一下精神；有的拿一部分钱寄回家里，解决一下家庭生活的困难。毛泽东则与众不同，他的每月7元钱军饷，除了每月伙食费两元和买沙水的一部分钱外，都用来订了报纸。
读报的习惯，是毛泽东入伍之前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就养成的。从那时起，他几乎天天都要看报，而且报纸上的各类文章都看。他觉得，一份报纸，有新闻，有政论，有杂文，有文学作品，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文章，能够使人获得各方面的知识，得到各方面的信息。当然，他看报最注重的还是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有一次，毛泽东从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汉新闻》中，读到了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立即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到处查阅，看了几种涉及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传还是点滴的、片断的、零散的。大部分的作者，或是在谈论其他问题时，道听途说地转述一点，或是隐隐约约地从外文中翻译了一些词句，尚无完整的、详尽的介绍，而且大多夹杂着社会改良主义。但青年毛泽东非常注意新鲜事物，勇于探索真理。他读了所能查阅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后，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身边的学生、士兵进行热烈的讨论。另外，他还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信给往日的同学，介绍并共同研讨社会主义的道理。
辛亥革命的烈火很快燃遍了大江南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土崩瓦解。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反动军阀袁世凯窃取了。1912年春，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北实现“统一”。
于是，毛泽东决定退伍，通过别的途径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将此议一说，官长和士兵兄弟们纷纷挽留，都说当兵最有出路，最能升官发财，特别是他这样难得的人才，更是前途无量。但是毛泽东想的不是这些，他要继续他的探索。他毅然决然地离开生活了半年的兵营。
坎坷求学路
1912年春，毛泽东走出兵营，结束了为时半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决心继续求学。但究竟要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只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学什么，干什么都可以。
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各类学校的招生广告，有警官学校的，有政法学校的，有肥皂制造学校的，有商业学校的。这些广告对一般的青年确实富于吸引力。看着这些广告，毛泽东想着当警官和法官可以伸张正义；当制造工程师可以富国利民；当经济学家就能为国家经济建设尽力。这样，每校每次一元的报名费，他先后缴纳了五六元。翻来覆去选择的结果，他考取了甲种商业学校。尚未入学，他又看见了高等商业学校的广告。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省立的，课程设置先进，教师水平高，教学条件好。毛泽东怀着做一名“商业专家”的理想，向这所学校报了名，同时写信告诉了家中的父亲。父亲向来赞成儿子经商，在毛泽东小时还曾打算送他到米店当学徒，接信后自然满心欢喜，大力支持。但新有新的难处。在这所时髦的高等商业学校里，半数以上的课程都使用英语教学，教科书也是英文原本。和其他许多刚被录取的新同学一样，毛泽东的英文程度并不高，适应不了这里的学习生活。他在入学一个月之后，便不得不离开这所学校。
离开高等商业学校后，毛泽东继续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中寻找适合于他的学校，结果他考取了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校（当年下半学期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高等中学校）。发榜时，毛泽东名列第一。这所中学的校长符定一先生和教员们都很重视考取第一名的新生毛泽东，特别赏识他的文章，甚至怀疑应试的文章是不是他自己作的，因而再次进行了面试。面试的结果和上次考试一样，毛泽东的文章的确作的很好。大家对毛泽东更加器重，要他一定要前来就学。
省立高等第一中学规模很大，在当时，是一所办得较好的学校。毛泽东希望在这里学得更多的知识。在这里，毛泽东写了不少作文，其中有一篇是《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改革家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在秦国推行变法，就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桩，宣布谁能把它搬走，就赏他十两金子。这根木桩很容易搬动，但赏金又这么多，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没人敢去搬。商鞅见没人响应，又宣布，谁能搬，赏金五十两。后来有一个胆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桩，商鞅当即发给了他赏金。人们这才相信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借用这一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紧紧围绕“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和法与民的关系上，论述了要取信于民，必须做到立法有利于民和政府与人民必须有良好关系的道理，揭露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失信于民和愚民政策的本质。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这篇六百字的短文，言简意赅，文笔犀利，深得老师的赏识。国文教员柳潜阅后，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他给这篇作文打了一百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柳潜老师对毛泽东的作文除多处串圈外，还作了眉批和文末总评。他在批语中写道，这篇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他感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他赞扬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是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良好的国文基础和高超的写作能力很快就在学校传开了。很多教师对毛泽东都很赏识，有一位国文老师还特此借给毛泽东一本《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内容丰富，对毛泽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他从中受到了不少教益。通过看这本书，他觉得自己读书，独立钻研，也许比进学校更有益处。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完全自修的读书计划。再加上这所学校的规则非常繁琐，课程设置在毛泽东看来既肤浅又限制颇多，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因此，他在这所学校住了六个月便退学了。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立第一高等中学后，寄居在位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艰难而又充实的自学生活。
长沙城内有一座著名的定王台。定王台并不很高，但台上有楼，也很壮观。湖南省第一个图书馆就设立在这里。它是清朝末年利用定王台的建筑开辟，故又被称为定王台图书馆。图书馆的楼上为书库，放置着各类中外书籍，楼下大厅是阅览室，接待前来借阅的读者。馆内还有花园，园中有一个小小的金鱼池。由于图书馆开办时间不长，经常来看书的人并不很多，倒也显得清静雅致。
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便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着朴素的年轻人文质彬彬地走进馆里，不声不响地到书架上取了书，就静静地伏在阅览桌前聚精会神地阅读起来，直到关门的时间到了，才站起身来依依不舍地离去，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这位青年，就是发愤自学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图书馆自学十分刻苦，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有中午肚子饿了才到街上买点吃的，这也算是他惟一的休息时间。
高尔基说过：“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毛泽东则说他自己一到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图书馆收藏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就像一座知识的宝藏。毛泽东初进图书馆时，真是又惊又喜，恨不得一口气把这些书全都读完。什么书他都找来读，中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文学、哲学、经济、历史、地理书籍，他无所不看。特别使他大开眼界的是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民约论》等。另外，毛泽东在这里还阅读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这些书，毛泽东每阅读一本，都觉得有新的内容、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深入细致的思考，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受到了空前的启示。
这个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大地图。每次走过这里，毛泽东总要在它面前站立很久，总要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看看。从这张地图上，他看到世界很大很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想，世界如此之大，人口一定很多，人生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一些。但是，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的所见所闻，觉得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并不好。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现象。那么，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毛泽东深深感到自己和所有的青年肩负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
就这样，毛泽东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晚上回湘乡会馆寄宿，艰苦而清贫地度过了半年多的自修生活，学到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新知识。他自己也觉得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正当毛泽东海绵吸水般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的时候，他的自修道路上又出现了新的障碍。首先是经济来源竭蹶，生计成了问题。这是因为父亲觉得儿子在省城既不进学校，又不谋职业，发展下去不可想象，因而不能再给他接济。再加上住处也成了问题。湘乡会馆除了住有许多学生外，还住有不少被遣散的士兵，他们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搞得会馆不得安宁。这里再也不能住下去了，毛泽东必须另找栖身之处。
看来继续自修的路是走不通了，毛泽东必须另想办法。
一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生！”
招生广告上说，本校不收学费和膳食费，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广告上还强调说，“教育乃立国之本”，欢迎有志报效国家的青年前来投考本校，以献身于教育事业。
看到这则广告，毛泽东心里十分高兴。师范学校的招生条件，正适合于他这样的劳动人民的子弟，而且还能解他燃眉之急。另则，从前途考虑，他觉得自己的气质也最适宜教书。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都极力劝他报考第一师范，并希望他帮助他们一起考取。毛泽东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家里人也十分赞成。
于是，毛泽东和他的两个朋友都去投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除了写自己的论文外，还替两个好友各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全被录取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很多年之后，毛泽东想到这件事，还开玩笑地说他自己考取了三通。
学问之道
出了长沙城的南门，有一座秀丽的山峰，这就是著名的妙高峰。妙高峰下偏南一点，有一块高敞的地方，人称“书坪院”。“书坪院”新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西洋式楼房，楼房周围矗立着一圈铁栏杆围墙，围墙外面铺了一条临街的小马路。这，就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四年学校生活。
1913年春天，刚满十九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在入校之初，就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校长在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十分感慨地赞叹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的学习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这里环境幽雅，校舍宽敞，藏书丰富，更重要的是，还有许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思想开放的好老师。
当时中等师范的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毛泽东在考入第四师范学校，读完了一年预科后，并入第一师范学校。但由于四师是春季始业，一师是秋季始业，所以毛泽东到一师后，仍被编入预科三班，重读预科半年。到1914年秋，他被编入一师的本科第八班。
进入一师后，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良好条件，更加刻苦认真地发愤读书。这时候，他读书的目的已经十分明确，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储能，就是要探求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而人之所谓立志，就是要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认为“终身未得”真理，就是“终身无志”。他觉得青年人应当从国家及天下大事着眼，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他和同学们共同勉励，为挽救中国之危亡，为建设中国之未来而储才储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与朋友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他觉得应当谈论和关心的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从救国救民、储才储能的目的出发，毛泽东的学习十分刻苦认真。每天他都早早起床，做完冷水浴或其他运动之后，就开始读英语，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三时都在教室学习。上课时，他总是端坐静听，认真思考和作笔记。课余时间也没有丝毫的松懈，或是到阅览室看书，或是找老师请教，或是找同学讨论，从来都不闲着。晚上熄灯之后，他就到茶炉室或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为了看书方便，他还自备了一盏灯放在床头，下面垫上一节竹筒，常常坐在床上看书，有时甚至彻夜不眠。
为了锻炼自己在各种环境下读书和思考的能力，毛泽东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静中求学”；有时又故意到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的长沙城门口“闹中求静”去看书。
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是毛泽东读书的一贯特点，在一师读书时也不例外。他不拘泥于学校规定的几本书，而是广泛浏览他认为有用的各种书籍。毛泽东最喜欢的自然是中国历史，但社会科学方面的其他书籍。包括诸子百家、诗词曲赋，稗史小说、近人文集和外国的哲学、经济、文学书籍他也无不浏览。
毛泽东读的书实在太多了。他把有限的生活费都积攒起来买书，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和书摊上去买旧书。旧书中有残缺的就细心地将它抄写裱糊好。他的经济实在太拮据了，即使旧书也买不了几本，于是，就向老师和同学借阅。为了保存和查阅方便，书中的重要内容，也都摘抄下来，甚至整本摘抄。毛泽东的一个同学曾经借阅过他抄录的七本西洋伦理学，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看完。毛泽东抄书的功夫于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不仅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刻苦认真，而且创造了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
他认为，在学习中，既要注重自己看书，独立钻研，独立思考，也要注重讨论和交流，这就是所谓的“勤学好问”。他特别强调，在研讨学问时，要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既不要怕伤和气“取同于君”，也不要怕丢面子而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要畅所欲言，广泛交流，通过讨论使大家都取得“真知”、“真理”。为了这个目的，他和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同学在杨昌济老师的指导下，于1915年上半年组织了课外哲学学习小组，开展讨论，交流学习心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各科知识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专，先中而后西，先普遍而后专门。”他觉得“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就是说各科知识都要具备，才能做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学习的顺序上，应该是先学一般知识再学专门知识，先学中国的再学外国的。他还认为，在学习中，既要学习外国历史，更要学习中国历史；既要学习西洋科学，更要学习中华国学。他特别强调，读历史古籍，必须联系现实，掌握要领，抓住重点。
在积累知识的技巧上，毛泽东认为，学科多如繁星，知识浩于烟海，有志之士应博览广学，日积月累。但仅有“博”还不能深入，还必须学得“精”。而要学得精，关键是要有条理，即把各种学问划分为科，再在一科之中分出界、门、纲、属、种，这样就便于掌握了，而要学得既博且精，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对于恒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在学习方面，毛泽东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独特的风格。他历来十分重视自学，认为自学能扬长避短，是获得有用知识的有效方法。但是，毛泽东从不轻视教师的作用。他十分尊重老师，注意虚心向老师求教，听取老师的意见，与很多老师建立了终生不渝的深厚情谊，从许多老师良好的思想、品格和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继夏、王季范等老师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深刻的教益。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深，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因其世居长沙东面的板仓，又被称为“板仓先生”。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外祖父出身进士，做过清朝国子监学录。他曾在日本留学六年，在英国学习四年，并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士等国。回国后，他不满于现实，立志改造中国，便致力于教育事业，决心为国家培植人才。他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课程。杨先生学识渊博，作风正派。他的朋友和学生都认为他简直是孔圣人再世，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孔夫子”。
杨先生外柔内刚，不善辞令。他初到一师上课时，还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那是一个新的学期开始时，学生们议论纷纷，都说有一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优秀教师来给他们上课，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盼望着快点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人物。上课的铃响了，只见一位五十开外的人慢慢地走进教室。他的脸色黧黑，眼睛小而深陷，说话也不灵便。上了讲台，他掏出讲义，一字一句地照着念，既不重复，又不讲解，还让大家讨论。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大失所望。这哪里是讲课呀，分明是念课。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意见纷纷，各班班长召开联席会议，一致要求校长敦促杨先生改进教学方法。两个星期之后，班长们再次聚会，有人建议干脆要求校长辞退杨先生，若校长不同意，就举行罢课。但也有人提出尽管杨先生说话欠流畅，但写的讲义却很有价值，同学们只要阅读他的讲义便能解决问题，还是耐心地等到学期末再说。结果，不到两个月，凡是听过杨先生课的人，无一不称道他，敬重他。因为尽管他寡言少语，却言简意赅，正是孔子《论语》式的风格。不到一年，全校的学生都很欢迎他，长沙各学校也纷纷聘请他，甚至远在岳麓山脚下的中学也有他的一席之地。于是，这位“第一师范的孔夫子”便闻名长沙全城。
毛泽东对杨昌济先生十分崇敬，常常去拜访他，向他求教。
那是1916年的暑假期间，杨先生在板仓的家中度假。一天，毛泽东冒着酷热，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十二华里，到杨先生家中拜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去板仓。他以极大的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杨先生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并向杨先生请教了一些学术问题。谈话中，杨先生告诉他，距板仓四十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毛泽东非常热衷于体育问题的研究，非常急切地想见到柳先生。于是，他便在第二天，请了一位农民带路，前去拜访柳先生，受到了柳先生的热情接待，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后来，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向杨昌济先生说，此行收获颇丰，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在一师时，给予毛泽东影响较大的还有徐特立先生。徐先生曾在一师教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修身课等，还兼任教育实习主任。他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上课时，他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经常以古今中外的英雄模范人物和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启迪学生。他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37年1月，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祝贺徐老师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还是我的先生。”
在一师，还有一位在政治上给毛泽东以深刻影响的老师，就是方继夏先生。方先生曾留学日本，在一师教博物、农业并担任学监。他常以民主精神教导学生，并代表学校领导校友会的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治才能。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英勇牺牲，是一位深受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尊敬的老师。
一师还有一位古文基础深厚，能写一手好字的袁吉六先生。他在古文和书法方面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毛泽东曾说：“我能写古文，颇得益于袁吉六先生。”
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尊师敬贤，勤学好问，从杨昌济等老师的身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教育。同时，他也以谦恭的态度、忠厚的为人、坚强的意志、远大的抱负和勤奋的精神深得先生们的器重和赏识。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因不满于学校行政当局的某些作法，领导同学们掀起了驱逐校长张干的风潮。学校当局恼羞成怒，要以“破坏校规”为名开除毛泽东的学籍。杨昌济先生知道后，愤愤不平。他对学校当局说：“毛泽东是一个特别的学生，你们不懂得他，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论。”袁吉六等先生也纷纷出面干预，学校当局只得作罢。
后来，杨昌济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件事时，怀着激愤的心情，在黑板上写下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几个大字。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他以全部心血培育的顶天立地的大树。
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寄托着无限的期望。他曾在日记中慨叹道，毛泽东全家务农，“而资质俊秀著此，殊为难得”。在他去世之前，还写信向章士钊力荐，说毛泽东是“当代英才”，望章士钊“善视之！”
读“活”的书
早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就十分注意实践在学习中的作用。在治学之道上，有一句流传很久、影响很广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毛泽东，这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广阔的天地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更能体会到行与知的相互关系。
1915年，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还要会读“无字之书”。所谓“活”的书本、“无字之书”，就是千姿百态的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就是千千万万个具有丰富的社会活动和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所谓读“活”的书本、读“无字之书”，就是要深入社会实际，参加社会活动，拜人民群众为师，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经验。
为了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更好地掌握学到的知识，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别的空余时间，走出校门，到农村去，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文物遗存、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时也为了体验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在搞社会调查时，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主要地采取了“游学”的方式。
游学，是旧社会有志读书但经济困难的学问人一种寻师求学的方式。其主要办法，是遇到机关、学校、商店或有名望的人家，就作一副对联，用红纸写好送去，求得一顿饱饭、一夜留宿或几个赏钱。也有一些没有出路的落魄文人，靠这种作对联送人——“打秋风”的形式维持生计，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行乞。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
那是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集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从长沙动身，徒步游历了宁乡、平江、浏阳等五个县，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
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身上不带一文钱，全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设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困难。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没有路费，渡江困难。
毛泽东一行出了长沙小西门，刚登上行程，滔滔湘江就横在他们的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怎么办？游过去！毛泽东自幼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晚年尚能横渡长江，一条湘江又岂在话下！但同行者并不全会游泳，况且他们都还带着行李，弄湿了怎么办？那么，只有乘船了。当时湘江上根本没有桥梁，不会游泳，只能坐船。湘江上摆渡的小船来来往往，倒也方便，坐一次两个铜板，收费也算便宜，但即使是这两个铜板，毛泽东他们也拿不出来，因为他们身上一文钱也未带，是地地道道的“游学先生”。
怎么办？他们商量了一下，先过去再说。
一叶扁舟刚刚靠岸，一群乘客便迫不及待地涌到船上。当上满14个人时，船夫喊了声“开船”，同时把手里的长竹篙往岸上使劲一撑，船便像离了弦的箭，转眼间就到了江中央。这时候，船舱中走出一位端着盘子的姑娘，挨个向乘客收费。每位乘客两个铜板，丢在盘子里叮当作响。忽然，铜板落盘的叮当声停止了，三个青年不好意思地站在姑娘的面前，一脸的歉意。
“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高个子的毛泽东说话了，“请你先带我们过去，一个月后我们会加倍偿还你们的。”
船夫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三个青年，听他们的语气倒是很恳切，但一个月后他们果真能付钱吗，这么多的乘客到哪里去找他们呢？船夫就是靠收取渡船费生活的呀。
“不行，坐船必须付钱，不然的话，你们可以先留下一把雨伞！”
湖南的七月，高温多雨，雨伞就是移动的房子，没了雨伞怎么走路呢？
这时候，乘客中走出一位和蔼的老人，愿意代为这几个学生付上船费，其他乘客也都纷纷表示愿意捐款。毛泽东却和同伴们走到船夫面前，客气地说：“划了大半天船，您一定很累了，请您休息一下，我们替您划过去。”说着，他们就接过船夫手里的长竹篙，使劲地划起来。小船载着同舟共济的人们，很快就到了彼岸。上岸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向船夫莞尔一笑，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再见！”
克服了渡江的难关，便是饥饿的难关。这是经常性的难关，也是必须克服的难关。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来到了一个山庄。山路边，开着一片小小的饮食店。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脚底也让山路磨得打满了泡，顿时，都觉得饥肠辘辘，但一摸口袋，空空如也。
没关系！他们本来就是出来游学的呀！
毛泽东和同学们打听到小店后面的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绅士，清朝时做过翰林，后来告老还家。他对诗文很有造诣，家中生活也很富裕。
于是，毛泽东和同学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写一首诗送给刘先生，用含蓄的语言表明来访的目的。
毛泽东和同学们很快地写好了一首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枝革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
沾衣晨露浸饿身。
诗中的“名郡”、“学尊”都表示了对刘氏的尊重，“白云如晶海”更是赞誉了他能摆脱俗事的缠绕，隐居高山云海的脱凡品格；“翻山渡水”、“竹杖草履”、“沾衣晨露浸饿身”则清楚地反映了学子们求学的艰辛和目前的处境。
诗写好后，签上了他们的真名，并装在写着“刘翰林亲启”的信封里，通过门房送到了刘家。
刘先生读了他们的诗，非常高兴，在书房里亲切地接见了这三个青年，同他们谈论了古典经籍及其注疏问题，并赠送给他们一个包着四十个铜板的红纸包。
他们拿出其中的几个铜板，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
毛泽东一行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想办法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一路上，他们时而到同班同学家里聚居，时而到劝学所和小学校去送对联，时而找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时而走访饱学之士谈论经书，时而游历名山大川，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时而拜谒古刹名寺，同高僧们谈经论道。在宁乡县的黄材镇，他们还了解了当时农村小集市的贸易情况，替一些店铺写了招牌。后来，他们来到朋友何叔衡家，受到何家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在何家住了几夜，看了何家的猪圈、牛栏、菜园和稻田，了解了何家的经济收支与生活状况及何家的历史，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在紧张的考察活动中，毛泽东还坚持每天清晨早起，到野外去做“六段操”、看书、追记笔记。
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位姓王的老头家里。王老头小时候上过几年小学，后来又到县衙门里当过几年守卫的差使。毛泽东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王老头问毛泽东他们说，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答道，我们的家境都不好，又想出来旅行，惟一的办法就是“游学”，一路乞讨。王老头说，当叫花子并没有什么不好，叫花子也是人，而且是诚实的人，比当官的要诚实得多。他告诉毛泽东，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王老头说他当年在县衙门当守卫时，就看到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谁想打官司，都得给他送钱送礼，谁送得多，谁就能打赢官司。县太爷所审的每一个案子，都是送礼多的一方赢。
毛泽东听了很惊讶，就问：“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输官司的一方有理变成了无理，就不会到省城告他一状吗？”
王老头气呼呼地说：“怕什么，他不会在乎的！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的花费更大。没有足够的钱去贿赂县官，在省城里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了。连在县里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拿不出来，怎么能拿得出到省城里行贿所需要的钱呢？更何况，官官相护，谁肯为平民百姓说话呢？”
王老头的话在毛泽东的心里激起了万丈怒火。他深深感到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他慨叹：“这是什么世道！”
毛泽东一行在考察中十分注意广泛接触各方面人物，深入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一行三人，来到宁乡伪山密印寺，拜访了寺里的方丈，向他询问了全国的寺院、和尚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以及佛教方面书籍的出版情况，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儒家的经典，参观了佛殿、菜园、大厨房、斋堂和寺中的其他地方。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礼遇。老方丈与他们共进晚餐，众僧人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
毛泽东一行离开宁乡到了安化县的司徒铺，萧蔚然回了家，毛泽东就和萧子升二人继续“游学”。
当时，毛泽东身穿浅蓝色单长衫，手拿雨伞，背上背着一个略现蓝印花的灰白色包袱，风餐露宿是经常的事。在去安化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和萧子升曾露宿河滩。
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皓月当空恍如白昼，一条小河从他们的脚底下涓涓流过，白色的沙滩上覆盖着圆圆的鹅卵石，清晰地印着两条长长的人影。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他们还在缓缓地走着。
突然，毛泽东提议说：“咱们今晚在这儿过夜怎么样？这沙岸不是很舒服的床吗？”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响应，“就让蓝天作我们的帐幔吧。”
“那棵老树是我们的衣柜，现在且让我把包裹和雨伞挂到衣柜里。”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人的行李，挂到身边的一棵老树的树枝上。
“啊！这月亮不就是一盏大灯吗？我们就趁着这灯光睡觉吧。”
他们又搬来两块又大又平的石头当枕头。但这两块“枕头”太高太大，他们又刨开沙子，埋下去一半。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老树为柜。”说完，就和萧子升一起倒地而卧，并齐声称赞非常舒服。
刚刚躺下，萧子升又起来了，他说在睡觉之前得到河边去洗洗脚，并说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如果不洗，就睡不好觉。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你那绅士的习惯呀？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呢！”并说：“你今晚就试试不要洗脚，还能不能睡得着！”
毛泽东和萧子升到了安化县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瞻仰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在安化县还有一个三顾夏先生的故事。
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时年六十四岁，是一位饱学先生。他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喜吟诗作对，著述颇丰。但夏先生性情高傲，一向不理游学之人。毛泽东两次求见，均被拒绝，但他并不灰心，又第三次登门。夏先生见来人态度诚恳，只得开门相迎。但他还要试试来人学问深浅，于是写了一条原对放在桌上。上面写着：“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拿过笔来，饱蘸浓墨，即书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眼看着毛泽东写完，不禁大吃一惊，对联胜过出联，而且气势非凡。夏先生连声称好，给他们提供食宿，同他们昼夜长谈，还给了他们八块银元。
毛泽东在安化县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古代计时工具“铜壶滴漏”，并在北宝塔的七层塔壁上挥毫题词：“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还给县城的“鼎升泰”、“谦益吉”、“云集祥”等商店送了对联。
离开安化，毛泽东和萧子升还到了益阳和沉江县城。
8月16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了长沙。打开包袱一看，还有两块多钱的剩余。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活动，他们二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草鞋和衣服照相留念。这次“游学”，历时月余，步行近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写下了许多笔记。老师和同学们传阅了他们的“游学”笔记后，纷纷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次社会调查时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他还有一次回忆说：“考察时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
1918年夏天，毛泽东还和蔡和森一道前往湘阴、益阳、岳州等地，徒步周游洞庭湖畔部分地区。他们各带一把雨伞，伞把上缠一条毛巾，脚上一双草鞋，连包袱都没带就出发了。临走时，和森对母亲和妹妹蔡畅说，我们三两天就回来，谁知他们一去就是一个多月。他们从岳麓山出发，走荣湾市，沿途了解各县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地主和佃户的租佃关系和收租、交租方式，贫农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情况等。刚开始农民们有点怀疑，见他们既不像以往送字游学的先生，又不像叫花子，也不像算八字的。但他们和农民一接近，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农民们给他们饭吃，给他们住宿。有时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毛泽东和蔡和森就露宿野外，吃山楂、蔷薇果等东西。
社会调查活动，使毛泽东更加了解中国城乡社会，知道了广大人民的疾苦，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他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了调查研究的作风，为他后来担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重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奋斗！奋斗！奋斗！
经过几年的刻苦攻读和社会实践，毛泽东的胸怀更加广阔了，志向更加高远了。他决心走救国救民的道路，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赋予这一代青年的重任。他在一首诗中满怀豪情地写道：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深知，要在有限的一生中，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首先必须有一个强健的体魄。1916年12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谈到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他提出，“德、智所寓，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就是说，一个人的品德和智慧，都是建立在身体这个客观物质基础之上的，一旦身体不复存在，品德和智慧便无从谈起。他还说过，体育在德、智、体三育中“占第一之位置”。他强调：“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正是出于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毛泽东从青年时起就十分注意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他日后担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繁重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在后来所说的：“体育锻炼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毛泽东的体育锻炼涉及到很多方面，采取过很多形式。
首先是野游。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经常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走向广阔的天地，既接触了社会，学到了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又开阔了胸怀，陶冶了情操，增强了体魄，锻炼了毅力。
1917年9月16日，是个星期天，毛泽东与张昆弟、彭则厚从学校出发，过河到渔湾市，然后沿铁路步行。湖南的9月，仍然是酷热未退，暑气逼人。三个好同学结伴而行，汗流浃背，走了十余里，在铁路旁的小茶店润了润嗓子，又继续前进近二十里，才在一个饭店吃饭休息。一上午的徒步旅行，使大家胃口大开，一顿饭竟吃掉五大碗饭，五碗小菜。午饭后稍事休息，又继续前行十七八里，日落时分，到达目的地昭山脚下。昭山是一座秀丽的山，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指其上。山上有一座寺庙，叫做昭山寺。寺内有三四个和尚，松柏森森，钟声悠悠，香烟袅袅，佛灯闪烁，非常玄妙优雅。毛泽东一行三人从山后攀石头台阶上山，来到昭山寺，希望和尚能让他们留宿山寺。和尚起初不肯答应，他们三人便打算在树丛中露宿。后来和尚突发慈悲，允许他们在寺内借宿，他们心中十分欣喜，整整一天中近五十里跋涉的疲劳竟消除殆尽。晚饭后，他们三人一起从山正面跑下，到湘江去游泳。游了一会儿，大家盘腿坐在沙滩上，交谈着一天来的收获和体会，只觉得凉风习习，水波声声，心中感到无比的惬意。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有说有笑地往山寺走去。只见在星光的照耀下，山顶树色苍浓，隐隐地透出一股勃勃的生机，正像他们这些将要走向社会的青年。不知不觉，大家进了昭山寺，和尚把他们领进客房。客房外有一座小楼，凉风送爽，角铃叮当。毛泽东一行三人全无倦意，到楼上说说笑笑，直到深夜。
除了远足之外，郊游简便易行，更是毛泽东经常性的运动项目。毛泽东曾经组织过一个“星期同乐会”。每逢星期日，他就邀集一批朋友到长沙郊外的金盆岭、银盆岭、猴子石等地去散步。在中秋之夜，他和朋友们还坐上划子，绕着水陆洲，在湘江中流赏月，吟诗作赋，流连忘返，直到深夜。
毛泽东还特别喜欢爬山，认为这不仅能扩大肺活量，增强体魄，更能激发他攀登不止，蓬勃向上的精神。长沙湘江对岸岳麓山是毛泽东经常去的地方。岳麓山挺拔奇秀，面临湘江，攀登其上，令人心旷神怡，有离尘脱俗之感。山上有一副对联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意境。对联是：
西南云气来衡岳，
日夜江声下洞庭。
有一年，整整一个暑假，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三人都住在岳麓山上，在山顶爱晚亭读书、休养。每当曙光初露，他们就在山上打坐，然后下山到水塘或河里去洗冷水澡。为了锻炼体魄，他们常赤着身体在烈日下，在狂风里，在大雨中，接受风雨和阳光的洗礼。毛泽东把这些活动称为“日浴”、“风浴”、“雨浴”。他们还对着树木大声演讲或朗诵古代诗词，有时又迎着大风大声呼喊。这些都是为了“练嗓子”。也许毛泽东那铿锵有力、动人心魄的嗓音就是那时练就的吧。
张昆弟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1917年9月23日在山中的活动和感受。他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
这一个暑假，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住在岳麓山爱晚亭里，各自只带着一条毛巾、一把雨伞和随身的衣服，每天只吃蚕豆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既锻炼了身体的耐力，也节约了开支。每天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就是读书、看报以及谈论和思考问题。
夜幕降临，百鸟归巢之后，便是他们谈论国家大事的高潮。直到夜深之后，他们才各自在草地上找一块地方露宿。睡觉时，他们彼此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保持空气的清新。这个习惯，他们一直坚持了很久。回到学校后，他们就在操场上露宿，直到寒霜降临。
毛泽东锻炼身体的同时，十分注意锻炼意志和胆量。
那是盛夏的一个夜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蔡母在家一听，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这个时候来人，准是有什么急事！她连忙去开门。门开了，外面闯进一个人来，头发和衣服都沾到了身上，浑身湿漉漉的，脚底下一会儿就流了一大滩水。蔡母定睛一看，来人正是毛泽东。在这电闪雷鸣之夜，他顶狂风、冒大雨，独自一人爬上岳麓山顶，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忙问出了什么事？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他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上写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意味，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和胆量。
游泳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体育活动。他认为，游泳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锻炼意志。在一师求学期间，他经常和同学们去畅游湘江。毛泽东特别喜欢和蔡和森、张昆弟一道在湘江游泳，有时候一游就是一整天，游泳完毕就到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聚会，这时已是将近黄昏。三个好朋友吃过晚饭，躺在床上，畅谈到深夜。
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瓒的身体素质很好，就是不会游泳，毛泽东就耐心地劝他、悉心地教他。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罗学瓒认真学习，进步很快，并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有一次，时已深秋，风大水凉，好多人都说不能再去游泳，但是毛泽东和罗学瓒他们全然不顾这些，坚持要往水陆洲头泅游。罗学瓒在日记中说，他们下水并不觉得冷，上岸也不见病。通过游泳，他深深感到，游泳能够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确实是一项最有益处的运动。到了10月上旬，天气就更凉了，罗学瓒因为洗冷水澡着了凉，身痛头昏，好几天吃不下饭，也懒得活动。等他身体一痊愈，毛泽东就邀他到湘江去游泳，游完后周身觉得十分畅快。
1918年的3月，春寒料峭，凉意侵人，大家的身上都还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这时，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应邀来第一师范讲演。李先生既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游泳专家。李先生讲演之后，毛泽东就请他到湘江现场教授游泳技术。到了橘子洲头，李先生作示范动作之后，毛泽东便带着三十多个人一鼓作气地跳下水去，一下子游了三四十分钟。
冷水浴也是毛泽东在一师时养成的良好习惯。这个习惯得益于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先生不但学识渊博，思想开放，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反对腐朽糜烂的封建生活方式，提倡民主科学、奋发向上的新生活。他常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受他的影响，毛泽东也坚持冷水浴，一年四季，持之以恒。
一师的浴室边上有一口水井。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毛泽东爬下床，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来行冷水浴。他跑步到水井边，脱掉上身的衣服，将井水一桶一桶地吊上来，先用冷水擦身，然后把一桶水全部淋到身上。就这样擦了淋，淋了擦，循环往复一二十分钟，直到周身发红发热为止。
毛泽东曾经对同学说，冷水浴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二是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他还强调说，在冬季坚持冷水浴确实不容易，但只要下定决心，难关是可以突破的。他从自己加强体育锻炼的切身经验中深深感到，一切锻炼身体的活动，不论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也不论是花时间多的，还是花时间少的，要把它坚持到底，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会坚持到最后，就可以习惯成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了。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持之以恒。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一师养成的冷水浴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直到晚年时，也坚持不用热水洗澡。他说：“冷水浴对锻炼身体的确有很好的效果。我虽因年纪大，不能正式搞冷水浴，但每天洗澡不用热水，只在冷水中加一点热水，使水达到微温的程度，也不坐在浴盆中去洗，只用水淋到身上，再用毛巾使劲擦洗。我觉得这样洗澡比一般洗澡的办法好得多。一般洗澡的办法只有清洁的作用，我这样洗澡的办法，除了有清洁作用外，还有锻炼身体的作用。”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不仅顽强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而且还孜孜不倦地进行体育理论的探索和研究。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了毛泽东署名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为二十八画）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在这篇约七千字的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体育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当前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体育运动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在讲到体育的作用时毛泽东认为，体育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
正是有了顽强的意志，毛泽东才能风雨无阻，持之以恒，长期坚持锻炼。正是由于长期坚持体育锻炼，毛泽东的体魄更加健壮，意志更加坚强，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更加深厚，临机决断的能力更加杰出。这一切，造就了他的伟人品格，形成了他担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重任的基础。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的体育锻炼，并不仅仅是体格的锻炼，而且还是意志的锻炼，能力的锻炼，感情的锻炼，是他为国家、为民族英勇奋斗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经豪迈地写道：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谁主沉浮？”
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独霸中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实现其复辟称帝的美梦，竟准备接受日本的要求。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中国内忧外患交加。毛泽东的心中十分悲愤，便借悼唁亡友易昌陶吟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他写道：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淮民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既痛亡友，又伤国难，更感生者责任之重大，还写了一副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湖南一师的师生们也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他们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在其封面上，挥笔疾书：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这年从夏天到冬天，毛泽东都在一师校内外为反袁斗争而奔走呼号，即使暑假期间，他也大部分时间住在长沙，不停地演说，写文章。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1915年秋，他担任了一师学友会文牍。10月，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这是学生首次担任这两个职务，在此之前，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和教员充任。
毛泽东在学友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同学们办了很多实事，为学校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他主办的工人夜校，为提高学校附近产业工人和校内工人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的斗争的护校斗争，但影响最大的是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出版（自1916年9月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很快就成为热心读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的文章，给他的心扉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比较严密的组织来研讨时事政治问题。
于是，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并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
《征友启事》贴出后，很快就有人应征，罗章龙就是其中之一。从此，一批青年学生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组织。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与蔡和森、萧子升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微风拂动着湘江的碧波和江岸的青草。湘江对岸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中，聚集着二三十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毛泽东亲自发起和组织的新民学会于此正式成立了。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规是“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在湖南，乃至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当时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郭亮、向警予、陈昌、罗学瓒、张昆弟、蔡和森、夏曦、何叔衡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新民学会成立后，即决定派罗章龙等到日本学习。临行前，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他饯行。毛泽东特地写了一首七言古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
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
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
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
艨艟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
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
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
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
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
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
我返自崖君去矣。
在诗中，毛泽东抒发了献身革命的豪情壮志，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展示了“要将宇宙看稊米”的雄伟气魄，反映了“胸中日月常新美”的广阔情怀。
1918年6月下旬，毛泽东收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的来信，要他去北大学习，并告诉他吴玉章等人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毛泽东接信后十分高兴，便与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起，在8月间第一次来到北京。
到北京后，毛泽东先住在杨昌济先生家中，后来又搬进一所公寓和蔡和森、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大炕，大被同眠”，挤得透不过气来，生活十分清苦。于是，杨昌济先生便介绍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主要是登记读者的姓名，工资每月八元。
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毛泽东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自修，同时还由杨先生介绍，访问过北京的一些学者、名流，向他们请教。毛泽东经常利用工作之余到北大去旁听，并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到北京之初，毛泽东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他曾经赶赴上海，送走了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但他自己却留在了国内。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中国更为有利。”毛泽东就是这样，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里。
1919年4月，毛泽东送走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后，从上海回到长沙，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进行宣传鼓动。他亲拟传单，动员青年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于是，湖南学生行动起来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了。
7月14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湘江评论》正式创刊。毛泽东被推为主编。刊物的很多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以《湘江评论》为阵地，热烈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及其历史意义；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革命精神；号召民众大联合，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他在《创刊宣言》中深刻地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主人公的姿态，向黑暗势力进攻。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时候，毛泽东正在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毛泽东继续抨击腐朽黑暗的封建制度，组织和宣传群众，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先后创办了文化书社，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湘潭教育促进会，组织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进行了“湖南自治”的尝试。在救国救民的艰难斗争中，毛泽东终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
后来，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反映青年时代的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