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为了中华之崛起
三位母亲
在我国江苏省的北部地区，缓缓东流的淮河与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有一片水草丰茂的平原。平原上，静卧着一座悠悠古城——淮安。
淮安，清朝时叫淮安府山阴县，1914年改为淮安县。县城西北部偏僻而杂乱的巷道中，有一条名叫驸马巷的小巷。小巷中段，生出一条与它成“丁”字形的局巷。“丁”字的连接处，是一所由两个院落连成的三进宅院，宅院共有十八间房子。
1898年3月5日这一天，东宅院的一间小屋里异常地忙碌。在一位产妇痛苦不断的喊叫声中，一个男婴出生了。
这个男婴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字攀龙，这时已不在人世。周攀龙原是浙江绍兴人。绍兴以产黄酒和师爷著称（师爷指旧时官府中从事幕僚、秘书等职业的人），他从绍兴携家到淮安当师爷，晚年捞到了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一直拒不交印，等到他正式走马上任时，已经病体难支，不久就去世了。
周家本是名门旺族，从此便日趋衰落。周攀龙撒手尘寰时，未给四个儿子（依次是贻庚、贻能、贻奎、贻淦）留下什么田产，只有上面提到的那所大宅院。
周恩来降临人世时，他的生父周贻能还很年轻，二十四岁左右。周贻能为人忠厚老实，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薪水不多，经常失业，因此全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得知自己得了个儿子，十分难得地笑了。有了儿子，生活也就多了一份希望。
在周恩来出生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他的外祖父在淮阴病危。
周贻能得悉此事，考虑再三，没有把它告诉妻子万冬儿——也就是周恩来的生母。万家是淮安西北面的另一个县治淮阴（清朝时叫淮安府清河县，1913年改为淮阴县）的大户，门庭鼎盛，家境丰裕。主人万青选曾任淮阴县知事，有十八个子女，平时最疼爱的就是冬儿。冬儿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善理家财。周贻能1897年娶她为妻，两口子恩恩爱爱。眼下冬儿刚生小孩子，身体极为虚弱，怎能让她承受这份刺激呢？
周恩来出生后的第二天，万青选病情加重，不省人事。守候在他身边的家人告诉说冬儿刚生下一个男孩，老人吃力地睁开了眼睛。他会算命，问过生辰八字后，很高兴地慢慢说：“这孩子有出息！叫冬儿好好抚养他！”
就在这一天，老人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成了父母的宝贝，他们给他取的幼名是“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
幼小的周恩来在温暖的襁褓中一天天长大。
1899年年初，周家又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
贻淦那时才二十一岁，新婚不到一年，没有子女。按封建习俗来讲，不孝有三，无后最大。贻淦此时最难过的事情，也许不是置他于死地的肺结核病的折磨，而是膝下无子。新婚的妻子陈氏还未来得及品味小家庭生活的快乐，就不得不四处求医。她太痛苦了，如果丈夫很快死去，她就会成为没有子嗣的寡妇，成为被人们最看不起的女人。
周恩来是周家长孙，也是周家当时唯一的孙子。周恩来的父母深明“人伦大义”，为使四弟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心有所慰，也使弟媳将来的生活有所依托，决定把自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儿子抱给他们“冲喜”。两个月后，贻淦辞世。
陈氏成了周恩来的养母。这一年周恩来的大弟恩溥也出生了。
陈氏那年二十二岁。她娘家在苏北宝应县，父亲陈源是清朝的秀才，兼通医道，她可以说是出生于“书香门第”了。她自幼喜欢书画，熟读古文、唐诗、宋词，很有才学，而且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心地善良。她对周恩来的成长影响很大且十分有益。
陈氏寡居后，养子周恩来成了她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她从不外出，谨守妇道，把母性最炽热的爱无私地献给了幼年的周恩来。她还为周恩来请了一位很好的乳母——蒋江氏（封建社会妇女无地位，出家从夫姓，蒋江氏原本姓江，蒋是夫姓），共同精心培养这位被外祖父认定“有出息”的孩子。
周恩来于是有了三位母亲：生母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他从三位母亲那里学到了三类不同的学识。
养母是他的文化启蒙教师。
从四岁起，周恩来就每天跟陈氏读书、写字。五岁以后，又跟陈氏学儿歌和简单的唐诗宋词。那时虽说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诗词的含义，但已经能够背诵了。
有一次，弟弟恩溥玩刀子，差点伤了周恩来的眼睛，这使陈氏十分后怕。她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将养子抚养成人，可不能有意外呀！从这以后，她干脆把周恩来整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教他黎明时刻就起来读书识字，等他感到厌倦时，就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的传说，讲得最多的是南宋女英雄梁红玉的故事。
周恩来在陈氏的膝下度过了童年。在陈氏去世前，母子俩几乎一天也没有分开过。这段时间，正是周恩来人生的初始阶段，养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教养的提高影响极大。他对养母的亲情甚至超过生母，叫陈氏为“娘”，而称生母为“干妈”。养母死后，他专门写过一篇《念娘文》。他后来满怀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这里说的“母亲”、“嗣母”，都是指养母陈氏。
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到了农事。
比起养母来，乳母蒋江氏即蒋妈妈是个“粗人”，但她讲的话周恩来十分喜欢听。她将周围的农事一一告诉周恩来，让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比如：从播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子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
蒋妈妈讲的话，周恩来不但认真地听，有时还学着做。就说种瓜吧，他曾在花坛里埋了一粒瓜子，天天浇水。过了好些天了，还未长出苗来，他便去问蒋妈妈为何不出苗。蒋妈妈笑了一笑说：“傻孩子，现在是冬天，要春天种才行呀。”第二年春天来临时，蒋妈妈带他在原地种了几粒南瓜籽，果然出苗了，后来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极子，觉得蒋妈妈真有本事，好像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秘密。
周恩来对蒋妈妈的感情也是十分深的。童年时，他常到大运河边蒋妈妈家玩。后来在一个姓龚的人家读书时，一天傍晚，风雨交加，蒋妈妈打着伞去接他，要背他走。他却扶着她说：“妈妈，我搀着你走，路滑！”再后来，他去天津读书，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跑去看望他。周恩来高兴极了，陪她四处走走看看；在她要回家时，还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努力加餐，保重身体。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这里说的“妈妈”，就是乳母蒋江氏。
周恩来在生母那里学会了处世。
生母万氏虽然把周恩来过继给了养母陈氏，但母子之情实在是人世间最原始也是最圣洁的情感，是任何力量都分不开割不断的。加上本来就住在一所大宅院里，生母依然和他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周恩来的养母承担了个人的不幸（丧夫）的话，他的生母则不仅承担了个人的不幸（丧父），还承担了整个家庭的不幸。当时的周家一无田产，二无积蓄，周恩来的父辈虽有兄弟四人，但伯父、生父远离家乡在外谋生，除了自己的开销，简直没有力量再资助家里；三叔从小就瘫痪在床，不能劳动；养父又病死了。这个家庭只得靠生母支撑着。周家虽穷，也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往，求人托事，这些都要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从小就跟外祖父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场面，只有她有能力担此重任。生母处理这些应酬事项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周恩来很敬佩生母的办事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自己也知道了不少事情。
但是，他不喜欢生母讲排场，要面子，有时不禁问：“干妈，为什么穷成这样，还死要面子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生母这样做也是情非自愿，实出无奈。
在生活困难的景况下，生父和生母经常去外祖父家。
1904年，周恩来家双喜临门，一是二弟恩寿出生，二是他生父买彩票中了彩。
原来，周恩来的生父出于好奇，和十八舅万立甦合伙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中了头彩，合得一万元，各分五千元。
这意外的五千元收入，如久旱的甘露，能够应付很长一段日子了，周家喜不胜喜。但他们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情况。昔日的债主们像蝗虫一样地拥来要债，亲友们也一拨儿一拨儿借钱讨喜。周恩来的生母不得不考虑重新安排往后的生活。如果继续留在淮安，这五千元很快就会填进无底洞里。于是，她决定带着全家，包括周恩来的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一同到娘家去住。陈氏考虑到淮阴还有她本家亲属和祖辈留下来的旧房屋，也就欣然同意了。
周恩来那年已经六岁，开始在万氏家塾念书。外祖父家中藏书很多，周恩来阅读了不少优秀的中国神话故事和古典小说。他特别爱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和根据《史记》故事编写的《列国演义》。
周恩来的生母管理家务精明能干，待人接物礼节周全，处理矛盾谙熟练达，这是对周恩来性格成长很好的熏陶。周恩来后来回忆起这一幕幕往事时说：“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家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三位母亲，给了童年的周恩来三种不同的养分。他后来文思泉涌，文采飞扬，这中间有养母的影响；他后来不搞特殊，紧紧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中间有乳母的功劳；他后来成为舌战群儒的外交家，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中间有生母的熏陶。和三位母亲共同生活的经历，成了周恩来一生中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历史的大事年表里，1907年似乎没有什么可记，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年份。然而，在周恩来的人生经历中，这一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悲哀。
这年春天，他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家里拿不出钱来治病。万氏在贫穷、愁苦与劳累的煎熬下，病情日益加重，在外谋生的父亲甚至还来不及回来看她一面，她就离开了人世。这年，她才三十岁。
周恩来的养母陈氏此时也有病在身。她抚摸着爱子，眼里流着泪，凄婉地说：“大鸾，我也活不长了！”
陈氏这时身患痨病。为了从悲哀中摆脱出来，也为了给自己治病，这年夏天，她带着周恩来去宝应县堂兄家暂住。堂兄的大儿子懂点医术，但对陈氏的病无能为力。
1908年7月，陈氏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陈氏身边没有娘家的至亲，周恩来是他唯一的亲人。这时周恩来才是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亦不得不像成年人一样担起料理陈氏后事的重任。1908年秋冬之交，他扶着养母陈氏的灵柩，乘船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借债将养母和养父合葬在一起。
两年内竟失去了两位母亲，这怎能不令年少的周恩来揪心撕肺，肚胆欲裂！
落霞满天时，周恩来常常静立在淮河岸边。缓缓东流的淮河水啊，写不尽少年周恩来对母亲无限的思念。
养母死后，周恩来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人介绍，到很远的湖北去做事。这样，应付债主，带养弟弟的事，就落到了周恩来的身上。他尝尽了世态炎凉，体味到了人生百味。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一幕幕难忘而可怕的记忆。
1945年的一天，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沈阳求学
故乡狭小的天地里，留下了周恩来过多的不幸。家庭的变故，人情的乖戾，世道的黑暗，是他这样年少的孩子难以忍受的。他的生活中应该有爱，应该有笑声，他应该上正规的学校读书。
周恩来向往外面的世界。会写字后，他就经常跟在奉天府（今辽宁沈阳）做事的伯父周贻庚（字曼青）、在铁岭做事的堂伯父周贻谦（字济渠）通信，表达这种愿望。
1910年，周贻庚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升任制用课主稿，生活已比较安定。他是单身在任，夫人当时旅居天津。他们没有子女。周贻庚在侄儿周恩来的来信中，了解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也从字里行间发现这个侄儿是可造之材。这年春末，周贻谦回淮安探亲时，周贻庚便托他无论如何要把周恩来接到东北来。
周恩来知道消息后，高兴极了。他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常问前来接他的堂伯父：“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是真的，孩子。”堂伯父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头。
周恩来曾在宅院里栽了一棵腊梅树。这时，腊梅树花蕊初绽，花影摇曳。
几天后，十二岁的周恩来头戴圆帽，身穿马褂，带着腊梅花一样美丽的憧憬，随堂伯父离开了家乡。生命之舟，向另一方深浅莫测的水域缓缓驶去。
像他这般年龄就离家远走，在同时代伟人中是少有的。毛泽东吟诵“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离开韶山去长沙时，是个十八岁的翩翩男子（1911年）；朱德1906年走出仪陇家乡到南充上学时，则已是二十岁的已婚青年了。
与他们的另一个不同是，周恩来少小离家后，再也没有重返故里淮安，甚至担任总理要职后，也没有“衣锦还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均有过难忘的故乡之旅。
周恩来是在初夏来到沈阳的。北方的原野这时还难找到南方随处可见的无垠的绿浪、美丽的岸柳，只有稀疏的野花接迎远道而来的小客人。但他喜欢全新的环境，向往陌生的生活。何况，北方的夏天凉爽宜人，蚊虫也少。
周贻庚一直单身在沈阳，很少有天伦之乐。侄儿来了，他总算为家里尽了一点义务，心里感到一些安慰。他喜欢绍兴黄酒，常常让周恩来也陪饮几盅。周恩来后来的好酒量也许与此不无关系。
周贻庚很喜欢侄儿，要让他上最好的学堂。
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社会处在急剧的变化中，只读经书的旧式学校已不吃香，以教授西方近代科技为特点的新学堂很受人欢迎，虽然它收取的费用要高出旧学堂三倍。奉天的一所新学堂还未建成。伯父便让周恩来随堂伯父去铁岭银岗书院（初级小学）暂读。
当年秋天，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当时学堂的学制包括初等小学四年和高等小学三年，叫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周恩来接到奉天府，进入这所学堂的丁班读书。
稍后，这所学校改名为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今沈阳第六中学）。
东关模范学校在沈阳古城大东门外万泉河畔，主要建筑是两栋红柱青砖的楼房，另外还有一块供学生上体操课用的操场。校舍是新建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学校当时有许多学生跟周恩来的年龄不相上下，他对新学校十分满意。学校里既教中国的经书，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新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相当于现在的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十门。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许多新知识，大大开阔了眼界。
东关模范学校的学生，有的来自“小康之家”，有的是官宦世家子弟，还有少数皇族子弟，像周恩来这样的平民子弟极少。周恩来刚入学时，身材和北方小孩比，显得文弱瘦小，加上他性情温和，又是一口当地人很难听懂的淮安口音，班里的富家子弟便经常欺负他，骂他是“南蛮子”。他开始设法交朋友。当发现有好几个身体弱小的同学也受那帮人的欺侮时，他就主动联合他们，在校时一起玩，放学时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那些富家子弟再不敢轻易欺侮他们了。
周恩来对平民百姓有很深的同情之心。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姓吴的老校工，每天烧水、扫地、打铃，工作很辛苦。周恩来经常起早来到学校，帮助他扫地、烧水。有一次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板送给他治病。
在东关模范学校，周恩来遇上了一位教史地课的好教师，名叫高戈吾。高老师是学识渊博又富于正义感的进步教员。他常常在课堂上宣传爱国思想，慷慨激昂地讲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悲壮故事。周恩来和同学们听了，热血沸腾，泪痕满面。周恩来很尊敬高老师。高老师从平日的观察中，看出周恩来是一个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的学生，也特别喜欢他，经常找他谈心，介绍各种进步书籍给他阅读。
当时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书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八岁时写的《革命军》。该书约二万字，作者以通俗简洁的文字，抨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呼唤革命的到来，激扬的文辞，掷地有声：“革命者，天理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书中还明确具体的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周恩来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书，心中涌动着忧国忧民的情感。
在高老师的熏陶下，周恩来爱上了史地课。他大量阅读历史书籍及进步刊物，了解了中国古代的辉煌，近代的屈辱。
家庭的影响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会烙下很深很深的印记。周恩来沈阳求学期间，一直住在金银库胡同（今沈阳市钟厂附近）的伯父家。伯父非常爱国。两代人过着清贫的生活，经常谈论的是政局的变动和社会的改革。周恩来耳濡目染，进一步了解、熟悉了不少要求改革的西方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著作。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还须到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班上一位叫何履贞的男同学与周恩来十分要好。1911年的暑假就要来临了，何履贞邀周恩来到城郊魏家楼子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比较犹豫，他想多读点书。何履贞说：“我家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打仗的地方，有好多遗址呢。”
“是吗？”
是的。魏家楼子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在夕阳的照耀下依稀可辨。
何履贞的祖父是村里的私塾老师，十分喜欢爱读书的孩子。他不顾年事已高，带着孙子及周恩来漫步烟龙山。老人很有爱国心，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他做梦也盼望着祖国的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呀！”
周恩来低首沉思。
当时，在东关模范学校流传着一首反对日俄战争的爱国歌曲。歌词写道：“辽东半岛风云紧，强俄未撤兵。呜呼！第二波兰错铸成。克查克（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日东三岛，顿起雄心，新仇旧恨并。舰队联樯进，黄金山外炮声声。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周恩来很喜欢唱这首歌，看完遗址，他对歌词的含义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下山了，周恩来与何履贞一边走一边唱着这首歌，尤其是最后一句“吾党何日醒”，唱得特别有力。
暑假生活使周恩来深受教育。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他的三个暑假都是在这位同学家里度过的。他受到了最初的爱国主义的洗礼。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接着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纷纷举起义旗。这是一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航程的革命，震撼着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灵。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东关模范学校一片欢腾，鞭炮声连绵不绝。满清国旗黯然降落，代表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冉冉升向蓝天。
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无比欣喜。推翻清王朝的消息刚传到学校时，他赶忙找来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成为全校第一个剪辫的学生。
清朝统治者是满族人，满族男人的头上都留有一根很长的辫子。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统治者就下令从来不习惯留长辫的汉族男人也必须留辫，以表示对清朝的臣服。不留就要杀头。高戈吾老师不怕杀头，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剪掉了辫子，但学生中没有人敢这样做。所以周恩来挥剪割辫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但作为学生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也是非常勇敢的。
1911年年底的一天，上课铃响过后，魏校长正了正衣襟，拿起讲义夹，走进教室。他身为校长，还兼讲授全校的修身课，以示学校对这门课的重视。他这一天要讲修身课的“立命”一节。
在社会激烈变革，国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处在明显变化中的时代，年轻人很容易陷入迷惘与困惑，找不到为之追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人生的意义作庸俗而短视的理解。魏校长有感于此，讲课讲到最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问学生：“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一个学生主动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就只有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问前排的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而读书？”
那位学生慢慢站起来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第二位被问的学生说：“为明礼而读书。”
这两位学生的回答也不能算错，因为封建教育就是这样教导学生的。
第三位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站起来，很认真地回答道：“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
教室里哄堂大笑起来。
魏校长摇摇头。他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周恩来同学，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举动，使很多同学十分佩服。魏校长叫到他时，教室里突然没有了乱糟糟的声音，静得出奇。周恩来站起来，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魏校长未想到，自己的门下竟有如此出众的少年才俊，非常震惊和兴奋。他迟疑片刻，招手示意周恩来坐下，激动地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周恩来求学的目的。
周恩来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都建立起很好的关系。他尊重老师，学习刻苦，各科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是作文、书法，每学期总是全班第一。他的文章常常被批上“传观”字样，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有的作文还送到省里举办的成绩展览会展览，有一篇被上海进步书局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出版。
老师也因此十分喜爱周恩来。国文老师名叫赵希文，每当批改到周恩来的作文时，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把周恩来叫到他的宿舍里当面评论并给予指点。他常对同宿舍的另一位叫张镜玄的老师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的好学生，我得多花点心血，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以“中华之崛起”为己任的周恩来，时常关注国内外大事。他自己订有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经年一张不缺。当他看到报载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时，曾大声疾呼：“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
在沈阳求学期间，周恩来还十分注重体魄的锻炼。他从小体弱多病，发育不良。来到沈阳之后，逐渐习惯了吃北方的高粱米、贴饼子。当时沈阳市内没有柏油马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周恩来每天到学校都徒步往返，课间坚持和同学们到操场踢球锻炼，即使风沙扑面的天气，他也视若等闲。特别是冬天，坚持在北方刺骨的寒风中跑步，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在风沙中，不仅锻炼了身体，也磨炼了意志。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身为国家总理，仍然坚持每月吃一部分粗粮。到沈阳视察工作时，特意要食堂做高粱米饭。“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接见沈阳的红卫兵代表时，回忆起当年那段生活，风趣而满怀深情地说：“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要感谢东北的黄土、大风、高粱米，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周恩来在沈阳度过了十分宝贵的三年时间。在这里他的知识增多了，身体结实了，这是实现“为中华之崛起”的宏愿所必备的条件。
南开学子
1913年2月，周恩来的伯父周贻庚到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获得了与一直住在天津的伯母团聚的机会，心情十分舒畅。伯父与堂伯父反复商量，觉得周家晚辈中其他孩子的发展希望不大，只有周恩来可以造就。他把父辈的爱和希望全部倾注在周恩来身上，带着年方十五岁的周恩来来到天津。
天津是一座繁华的都市。海河贯横市区，沿河圈起了一块块外国租界，头缠长巾的印度宪兵和科西嘉宪兵在租界内站岗巡逻。租界之外，沿街乞讨的穷苦人随处可见，河里还不时顺流飘来一具具尸体。富人在这里营造天堂，穷人在这里苦守地狱。年小而家贫的周恩来越来越感到世道的不公。
来天津前，周恩来曾在沈阳报考过清华学堂。那是清政府于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正式成立国立清华大学），在海外都很有名气，对学生的英语要求特别高。周恩来没有能够通过该校的英语考试。到天津后，他想暑假后报考南开学校，考试科目有英文、国文、算术三门，所以，在天津英算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的英文，进步不小。
1913年8月16日，南开学校北楼下的一个大教室里十分安静。周恩来和许多应试者在这里参加了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是周恩来的强项，他文思泉涌，一挥而就，而且字迹美观，卷面整洁。数学考试时，他演算迅速，很少出错。英文考试成绩稍差一些，但因补习过三个月，也还不错。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进入南开学校乙三班（后来改为丁二班）学习。
南开学校位于天津南开区南开四马路。校舍的建筑风格师法英国，而校内的教育制度则仿袭美国。学校是由严修（字范孙）、张伯苓两位爱国之士于1904年创办的，学制四年。严修是清朝的翰林（官名），任校董；张伯苓则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基督教徒，任校长。建校之后，教育经费来自美国的教会，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是从英国请来的。南开学校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育作风也很民主，在当时是一所不错的学校。
在天津上中学的周恩来仍是一个穷学生，甚至比在沈阳时更显得贫穷了。学杂费比小学要贵：每年学费三十六元，宿费二十四元；每月饭费要四五元。他伯父在天津任职一年后又返回沈阳（伯母仍在天津），还是做小职员的工作，收入微薄，并不是每个月都能有钱给家里的。伯父返回沈阳后，周恩来跟随伯母生活，一些必须的费用经常无法接济。
这时候，心地善良、耿直勤劳的伯母，就靠编织线袋、自行车把套、墨盒套之类的日常什物挣些零用钱，尽量保证周恩来安心上学。周恩来自己也设法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给学校刻蜡版、抄讲义，挣点微薄的收入补贴膳宿费。老师们对他很关心，经常找一些活儿给他做。因为穷，他没有钱包饭，只能零买，或者与一位名叫冯柳猗的同学一起，拿几个铜板到校门外不远处的一个豆腐房买最便宜的豆腐充饥。星期日从伯母家返校，便带一小瓶酱当菜吃。
那时的学校一般都有校服。南开学校的校服是浅蓝色或灰色的长袍，里面配长裤。一般的学生在校穿校服，回家就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周恩来没有那么多衣服。他夏天穿一件白大褂，冬天穿一件单薄的青棉袍，外罩只有那一件蓝长衫校服。他从小就爱整洁，衣服不管多破多旧，都要缝补整齐，洗得干干净净。每到星期天，他都自己动手把衣服洗好，夜里烘干，星期一又穿上它去上学。时间一长，那件长衫校服都发白了。
那时，有的同学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学。但周恩来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克服困难，维持学业。正像南开学校当年的一份资料《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中所写的那样：“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艰之中，多才多艺，造就斯绩。”
穷人家的孩子知道生活的艰难，往往学习十分用功。周恩来进入南开学校之初，就规定自己要做到五个“不虚度”，即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他平时学习极为刻苦，常常读书至深夜。
刚进校时，他的英文水平不高。入校后，他加紧学习，每天早晨起床后，以及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英文上。进入第二学年，他的英文成绩就很不错了，甚至能阅读一些英文原著。《南开中学毕业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初至英文非佳，嗣后发奋攻读，始同趋进步。”
学校开设的课程，规定的教材，远不能满足周恩来。他渴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一方面到图书馆借读，一方面尽量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来买书。
有一次，他在书店看到一部用连史纸（江西出产的一种以竹子为原料的手工纸，纸质细密洁白）精印的《史记》，就毫不犹豫地掏出伙食费买下来，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史记》是西汉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历史巨著，被鲁迅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书，周恩来不但自己读，晚上就寝后，还把其中生动感人的故事讲给同寝室的同学听，让别人也一同分享读书之乐。
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精读与涉猎了不少中外思想家的书籍。如中国古代顾炎武（著有《日知录》）、王夫之（著有《船山遗书》）、近代梁启超（著有《饮冰室文集》）、谭嗣同（著有《仁学》）等人的著作，欧洲18、19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著有《民约论》）、孟德斯鸠（著有《法意》）、赫胥黎（著有《天演伦》）、亚丹·斯密（著有《原富》）、斯宾塞（著有《群学肄言》）等人的著作，他无不精读，对当时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国内外大事的著名报刊《民主报》、《民权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甲寅》、《大同报》等亦细心浏览，为自己打下了十分扎实、受益终身的文化基础。
功夫不负有心人。勤劳刻苦的学习，使周恩来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第一学年，由于品学兼优，经教师推荐，周恩来获得了全校唯一的免费名额和班上首位奖学金，成为免费生。
1915年3月，全校八百多名学生举行作文会考，周恩来的作文被评为全校成人会考第一名。他还获得了全校数学比赛个人第一名。
1916年4月8日，周恩来又获全校笔算速赛第一名。5月6日，全校组织不分年级的作文会考，每班推选出五名作文优秀的学生参加，考试卷子一律密封，由教师集体评阅。试题有两道，由应考者择一回答：一道是，诚能动物论；另一道是，日相大偎伯谓此次欧战为新文明之产痛，证诸已往历史是否如斯，试申言之。周恩来参加会考，选择了第一道题。他纵论古今，横议宇内，文思勃发，一骋才情。各位国文老师对周恩来的文章大加奖饰。评选结果，周恩来名列第一，校董严修将有自己亲书的“含英咀华”四个大字的奖状奖给周恩来。后来这张奖状一直挂在教室东墙正中，全班同学都感到光荣。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他的毕业总平均分数为89.72分，是同学中最优秀的。6月26日的毕业典礼上，他荣获“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一枚，并代表毕业同学在会上致答词。
周恩来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与老师、同学的关系也十分好。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同学因为自己的成绩好，就骄傲起来，看不起别人，慢慢地，他的朋友越来越少。正如冰心的一首诗《春水》中写的那样：“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周恩来成绩好，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常谦虚，从不骄傲。南开学校规定，每门课程每月考试一次，期末进行大考，学业跟不上的要留级或者淘汰。周恩来便经常牺牲课余时间帮助学业跟不上的同学补课。毕业那年，同学们大都埋头学业，争取毕业时考出好成绩，周恩来当时身兼各种社团的8个职务，仍一如既往，助人为乐。
他曾以《射阳忆旧》为题撰写小说，尽情赞美家乡一个忠诚正值的仆人，并表示自己愿“做天下之公仆”，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服务。他在另一篇《论名誉》的作文卷子中也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
周恩来十分看重同学之间纯朴的友谊。刚进校时，大家不认识，宿舍是老师分配的。但从第二学年起，他就和志同道合的常策欧、张鸿诰等三位同学自愿组合，住进新建的西斋35号室。学校对作息时间以及卫生等事项作了严格规定，他们都模范遵守，在各寝室开展的整洁评比活动中，得过“整齐洁净”的嘉奖。到第四学年开始时，周恩来对室友提议：我们一块儿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因此，我们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所以，最后一学年，周恩来和蔡凤等同学住在了一起。
1916年，好友张瑞峰毕业，准备赴日本留学。周恩来作诗《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三首相送，表达了很深的同学之谊。其中写道：
群鸦恋晚树，
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
临歧意怅然。
周恩来与老师的关系也极融洽。每隔一些日子，他总要在休息日到校长张伯苓家去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总留他吃饭，并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的作文很好，国文老师都对他印象不错。其中有一位叫张皞如的国文老师，还被周恩来吸收为敬业乐群会所属的诗团的成员。张老师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政局深感忧虑，写了一首题目为《伤时事》的诗。周恩来以张老师诗作的原词和诗一首——《次皞如夫子〈伤时事〉》，与老师共忧国事。
周恩来过人的才识，正直重义的人品，一直为校董严修所注目。他不知手把手地教过多少学生，只有周恩来最不一般。文人遇到得意门生，常常喜欢安排婚娶，永留在侧。因为这些人虽功成名就，但当年也曾苦苦攻读，对读书习文的晚辈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所以，严修不但曾将亲书“含英咀华”四字的奖状奖给周恩来，而且当周恩来临毕业时，他又托人提亲，想招这位英俊弟子为婿。
对于严家的提亲，周恩来心情很矛盾。既由衷感谢校董对自己格外的看重，又不能轻易答应这门亲事。他是一个志向远大的青年，决意翱翔在更为广阔的天空。
一天，他与曾同室两年的学友张鸿诰散步，谈论理想，谈论未来，也谈起了这桩事。两人反复权衡，末了，周恩来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的支配。”
后来，他终于把这桩婚事给推辞了。
对于周恩来彬彬有礼的婉拒，严修有些失望。但失望之余，反而更加佩服起这位淮安籍的学生来。不贪图现成的财富和安逸，靠自己的努力选择未来，正是一个有志青年应持的人生态度。
不久后，周恩来赴日留学，几年后，又去欧洲勤工俭学，严修均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才华初露
1914年春节。节日的气氛，笼罩着天津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南开校园内一片静谧。这所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本市，时值寒假，他们都回去了，在父母的膝下享受天伦之乐。
空荡荡的教室里坐着一个英俊的青年学生，他一会儿翻着书，一会儿呆呆地坐着不动。慵懒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在他被泪水浸湿的脸上。
周恩来的心境像那北方的原野，一片苍凉。他想念家乡，然而两位母亲早逝，生父长年在外……
他打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娟秀的行书字：“我讨厌孤独和寂寞。我喜欢交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
周恩来是十分喜欢多交朋友的，在南开的四年，他广泛参与社会活动。
初放寒假时，他和几个班的十多位同学曾商量成立一个学会，但在创办什么样的学会的问题上没能统一意见，结果大家败兴而散。把一片静谧，留给了校园。
新学期开始后，情况出现转机。1914年2月19日，学校负责调查各学会情况的张瑞五老师找常策欧洽谈过一次，说新的学会必须组织起来，如遇到困难，他愿出面帮助。常策欧便与好友周恩来、张瑞峰再次讨论成立学会的事情。三人的意见慢慢趋向一致后，3月4日，召集志趣相投的二十多位同学，在丁二班的教室正式开讨论会。大家公推李铭勋为临时主席，公推周恩来、常策欧、张瑞峰等人起草团体章程。在拟定会名时，于文治同学提出“敬业乐群”的名称，即“敬重学业，联络感情”的意思。大家觉得不错，一致通过。
敬业乐群会的会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把敬业乐群会的活动内容、人事、组织等事项商议妥当后，周恩来、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去拜见校长张伯苓，汇报有关情况。
在民国初年的各学校中，南开学校是一所很有朝气的学校。它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积极提倡学生开展课外活动，成立社团和学术研究会，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对办社团、学会，学校不但有专门的老师管，而且校长常常亲自过问。
张伯苓亲切地接待大家，另一位管学会、社团的老师也在座。张校长询问起学校中各学会的近况时，那位老师说：“青年会有张瑞五老师辅助，势力很发达。自治励学会接办也不缺人。只有三育竞进会，因会长近日辞职，快瓦解了。”
那位老师向校长介绍了学校几个主要学会的情况后，转身问周恩来等人：“你们如果有意，不如把三育竞进会接过来办，这比另组学会要省事一些。”
张校长也觉得有些道理。
张瑞峰与周恩来、常策欧交换了一下眼色，站起来说：“两会宗旨不同，如三育竞进会确无人办理，帮助是行的，但不能两会合办，免得将来节外生枝。”
张校长点点头，并不强求他们合并，主张两家好好商量。送周恩来等人出门时，又说：“你们齐心合力干吧，不要给别人以口实。各件事的手续也要反复斟酌，尽量使事情办得圆满一些。”
第二天，敬业乐群会和三育竞进会达成协议：鉴于三育竞进会无人主持，难以为继，敬业乐群会愿将该会会址改建新会；该会会员的所有书籍，可以取走，但公有书籍应捐入新会。
接下来，3月7日、10日下午，分别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详细讨论章程，选举各职。规定敬业乐群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该会分研究、执行两类。研究类分设稽古部、智育部、演说部、俱乐部四部，下设讲经团、佛学研究团（属稽古部），宣意团、辩论团（属演说部），诗团、军事研究团（属智育部），演剧团、音乐团（属俱乐部）八个团体。执行类分设庶务部、编辑部。学会章程细密，组织严谨，很难想像是创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之手。
全体会上，通过投票方式选举张瑞峰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周恩来是三位发起人之一，至少可以担任副会长职务，但他很谦虚，只同意担任智育部长。后来他才担任副会长。到第三年原任会长离校后，在大家一致推举下，又担任会长职务。
3月14日中午12点半，敬业乐群会在南开学校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场正中高悬国旗，国旗下面，挂着非常醒目的“敬业乐群会成立大会”的巨大会标。礼堂里十分热闹。会议程序是：奏乐，张瑞峰会长致开会词，张伯苓校长代表教员讲话，张瑞五代表其他社团学会讲话。
几百名与会者热烈祝贺这个新团体的诞生。
会后演出揭露社会腐败，抒发少年爱国精神的新戏《五更钟》，令人欲歌欲泣，赢得了如雷的掌声。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开展了各种进步活动。当时，它从三育竞进会接收过来的书并不多，因经费有限，新购的书刊也不多，于是发动会员自愿捐献图书，互通有无。周恩来积极带头，第一次就捐献了《东方杂志》、《大同报》、《立国根本谭》、《军人的模范》、《自治模范》、《国民生死问题》等多种书刊。
智育部利用每周一、二、四、五四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作为智育部长，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该部下设诗团、军事研究团，他着重抓了诗团的活动。他在发动大家写诗的同时，自己带头作诗。他的诗用词洗练，寓意深远，无矫饰之态，有韵律之美。如他写的《春日偶成》一诗，就可称上乘之作：
（一）
极目青郊外，
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
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
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
相思又一年。
这首诗带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意义。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革命的果实，于1912年3月10日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一反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民主精神，实行独裁统治。周恩来的诗揭露了“烟霾布正浓”的黑暗现实，向往“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的春天的到来。
智育部本着“补教科之不及”的宗旨，经常请老师作专题报告和辅导。如1915年5月请张诗岑老师讲军事研究，野外作战。1917年还请了不少社会上的知名学者前来学会演讲。如梁启超、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先后莅会演讲。周恩来忙前忙后，常常亲自担任记录。
在敬业乐群会，周恩来是最为活跃，多才多艺的一员，他活动的天地，远远不限于智育部内。
学会的俱乐部是在周恩来等人的提议下设立的。在俱乐部的演剧团内，经常能看到周恩来忙碌的身影。
1914年10月17日是南开学校建校十周年校庆日，俱乐部演剧团为了宣传妇女解放，破除封建迷信，向校庆日献礼，决定排演新剧（即话剧）《恩怨缘》。剧中其他角色都有了人选，但女主角空缺。
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言。南开学校只有男生，没有女生。而且，按照封建观念，男女也是不能同台演出的。但校庆日一天天近了，怎么办呢？
也不知哪位同学灵感一来，说：“周恩来长得眉清目秀，让他试试看！”
周恩来愿意在各方面锻炼自己，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结果，演出之时，他饰演的女主角很受欢迎。此后，不但演剧团的女主角要找他演，学校不久后成立的新剧团也请他担任布景部的副部长，并当主要饰演女主角的演员。这样，他先后参加了新剧《炎凉镜》、《早婚鉴》、《仇大娘》、《华娥传》、《一念差》、《新村正》、《醒》、《老千金全德》、《五更钟》、《冯君》、《新少年》等剧目的演出，大都饰演女主角。
周恩来演戏很认真。在演出《炎凉镜》（后来改名为《一元钱》）时，为了演好女主角，他同担任男主角的同学李福景一起揣摩剧情，花了很大功夫。该剧1915年1月演出，在天津轰动一时。有一份报纸在评论周恩来时写道：“凡津人士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闻君之名。”这个剧目1915年暑假应北京文化艺术界的邀请，到北京演出，也获得好评。1949年周恩来还在一个会议上对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提到过此事。
在学会演说部里，周恩来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
他利用各种机会锻炼自己的口才，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一边背诵演说词，一边做各种手势，下功夫练习演说艺术；他还苦练即席讲演的能力，不打稿，不准备，得到题目后即席发言，做到出口成章。这使他练出了一副好口才。
当时，天津各中等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校际辩论讲演比赛。1914年和1915年，周恩来都被推荐为南开学校的三名代表之一。结果，南开学校连续两次荣获冠军，他自己也有了一些名气，1915年被选为学校演说会副会长。
1916年10月3日，全校举行演说会，周恩来作题为《中国现实之危机》的演说，痛斥各地军阀武人干政，卖国求荣，致使教育停顿，经济凋敝，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指出：这都是因为“政治不良”造成的。他向同学们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篇演说词名列优胜，后来在《校风》第四十五期上作为“代论”全文发表。
中外历史上，有不少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在青年时代或长或短地干过一段编辑工作。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莫不如此。编辑工作能培养个人的写作才能，是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从事革命斗争或进步活动，必须有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走着同样的路。在敬业乐群会里，他是很有才气的编辑。
1914年10月，周恩来主持的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号出版。该刊前后共出六期，周恩来用“飞飞”、“翔宇”、“恩来”等署名在该刊发表了大量诗词和文章。比如创刊号上，就发表有他的小说《巾帼英雄》、《射阳忆旧》、诗《春日偶成》，及与人合写的《本会成立小史》，为另一位同学的讽刺小说《郭视学》写的“编后语”。在刊物的最后三期，周恩来用自己的笔名“飞飞”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用多种文学体裁，撰写了许多针砭社会现实的作品。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敬业》杂志越来越有影响，到第三期时，在校内的销售量已达一千多份。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量了，阅者无不交口赞誉。
中学时期的周恩来，表现出了超出一般学生的社会活动才能。他在一天天走向成熟。
东渡日本
1917年夏，周恩来以优秀的成绩在南开学校毕业。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苦苦思索着。
校长张伯苓对这位高足很是疼爱，建议他去国外深造，最好是去美国这个当年张伯苓心目中自由而生机勃勃的国度。
周恩来经过考虑，决定还是去日本。
一则日本离中国近，路费相对节省。清末中日政府签订了一项代培中国留学生的协定，规定：凡能考取日本政府指定的大专学校之一者，可享受官费待遇。如果自己用些功，不是学费就可免了么。家境贫寒，囊中羞涩的周恩来，不得不首先考虑钱的问题。
二则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清末时期中日的国情是差不多的，同样闭塞，同样遭受外来势力的欺负；日本后来勇于向西方学习，获得成功，国家迅速强盛起来；中国要强大，向日本学习不失为一个捷径。对于发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来说，这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因素。
去向决定下来后，周恩来开始筹措经费。当时正是七八月酷热天气，他为凑钱，不得不去沈阳，到北京，白天汗流浃背，夜晚蚊虫叮咬。伯父拿不出这笔钱来，周恩来就把自己常年积累下来的许多书籍卖掉。靠着教师、同学、朋友的零星接济，尤其是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的热情赞助，他终于凑齐了最低限度的留学费用。
筹措经费期间，周恩来在沈阳看望了伯父，感谢伯父数年来的教养之恩。还专门看望了东关模范学校的师友，给小学同学郭思宁留下了“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
周恩来从沈阳动身，经安东（今丹东）过鸭绿江，取道朝鲜，在釜山乘货船前往日本。离开祖国时，他的心情异常地激动。他品味着唐诗宋词中的浓郁的离情别绪，作诗一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擅作古体诗。把他的这首诗改成现在的文体，也很有气度：
唱诵了苏东坡“大江东去”的优美而豪迈的词章，我泪别亲人，毅然东渡；我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科学知识，来解救危亡中的祖国；我发誓要用古人达摩大师“面壁而坐”的精神，长时间地刻苦磨炼自己，学成之后，为祖国和人民干一番大的事业；即便理想难以实现，投海自尽，以身殉国，也可以称得上英雄。
经过十多天的海上航行，周恩来到达了日本，进入东京。但初到东京，他不得不为住宿发愁。
当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住宿十分紧张。有些日本房主便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房客的伙食和负责一般生活照料，这种房子叫“贷间”。为了寻找房租最便宜的地方及上学方便，周恩来几次移居。
对于日本的饮食，许多中国留学生不大习惯，所以他们一般住在中国人开设的客房里，天天吃中国饭菜。周恩来却对日本饮食很习惯，甚至觉得日本的鱼像淮安家乡的一样味美汤鲜。当然，周恩来并没有钱经常吃日本的鱼，他在生活上十分艰苦。为节省费用，他一般每日两餐，不吃肉食，买来最便宜的菜，自己动手做。买得最多的是那种价格极为低廉的豆腐。
出门靠朋友。当时在东京的“南开帮”，除了上面提到的张瑞峰及姓陈的同学外，还有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同学吴瀚涛、王朴山、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高仁山、刘东美、杨伯安等，约三十人。大家共同照顾，互相帮助。
东京有南开同学会，当时的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大家平时散居各处，往来不多，遇到大的节日就相聚起来，使身在异国的游子多一份温馨。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周恩来参与的活动非常之多，可以说是个学生领袖。在东京已没有了昔日的忙碌，但他还是尽量多交朋友。
在留日学生中，周恩来是很重情义的人，同前面提到“南开帮”有着较密切的交往。
留日后期，经费十分紧张，他住在同学王朴山的家里，曾为王朴山题书：“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并抄录梁启超诗《自励》二首中的一首相赠：“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周恩来特别喜欢这首诗，曾说：“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
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还十分重视与日本人民交往。他与房东的关系都不错。比较有戏剧性的，是1918年7月29日那天与元木省吾的交往。
元木省吾是日本函馆商业学校的教师。1918年7月29日这一天，周恩来乘火车离开东京，利用暑假动身回国探亲。元木省吾则从东京下关乘火车前往香川县办事。上车后，两人自我介绍，开始攀谈起来。元木省吾发现周恩来能讲日语，还对日本的文化、社会很了解，顿生好感。继之，用英语交谈，元木省吾的英语不太好，有些日常用的单词说不上来，周恩来却发音纯正，口齿流利，词汇丰富，使元木省吾更怀敬意。最后，两人用汉语交谈，周恩来具有很广博的汉语知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很深刻。谈到中日两国人民，周恩来更是滔滔不绝，讲得十分有感情，十分动人心弦。元木省吾惊讶了，未想到中国竟有这样出色的青年。车到岗山县时，两人互赠名片，依依道别。元木省吾仔细看着名片，上印楷书“周恩来”三字，下印“翔宇”二字，中间是一行娟秀的钢笔字：“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他小心地收起名片，将这次愉快的交往写在当天的日记里。元木省吾后来一直珍藏着这张名片，临终，嘱咐妻子一定要亲自将名片转交其时已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不久，他妻子去世，又将重任托给儿子。元木省吾的儿子在1972年9月29日作为一个日本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京，完成了父母的嘱托。周恩来接过名片，忆起往事，深深怀念当年路遇的日本教师。
然而，留日期间，身处异国的孤寂，也时时侵扰着年轻的周恩来。个人的际遇与家庭的境况，又使这份孤寂变得更加苦涩和悲凉。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堂弟从老家淮安寄来的信。信上说，在附马巷老家久病不起的三叔贻奎去世了。
周恩来难过之极。12岁离家后，他一直未能圆回乡之梦，常常挂念着家乡。他曾在作文中写道：“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对家乡浓烈的思念之情，使他常常泪盈枕席，长夜难眠。现在接到凶讯，怎不令他难过？！
三叔从小瘫痪残废，干不了什么活。但在叔伯中间，四叔早逝，父亲及伯父又在外地，三叔是周家唯一顶事的男人。他去世后，留下一大帮寡妇、孩子，将如何生活啊！
接到堂弟来信的第一天，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
1918年2月10日是农历除夕。这一夜，周恩来同张瑞峰等朋友谈到次日黎明才睡。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想得最多的仍是家中情景。
当时日本流行佛教中“无生”（即无为而作、回避世事）的思想。极度的悲哀之中，周恩来一度十分欣赏“无生”，想从佛教中寻求感情的依托与慰藉。他尽量迫使自己不想那些恼人的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
但他最后没有遁入佛门。他破不了“情”关，割不断与国家命运，与同学、d朋友的关系。
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终年积雪的富士山，花繁似锦的樱花树，美丽清澈的琵琶湖，汩汩流淌的加马河……无数胜景，游人如织。可是，有谁知道一位异国俊男的心境？
周恩来踏着沉重的步履，歧途徘徊。
寻求真理
周恩来远道赴日，是为了学习新知，寻求真理的。作为一名贫穷的留学生，周恩来到达东京后，在两件事上一点不能松懈。一是学习日文。他以前一直学习的是英文，日文毫无基础。但日文如不学好，便难以学习其他知识。二是考上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的学校，因为他掏不起学费。
1917年10月间，他进入位于神田区仲猿乐街7号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主要是学习日文和补习投考大学的各门功课。这所学校有三四百名中国留学生。
为了投考成功，周恩来做过认真的努力。他不但在东亚高考预备学校学习，也去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旁听。
但是，准备归准备，事实上，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专心读书。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时间是1918年3月4日至6日。这年1月上旬，他收到堂兄关于三叔去世的消息，心里很悲痛。念及自己来日本求学不易，以及考试日期越来越近，他为功课的事着急起来，并在日记中表示：“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
此刻的周恩来除家事和经济困难的烦恼外，兴趣更多地转向了时事和社会。他自问：“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当时的功课很紧，他仍坚持到当地的中国青年会去看报，与房东聊天，借以了解日本社会。
1918年2月11日，是中国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初一）。那天天空布满乌云，天气比较寒冷。周恩来立下新年计划，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做到：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原则是：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计划中说要想最新的思想，要做最新的事情，要求最近的学问，他都真的做到了。这便是阅读《新青年》，参与政治活动，以及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以这份杂志的创办为标志，在中国逐渐兴起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公开宣战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差不多都受过这份杂志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新青年》创刊后，他就成了热心的读者。他承认：当时，在这份杂志中，“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一时成了我的模范。”不但如此，他还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长篇论文《体育之研究》。
周恩来初次接触《新青年》杂志的时间也比较早，在1915年它创刊不久就阅读过。1917年7月1日，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前夕，陈独秀还给南开学校应届毕业生作过题为《近代西洋教育》的演讲。周恩来得以在咫尺之间目睹了这位《新青年》主编的仪容风采。但在留日以前，他一直没有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这份饮誉遐迩的杂志，偶尔从书铺里买来看看，也不过是过眼烟云，随看随忘。在赴日途中，他细读了朋友送的《新青年》第3卷第4号，觉得不错。到日本后，便到严修之子严智开那里借阅了《新青年》第3卷的前3号，觉得很受启发，消除了从前的许多谬见。
1918年年初制订新年计划后，周恩来想起了那套不错的《新青年》杂志。2月15日，他早晨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重又借来的《新青年》第3卷（当时最新的一卷）全卷拿来阅读，晚上回来又接着读，对其中有关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主张极为赞成。他越读越亢奋，仿佛正在接近真理之光。他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2月11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周恩来将2月15日开始的思想变化说成是“忽然的醒悟”。他陶醉在这种“醒悟”之中，在2月17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更生’、‘重生’一样子了。”
这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思想情绪变化的一个分界线。这之前，他一度消极、苦闷、彷徨，过多地沉溺在个人的悲哀之中，甚至想到过摆脱红尘。这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眼光变得开阔了，天空变得明朗了，新的思想、观念，带给他无限的活力。
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思想在经历着海啸山崩般的剧变、震荡。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国家大事，人民的疾苦，政治的腐败，世道的黑暗，常常侵扰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但他主要还是在接受新的学理，对如何树立新的思想，改造旧中国这个极不公道、极不人道的社会，他想得不多，对新的事物不很敏锐，连《新青年》杂志也没太注意。在此之后呢，他开始确信，世界是不断进化前进的，自己的思想、学问、事业要弃旧求新，“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也是从制订新年计划之后，周恩来开始摆脱温文尔雅的书生形象，从事一些政治活动。
他以前认为，中国太弱了，“军国”这种主张也许可以救中国。1918年3月，他在留日南开同学会上发表《吾人日后求学的方针》的演讲，说自己通过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国家的实地观察，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军国主义必然是扩张主义，一定要被推翻的”，大家“应该随着世界进化的轨道去做那种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
从4月上旬起，国内陆续传来消息：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准备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革命。周恩来和广大留日中国学生一样，强烈反对北洋政府的这种做法。5月2日，著名报人彭翼仲写下绝命诗：“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更贪生？”然后从轮船上投海而死。周恩来5月10日听到这个消息，受到很大的刺激，随即将这两句诗录入日记之中，自警自励。他5月间的日记，记的差不多全是这场留日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
两个月后，周恩来就要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是，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静守书斋。他全心身地投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之中，参加各种集会，散发传单，发表演说。
5月19日，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中的政治性爱国团体——新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所谓“刷新”中国，就是改造中国的意思。
如何改造中国？周恩来这时主张要勇于学习西方，科学救国。他在入会演说中说：“大家要有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积极从事救国运动。从心中存有这个新字，中国才有希望。”
新中学会很注重会员的集体生活。学会租了一处房子，题为新中寄庐，会员无特殊原因，一律要住到该处。宿舍内烧饭、清洁、看门等日常工作，由大家轮流去做。会员现款一律交公存储，按需支用。经济较宽裕的会员，还要缴付互助济金，帮助有困难的会员的学膳各费。每星期日上午举行会员座谈会，讨论时事及个人学习心得。周恩来参与了该会的各项活动。
和阅读《新青年》的情况差不多，周恩来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由不在意到在意，由一般涉猎到兴趣猛增的过程。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11月7日，这是周恩来到日本后不久的事。十月革命的消息，日本的报纸做了不少报道。周恩来那时常去中国青年会看报，知道一些，但只是当作一般的时事新闻泛泛而过。
1918年4月23日晚上，他到东京堂去买书，无意中翻到一本名叫《露西亚研究》的刊物，上面有一篇论述俄国各党派情况的文章，其中谈到列宁、过激派、资产阶级制度将被打破、俄国是社会主义的试验场等。他当晚在日记本上记下了此文的梗概，但只当作是一般的思潮而已。
当时中国国内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日本的出版物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出版物有很多早在本世纪初即已出版，在日本的一些书店有售。周恩来当时并未留意。
1918年夏，日本因米价猛涨而引发了骚动，史称米骚动。9月中旬，军队开枪打死了十三名参加暴动的矿工。这使周恩来十分震惊。长期以来，他把日本看作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而日本竟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寻求新的救国之道。
这件事以后，周恩来开始关心起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他英文好，日文也能阅读，又身在日本，这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十分便捷。
他日夜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世界观慢慢起了变化。他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快慰地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从9月起到离开日本前，周恩来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读得不多，主要读的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写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出版）、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出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1916年9月11日至11月26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另外还有约翰·里德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著作《震动环球的十日》等。1919年1月，河上肇个人办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创刊。刊物用很大版面刊登他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面的文章，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连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文。周恩来成为这份杂志的忠实读者。
通过艰难的探索，周恩来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感到无比的欣喜。1919年4月，他四游京都胜景，诗兴勃发，表达了这种欣喜之情。在《雨中岚山》一诗中，他写道：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这首诗浓缩了他留日期间寻求真理的思想历程。
五四狂飙
在日本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周恩来有失落，也有收获。官费学校的大门在向他慢慢关闭，恰在此时，传来了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他决定回南开上大学。
海风还是那样柔和，海水还是那样碧蓝。
周恩来站在船头，向海的西面望去，那儿有他的祖国。
船到大连时，二弟恩寿在码头接他。想不到弟弟已经长大了。周恩来的东西不多，一手提着箱子，一手牵着弟弟，坐车回到沈阳伯父家里。
伯父拿出绍兴黄酒，与受了一年多“洋罪”的侄儿对酌起来。
周恩来很想在沈阳多呆些日子，伯父视他如同己出，弟弟也好久未见面了。但他不能，南开学校在呼唤着他。
周恩来4月底回到了南开学校，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那熟悉的校园，引起他许多美好的回忆。
然而，校园不复有往日的宁静。
1919年5月4日，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场运动是由巴黎和会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曾对德宣战，本来是“战胜国”之一。但在1919年上半年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不但不把德国过去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归还中国，反而转交给了日本。并逼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立即遭到全体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反对。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火烧当年亲手签订卖国密约“二十一条”的段祺瑞政府的交通总长、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当年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严惩曹、章、陆（即陆宗舆，曾任驻日公使，中国汇业银行总办，多次做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反动的北洋政府不但不支持学生的正义之举，反而派出大批军警，残酷镇压，逮捕学生30余人。
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上下群情鼎沸，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开展罢课、罢市、罢工活动，五四运动席卷了全国。
天津紧邻北京，响应十分迅速。5月4日，许多学生不顾保安队的阻挠、威胁，在南开学校大操场集会，然后上街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接着，学生们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学运组织。
周恩来立即投入了战斗。在那段极不平静的日子里，他天天去南开学校。
5月10日，他出席学校的一次晚会，受到学运领袖、回族学友马骏，学校国文系助理主任马千里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机会，了解、关注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消息令他十分震惊：南开学校校方将要聘请曹汝霖任校董。
曹汝霖不就是被学生烧掉了住宅的卖国贼吗？让他当校董，真乃南开之耻！周恩来即去找校长张伯苓。
“恩来，什么时候回来的？”张伯苓示意周恩来坐下。
“我是上月底回来的。老师，听说学校拟请曹汝霖作校董，果有其事？”周恩来问。
“是啊。”因为师生关系较融洽，张伯苓吐出苦衷：“南开学校办大学部，需要大笔资金，一时无法筹措。如让曹任校董，可拉来大笔捐助。”
“他可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呀！”
张伯苓两手一摊：“学校方面也是出于无奈。”
证实确有其事后，周恩来回到住所，连夜起草了一封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他要联络海外的校友向张伯苓施加压力。
信上说：“南开的事体……实在是危险的很。校长也许别有肺腑，不过我总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长的人，都这样说。……倘要接近卖国贼（指曹汝霖——引者），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的政治手腕办教育。‘新’的一线生机仅仅在于学生。校长方面是天天讲民主，可是样样事武断，闹的人心都离体了。”
留日南开同学收到这封信，为南开的发展前景深为忧虑，对校长的不智之举表示愤慨。他们不但自己传阅此信，还于5月21日将信节录，抄寄留美南开同学会。
在校内校外同学的一致反对下，张伯苓不得不改变态度。曹汝霖的图谋没有得逞。周恩来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政治斗争获得胜利。
6月3日后，五四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走到了运动的前列。北洋政府害怕烈火焚身，使出了各种花招。在天津，省教育局在7月初召开各校校长会议，决定提前让各学校放暑假，让学生分散。
这一招十分阴险恶毒。显然，反动当局想釜底抽薪。
这时，曹、章、陆已被免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差不多已经达到。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的情绪慢慢松懈。加上学校要求家长约束学生不许参加运动，不少家长来学校接孩子回去。于是，学生们纷纷离校。
这个动向为学运领袖们所关注。
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正副会长谌志笃、马骏等人，为了把学运引向深入，决定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简称《会报》。
在确定《会报》的主编人选时，大家几乎没有异议，一致认为周恩来最为理想。他过去主编的《敬业》、《校风》，不是很有生气吗？他去日本留学，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很新锐吗？
马骏亲自去请周恩来。
周恩来在别的事上可能会有所犹豫，一听说要他出任《会报》主编，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他拍着马骏的肩膀，说：“办《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重爱国教育。”
马骏出门时，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这事全拜托你了。”
周恩来点点头：“我所以回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
《会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肩负着指导学生运动的重大使命，必须尽快出版。但要在短时间内创办一份高质量的报纸，谈何容易！
把办报的事应承下来后，他便离开回到天津后所寄宿的伯母家，住进了南开学校。
办报必须有得力助手。听说以前的南开同学潘世纶从外地回到了天津，周恩来连夜找到他家里，问他：“暑假在津有事没有？”
“没有。”潘世纶说。
周恩来很高兴：“那么，你帮我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吧！”
潘世纶欣然应允。
《会报》租不起房子，承印这份报的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就成了编辑室。
因为缺少经费，一切只得从简。学报从搜集新闻到撰稿，从编排、划版到校对，甚至卖报，都由周恩来主持，潘世纶从旁协助。为了保证质量，周恩来亲自撰写社论和主要文章。为了打开销路，扩大影响，他还在《南开日刊》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为《会报》做广告。在辛劳之余，周恩来的生活十分清苦。晚上加班，饿了就买点烤白薯或烧饼吃，从来不下饭馆。当时有电车了，但他和潘世纶坐不起，每天从家步行到办报的地方，半夜后又步行回家。
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成功的喜悦。7月21日，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和读者见面了。
创刊号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起草的社论《革新、革心》。在这篇社论中，他提出“革新”就是改造中国，改造社会；“革心”就是革除人们思想上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影响。
果真不同凡响，许多同学争相传阅，觉得社论写出了大家心中的要求。马骏扬起《会报》对天津学联的骨干说：“看！看！这篇社论真带劲哪！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咧！”
当时在天津较有影响的《少年世界》直率地评价道：“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
《会报》起初是三日刊，很快改为一大张对折的日报。发行量也相当大。创刊之时，印数就达两万多份。除在天津销售外，还远销北京、上海、南京、保定等地。
8月初，济南镇守使马良采取屠杀政策，杀害了当地回教救国会的马云亭等三位领导人。马良是个媚日军阀，五四运动爆发后，被北京政府指定为山东戒严总司令，学生早就对他十分反感了。惨案发生后，群情激愤。8月23日清早，北京和天津的学生代表二十五人，到北京北洋政府的总统府门前请愿，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马良。但请愿的学生代表全部被捕。
马骏把京、津学生代表全部被捕的不幸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非常愤慨。
周恩来沉着有力地说：“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起来。
紧接着，在一间会议室里，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召开了临时会议。周恩来向各报代表报告了请愿代表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提出：“目前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必须进一步唤起民众，联合斗争。”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即出版了号外，向社会呼吁：“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被捕的代表！”
盛夏的天津，烈日似火，阵阵热浪掠过街巷。
天津沸腾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纷纷要求参加赴京请愿的斗争。不多久，就有一千多人报名。考虑到交通问题，最后决定去一半人。随即，天津组成了几百人的请愿队伍，由马骏带领，于25日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总统府进发。
新华门前，反动军警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北洋政府拒不接见请愿代表。请愿团在各界群众支持下，不分昼夜地坚持斗争。第三天，北洋政府下了毒手，军警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在天安门逮捕了请愿现场指挥马骏。
消息传到天津，再次掀起巨澜。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名等代表率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营救马骏和全体被捕代表。他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并且动员了几千学生，包围了北京的警察厅。
在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两次逮捕的全部代表。
新的觉悟
1919年9月2日下午，一列火车缓缓驶出北京站，向天津方向急速行进。
车内，几名男女学生兴奋地交谈着，陶醉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这些男女学生是：周恩来、张若名、谌小岑、郭隆真、郑岩……
那时，男女学生的界限很分明，异性学生不同校。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成员起初并不包括各女子学校的学生。女校的郭隆真、张若名等另外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但是，爱国不分男女。伟大的五四运动，使男女学生冲破了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封建束缚，走到了一起。
大家谈兴甚浓。在讨论天津爱国运动的下一个行动步骤时，就想到了彻底打消男女学生的界限，共同斗争的问题。
郭隆真是位身强体健、热情活跃的姑娘。她打着手势说：“今后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张若名接过话题说：“依我看，索性由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加强学联的阵容。”
周恩来静静听完大家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进一步说：“另外，我还建议：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以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
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回天津之后，几位同学便分头组织、积极筹划。经反复酝酿，决定成立一个二十人的严密团体。
1919年9月16日，在中国爱国运动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天津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十名男学生和十名女学生坐在会议桌旁，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把房子照得格外亮堂。这二十名学生中，有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邓颖超、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个个都有着不一般的经历。有天安门前指挥请愿斗争的英雄，断指写血书的勇士，在大街小巷慷慨陈词的演说家……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两点钟时，他站起身，激动地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因有许多人互不认识，先由郭隆真、谌志笃介绍出席会议的男女成员。十位女性中，有两位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位是二十五岁的刘清扬，后来与张申府结婚。1921年，她与丈夫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位是年方十五岁的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她早就知道周恩来了，曾在阅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给周恩来写信：“我是你忠实的读者”，署名“小超”。可周恩来当时并未特别注意。
介绍完毕，周恩来首先发言。他声音洪亮地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伦常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会上，周恩来提出了预先征询过大家意见的关于出版小册子的方案。大家对这个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决定将小册子定名为《觉悟》。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团体——觉悟社。
至此，在五四运动中，与新民学会齐名的觉悟社宣告成立！
在这之前，从8月底开始，天津警察厅奉反动政府的旨意，发布了禁止集会结社的布告。随后，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亲自率部解散天津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爱国组织，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平民》、《新生命》等学生刊物。一时凄风阵阵，苦雨绵绵。
逆流之中，觉悟社的成立，有如一剪寒梅，在枝头悄悄绽放。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演讲。这是周恩来在成立会上提出的主意。他鉴于觉悟社的社员都比较年轻，只有满腔的热情，还未形成一定的信仰；加上这之前的若干次爱国斗争的经验证明，每到事态发展得很迅速和斗争特别紧张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头脑空虚，知识不足，不能应付裕如——便提议定期请知识界、思想界的名人来讲演。
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声望卓著的马克思主义者。9月21日，他兴致高昂地应邀来到觉悟社，和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询问同学们参加请愿活动的详细情况，对觉悟社通过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冲破男女界限，把男女同学中的骨干人物组织起来的做法，尤加赞赏。因这天到场的社员不很多，李大钊没有和大家讨论具体事情，但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大家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
继李大钊之后，先后光临觉悟社讲坛的有蒋梦麟、罗家伦、孙几伊、刘半农、钱玄同、徐谦、包世杰、周作人等，都是当时思想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按原定计划，《觉悟》杂志应在10月5日出版。因10月份爱国运动的又一个高潮来临，觉悟社社员忙于直接的斗争。到这天，收到的稿件不足，只得延期。1920年1月20日，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创刊号终于和祈盼已久的读者见面了！上面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觉悟》、《觉悟宣言》和《有什么分别》。前两篇是纲领性的短论，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系经全体社员讨论，由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这一期还发表了周恩来写的《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雨后岚山》等五首白话诗。创刊号出版后，很受人们欢迎。有一本名叫《新人》的杂志这样评论道：《觉悟》杂志创刊号上，“全是攻击社会现状的文章”，“讨论的各种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社中所未有。”《觉悟》创刊号出版时，第二期的稿件已收到了四十多篇。可惜的是，周恩来不久后被捕入狱，未能编成付印。《觉悟》创刊号是觉悟社的喉舌，为它的问世，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
觉悟社曾规定，社员改造自己的方法之一是：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觉悟》创刊号出版后，周恩来发现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里，竟有七十多处校对上的错误，便毫不讲情面地批评了几位担任校对工作的社员，并联系到这些人平日言行上的错误一起批评。以此为契机，社员们纷纷检讨过失。特别是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的谌志笃，在一次会议上作思想检查，把他任会长时的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作风讲了出来。大家很受感动。通过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加深了感情。
觉悟社是个十分严密的组织，很少接纳新社员，如有人要求入社，经过严格的手续后，也只能吸收为社友（相当于外围组织成员），而且男女比例平等。鉴于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社员内部可互称姓名，对外一律用代号。二十名社员，共设五十个号，由大家各抽一个号，再用这个号的谐音取一个别名，以此通信或作笔名。如邓颖超称逸豪（一号）、周恩来称伍豪（五号）、郭隆真称石衫（十三号）、潘世纶称石久（十九号）、刘清扬称念吾（二十五号）、马骏称念久（二十九号）、张若名称衫陆（三十六号）、谌小岑称施以（四十一号）、谌志笃称武陵（五十号）等。在《觉悟》创刊号上，周恩来用的就是“伍豪”的笔名，邓颖超用的是“逸豪”的笔名。
旅欧岁月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中国青年目睹了中国社会的腐败黑暗，纷纷前往欧洲勤工俭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这些人中，有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李维汉、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等人，他们属于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代革命家”。
周恩来1920年7月出狱后，曾于8月在北京陶然亭参加了一次二十多人的集会。集会上，他第二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正在为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奔走，在会上发言时，特别强调主义的重要性，说：“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又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为。”这段话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决定亲自去欧洲了解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主张，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相！
曾为周恩来旅日出过大力的两位老师严修、张伯苓，这时也鼎力推荐他到欧洲留学。严修虽对这位政治热望愈来愈高的学生有些失望，仍然资助了五百元路费。刘崇佑律师也资助了同样数目。这使周恩来得以成行。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与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张若名等197名青年学生，乘法国邮船“波尔多号”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波尔多号邮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十六天，于12月中旬抵达法国马赛港。
长时间坐船是很辛苦的。周恩来两腿肿胀，全身酸痛。但一想到踏上了巴黎公社故乡的土地，想到即将开始的勤工俭学生活，他就忘却了旅途的劳顿。
在法国稍事停留后，周恩来去英国考学。但是英国生活费用太高，加上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很少（只及法国的十分之一），他不久后又回到了法国。
与在日本窘迫困顿的情形不一样，周恩来这时在经济上不太吃紧。他在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学法文的时候，除学习外，常给国内的《益世报》撰写通讯，并翻译稿子，能够赚一些稿费，加上严修在1921年曾两次汇钱给他，维持生活和求学的费用有了着落。
在法国期间，周恩来从事了三起大的政治活动。
一是及时报道二·二八事件。
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等人领导下，四百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前往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的问题。驻法公使馆不但不答应学生的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驱赶请愿学生，致使四名学生被捕，一名学生为躲避法警毒打，被电车轧死。
当时，周恩来正在考察、采访英国一百多万煤矿工人举行的震动全欧的总罢工。闻知二·二八事件后，他迅速赶回法国巴黎，详尽了解事件的经过，写出了长达四万多字的长篇报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5月9日起在天津《益世报》上陆续发表。在这前后，他还写出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十六篇通讯，发表在5月以后的《益世报》上。
在报道二·二八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与蔡和森、向警予等工学世界社的成员，赵世炎、李立三等劳动学会的成员有了密切的交往。
二是参加并报道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政府为了扩大内战，特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到巴黎，会同驻法国公使陈箓，以出卖国家主权和经济资源为担保，同法国政府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因怕遭到中法两国人民的反对，对于这笔肮脏交易，两国政府都严密封锁消息。一直到谈判协议提交法国国务会议讨论时，因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执，这件事情才在6月16日的巴黎各大报上披露出来。
周恩来此时正在巴黎。得悉消息后，他立即和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人，联络旅法各华人团体，组成了拒款委员会。并于6月30日与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拒款委员会成立大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
拒款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反对借款的通告。通告声讨朱启钤、吴鼎昌“下贱成性，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并表示：“我们义愤填胸，难与两立，业已为种种积极运动，以与抗争。”同时呼吁海外及国内爱国同胞一致反对。
各地华人团体发动起来了，这使卖国贼十分害怕。陈箓原来表示6月30日要到成立大会上作一个“说明”的，当天竟吓得不敢到会。朱启钤见势不妙，溜到美国去了。吴鼎昌偷偷躲在英国。法国舆论界也抨击本国政府，支持华人。国内外反对借款的巨大声浪，迫使两国政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暂停这笔政治交易。
可是，两国政府并未死心。它们表面上答应取消“借款”一事，暗地里却仍然在进行密谈，并由陈箓顶替朱启钤，成为借款的经办人，商定两国在7月25日正式签字。更可气的是，还将借款数目由开始的三亿法郎增加到了五亿法郎！这一交易经《巴黎时报》泄露出来，引起了巴黎华人的极大震动。从7月25日到29日，再次被激怒的中国旅法学生和旅法各界同胞继续集会，发布通告，号召同胞：“无论用何手段，以诛除此辈奸人，均吾爱国之真同志也。”
8月13日下午两点半，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三百多人又在巴黎哲人厅召开旅法学生和旅法各界工商侨胞拒款大会，并责令陈箓出席，当众说明真相。陈箓不敢出席，派秘书长王曾思及秘书沈觐箓二人到会。
会上，大家纷纷揭露借款阴谋及其危害，要求立即取消。王曾思代表陈箓发言。他开始时极力抵赖，说借款一事毫无根据，责怪大家开会拒款是“多事”，边讲边以拳头猛击桌子，表示对开会的不满。大家本来已很气愤，看到他当众撒谎，气焰嚣张，不禁大怒，举拳痛打。王曾思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最后，被迫代表公使陈箓以及公使馆全体官员签署声明，反对卖国借款。
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前后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终于取得胜利。
周恩来参加了整个拒款运动，将运动的全过程向国内作了及时报道。8月16日，他写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将斗争胜利的喜讯向国内作了报道。
三是参加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
里昂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在法国里昂为中国留学生建的一所大学。其经费来源，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求学与生活的名义在国内募捐所得，以及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预计1921年9月建成。这年夏天，里昂大学校长吴稚晖却宣布：勤工俭学学生程度太低，拟另在国内招生，并定于9月25日开学。
8月21日，另在国内招收的学生已从上海启程。
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因对勤工俭学学生发动拒款运动不满，不但不为他们说话，反而于8月20日发出布告：在二·二八事件后改由使馆发放的少量生活维持费将从9月15日起停发。
不能坐以待毙！从9月17日起，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连日开会，决定发动勤工俭学学生赶在国内的学生到达之前，占领里昂大学。
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开始了！
9月20日晚，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率领的一百多人组成入校“先发队”，从巴黎、圣日耳曼、克鲁邹、蒙达尼等地同时赶往里昂。
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徐特立等人留在巴黎，负责联络，争取声援，同时负责向公使馆交涉。
次日早晨，“先发队”到达里昂大学。校方早有准备，所有教室、宿舍的大门都上了锁，无法进去。大家在校内草地上休息，推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为代表，与校方交涉。校方态度恶劣，要求里昂市长以“逮捕匪类”的名义派警察镇压。22日下午，大批法国警察将入校学生强行押入兵营。
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徐特立等人闻讯后，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们直接找到陈箓，要他转告法国政府，立即释放全部被扣押的同学。借法国军警之手镇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是陈箓求之不得的，他怎么会想法去释放这些学生呢？他编造了“与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接近”等“罪状”，扬言要把这些学生“遣送回国”。
周恩来当面驳斥：“至于说到散传单同新闻记者接近，举眼看一看巴黎、里昂市上，哪一天不有成万的传单飞出，试问都是警厅许可的么？共产党的《人道报》，飞满法兰西全国，有谁禁止人们同它的记者接近？”
陈箓哑口无言，只好把责任推到吴稚晖身上。
交涉没有成功。
10月13日，中法当局以“过激党”、“在法国宣传共产主义”等罪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名学生代表强行遣送回国。
只有赵世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周恩来并未因这次交涉的失败而气馁，继续在法国考察社会，关注时事发展。
旅欧建党
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下，国内陆续出现了共产主义组织，并慢慢向海外渗透。
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世炎到达巴黎。
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培自抄一份党纲，来到法国。
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来到里昂。
张申府赴法时，陈独秀曾委派他在欧洲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1年春，他先发展觉悟社女社员、一同与他赴法的刘清扬入党，接着与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
1921年3月，赵世炎、陈公培先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同张申府建立联系。于是，成立了中国人在欧洲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又称巴黎党小组）。成员是：赵世炎、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
占领里昂大学斗争的失败，蔡和森等一批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骨干分子被押送回国，给广大勤工俭学生以很大震动：北洋政府及其走狗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必须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展一场以改造现有制度为目的的社会革命。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建立一个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体的时机成熟了。
1922年元旦前后，由赵世炎、周恩来发起，部分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团体的代表在巴黎聚会，共商组织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一事。经过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分工：赵世炎、李维汉等在法国，周恩来在柏林，刘伯坚等在比利时，分别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
同年3月初，周恩来坐火车去柏林，住在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当时德国物价便宜，生活比较容易。周恩来便把全副精力用于在中国学生中建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一事上。他和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伯简等四人组成旅德中共组织，开展活动。
在德国，周恩来收到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寄来的信，高兴至极。他在回信中叙述了到欧洲一年多来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
3月，周恩来在柏林得到一噩耗：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纱厂工人罢工时英勇牺牲了。周恩来陷入深深的悲愤之中，写成《生别死离》诗一首，悼念亡友。在写给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他坚定地说：“我对他（黄爱）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共产主义坚定的倾向。”并强调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4月下旬，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等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在五一劳动节成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赵世炎回信说，因居留法国的证件在占领里昂大学事件中被没收，他不能按时返回巴黎，5月晚些时候才能领到新的居留证，况且法国的筹备工作也未妥当，所以建立组织一事还是挪到6月为宜。
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巴黎西郊秀丽的布伦森林成立了。代表旅德青年的周恩来，代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萧朴生、萧子暲，来自比利时的刘伯坚等十八人，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开了三天会。
会场没作什么布置。在林中空地上有一位主持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国老太太，她租给每人一把椅子。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和重要意义。周恩来报告了由自己起草的组织章程。
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周恩来提议新成员加入组织应当宣誓。有的代表反对，说这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作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关于即将成立的组织的名称，周恩来提议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主张，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代号乐生），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代号罗迈），周恩来任宣传委员（代号伍豪）。此外，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定在巴黎赵世炎住的小旅馆里。
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回到柏林。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周恩来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宣传工作。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创刊（一年半后改名《赤光》）。作为该组织的宣传委员，周恩来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章，因论理透彻、笔锋犀利，受到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欢迎。
周恩来做的另一方面工作，是发展新党员。他回到柏林后不久，就和张申府等人一道，将从国内来的高语罕、郑太朴、萧林生、章伯钧等人吸收到党内来了。
朱德也是在那个时候入党的。
1922年10月22日，两位军人模样的中年人来到柏林，不顾长途旅行的疲劳，直奔周恩来的住所。
周恩来开门，将两位远道而来的同胞热情地引进房内，给他们搬来椅子，敬上热茶，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
来人很客气地站起来，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是来找共产党的。”
朱德说完，指指另一个人：“他叫孙炳文，四川南溪人，我的老朋友。”
从年龄上说，周恩来小于朱德十二岁，小于孙炳文十四岁，只是个小弟弟。但是，一听朱德说是来找共产党的，周恩来既感到高兴，又不得不严格按纪律办事。他拿来笔记本，请朱德讲述自己的经历。
朱德陷入了沉思。
他的经历是复杂的。他早年曾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曾在军阀部队中担任过团长、旅长等职务。但是，五四运动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决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新的生活。他会见过孙中山，也曾找过陈独秀。他对陈独秀说：“我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朱德并未失望，和好友孙炳文到了巴黎，住在一个商人家里。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6月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连忙打听，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边听边记，深为朱德寻找党组织的精神所感动，并留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们一起交谈了六天六夜，周恩来对朱德有了全面了解，同意他的入党申请。在国内正式批准之前，让他和孙炳文作为柏林党组织的候补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将此郑重告诉朱德，并嘱咐他要严格保密，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工作进展顺利，党员人数不断增加。
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的礼堂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又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赵世炎等同志即将赴苏联学习，大会一致选举周恩来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萧朴生为执行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
不久，周恩来向团中央汇报了2月会议的经过。报告中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周恩来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这年夏天，他离开柏林，将住地挪到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三层16号赵世炎曾住过的房间。这里也是执行委员会办公的地点。房间只有五平方米大，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空间了。
在这样狭小简陋的环境里，周恩来开始了艰辛的建团建党工作。
1923年3月起，他接替赵世炎负责《少年》杂志的编辑、发行工作。他经常与同志们一起商量工作。有时人来得多，他的小房子容纳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活动。
邓小平曾是《少年》编辑部的成员之一，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周恩来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他们常在一起刻印蜡纸。因邓小平刻的字工整秀丽，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使油印的效果简直与铅印本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大家都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
周恩来从事建党建团工作的同时，与国内党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对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认识较早。6月16日，中共三大正在进行之中，在欧洲的周恩来已和其他两位同志到里昂与王京歧开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商谈。
王京歧曾是勤工俭学学生，参加过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后被遣送回国内。1922年8月，孙中山派他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现在，周恩来找上门，他很高兴。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还为实施国共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积极筹组国民党巴黎区分部（即巴黎通讯处）。
1923年1月25日，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所属总务科主任。王京歧回国述职期间，由周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在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下，中国国内国民革命的局面为之一新，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优秀人才。周恩来在欧洲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党的注意。1924年夏，党中央发电报调他回国工作。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提着行李箱，从马赛登上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