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45～1949 硝烟散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台湾
1895年10月21日，日军进入没有设防的台南府城，台湾保卫战正式宣告失败。此后五十年，台湾沦亡日寇之手。而保台失败的义军领袖丘逢甲则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回到祖籍广东蕉岭。他把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为儿子改名为“丘念台”。1896年，丘逢甲满怀悲愤写下了《春愁》一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十多年后，丘逢甲在弥留之际依然嘱咐家人：“葬须向南，不忘台湾。”可以说，丘逢甲的后半生就是台湾刚刚脱离祖国那些年的真实映照，大陆日日思念台湾，台湾夜夜渴盼回归，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凄风苦雨后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1.甲午之殇：宝岛台湾沦陷日寇之手
“台人骤闻之，若夜午暴闻雷轰，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
——江山渊：《徐骧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
（1）
19世纪末的大清王朝是一个大厦将倾的古老帝国，而与之一水之隔的日本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强国。而就在垂垂老矣的古老帝国正企图借助洋务运动的风潮重新振作之际，一直窥伺在侧的日本则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
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年，为了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日本人将他们的枪口对准了垂涎已久的大清王朝。很快，第一枪就在大清王朝的附属国朝鲜打响！此时，千里之外紫禁城内，却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太监宫女，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因为这时正是“万寿无疆”的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期间……
（2）
5月31日，大清王朝的“前院”突然起火了。这一天，作为大清王朝的附属国的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朝鲜全州被金埲准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给占领了。金琫准是朝鲜全罗道的东学道徒，他率领的起义军主张扫灭权贵、驱逐夷倭、济世安民，因此起义之后得到了很多朝鲜民众的响应。
全州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朝鲜国王李熙马上遣人向清廷求救。6月4日，清廷派遣直隶总督叶志超率领1500名士兵乘两艘兵舰赴朝平叛。然而，就在叶志超率领的援朝清军启程之际，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却一脸兴奋地对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说道：“此次清廷出兵朝鲜平叛，真乃是上天赐予的好机会，天皇陛下的宏愿即将可以变成现实了。”
6月5日，由日本陆军大臣、总参谋长、参谋次长、海军司令部部长等人组成的“大本营”开始实施入侵朝鲜的作战计划。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以保护日本使馆侨民为借口，率领日军先遣队400余人从仁川登陆进入汉城（现韩国首尔）。在大鸟圭介率领日军先遣队登陆仁川之前，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对其训话：“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说白了就是，陆奥宗光要求大鸟圭介进行挑衅，伺机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令日本人失望的是，全州起义很快就平息了。义军领袖全琫准得知日军先遣队进入汉城的消息之后，马上就看穿了日本人阴谋。为了不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全琫准便与朝鲜政府达成“相议官民相和之策”，提出27条弊政改革方案后达成双方停火意向。10日，起义军和朝鲜政府正式达成和解。次日，起义军撤出了全州。
日本人一看自己的阴谋无法实现，马上开始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在朝鲜政府要求中日两国撤兵之后，大鸟圭介马上口头答应清王朝的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就在袁世凯等着和日本人签署正式的撤兵协议之际，日本人则在15日提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中日两国共同撤兵的口头协定就此破产，还为日本增兵朝鲜提供了新的借口。
16日，日本大本营派遣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登陆仁川。28日，日本大本营又派遣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仁川。此时，日本的驻朝兵力已经增加到了8000多人，人数已经是驻朝清军的数倍之多。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狼子野心的日本人，负责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希望日本人履行之前的撤兵的承诺，一直在增兵和先撤兵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事实上，李鸿章犹豫不定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调停。而结果恰恰相反，李鸿章的举棋不定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人发动战争的野心。
7月14日，在之前已经向清王朝发出了一封“绝交信”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封“绝交信”，在坚决不撤兵的同时反咬中国一口，指责中国对日本进行挑衅，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清王朝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彻底宣告破产了。
此时，一直按兵不动的清王朝才开始认清日本人的真面目，赶忙派遣军队增援朝鲜驻军。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7月20日，伊东祐亨为司令长官的日本联合舰队开始向驻朝清军发起挑衅，同一天，大鸟圭介也向朝鲜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在48小时之内答应其“废华约、逐华兵”的无理要求。7月23日凌晨，日军向汉城王宫发动了突然袭击，还在睡梦中的朝鲜国王李熙被挟持。随后，日本人扶持李熙的父亲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
日本人的突然袭击让清政府大惊失色，在还没有等清朝统治者们脸上的神色恢复正常之际，7月25日，中国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又突然向朝鲜丰岛海面上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两舰发动了突然袭击——丰岛海战正式打响，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准备不充分的中国军队先后在平壤战场和黄海战场上遭遇重大失利——9月15日，叶志超、左宝贵等人率领的驻朝清军与日军在平壤展开激战，战斗打响后清军统帅叶志超却贪生怕死，在左宝贵战死之后马上率清军仓皇溃退，溃逃过程中又遭遇日军伏击，致使清军损失极为惨重，平壤之战最终以清军大败告终。9月17日，中日两国的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展开激战，此役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战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等600余名官兵负伤阵亡，虽然日军舰队也遭遇重创，但是北洋水师最终还是退回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的失败成为了甲午战役的转折点。随后，清军又与日军先后在鸭绿江北岸和旅顺展开激战，但是由于清军装备落后，再加上指挥不力等原因，又是接连吃大败仗。1895年3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大清王朝在洋务运动中花费大力气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基本上以清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3月24日，李鸿章在和日本人谈判完返回使馆的路途中遭遇日本浪人的袭击而受伤。日本人担心此事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马上宣布承诺休战。30日，中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21天，范围限于山东、直隶、奉天等地。但此时，澎湖已经被日本袭击后占领，宝岛台湾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盘中之肉。为了顺利攫取在台湾的利益，日军以一副战胜者的姿态不断对清政府进行威胁。
4月1日，日本方面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则乞求降低议和条件。然而，狼子野心的日本人又怎么会放弃到嘴的肥肉呢？
10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李鸿章递上了条件非常苛刻的“最后议案”后，又趾高气扬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道：“难道不准分辩？”伊藤博文以不容反驳的口吻回答道：“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14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致电李鸿章，命其遵旨定约。
17日，中国迎来了19世纪末最屈辱的一天——李鸿章代表大清王朝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
《马关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条约的主要内容为：
●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
●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
●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
● 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
●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3）
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台湾后，每一个台湾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悲愤过后，大家走上街头开始抗议，罢市、集会、示威游行等反抗活动相继展开。台湾民众发布檄文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拱手而让台。”与此同时，大陆民众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台湾民众，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上书清廷要求罢免李鸿章和废除不平等条约。
然而，对于“对外懦弱，对内强硬”的清政府而言，他们又怎么会听取本国民众的呼声呢？5月20日，台湾巡抚唐景崧率领所有官员退回了大陆。6月2日，清廷代表李经方走上了停泊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丸”号，正式与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兼驻军司令官桦山资纪签署了《交接台湾文据》，至此，一直以来都是神州大地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脱离了母亲的怀抱，成为了一个孤悬海外的游子。
台湾就这样被清政府无情地割让了，但是台湾人民却并没有放弃反抗。台湾义士丘逢甲组织了反抗日本占领台湾的新政府——“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的总统为原台湾巡抚唐景崧，丘逢甲为副总统兼台湾义勇军统领，台湾总兵、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为大将军。事实上，“台湾民主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为了对抗日本保卫台湾而成立的“国家”，这一点从它年号中就可以看出，其年号为“永清”，意思为永远效忠大清王朝。另外，“台湾民主国”成立伊始，总统唐景崧就在文告中也讲道：“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为自主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恭供奉正朔，遥做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照常严备，不可稍涉疏虞。”
对于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人则露出了凶残的獠牙，因为在他们看来，武力是迫使台湾人民屈服的最好方式。5月27日，日本近卫师团从冲绳出发，兵分两路直取台湾。29日，日军在基隆登陆，守军拼死抵抗数日之后，但是终因力量过于悬殊而撤退。随后，日军丝毫不给台湾军民喘息的机会，集中兵力进攻新竹。6月12日，义军首领吴汤兴率部与日军激战六昼夜后壮烈牺牲，新竹沦陷。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台湾正式归属日本，日属的“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并将这一天定为“始政日”。
台北沦陷后，丘逢甲、刘永福、徐骧、姜绍祖、汪国辉、胡嘉猷等人率领的军队仍和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令日军每占领一寸土地都要付出鲜血的代价——在战况激烈的新竹争夺战中，台湾义军与日军血拼20余次，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在台中保卫战中，“黑虎将军”杨泗洪率部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壮烈殉国；而在著名的彰化争夺战中，台湾义军死伤多达2000余人；不怕牺牲、一心保卫台湾的义军们为了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用极为低劣的武器与日军激战4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日军中最精锐的近卫军团被歼灭了近一半，其师团长中将能久亲王、旅团长少将山根信成先后重伤毙命。
然而，由于孤立无援，台湾军民在武器装备和兵员人数方面一直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从台北沦陷后，台湾军民先后与日本侵略者打了一百多场仗，但是败多胜少无力阻挡日军的侵略步伐。10月21日，台南宣告沦陷，台湾全境至此全部沦入敌手。11月18日，手上沾满了台湾军民鲜血的桦山资纪一脸得意地对外宣布，“台湾完全平定”。
从此，台湾沦亡日本侵略者之手长达半个世纪！
2.日本战败，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1）
台湾沦亡日本帝国主义之手的半个世纪里，英勇的台湾民众从未放弃过抗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1902年，日本人转变了之前的高压统治方式，采取了“怀柔政策”，寄希望于用怀柔的方式来蒙蔽台湾民众，以达到永久统治台湾的目的。不过，日本人的企图并没有得逞，看穿了日本人所玩的新花样之后，无数的台湾爱国志士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深刻揭露日本统治者的阴谋。
在不断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台湾爱国志士们发动武装反抗的脚步并没有停息。1896年年初，台湾义士柯铁高举“奉清征倭”的大旗，以大坪山区为根据地，接连击败来犯的日军，前后坚持长达四年之久。
从1907年到1915年之间，台湾先后爆发了十多起抗日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余清芳起义。1915年3月，余清芳组成台湾抗日革命军，号召全体台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起义爆发后，余清芳率部与日军激战数日，连败日军，但最终因为孤军无援而失败，只有200多人生还。
1920年前后，在日本东京的台湾籍留学生与大陆留学生、朝鲜留学生组织了“新民会”、“声应会”、“启发会”等进步抗日组织，创办了《台湾青年》等著名的进步杂志。
1921年，台湾知识分子们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该组织后来成为了台湾抗日民主运动的主要组织者。
1930年10月，著名的“雾社大暴动”在台湾南投县仁爱乡雾社爆发，期间日军伤亡近350人。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台湾军民的抗日斗争还牵制了日军在大陆的军事行动。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由于台湾的抗日斗争势头十分猛烈，迫使日军“调三个师团到台湾镇压；后来因为革命的广大台胞，在深山集结，酝酿大举，又仓皇地再调一师团回台协防”（李友邦：《台湾革命运动》）。
纵观台湾同胞的50年的抗日斗争史，真可谓是“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牺牲者多达65万多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所说的那样：“台湾同胞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而进行的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2）
台湾沦陷后，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为台湾的光复而奋斗不息——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光复的曙光终于闪现。
1938年4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讲道：“日本自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大陆侵略计划。过去甲午之战，他侵占我们的台湾和琉球，日俄战后吞并了朝鲜，侵夺我们旅顺和大连，就已完成了他大陆政策的初步；他就以台湾为南进的根据地，想从此侵略我们华南和华东；而以朝鲜和旅大为他北进的根据地，由此进攻我们的满蒙和华北。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
这是台湾沦陷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提出收复台湾。1941年12月8日，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翌日，中国政府即发表了《对日宣战布告》，布告中讲道：“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一旦缔约一方对于另一方宣战而废止条约，那么这一条约对于废约方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因此，中国和日本在过去所签署所有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对日本宣战的那一刻起，就全部失效，所以日本在《马关条约》中所攫取的台湾主权已经在法律上完全失去了依据。
一年多之后，中国强烈希望收复台湾的要求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1943年11月下旬，第二次世界大战历程中最著名的开罗会议在埃及举行。会议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等“国际政治巨头”提出：中国将从日本的手中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最终，南京国民政府的提议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
11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方签署了《开罗宣言》。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向全世界公布，宣言中明确指出：“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得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可以说，《开罗宣言》的发表，不但让全世界期盼和平的人们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希望之光，也让亿万华夏儿女看到了收复台湾、收复故土、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的希望之光。
（3）
194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迎来了其服役期中最辉煌的一天，上午9时许，日本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日本政府的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接受投降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美国海军上将、中国的徐永昌将军以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代表签字——沦陷五十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10月17日，中国军队终于在五十年之后登上了台湾。当天，美军派出30多艘军舰和10多架飞机载着中国军队和政府接收人员抵达台湾。率先抵达的国民党第73师一登陆基隆港，就看到了两岸举着鲜花挥舞着彩带，脸上挂着热情的微笑的台湾人民。而在第73师登上火车准备向台湾进发时，铁路两边的欢迎队伍足足站了几十公里。
10月24日，在中国军队全面接管台湾之后，国民党上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交通处长严家淦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抵达台北。
10月25日，整个台湾的上空弥漫着欢乐的气息。上午9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的公会堂正式举行。仪式开始后，末代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代表驻台日军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鞠躬行礼后呈上军刀，随后在象征着彻底交出了台湾统治权的投降认领证上签字……当天下午，陈仪通过广播向全台湾、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意义之事实，本人奉命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时间的指针走过了50年又152天后，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台湾的行使主权。10月25日，这个伟大而又特殊的日子被台湾人民定位“光复节”，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台湾人民都会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
台湾五十年的凄苦沦陷岁月终于结束了！
3.光复之后，动荡依旧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可是就在所有的台湾民众准备迎来新生活之际，黑云却再次笼罩在了台湾的上空——光复后的台湾马上就迎来了痛苦的转型期，社会依旧动荡不安。
20世纪40年代后期，台湾已经是一个初步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地区了，而当时大陆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农业社会。所以，从大陆过来的接管人员与台湾人民在法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后期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台湾的米、盐、粮油、布匹等人民生活物资也是非常紧张，从而使得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另外，台湾的国民党统治者们的贪污腐败以及政治压迫也是令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
当时，有人在日本人的就总督府门前挂上了一副“狗去肥猪来”的漫画。一位台湾大学的教授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更是激愤地说道：“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不过，这期间最讽刺又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蒋介石来台湾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1946年10月25日，意气风发的蒋介石在台湾光复一周纪念会的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着，讲台下的台湾民众却反应冷淡，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只有在国民党人员使劲鼓掌的时候才简单拍几下手，应付应付了事。
哪里有贪污腐败，哪里有政治压迫，就必然会招致强烈的社会反抗。当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盼望变成失望之后，这股子“失望之火”就随时会引爆全台湾的反抗怒火。
一年多以后，台湾人民的这股子反抗的怒火就被一个偶然事件点燃了！
（2）
1947年2月27日下午，黄昏时分。台北南京西路的马天茶房，林江迈正守在自己的烟摊边。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还要照顾自己的一双儿女。正在招揽顾客的时候，人群突然一阵骚动，没等林江迈反应过来，台湾省专局专员叶德根同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经把自己的烟摊围住了。不管林江迈如何苦苦哀求、解释，都无济于事。在拉扯中，林江迈的头被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打破，顿时鲜血直流。群众愤怒起来，跟缉私队员发生冲突，缉私队员赵子健和一名警员张启祥受了伤，缉私队员傅学通对着人群开枪，一名无辜市民陈文溪当场毙命。
当晚，一些群众聚在台北警察局和选兵团门口，要求惩戒杀人凶手。到28日上午，台湾省专卖局前聚集了更多的市民。到下午，已经有四五百的市民涌进行政长官公署，要求行政长官陈仪制裁凶手。然而卫兵开枪射击闹事群众，又有数人被打死，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衍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很快，一场争取民主、反对暴行、反对专制的运动在全市蔓延开来。陈仪下令戒严，派出军警在全市巡逻，以维护秩序。
台北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把行政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围起来，还放火烧了台北专卖局，军用仓库也被抢劫，监狱囚犯被放出了，囚犯同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抗议的群众开通过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各地市民闻风而动，响应号召，所在地的机关、部门都不能幸免，一一被围攻。但是国民党刚接手台湾，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抗议群众很快就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仅剩高雄和基隆有兵力把守。但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的局势已经无法控制。
（3）
1947年3月2日，顺应台北民众需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并在各地先后成立分会，其职责就是处理民众事件和台湾的政改，并同行政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加入了该委员会。3月8日，委员会通过了宣传部长王添丁拟定的“三十二要求”，内容包括实现地方自治、保证人民基本礼仪、废除专制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表现出台湾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然而，随着起义进一步扩大，一些不良分子混入队伍，这些不良分子包括和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乡绅和流氓，他们把三十二条扩大成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合实际的无理要求，比如要求接管行政公署等。陈仪愤怒中撤回了委员会代表，同时加快了镇压计划的脚步。
实际上，早在3月2日时，陈仪见形势不客观，就立刻回电南京，向蒋介石发出办完暴乱，要求国军救援的报告。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在国民党内商量后，认为暴乱必须严格镇压。于是蒋介石令驻守上海的二十一军乘船火速赶到台湾支援，并令其在8日前赶到。
8日中午，二十一军的先头部队率先到达基隆。遭到抗议群众阻拦后，二十一军用机枪向码头群众扫射。9日，国民军主力部队镇压群众后，控制了台北，同时和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合对抗议群众镇压。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战争，“二二八起义”还是失败了。大批台湾市民，包括学生、教师、工人、教授、作家、医生等被杀害，还有大量失踪和逃亡的市民，死亡的人数难以统计。“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以非法组织为名取缔。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市民对军人、公务员等相关行业产生恐惧意识，而根本原因就是当时政府坚持大中国法统制度，同国民大会在各省设置虚职一般，客观上限制了台湾市民参与政治、经济、传播等重要领域——至此，蒋家王朝开始了在台湾的黑暗统治。
4.魏道明莅临台湾
（1）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给国民党当局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令本就对大陆局势忧心忡忡的蒋介石更是坐立不安。情急之下，蒋介石只好派出了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头面人物白崇禧出面解决。
白崇禧抵达台湾后，一改陈仪等人的强硬做法，而是积极倾听台湾民众的声音，并报告蒋介石建议撤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与大陆各省一样的省政府，将光复后成立的专卖局、贸易局等全部撤销，大力发展台湾民间经济，并积极吸纳台湾各级精英人员参与到政府执政中来。
为了缓和台湾的紧张局势，蒋介石决定采纳白崇禧的建议。1947年4月22日，蒋介石在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时，宣布陈仪引咎辞去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一直，按照《省政府组织法》撤销台湾行政长官总署而设立台湾省，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省府下面的各厅增设副厅长一职，大量启用台湾籍政治人士参政。
也许，很多人在看到这里时都会问到，为什么蒋介石选择魏道明接任陈仪呢？答案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官员十分厌恶，此时蒋介石只能急切派出一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开明派”官员来解决台湾的不利局面，而魏道明就是极为合适的人选。
在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之前，魏道明担任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陈仪相比，他是一位温文尔雅且十分干练的法学家，在很多台湾民众看起来文人出身的魏道明要亲和许多，不会像军人那样喜欢依靠武力镇压的方式去解决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魏道明早年留学欧洲，又出任过驻美大使，思想极为开明，能够给台湾人民带来新的希望。
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抵达台湾，成为台湾的首任省政府主席。
（2）
抵达台湾后的第二天，魏道明就公开向台湾民众表示：“内地民众与台胞因处境不同，习惯或有所异，但家人兄弟间决不致因此而有所非难，惟有互相敬让，彼此扶持，以求和协共处，如违反此义，余敢断言使非奸人挑拨阴谋，当为极少数人之错误，因而致使多数人蒙受不幸，殊堪怆怀。”
在向台湾民众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之后，他有马上采取了解除戒严令、撤销新闻图书邮电之检查及交通通信之军事管制等措施，台湾的紧张政治局势开始逐渐“降温”。除了这些手段措施之外，魏道明心里更清楚，只有让更多的台湾精英参与到政治序列中来，才能够彻底缓和台湾民众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所以，也就是在同一天，即台湾省政府建立的当天，魏道明就宣布任命台湾籍人士出任政府部门的重要职位，台湾籍的王民宁、徐庆钟、李连春、颜春辉等人分别出任警务处长、农林处长、粮食局长、卫生处长等要职，还有很多台湾籍人士进入了政府的下属各机关。
为了确保台湾省政府在建立的过程中不出现较大的混乱局面，在17日举行的第一次台湾省政府会议中，魏道明决定：由省府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农林厅，分别接替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秘书、民政、财政、教育、工矿及农林等处；撤销法制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新闻室、公营事业管理委员会及编译馆；保留人事室及统计室，仍直属于省政府。而至于那些还明文发表的省府机构，如交通和警务等部门，则以“前公署之组织不一定合于省府之组织，而本省之情形又并不和其他省份完全相同”的原则来进行。
魏道明的这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得到了台湾民众的欢迎，不过由于滥杀滥捕的行为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台湾民众依然对魏道明为代表的台湾省政府有着很大的不信任感。因此，为了获得台湾民众对自己的信任，魏道明在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彻底解决滥杀滥捕的问题。6月，在台湾省参议会一届三中次大会上，魏道明在做施政报告时指出：“省政问题，虽然是千头万绪，亟待解决者很多，然而在省政府成立之际，吾人觉得最急迫者，即是因‘二二八’事变所产生非常状态之复原。”在谈到对于“二二八”事件中的相关人员的处理问题时，则直接指出：“除盲从附和者，均一律免究，准予自新外，就是对于前长官公署时代警备总司令部所通缉重要人犯，亦本中央宽大意旨，由主管方面分别审查案情，其情节较轻者，亦特准自新，其余已经捕获之未决人犯，均一概移送法院，依照普通法律程序办理，俾能获得法律充分之保障。”
可以说，魏道明所开出的这几味药都很对台湾政局的“病症”，初到台湾不到两个月，他就驱散了台湾上空所弥漫的那股子紧张中迸发着火药味而的政治气氛。
（3）
事实上，当时台湾政治局势不稳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台湾光复初期，正是通货膨胀极度严重的时候，粮食等生活物品价格暴涨，民间经济发展十分困难，而这也正是引发“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原因。所以，魏道明在解决政治秩序混乱的同时，也下大力气开始发展台湾的民间经济。
5月24日，在魏道明的主张下，就台湾省政府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改组专卖局的办法：
（1）台湾省专卖局改为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对烟叶、烟品、酒业三公司，以股东代表资格，施行管理；
（2）原专卖局火柴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鼓励人民参加经营；
（3）原专卖局樟脑公司，暂划改建设厅管理；
（4）原有各种专卖规则，暂划改建设厅管理。
其实，改组专卖局只是魏道明进行经济改革的一个开始，他的目的是像改组专卖局一样将贸易局等单位裁撤，直接将很多的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事业向民间经济力量开放，让化学制药、开矿采矿、造纸印刷等行业直接交给台湾民众进行经营以此来大力发展台湾的经济。
值得称道的是，在发展台湾民间经济的过程中，很多人建议魏道明大量印发钞票或增加赋税以解决“燃眉之急”。不过，魏道明都拒绝了这些人的意见，因为他知道依靠大量印刷钞票和增加赋税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他说：“我们在今天既不能增加赋税，而开辟新的财源，也不能仰赖钞票的发行，以妨害经济安定，所以所有的建设事业，不能立刻同时并举，今后我们的考虑，乃在选择一个相当的时期，使建设与财力，能够配合得宜，以期发生最大的效果。”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魏道明除了不断做出努力之外，还到台湾各处去体察民情，鼓励大家要努力团结，熬过这段艰难时期就能够迎来一个繁华的明天。
毫无疑问，魏道明的做法都是极为正确的，与陈仪的残酷镇压和好大喜功相比起来，可谓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在魏道明的一系列新政改革后，台湾终于迎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不但社会矛盾大大缓和，民间经济也日趋向好。
5.败退大陆：西康，海南，还是台湾？
（1）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立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到了当年9月，解放军已经解放了湖北、湖南等地。当时各界都认为蒋介石将以四川崇山峻岭的天险保留一息“命脉”，即使要再退守，顶多也只是退到海南岛。
当时，蒋介石的确有三个备选地点，准备孤注一掷，顽强退守。这三个备选地点分别是西康、海南和台湾。
西康省，简称康，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延续清朝制度所设置的22省之一，设置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北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管辖西康省，后于1955年废止该省。基本相当于藏文化中的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但很快，蒋介石就把西康省从自己的备选单上划了下去，因为他发现四川一带的军阀已经溃烂到毫无希望的地步。倘若靠着这些酒囊饭袋来替自己严防死守，那早晚都得被人民解放军抓了俘虏。
西康被排除，蒋介石只得把目光放在了海南和台湾这两个省份上，毕竟这两个省份都有海峡阻隔，选择作为死守地，可占地利的优势。
但二选一更令蒋介石头疼，最后，蒋介石仍旧是拍了板，这个中标的省份叫做台湾。
（2）
蒋介石为何对台湾青睐有加呢？其原因如下：
（1）台湾海峡远远宽于琼州海峡，人民解放军想要横渡，势必会增加困难。
（2）台湾孤悬海外，有天险可守，海峡是大陆与台湾的天然屏障，这无疑给解放台湾增加了难度。而海南离大陆太近。
（3）台湾被日本占领了五十年，留下了很多的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台湾，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台湾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要远远好于大陆，特别是二战开始后，日本在台湾大力发展重工业，满足军事需求。抗战结束时，台湾工业比重超过农业，被蒋介石称为“模范省”，这些都为国民党退守台湾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而海南则是一穷二白，属于尚无建设的蛮荒之地。
（4）台湾在日本长期统治下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又借“二二八事件”镇压了仅有的共产党组织，而海南则一直有琼崖纵队的活动，相比之下台湾安全得多。
（5）台湾当时还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而海南则基本上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
（6）台湾刚从日本手里归还，尚没有军阀势力，其台湾省长陈诚更是蒋的嫡系；而海南则是掌握在桂系军阀手中，这桂系军阀的首脑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这哥俩向来与蒋介石不和，经常和蒋介石唱对台戏，若是把根扎在海南，蒋介石很难搞得定。
（7）台湾北有日本，东有关岛，南有菲律宾，都是美国势力，靠美国老子近，利于与美、台协防。而海南周边的国家多为英法属地，协防难度很大。
（8）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能力比较单一，虽有一只强大的陆军，却没有强大的海空军，一时之间难以进攻台湾。如果只用渡河的木船强攻，没有海上战斗舰艇和空中力量的掩护，那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将暴露在国民党优势的海空军火力下，伤亡会相当惨重。
（9）身为地质学者的张其昀告诉蒋介石，台湾物产丰富，最重要是它的稻作可以收到三期，有物资可以供养军队，同时它有台湾海峡的天险。
（10）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相隔约百里的台湾海峡把大陆与台湾分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陆地。台湾海峡呈东北向西南走向，北通东海，南接南海，长约200海里，宽约70至221海里，平均宽度约108海里，是我国沿海的咽喉要道，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只从这里通过，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从这里经过，日均通过船只数达百艘之多，海上运输对资源、原料相对缺乏的我国南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
台湾这一重要战略位置，是中国东南沿海海防的天然屏障。台湾岛与海南岛相映，形成双目，北和舟山群岛相呼应，构成犄角，以台湾岛为中心和舟山群岛这南北两要点，就构成一条天然有力的战略海防线，足以掩护我东南沿海6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在这一方向上，居住着我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沪、杭等工业基地，可以说台湾对我国东部海防所能起到的战略作用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凭此重要战略位置，美国人自然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止大陆解放台湾，这样就更有利于美国封锁中国。所以这也是蒋介石的一个如意算盘，因为当时蒋介石与美国人的关系摇摇欲坠，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就像是一个淡了姿色的老媳妇，随时都有被美国人抛弃的可能性。如果退守台湾，则可利用此战略位置来要挟美国佬重新审视与蒋介石的合作，顺便还能从美国佬的手里谋来一些援助。
更有一点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台湾良好的地理环境，台湾距离南京比较近，可以为国民党撤退节省很多时间，而且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即使大陆被共产党占领了，凭借海峡天险，和蒋介石所掌握的海空军力量，也完全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
所以，台湾成为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归宿地”。
6.败退前的掠夺
（1）
决定逃往台湾之前，蒋介石为了日后的“光复大陆”打算，决定将其在大陆掠夺的财产又搬到台湾去——他决定把这黄金、白银、外汇通通带到台湾去，毕竟建设需要经费，部队需要军费，若是没有这黄金、白银和外汇做支撑，根本就玩不转。
可是如何才能把大陆的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搜刮到台湾去呢？蒋介石和幕僚商量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不过，这个“妙招”共需要两步来实施。
第一步就是进行“货币改革”，肆意发行金圆券，同时禁止民间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则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都服从了这项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如此一来，民间流通的黄金、白银、外汇就通通进入了政府的口袋里。
第二步就是任命自己的亲信，首先蒋介石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了厦门警备司令，然后又把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调任到台北任财支处主任，属于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简单看来，这只是两个关系不大的职务派遣，但实际上，这正是蒋介石精心的安排。因为从民间强行征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券都需要运到台湾去，而这两个职务正是运送黄金的主要环节。如此一来，这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就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了。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命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劵，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回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共合计约为5亿美元。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了台湾。另外被抢运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还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
正是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外汇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才使得蒋介石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就连蒋介石本人后期都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2）
在掠夺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之后，他对故宫、中央博物院等处的宝物更是念念不忘。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紧急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文物500箱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
很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等五机关联合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外交档案等装箱运往台湾。本次迁运，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亲自特批，让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排的官兵协助装运。该船共装运五家机构运来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港。这是国民党往台湾运送的第一批文物。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可派，所以第二批运输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这艘船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沪轮拔锚起航，仅三天就到达了基隆。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到了第三批文物要运走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月底。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
文物运到台湾之后，由于无处存放，便租借了台中市的糖厂仓库，趁着不是制糖季节暂且存放，其保管条件十分恶劣。到1950年4月，台中郊外雾峰乡吉峰村仓库落成，文物才得以迁入新库。直到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这些国宝才有了适当的保存和展览环境。
另外，台北故宫拥有国宝中的国宝。当时运抵台湾的文物共有2972箱，总计608985件册。其中清宫档案、善本书籍等图书文献计有567891件册，器物书画合计63150件，都是文物专家翁文灏等人挑选过的精品，绝大多数为国宝中的国宝，诸如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翠玉白菜、肉形石、宋代汝窑瓷器21件、《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加上后来征集的文物，至2008年8月底，总计收藏655713件藏品。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该院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该院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最精、最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铜器6044件，瓷器25423件，玉器12104件，漆器707件，珐琅器2510件，雕刻651件，文具2379件，钱币6953件，杂项12347件，织品138件，绘画5287件，法书3046件，丝绣306件，成扇1651件，善本书籍198459册，清宫档案文献386729册件，满蒙藏文文献11501件，拓片895件。
以上总计677609件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到2009年11月底全院的典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