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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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外侮,八年抗战居功颇大

1.迟滞日寇侵华步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时局,蒋介石终于停止“剿共”,逐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电令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坚决抵抗,固守宛平,并立即调军增援。

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令负责上海防务的张治中,率87师、88师、36师和其他临时划归他指挥的几个师,奋起抗击,并令空军对日军进行轰炸,令海军封锁江阴。

翌日,日军18架飞机对杭州笕桥航空学校进行轰炸,中国空军首次迎战,一举击落6架敌机,以6比0的骄人战绩大获全胜。

中国空军初战告捷,蒋介石欣喜万分,下令这一天为“航空节”。此后,中国空军再接再厉,到20日短短一周之内,击落敌军重轰炸机40架、轻轰炸机27架、水上飞机13架、驱逐飞机18架,并炸毁日舰11艘,而中国空军自己的损失只有7架。

为扩大沪战,牵制日军对华北的进攻,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于8月20日率部进军上海。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陷入困境,不得不大举增兵。

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淞沪抗战一直持续到11月12日,日军在淞沪战场上的伤亡数量已达华北战场的两倍。

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投入47个师60余万兵力,日军先后投入两个集团军9个师团约30万兵力。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代价,歼敌5万人。虽然代价惨重且最终战败,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被彻底粉碎,同时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赢得了时间。

上海失陷后,南京岌岌可危。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上海遭受重创,急待整休,无力在南京作坚强抵抗,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国民党将领大多主张不守南京或作象征性防守,蒋介石的想法却恰恰相反。

与此同时,德国大使正以中立国代表身份对中日战争进行斡旋,蒋介石不满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但也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因此决定摆出坚决抗战的姿态,迫使日本降低条件。

但当蒋介石提出由谁负责防守南京时,在场将领却无一作答。蒋介石心中不快,于是说:

“如果没有人守,我将自己担负防守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挺身而出:

“委员长应统筹全局,不能偏于一隅,若没有别人负责南京防守工作,我愿勉为其难。”

唐生智身体不好,却能自告奋勇,蒋介石深表嘉许,随后任命他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11月25日,日军以八个师团分三路向南京进攻。

12月6日,距离南京48公里的句容县失落。

当晚,蒋介石偕宋美龄来到百子亭唐生智寓所,召集守城部队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由于日军围城日紧,会场空气沉闷紧张,蒋介石作了一小时多的“训话”,意在鼓舞士气。

蒋介石讲话结束之后,唐生智作悲壮发言:

“我将与各部队协力固守,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为保卫首都而牺牲。”

唐生智的发言令蒋介石深受感动,散会之后,当唐生智送蒋介石夫妇上汽车时,蒋介石颇为动容地说:

“患难见真情啊,孟潇兄一定要保重身体。”

然而,在蒋介石离开南京仅仅5天后,南京保卫战便宣告失败,近5万日军入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代表态度越来越强硬,要价越来越高,中日谈判最终破裂。

攻占上海、南京后,日军又将矛头对准蚌埠,企图与华北日军会师徐州。

蒋介石先后调集70个师约100万人,将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地区,抵抗北线日军南犯;将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取得了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

虽然徐州会战后期中国军队陷入被动,但这场历时5个月的战斗,成功钳制和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阻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接下来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由于国民政府宣告迁都重庆后,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暂时迁往武汉,使武汉成为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政府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缓和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于1938年6月中旬开始,先后集结海陆空35万兵力,出动舰艇120余艘、飞机500多架,大举进攻武汉,企图迅速占领中国的心脏武汉,一举消灭中国主力部队,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蒋介石先后调集14个集团军120多个师100万人,出动舰艇40余艘,各型飞机200余架,投入到武汉会战之中。

武汉会战于6月12日打响,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历时四个半月,其战线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在抗战所有战役中空前绝后。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进攻锐气受挫,战略进攻势头大减,粉碎了日寇企图使中国屈服、快速结束战争的梦想,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