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东线遭遇滑铁卢

1944年，就在反攻缅北的战役顺利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国内战场上却遭遇了滑铁卢。

当时，欧洲与太平洋两大反法西斯战场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战场也处于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变的过渡期。

由于精锐部队除反攻缅北的驻印军外，其他调往滇缅边境准备远征，余下的精锐之师本已不多，蒋介石还要坚持抽调力量监视陕北共产党，因此导致国内东线战场兵力不足，战斗力差。

为了对东线战场军队进行整训，也为了等待滇缅国际交通线打通，得到急需的汽车、大炮等重型物资，蒋介石将反攻时间定在五六月间。

然而，已走入穷途末路的日军，竟然先发制人，在东线战场展开猛烈进攻。

由于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也受到中美空军的监视，为了挽救败局，日军决定孤注一掷，投入50余万兵力，作“最后一搏”，开辟一条由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其本土与南洋各地的联系，同时摧毁美国在华的空军基地。

蒋介石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深知对日作战的艰苦，但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日军的“最后一搏”，主要在于打通粤汉、湘桂两线，为其在缅甸、越南、中南半岛以及南洋海岛上的各处日军，开辟一条溃败后的逃生之路。

同时，蒋介石明确断定：“敌寇今日的狂妄行动，真是日暮途穷、计无复出的最后一掷。”

但蒋介石却没有料到，日军的“最后一掷”，其规模之大，在侵华战争期间空前绝后。

其实早在1943年冬，日军便开始了在河南境内黄河北岸的作战准备。第一战区对于日军修复黄河铁桥不仅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制止，而且对黄河南岸的防务也未提起警惕。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虽侦知日军南移，却不知其战略意图，因此并未采取应变措施。

1944年4月18日，日军突破中牟地区守军防线，渡过黄河攻占中牟，然后兵分三路向郑州、密县、尉氏与鄢陵等地大举进犯。

直到此时，汤恩伯等第一战区的指挥官仍没有提起高度警觉与重视，而是依据过去豫南会战、郑州会战等经验拟定作战方案。

美国驻重庆武官更是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很快就会退回原防地。”

史迪威更是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

对这些判断，蒋介石是赞同的，也希望是正确的。然而，事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仅仅4天后，即4月22日，连接平汉、龙海两线的战略要地郑州便被日军占领；

4月24日，日军攻克密县，黄河防线被突破，日军掌握了河南战场的主动权；

5月1日，河南中部重镇许昌被日军占领；

5月25日，洛阳失陷。至此，日军打通平汉铁路。

仅仅近40天，日军便以五六万之兵力，在有三四十万守军的河南境内攻城略地，连占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中原重镇在内的城市38座，不仅打通平汉线，而且控制了河南境内陇汉线大部。

就在占领洛阳的当天，日军又以20余万兵力，配备1个骑兵联队、4个独立炮兵联队、1个野战炮兵联队、3个独立工兵联队、两个铁道兵联队、战车第3师团一部以及汽车3000余辆、飞机6000余架，向第九战区大举进攻，长衡会战爆发。

6月17日，长沙陷落。但在此后的衡阳之战中，衡阳守军顽强抵抗，以17000余人的兵力，与5个师团的日军进行了18天拼死搏杀，在弹尽粮乏的情况下，苦战48天，致使日军惨遭重创，死伤19000余人。

尽管衡阳守军最后投降，但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后来逃出敌手，回到重庆后，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亲切接见。蒋介石十分高兴地对他说：“回来了，好！我每天都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

9月初，日军又发动了广西战役，先后占领桂林、柳州，于11月24日进入南宁，并派二三千人追赶国军至贵州，一度令贵阳、重庆哗然。

这便是中日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豫湘桂战役。日寇虽最终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由于延误了时间，其战略价值已经大大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