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毛泽东品读《周纪》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政治斗争空前激烈，军事战争连绵不绝。诸子学派纷呈，百家争鸣，群雄并起争斗，群英荟萃。因此毛泽东研究这段历史的重点也就放在了政治、军事斗争及诸子百家的学说上。他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斗争、军事战役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几家大学派，他更是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不断地加以关注，因为它涉及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而如何用以影响当时特殊年代背景下的困难和工作……
1.皮不存，毛安附
原文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
——摘自《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
品读解析
日本侵略者全面占领东三省后，又进一步染指华北。他们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夺取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后，又发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置于自已管辖范围内。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依旧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
为了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在主力红军到达陕甘后不久，就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明确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作为党未来一项重要的工作目标。为了做团结抗日之先锋表率，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制定主力红军东征山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军事策略。1936年2月，红军主力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苦心布置的防线，进入山西。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分别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委员、总司令的名义联合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宣传红军抗日主张，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布告以陈述“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的民族危亡之严峻形势开篇，号召“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布告阐明了红军东征抗日之目的，申明“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布告还根据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当前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呼吁“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接下来，毛泽东连用了三个典故来呼吁国人同仇，共御外侮。这三处典故都在上述引文中集中体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出自《左传》，这里意思是说，倘若国家都亡了，作为个体又如何能生存呢？“天讨”，出自《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本意是以五等之刑，惩戒有罪之人。后以出兵征伐称为“天讨”。“禹域”即中国。相传大禹平水时，划分九州，指定名山大川为各州疆界，故后称中国为禹域。毛泽东此处摘用这三个典故，就是使社会各界都能认清时事危机之重，呼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为建立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而奋斗。
2.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原文
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摘自《南京政府何处去？》（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6页。
品读解析
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时间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即将走向行将就木的生命终点。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弃和平于不顾、开战端于国门之内的国民政府突然放出“和平谈判”的空气来。1949年元旦，蒋介石正式宣布“主动下野”，同时发表要求与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和平谈判”的“诚意”。
为了尽快结束战乱，减轻人民痛苦，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表达了愿意同国民党和谈的诚意。3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的谈判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代表团成员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4月1日，由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包括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裴）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到北平。从次日起，双方代表开始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和谈方案。
早在正式谈判前，中共方面就拟订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对于这些代表民意的提案，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均表示“条件太高”，不断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在“惩办战争罪犯”的问题上，与中共方面分歧最大。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之前代总统李宗仁声称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的做法，显示出国民政府毫无诚信可言。就在和平会谈的同时，蒋介石却在浙江奉化指挥他在江南的残余部队，经营着长江防线的构筑，企图以和谈换取整军备战的时间，伺机反扑。更令人愤怒的是，就在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的同一天，南京6000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实现真正的和平。国民政府不顾学生的合理要求，出动军警镇压游行，酿成两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多人失踪的“南京惨案”。国民政府的种种做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更谈不上为中国谋求和平之努力了。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社论首先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指出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最终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另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为了分化敌人阵营团结真心期盼和平的人，毛泽东分析了国民政府目前存在的三种类型的人，即：一、坚持地走第一条路的人，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二、愿意走第二条路的人，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三、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对于4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造成的惨案，毛泽东认为：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偶然事件”。接下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国民政府真心与中共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那么，就应该立即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将领。这里，毛泽东把这些破坏和平的人比作庆父，并摘用“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先惩处战犯，消除阻碍和谈的因素，国家才能安定下来，才有真正的和平可言。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一意孤行，包庇战犯，企图以依赖美帝国主义对抗中国人民的话，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将迅速渡江南下，取得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的这篇社论，有婉言劝说的恳切言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尽全力争取国民政府军政界一切愿意立功赎罪、可以合作的人的包容性；也有义正词严的坚定，明确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政治立场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毫不让步性。然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和谈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感化国民政府，蒋介石等继续做着依托长江天险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而毛泽东也在国民政府拒绝接受和谈的电文发出后的次日，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全歼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仅用两天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突破了长江天险，攻克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至9月底，基本解放了大陆。在铲除了“庆父”等人，消除了“鲁难”后，一个朗朗的新中国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3.孔夫子当然是有地位的，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原文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石玉山著：《毛泽东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7页。
原文
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95～196页。
原文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原文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页。
原文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摘自毛泽东1955年12月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品读解析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一生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孔子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曾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才能大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综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为了响应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欢引用户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前面引的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刘少奇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林彪的政治路线于是与孔学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由此引发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里就不详述了。
虽然，毛泽东晚年基于各种原因反孔批孔的调门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们对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确地去理解。
4.孟子具有人民性
原文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96页。
品读解析
有“亚圣”之称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其中关于“民贵君轻”、“性善”、“仁政”等方面的论述，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施政纲领有很大影响。它所倡导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修养工夫，不仅陶铸了很多的“志士”、“仁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
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毛泽东在批判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他的进步、合理的一面。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在加写的一段话中还特别提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其有“人民性的一面”。
“引而不发，跃如也”，是《孟子》上的话，意思是说善于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将其借用来阐明共产党的农民政策。他说，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列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共产党应当善于领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依靠农民自觉自愿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确的风俗习惯，而不能包办代替。1944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又借用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一语，告诫人们要善于思考，要养成多动脑筋、勤于分析思索的好习惯。
5.墨子是古代的大哲学家
原文
《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摘自毛泽东1939年致陈伯达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品读解析
1938年，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注意研究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39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分别就孔子、老子、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了3篇论文，并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其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39年《解放》第63、64期合刊，《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同年第69期，《墨子的哲学思想》于1939年、1940年在《解放》第82、102和104期上连载。
这些文章，毛泽东不但认真读了，而且提出了重要意见。
陈伯达写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在发表前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陈论墨子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如陈文认为：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并给以初步明确的解决”，进而提出知行问题“并初步具体地在解决”。“墨子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我们看到了墨子哲学关于由感性的认识论到论理的认识之见解。”“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经发现了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对立的统一。”
毛泽东对墨子评价较高，认为他是一名劳动者，比孔子还要高明。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评价。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至前484年），生于爱非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被列宁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从对自然的观察出发，在“逻各斯”中试图发现世界的本质。但“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的眼中与一定的物质基质相关联。他在事物无休止的变化中，看到宇宙的普遍规律，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总是会发生新的改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在流动中，不存在永久的东西，人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中。由于不断的变化，一切事物处于不断从一种状态向它的相反状态转变之中，并且自身包含着对立，并在对立中体质平衡。互相排斥者结合在一起，相反者相互对立形成统一。
陈伯达在他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提出，墨子也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墨子看出了宇宙中的空间和时间都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也许是受到这个分析的启发，并认为两者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上都有相通之处，提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而《墨子》一书就是我们中国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录。
在给陈伯达的信中，毛泽东就《墨子》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是：
（一）题目
拟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平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的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比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屈原也会以文杀人
原文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摘自毛泽东1961年《屈原》（七绝），见陈晋：《毛泽东之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85页。
原文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原文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91—1192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敬屈原，喜爱屈原的作品。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留下了毛泽东学习屈原作品所下苦功的珍贵史料。另据罗章龙回忆，当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会面，罗章龙还写诗纪事，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这里，贾谊的《治安策》和屈原的《离骚》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作品，也是他们的谈话内容。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每次外出携带的书籍中，都有《楚辞》。1957年，他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段时间里，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寥寥两笔，一代伟人从《离骚》中得到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跃然入目。
毛泽东热爱《离骚》、《楚辞》还有若干旁证。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18日凌晨1点多钟，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安然处之，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楚辞》。另一年夏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中午时分仍然辗转难眠，经过服务人员的按摩，他终于合上了眼睛，抓在手中的书放在胸脯上，那是一本《楚辞》。接着，1959年、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收藏在故居里的这本《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又圈又画，句末都有点断。上述都属后人的回忆，点点滴滴，不能囊括全貌，即便如此，也可看到毛泽东读《离骚》不是一遍、两遍，超出了“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悟。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的《离骚》及其流派。1958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毛泽东向他推荐《楚辞》，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有可喜之处。”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肯定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同情屈原的生活遭遇，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的那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他经常引用、教育人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武器。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用以表达对客人的心情。他还向尼赫鲁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他和屈原情相投、心相通；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屈原政治上的坎坷和作为，寄予无限同情。
以上是张贻玖在《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书中的材料。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诗的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
7.百家争鸣的精神现在仍需要
原文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摘自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林蕴辉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657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对学术自由十分看重。他在早年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说’，‘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显然，毛泽东很早就已经发现，没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没有学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终将导致民族文化的萎败倾向和国民心理的奴化痼习。
因此，毛泽东十分赞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自由局面，并将之加以改作，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用以指导中国的文化事业。1956年毛泽东曾号召实行“双百”方针，鼓励群众向党提意见。一时群情激昂，百花齐放。但当群众真的讲话了，这其中不乏过激的言论时，毛泽东又改变了方针，这其中的历史教训是令人深思的。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文化事业就能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一方针，文化事业必遭破坏。
8.商鞅变法，良法也
原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摘自毛泽东1912年《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品读解析
商鞅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他领导的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国。他开始变法前所用徙木立信的计谋，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之三叹。十八岁时，毛泽东作《商鞅徙木立信论》，文中叹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毛泽东三叹，有感而发。法令本来是为人们谋求幸福的，一部好的法令能使许多人得到幸福，老百姓唯恐统治者不颁布这样的法令，或者是颁布了这样的法令而不生效，这样，百姓必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以便使这样的法令最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政府和百姓互相依靠，岂有不信之理？法令不善，非但没有幸福可言，还会产生许多令人恐惧的危害，全国百姓必会竭尽全力阻止此法令的颁布实行。虽然想让人们相信，哪有相信它的道理？这本是法律、百姓与国家三者之间完全正常的关系，可是商鞅之法、秦民与秦国统治者商鞅之间的关系，却正好与此相反，怎能不令毛泽东发出诸多感叹！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其变法的目的，便是为了富民强国，商鞅变法颁布的法令，是中国历史上最优良的法典之一。其内容主要包括制定连坐法，惩治奸宄，保护百姓权利，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军功，禁止私斗；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按户征收军赋，平抑赋税，统一度量衡，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这些法令，被毛泽东称之为“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通过商鞅变法，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强之路，为秦国最后消灭其他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临颁布变法法令之前，恐怕百姓不信任新法，便使用了徙木立信的小计谋。为此，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赋诗《商鞅》一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本为强国富民的改革，统治者却要煞费苦心地去争取百姓之信任，由此可见我国百姓之愚，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我国多次濒于灭亡之惨境，其原因便在于数千年来我国民智之黑暗。
毛泽东所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表现了其独具一格的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此文受到阅卷老师的高度赞赏，评定同学“传观”。这篇571字的短文，老师多处批语，字数多达150字。评语写道：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老师的评价，细致入微，他发现了毛泽东文中“积理宏富”、“具哲理思想”之处，发现了毛泽东“目光如炬”的洞察力，其“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的预言也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9.长勺之战，后发制人
原文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3～204页。
品读解析
发生于春秋初年的长勺之战，虽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它却蕴涵着非常深刻的战争理论。当时强大齐国大兵压弱小鲁国之境，对弱小鲁国来说，如何迎战非常关键。鲁国的民族英雄曹刿挺身而出，将鲁庄公取信于民的措施作为取胜的政治基础，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避敌锋芒，后发制人之术，待“彼竭我盈”之时，然后进攻，一鼓作气击败敌军。他还非常注重战场实地情况的调查，“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然后追击，最后使弱小鲁国战胜了强大齐国。
长勺之战所蕴涵的深刻的战争理论，被后代军事家所继承发扬。1936年，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中，他全文引用了》曹刿论战》这段文章，来说明退让防守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这一战略防御原则。
毛泽东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照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为了生动说明战略退却这个原则，毛泽东举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往往先退让一步，愚蠢的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毛泽东还列举了《水浒传》上的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此故事是洪教头先喊“来”、“来”、“来”，让林冲看出了破绽，才被林冲打倒。接着，毛泽东便全文引用了《左传》中记载的曹刿论战这一著名战例，并对此战例进行了精当的分析。
在列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退让一步，然后后发制人的战例后，毛泽东又用红军作战的历史回顾来说明这一战略原则的正确性。1927年南昌起义后到1928年，带有朴素色彩的游击战争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便产生出来。第一次反“围剿”时，提出了“诱敌深入”的原则并得到成功的运用。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作战的战略原则便丰富成熟起来。这个战略防御原则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1932年以后，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放弃了战略防御这一原则，使红军遭受很大失败。1936年，毛泽东重新提出这个战略防御原则，目的是要同志们克服急躁冒进的毛病。
毛泽东从曹刿论战中引发出先退让一步，然后后发制人的战略原则，并对这个战略原则进行了系统论述。毛泽东说，退却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兵力，等待敌人漏出破绽，然后反击。在强敌面前若不退却，则有全军覆没之危险。这也就是外国军事家所说的：“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
毛泽东利用曹刿论战来阐发的战略防御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军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军由弱转强的制胜法宝。
10.城濮之战是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典范
原文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91页。
品读解析
城濮之战中，晋文公能适时采纳大臣们的建议，从靠近晋国的曹卫两国下手，先打弱敌，取得了以后作战的前进的基地。随后又运用策略，争取齐、秦两国参战，从而改变了劣势地位，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城濮决战时，先退让一步，既避开了楚军的锋芒，疲惫了楚军，又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做到有理有利。与齐、秦、宋各国的军队会合，集中了兵力，从弱处开刀，各个击破，首先击溃战斗力薄弱的楚右军，接着以上、下两军后退诱敌，夹击楚军，从而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11.孙膑是千古高手
原文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6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阅读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之后，在这一段的开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表达了他对孙膑所提出的围魏救赵之计的极度赞赏。
其实，毛泽东对于围魏救赵的故事早已十分熟悉，并在革命战争中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古代兵法。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当谈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问题时。就曾特别指示抗日部队可以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例，采用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他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由此可见，毛泽东确实早就将围魏救赵的古代兵法运用到了革命战争之中，而且还作了详尽的解说，取得了实战的效果。所以，解放以后，毛泽东在和平的环境中再次读到关于围魏救赵这一著名战例的记述时，仍然要由衷地称赞孙膑用兵是“千古高手”。
12.反间计成功运用的杰出战例
原文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7页。
品读解析
毛泽东阅读了关于阏与之战的史实记述后，就在书中的“反问者”三字旁画了一条着重线，又对“因敌间而用之”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批注道：“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显然，毛泽东是从秦军战败的角度来分析阏与之战的。他认为秦军失败的原因，就是秦军只注意了屯兵围攻阏与的韩军，而对赵奢所领赵国援军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反而中了赵奢的“反间计”，被假象所麻痹，因而失去了作战的主动地位，终于为赵奢一举击败。
对于反间计，唐朝诗人杜牧曾解释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秦军阏与之战的失败，正是中了这样的反间之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阏与之战的分析是很精辟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反间计是十分重视的。
13.田忌赛马，赢得漂亮
原文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65—66页。
品读解析
冯梦龙在《智囊》中叙述完孙膑赛马的故事之后，随即又在书中征引了唐太宗所说的一段自白：“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而击之，无不溃败。”并指出唐太宗这种对敌作战之法，就是采用了孙膑赛马的战术。
毛泽东读了《智囊》中关于孙膑赛马的故事和冯梦龙的按语之后，就在书中进一步批注发挥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即唐太宗，朱元璋即明太祖。这两人都是经过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军事才能，称赞他们善于用兵、很会打仗。特别是对于唐太宗，毛泽东曾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疲劳已极之时，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毛泽东就是结合历史上这些杰出军事家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在批注中阐述了他对孙膑赛马战术的见解，这些见解凝聚着他从1927年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毛泽东在30年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多次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的大规模“围剿”。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出动兵力10万，第二次20万，第三次30万。毛泽东率领红军，以远比敌人微弱得多的军事力量，采取诱敌深入、“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而伺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最终在三次反“围剿”中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留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打败了蒋介石50万大军的进犯而取得胜利。只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硬拼蛮干的方针和逃跑主义，才导致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至于在解放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灵活地运用“以强当弱”、“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而取得胜利的典型战例。由此可见，正因为毛泽东亲身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实践，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阐释关于孙膑赛马的战术时，见解就显得十分精辟而深刻。
14.《诗经》是老百姓的民歌
原文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品读解析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圣经”之一，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的启蒙读物。后来考入长沙的省立师范学校，《诗经》也是他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例如1913年，他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时，在他的《讲堂录》里，就记载了这样的句子：“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向长沙各重要学校发出200多字的《征友启事》，其结尾处所引用的便是《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两句诗。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中说：“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吴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里的句子，贴切地表达了毛泽东为寻求真理而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歉疚心情。
毛泽东不仅诵读诗经原作，还十分留心历代注家对原作的解释。毛泽东在1973年7月17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诂”的意思吧！但毛泽东对于《诗经》的种种解释是有自己的特定见解的。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诗经》有一番评述（见前面引文），从毛泽东对《诗经》的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指出了文学创作现象之一就是心里有气，才写诗，他非常赞同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说诗三百篇皆为“发愤之所作为”。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用“心里没气，他写诗？”发挥了司马迁的“诗言志”和“发愤说”，并且认为《诗经·魏风·伐檀》这首诗就是表达了当时社会的劳动人民反对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悲愤之情。认为《诗经》就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许是毛泽东喜欢读《诗经》的原因之一。
第二，指出《诗经》中收集的有关男女恋爱的诗，有的是“借男女写君臣”的。虽然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在这一点上有争议，但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况且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说全部都是，而是说“有的是，有的不是”，可见毛泽东对此的评论是非常谨慎和客观的。至于朱熹认为《诗经》中有关男女欢爱之诗是淫奔之诗，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的立场，毛泽东是不同意这种评价的。
毛泽东对诗经的爱好一直伴随到晚年。1965年夏，毛泽东去北戴河开会，姚淑贤当时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列车启动以后，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大家都微笑摇头。但姚淑贤听到这话后，身子一热，产生出一种温暖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所以就忘乎所以地冒出两句：“有，我有。”毛泽东含着微笑逗趣地问：“跟什么人约会？”姚淑贤腼腆地说：“跟男朋友。”毛泽东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你通知他了吗？”“没有。”姚淑贤答道，“没事的。他知道我常有任务，会理解的。”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说：“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姚淑贤很后悔说实话，让主席替她担心。晚上当姚淑贤给主席送去削好的铅笔时，主席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毛泽东拿出一支铅笔，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开始伏案书写，原来是一首古诗。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姚淑贤接过诗反复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不由得脸红，并小声对主席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你为什么那么老实？现在又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后来姚淑贤从北戴河回北京，便把毛泽东录写的这首诗交给男朋友看，并把失约的经过讲了。她的男朋友很激动，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为毛主席服务。毛泽东的这件轶事，充分体现了作为领袖虽日理万机，但也体恤下情，让后来的局外人，也能感到毛泽东的慈祥和温暖。
15.《庄子》告诉了我们大道理
原文
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不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也是无限的。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与周培源的谈话，见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3页。
原文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在局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引者按：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口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摘自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原文
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引者注），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
——摘自毛泽东1963年1月4日致李讷信，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67页。
品读解析
对《庄子》这样一部集中地反映道家思想风貌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非常熟悉。
1917年，毛泽东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暑假时，他与好友萧子升进行了一次游学，以此来阅读社会这本大书。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位声望很高的刘翰林家，在与刘翰林的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注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
看来，毛泽东不仅读过《庄子》，而且很熟，并且比较过后人注释的各种版本。这一点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交往、作文、笔记中也能看出。1915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后，便在复信中引《庄子》“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1917年4月1日《体育之研究》里，毛泽东借庄子在“养生篇”里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之道”，认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在1917年夏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读书笔记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开篇即讲：“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诂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这是用庄子的话来说明一种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
在1913年写的《讲堂录》里，毛泽东还有直接读《庄子·逍遥游》等篇章的笔记。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是指悠闲自得、无拘无束的样子。游，在这里指人的交往与处事。作者在篇中借助鲲鹏横空出世、高翔远举的形象，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的人生追求。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与物“无待”，即摆脱与周围事物的对立与依存的关系。前文引述的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述的读《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段文字，表明他从庄子的议论中，通过水与舟的关系，引申出了一番人生道理。这即人的能力与他担当的任务和职位要相称，人应当厚积而薄发。他以李鸿章为例，虽然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所圣有功”，但这只是像杯水载草介之舟；但在后来的掌管国事时，却着着失败，原因在于“水之积也不厚”，大舟难免搁浅。毛泽东提醒浅薄的不自量力的人要引以为戒。
对《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毛泽东非常喜欢，经常加以运用。如1945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军队已经不是小麻雀了，已从小麻雀发展成一个翅膀就可把中国扫得差不多的大鹏鸟，最终扫尽全中国。此外，毛泽东在他写的诗歌中，也多将此形象入诗。
最早是1918年为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而作的七言《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写道：“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稊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激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象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
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中，凸然而出“斥晏鸟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设置了“斥晏鸟”、“昆鸡”和“大岛”、“老鹰”两种渺小与崇高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贬。
1965年秋，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他充满感情地描绘：“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并嘲笑那种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蓬间跳来跳去，面对风起云涌的情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的斥晏鸟雀。
毛泽东喜爱并引用的不止是《逍遥游》一篇。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李讷的信中就说，读了庄子的《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见前面所引）。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平日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庄子》“秋水篇”写了这件事。大概是李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觉得读了这篇文章，不会再做河伯，也就是不再盲目自大（以上部分材料参考了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中的有关内容）。
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都要按照辩证法时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1966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了几位哲学工作者畅谈了许多哲学问题。之前，他看到了1963年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登载的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毛泽东非常赞赏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他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里的话来阐述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观点，并明确地表示《庄子》中的这个观点是真理，这是对《庄子》一书价值的肯定和赞扬，也说明毛泽东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古为今用，点石成金。
16.《楚辞》也有历史价值
原文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91页。
原文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摘自毛泽东1951年7月7日同周世钊等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91页。
品读解析
湖南是楚国旧地，又是毛泽东的故乡，他自小就受浪漫主义文化的熏陶。从青年起，《楚辞》就成为他最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关他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很多，可谓常读不辍，有时甚至到了置生命于不顾的如醉如痴的地步。
有关毛泽东读《楚辞》的最早记载是1918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不无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由衷地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艳羡之情。
在延安时期，《楚辞》也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还让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给他。为此，1957年12月，逄先知特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列了一个目录，共50余种。这一时期，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9月，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陪同的有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等。到了安徽后，他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推荐了这本书，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他从《楚辞》谈起，又谈到了《论语》及朱熹的注。
特别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1972年访华时，毛泽东赠予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由此可见，毛泽东喜爱《楚辞》之深。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楚辞》？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非常有趣的问题。他在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对毛泽东这段话的理解可基于以下两点：
一、《楚辞》整体上对现实的黑暗持严峻的批判态度，这正是它民主性色彩所在。屈原无疑是“楚辞”群体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长篇抒情诗《离骚》，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悲懑的抒写，表现出诗人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与祖国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持理想、坚持操守、宁死而不愿同流合污的顽强斗争精神。特别是对楚怀王周围的统治集团人们的贪婪、嫉妒、驰骜、追逐、陷害忠良的丑恶灵魂表示了极端的鄙视。屈原的其他作品，如《九章》、《九歌》等，在思想内容上，也都和《离骚》一样是反复地抒写诗人的理想和揭露批判楚国的黑暗政治。尤其是《天问》这首很奇特的诗，诗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几十个问题，表现了屈原对传统思想、历史人物，甚至自然现象、神话传说等的大胆怀疑和一些批判态度。这很符合毛泽东的个性。
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十六篇，现存六篇，以《九辩》最著名。这篇作品除惮惜屈原、透露自己的身世外，对妒害贤良的楚国腐朽的社会政治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但由于宋玉性格软弱，显得很卑顺。
贾谊的赋体作品，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更多一些，如他的《吊屈原赋》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拟自己，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有才智之士的困苦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感情激越，很能打动读者。
二、《楚辞》属于浪漫主义流派，这和毛泽东的审美意趣是相吻合的。毛泽东非常欣赏“诗仙”李白、“诗鬼”李贺、“骚之苗裔”李商隐，认为他们的风格皆秉承了屈、庄的奇幻。《楚辞》，特别是前期作品皆产于楚地，而楚又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国度，尤其是在祭祀活动中，充满了原始宗教气氛，故在楚辞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浪漫不羁，情感炽烈，这些都成为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品中浪漫主义因素的重要来源。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楚辞的创作才更加开放而少约束，才能表现出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形成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奇丽幻想的境界、雄奇诡谲的完整图画。
毛泽东不只欣赏楚辞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境界的作品，而且，毛泽东的创作，也是借“游仙”之路，铺成为瑰丽的华章。他的诗作，吸收了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艺术创作方法，借助大胆的想象，神话般的夸张，采用豪迈的、象征的、富于激情和鼓动性的语言抒发自己伟大的抱负、深刻的思想和奔放的热情。典型者如《蝶恋花·答李淑一》，除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外，其余描写的都是虚幻的境界。诗中的吴刚、嫦娥这两个神话中的形象，一个苦恼，一个寂寞，但诗人想象驰骋，对两个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当杨、柳二烈士忠魂升入九霄之后，这两个神话中的人物的精神面貌大不同前，一个捧酒，一个献舞，洋溢出一片敬爱欣赏之情。在毛的诗词中，这类作品很多，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作。毛泽东非常喜读《楚辞》作品，于此可见其中的奥妙了。
17.《孙子兵法》里面的好东西很多
原文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摘自毛泽东1936年致叶剑英、刘鼎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
原文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5页。
原文
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8—209页。
原文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卷？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原文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82页。
品读解析
作为现代中国集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伟大军事家，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孙子兵法》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和发展。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面，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而且获取了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养料。但是毛泽东本人是如何看待、评价，如何运用、发挥《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思想的，甚至于毛泽东与《孙子》这部兵书的历史联系如何？我们不能不先从有关毛泽东是何时开始读《孙子》的一桩历史公案说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十六字诀”方针的指导下，毛泽东等迅速建立和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白区搬到瑞金根据地。影响日益扩大的毛泽东等遭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击。“左”倾盲动主义者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人为地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而加以拒绝、全盘否定，当然明显地暴露了那些自称为所谓的“马列主义的专家”们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浅薄与无知。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得知：与那些在国外接受过所谓“正统”马列主义教育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的研究是无从所知的，更何况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对于“山沟”里的毛泽东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战争中的创造性运用之外，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就成了其直接的、可供利用、开发的军事文化资源。那么毛泽东等是不是由此就“无条件”地运用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呢？
据现有的材料看，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在长征以前，至少在青少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孙子兵法》的。毛泽东与凯丰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有一次谈话。会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尖锐的反问使凯丰哑口无言，揭露攻击对手的无知的同时，毛泽东同时声明：《孙子兵法》我并没有看过。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多次讲过。上引1960年12月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就是其中的一次。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从何日起，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直接研读《孙子兵法》的呢？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及他和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的同时，又明确指明：“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其中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当然喻意那些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所有被所谓的“马列主义军事专家”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概拒之门外的古今中外的“非马列主义”的军事著作。上引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谈话中更明确提到：“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此外，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也曾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可见，只是到了陕北以后，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才开始研读《孙子兵法》的。如上引所示，正是在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为此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的同时，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研读《孙子兵法》是中国革命战争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同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讥讽”也无意中为之提供了契机。后来，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这大概该是指这个时期说的吧。
早在毛泽东有条件得到《孙子兵法》以前，曾经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于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李德还回忆道：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转引自王子今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与《孙子·军形》中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强调打仗要打有把握的仗。
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不等于现实就是历史简单的运用。在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的早期（以1936年10月得到此书为界），毛泽东对其原则与艺术的运用可以说是不自觉的，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军事斗争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创造性经验总结，是这两位历史军事理论伟人对战争一般规律认识的惊人的不谋而合！
只是到了陕北以后，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里，毛泽东对《孙子兵法》有了自觉的透彻的研究。其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运用才更透彻、更高超，更富有成果，更为自觉。
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诸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等如我们前面所引所见的。当然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袭取其词语，而是在深入地领会其精神的同时，将自己的实战经验与古代兵家的权谋韬略互相印证与发明，从而使之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孙子》中对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后的《论持久战》、《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曾多次、反复地引用。毛泽东在赞誉其精彩之处，称其为“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的同时，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去解释它、改造它，从而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更深刻的含义。首先，毛泽东称誉它是战争规律的可知论。孙武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的凶吉或胜负，认为战争是可以预知的，并由此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重要命题，对此，毛泽东赞誉说：“我们承认战争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显然，毛泽东通过科学阐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进而把这一古老的命题，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进而毛泽东又把孙子“不可取之鬼神”的关于战争规律“战可知”、“胜可为”的可知论，概括为这“是包括认识和使用两个阶段”，即包括了认识客观规律和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的行动去克服敌人这两个过程。在充分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对此，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孙子所谓的知彼知己，是把“可知”、“可胜”奠定在对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反对两种倾向的人，即“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和“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的人，认为这两种人“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毛泽东在他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的论述中，还曾特意引用孙武的话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可见，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孙子》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格言中蕴涵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法得到了科学的阐释与发挥，并使之作为一个完整的战争过程，提到了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来认识。经过毛泽东的解释和改造，孙子的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得到了充实和发挥，从而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
关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上所引，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点阐述和发挥的又一重要军事原则。毛泽东总结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在数量和强度上都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不是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尽、士气沮丧、苦头吃尽、弱点充分暴露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举歼灭，获取了全胜。毛泽东总结说，这就是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所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减杀其优势。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因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实施。为说明这一原则的普遍适用性，在论述“战略退却”问题时，毛泽东研究、援引了中国古代的典型战例，来阐明他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了退却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继而又全文征引《左传》有关齐鲁长勺之战的记述。
以上所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其锐气、攻其惰归”只是前面所引毛泽东论述、阐发《孙子兵法》中精华的两个代表性方面。类似的方面，还有许多。如：
（1）“北平方式”与“不战而胜”。孙子“谋攻之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全胜。即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佳谋攻方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注重“以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为主要原则的“攻心”战术，可谓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高树勋运动和北平等大城市的和平解放是这一谋略的精彩的发挥和完美的体现。
（2）“以一当十”与“以十当一”。孙子《行军》中谈“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而已，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集中使用。“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谋攻》），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十倍于敌”、“五倍于敌”和“倍于敌”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十围”、“五攻”和“倍分”的战术原则，这样才能集中兵力，造成战场上的优势，做到“以众击寡”。毛泽东把这一原则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从战略、战术的两个不同层次上予以深刻的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积极发挥集中优势兵力的优势，变劣势为优势、变弱者为强者、变不利为有利、变战略的被动为战略战术上的主动，进而夺取整个战略的主动权，直到歼灭一切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总之毛泽东从中汲取的原则很多，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成功指挥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所以，如前面所引，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他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介绍说：《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很好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毛泽东倍加珍视，也为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是成功有效的普遍的法则，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同时，从中我们也能看到《孙子兵法》所蕴涵的这些原则，大多是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战争的全局的，是具有战役指挥和战略决策的指导意义的。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从中概括、升华出了许多军事哲学思想，如关于己与彼、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等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强调在战争中争取主动和灵活应变是《孙子兵法》的精髓和灵魂，认为它具有关于战争成败的战略意义。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中战略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对战争进程的驾驭可谓“用兵真如神”，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孙子兵法》中具有战略指挥意义的原则的威力。这也许正符合了毛泽东于1936年10月22日致电叶剑英等，让他们购买《孙子兵法》加以研读的初衷吧。
18.屈原说两国不要互相伤害
原文
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我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对尼赫鲁总理谈起我们对印度的感觉，我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
——摘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70页。
品读解析
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一次来到中国，开始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毛泽东以超规格的礼仪接待了他，并在中南海勤政殿与其进行了三次深入交谈。10月26日，即尼赫鲁离京的前夕，他和女儿及随行官员再次来到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主人告别。
勤政殿，是毛泽东和尼赫鲁相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进行过友好而真诚的交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今，他们又要在这个地方分别。尼赫鲁深情地对毛泽东说：“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才学渊博的毛泽东此时摘用了中国古代著名爱国诗人屈原“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赠予尼赫鲁，意在劝说尼赫鲁，离别固然伤感，但结交了新的知己，不也是一件乐事吗？明白了毛泽东用意的尼赫鲁非常欣赏这句诗，说道：“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第二句特别适用。”毛泽东则表示，中国同印度是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的，是不需要互相防备着的，在分歧之处可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毛泽东这番真诚而朴实的话语彻底感染了尼赫鲁，使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直到他上飞机的前一刻，还热情洋溢地说道：“我现在就要离开了，我满怀着良好的记忆和我对于你们的谢意而离开这里。我将牢记这一切。我相信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伟大的国家更加亲近。”
尼赫鲁此次访华，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中、印两国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得两国关系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发展得较为顺利，同时也影响了一些国家积极来华磋商国是。毛泽东诗赠尼赫鲁虽然只是访问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在邦交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