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蒙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关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专门论述中，着力强调了恩格斯所揭示的工人阶级斗争叙事内蕴的理性行动者“勇于运用思想力量”的“启蒙精神”：随着资本逻辑的悖谬性的不断凸显，“这种全面的非人性化也使工人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幻想——例如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宗教和道德。进步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工人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状况，并在把他们集中起来的过程中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与工业的关系越密切，他们就越先进。’”4基于全方位的“自我省察”，在觉醒中以“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获得了斗争主导权的工人阶级，将为“革命行动的必然性”提供最符合时代需要的现实的例示（Exemplify）。

工人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他们所处的状况。一些工人屈服于自己的社会状况，自甘堕落：不过，酗酒、罪恶、犯罪和挥霍的增加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应该归咎于个人的弱点和无能。另一些工人消极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尽可能成为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不关心公共事务，因而实际上帮助中产阶级收紧束缚工人的锁链。但是，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只有在工人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工人运动中，才能找到真正的人性和尊严。5

恩格斯所透辟叙写的，或者由霍布斯鲍姆所重构出的恩格斯的论述内核，体现了强烈而清晰的由“精神启蒙”向“革命行动”（恩格斯在一些文本中会将这个过程直接称为“人性化”，即使被遮蔽的“人性”重新获得应有的荣光与价值）的由内在向外在的实践性“转化”，也从而成为恩格斯式“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的基本论证框架。恩格斯的传记作家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则从恩格斯与马克思这两位“启蒙精神”的19世纪化身的理论研究中实质性结合的面向，论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本中深厚的“革除黑暗、弊端，重建光明理念”的“理性启蒙”意涵。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恩格斯考察了工业革命前的工作状况、工农业无产阶级（在各种商业中）的出现、包含新工业工人的城市的增长、竞争（尤其在危机时期）对无产者的影响、移民，然后为具体的弊病编了一个目录：工作中身体和道德的恶化与堕落、对贫穷的厌恶以及拥有新的特殊力量的雇主对其他人生命的侵占。马克思经常涉及恩格斯对具体弊病的论述，尤其是那些新闻中持续抱怨（在马克思看来非常虚伪）却仍然重复发生的弊病。在对工业中制造业代替手工业、最显著的是代替纺织业的一般过程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引用了恩格斯的著作。在认真阅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马克思概括出了最后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价值和劳动的提法，于是，马克思认为，他从恩格斯的著作中为在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形成的具体理论找到了补充支持。6

这种对于“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基于某种“自然—规范性”的行动性转化，也是恩格斯自己所不断推证的理论范式。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文新版撰写序言时，恩格斯特别以法国大革命中的保守群体对于启蒙群体的背离为例，界定了终极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存在样态”。

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7

恩格斯对“无偏私观察者”（Impartial Spectator）视角的拒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启蒙的“激进化”路线上的先锋人物的特殊思想趋向。而深入探究，事实上“激进化”（Radicalization）也本来就是“启蒙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启蒙运动是权威危机激化的催化剂和标志。其意义在于创建了一个新的批判性政治话语并加以扩展，实现方式是通过自身组织和交流形式塑造了一个批判思考的公共场域，追求思想的不断推进和激进化。8

具体而论，恩格斯所高举的“激进启蒙”的思想旗帜，在三个方面呈现其突出的理论特质：第一，在恩格斯看来，“激进”意味着指向“无蔽”，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有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问题”必须被揭示、被澄清、被论证，也就是不能仅仅存在“抽象的历史真理”，而是必须在经验的层面得到证成，而不能因阶级立场或思维范式的阻隔，造成本质性的“认知误识”（Epistemic Injustice）；第二，“激进启蒙”意味着“革命启蒙”，当社会进程中的“问题”被彻底澄清，而且其激化程度必须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决，那么整个“革命行动”的融贯性证明，也在问题得到准确分析和定位的情况下，同时完成，任何妥协或试图缓和矛盾的“保守”疗法，都不在激进行动者的问题视域之中；第三，“激进启蒙”涉及“启蒙价值”在人类社会全局中的激进化、彻底化，正确的认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必须被贯彻，而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倾轧，必须被消灭，这也就意味着，不能仅仅保守“第三等级”所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利益秩序，还必须将“正义”与“平等”的进程彻底推进下去，让工人阶级得到应有、应得的权利、利益与人格尊严。

劳动者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在于，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被践踏，而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对人的肯定。工人渴望被视为理性的自由人，而不是收受工资的奴隶或出卖苦力的牲畜。他们想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希望在选择统治者上具有发言权。通过走启蒙运动的道路，工人阶级坚信，自身素质的提升最终将改善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这一信念化为一股变革的力量，逐渐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扩张延伸的启蒙价值观，如同极速扩张的资本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而与此同时，如恩格斯一般的“启蒙哲人”也开始为工人阶级发声，将启蒙的视野进一步推进，作为自己的人生志业：因为“工人往往在工厂、田间和矿山的非人的工作环境下劳动，又只能与家人在扩张的城市与肮脏的城镇里过饥病交加的生活。哲学开始为工人阶级的男性、妇女以及儿童发声，首先靠的就是革命思想家与激进的记者。”10

从历史发展的长程来考察，激进启蒙的意识之下所催化的世界革命的图景不断展现，为人类发展的革新之路奠定了精神领域的基础。“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尽管面临压制、备受曲解，启蒙的火焰一旦被点燃就不可能再熄灭。启蒙运动至今仍然是人们挑战权威、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之源，是做出改变的有效方法，是变革的价值准绳。”11而恰恰是从“价值的变革”之所意指的“重建的正义”（Reconstructive Justice）的角度，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工人阶级之为“激进的主体”的历史意义，并且以其亲身的体验与观察，书写基于生命本真性而申论的“变革之书”。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么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暴动，“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第583页）

恩格斯的“理性启蒙”，其突出特质是将17、18世纪政治思想中对“自由”的权利崇拜一直推进到“平等”概念的内涵之中，形成一种“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Radical Libertarianism）的观念立场，在这一立场下，自由的不受压制与干涉，意味着所有参与的“局中人”在“共同利益”的共同创造进程中，具有同等阶序的参与和分配的生存论位格（Existential Standard），而与之对立的立场，则是在任何意义上恢复等级制、父权制与自然奴隶制的意识形态。而在“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辩证法指引下，恩格斯根植于对于工人阶级之“生命境况”的关切而提出的“革命论立场”，无疑成为其激进启蒙的精神实质的最深刻表现：基于历史进程之“真相”而展开政治性行动的理性主体，就是促动变革发生的跃动的至高生命。

当你看到资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的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第548页）

历史进境的彼端，“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漩涡。”（第284页）在失序时代，执意而坚定的斗争者，以不同于后世颓废化“生命哲学”的困罔者的非理性主义策略，面对现世的裹挟、荒谬与严苛，将“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思路拓展为趋向全人类的解放，并终于以之跨越生命中无可预思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