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重思“生命”的学问
张春敏1
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中心进行的探究，依循着“生命”主线，作者经由细致的文本爬梳，带领读者打开这个体现当时历史情境的、无疑也真切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初心”的经典文本，层层揭示恩格斯的生命哲学；探求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的对生命关切的“初心”，以及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生命为责任“重申启蒙”，与马克思一起引领无产阶级走出“黑暗森林”、走上“革命之路”之必然性背后的哲学意蕴。
秉承“生命至上”对“生命困境”的批判。刘道一认为，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所受非人待遇的调查和呈现，并非来自抽象的“共情”原则或“无偏私观察者”的冷漠视角，而是自觉站在无产者这一享有“真正的人”的属性的先进阶级一边，秉承“生命至上”批判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兴起的“反启蒙”的启示哲学，这种哲学使资本走上神坛，成为继上帝之后新的统治主体。在其统治下，启蒙意识逐渐陷入“非理性”状态，必须通过社会经济批判“重申启蒙”。这一启蒙不是别的，正是从“生命”本真出发，揭示被充当资源、要素的无产阶级的生命本质，破除“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不仅是对上帝威权的批判，更是对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在既有秩序中不断收紧的技术、法律、媒介宰制的链条的批判，是人类本质的复归，是建立真正朝向未来的哲学的起点与终点。
要打破“生命困境”必须进行“生命斗争”。刘道一认为，恩格斯所关切的生命形态——“那些残破的肢体，生病的同胞，愤怒的捣毁机器者。病痛、耻辱、饥饿、贫贱、杂乱、肮脏、卑污、暴死”（本书第30页）的“生命观察”，撕碎了资产阶级政治家、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共同精心编织的资本主义梦境，让无产者看清突破困境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终结阶级斗争”的方式，超越性地寻求新的社会建构。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呼应，“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主张的“生命斗争”与马克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终极理想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为适应时代的斗争需要所发出的基于“生命价值”的革命呐喊，是无产阶级在被宰制、奴役、压抑与剥削中觉醒自身主体性的思想启蒙，最终指向未来社会的理想信念的树立。
达到“生命整全”与“生命共同体”的现实意涵。刘道一认为，恩格斯的生命哲学秉承“生命至上”，通过“生命斗争”最终要在“未来社会”实现“生命整全”。而这是不可能在自由主义商品社会基于自然权利而自动建构的，因为以利益为核心的事实与实现“生命之平等价值”的共同体的价值向度永远存在着无法填充的鸿沟。对其所践履、执持的否定要在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始终以“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论视野，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命哲思观照之下，“不断推动外部世界良序发展的进程中，开创新的思想脉络分析，展现深刻理论品格”，始终强调“以生命的共在与联合，赢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辉煌的未来，这也是新时代建设者们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的‘责任’（Responsibility）所在”（本书第297页）。
本书对于恩格斯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将恩格斯的具体论述放在福柯、德勒兹、斯蒂格勒等当代左翼学者与哈奇森、休谟、斯密等苏格兰道德情感理论派的对峙之中，本书建构了一个新的语境发生机制，将“生命至上”的观念带入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场景中，使得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过程同时变成整全的生命价值最终重新得以“实现”的过程，是Normative与Positivistic双重维度在Form of Life中的汇聚与提升；使恩格斯研究回到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关切，这种关切渗透于恩格斯所有著作的脉络，从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人的具体而来，从无产者个人上升至无产阶级，从无产阶级上升至全人类的解放。生命哲学是恩格斯在那个时代所理解的时代精神，对它的阐释为理解恩格斯的思想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本书的研究对新时代、新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具有启示。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新形式与新特点，对恩格斯生命哲学的研究能拨开形式变化之迷思而使其本质凸显，那就是不管资本穿着怎样的华服，也无法遮盖其“专吃人肉”的血腥本质。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离不开哲学层面的斗争，恩格斯生命哲学的研究能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注脚，为其所蕴含的哲学底蕴提供更深层次的解读。
本书对恩格斯生命哲学的阐释，包含于不同时期哲学家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跨越时空的联系与区别的分析中凸显出恩格斯生命哲学的理论品格，可见刘道一博士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领域涉猎广泛、造诣深厚，本书贯穿古今的释解与思辨，为读者贡献了一场发人深省的思维大餐。
1 张春敏，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