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索姆河

“每个壁炉架上都有常春藤缠绕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落灰，膨胀，老旧。这些相册都是一样的，一样的脸庞、一样的照片。战火波及每个家庭，而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一本相册。就连在准备翻开相册时，观看相册这一举动也不及由此而发的情感来得激动人心。看着这些图像，我们仿佛是在读一首看此图像的诗。

我翻过灰暗、沉重的那几页。灰尘散发出老照片的味道。

逝去的人曾排着队参军。队伍穿过黑暗的城镇，消失在相框的边缘。之后，有些人出现在照片上的医院里，或行军出征，或渐渐痊愈，两者之间毫无间隙。照片上近在咫尺的乡村似乎总是空荡荡的，像是缺席者的登记簿。干燥的石墙和干涸的河流，个人肖像和群体画像，军官和其他军衔，受欢迎的和不受欢迎的，全都无法区分开来。

“记忆存在斑点，”厄普代克写道，“好似把显色剂洒在影片上，而不是把影片浸在其中。”每张照片都破碎不堪、污渍斑斑。照片的损毁看起来像是承载了记忆。而有些照片渗入了白光，附着在画像上，消磨了图案。其他的颜色渐褪：记录“遗忘”的照片。最终，除了一片空白，什么都留不下来。

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穿着长制服的护士（底下有祖母用完美的字体写下的“我”字）。医院里有一群人。两个人眼睛上裹着布条，三个人手臂被吊了起来。其中一个穿着破烂的灰西装，没有腿，袖子在手肘处缝上了口。一个神情严肃的修女站在后排的一端，照片下方都标明了各自的名字。后排左边第二个人是我母亲的父亲。

外祖父是非婚生子，出生于什罗普郡沃森村，距离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出生的奥斯威斯特里村18英里。他是个农场工人，只会读写自己的名字。他1914年入伍，在法国的索姆省当马车夫。据家族传说，他曾代替一个临时退缩的朋友去前线战壕。后来回到储备壕，他把好友的尸体铲到沙袋中（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相册，每个家庭也有同一则传奇各自的版本）。1919年，他回到什罗普郡，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工作，上战场，结婚，再工作。

他91岁去世时，仍只能写自己的名字。

关于外祖父的这一切，我说的都是实话。除了他不是照片上左起第二个人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是谁。这并不重要。他可以是任何人的外祖父。

正如很多年轻人一样，外祖父应征时还未达到规定年龄。征兵员告诉他，等过几天他多长两岁了再来应征。外祖父依约再来，在年龄上多加了几岁，于是顺利入伍。

征兵的奇闻逸事中经常有类似的桥段，但我从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多年以来，我妈妈给我讲了无数回。然而，当我发现外祖父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出生于1893年11月（跟欧文同一年）时，我有些惊讶。也就是说，战争爆发那年，他已经20岁了。但这个被1914年的那代人广泛流传的故事已经完全被我家人采纳，以致它已成为外祖父生平的一部分。

他是我们每个人的外祖父。

早上七点半，索姆河流域迷雾缭绕，树木投下斑驳的影子。一切都静止了。电线垂了下来，消失在遥远的篱笆处。鸟声似有若无。只有道路才知晓自己通往何方。

我停下来享用早餐——一个苹果、一个香蕉、纸盒包装的酸奶——看看昨天买的地图。一个朋友从巴黎开车来加来赶黎明轮渡，顺道捎我一程到亚眠。从那儿，我再搭去往阿尔伯特的车，因为从我新买的地图上看，阿尔伯特是离我大概记得名字的村庄（波蒙阿麦、马梅斯、波济耶尔……）最近的车站。我想参观索姆省的公墓，但我不清楚它们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哪些值得观赏。地图上靠近蒂耶普瓦勒的地方用粗体字写着“英国纪念区”。早上开始搭车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要去哪里——现在也是，我只知道今天会去蒂耶普瓦勒。现在，我把东西都塞回帆布背包，继续步行。

正如预报所说，一小时内，迷雾开始消散，田野的缓坡展露在眼前。油菜花闪着微弱的光芒。平坦的斜坡出现了。我走向一个大墓园，几乎看不见最远处的那几排墓碑。

一堵时而被迷雾遮蔽的矮墙将这个墓园与周边的田野隔开。靠近墙的地方是一个大十字架，布满青苔，污迹斑斑，似树干一般。虚掩的大门发出声响，惊得鸟儿飞离又飞回。沙砾在脚下咯咯作响。近门处，一块灰白的祭坛模样的大石头水平放置着，上面写着：

他们的名字永世长存

大石与十字架中间是一排排白色的墓碑，周围青草环绕。紫色、暗红色、金黄色的花儿点缀其间。

大多数墓碑上只刻着所属的军团、姓名、军衔和战死日期（及出处），有些还有年龄。偶尔还有一些名言佳句，但这种煞费苦心的“圣经”式感伤显得空泛多余，没能为这些样式统一的墓碑增添或减少丝毫的情感。有些墓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大战中的

一名士兵

唯有上帝知其名

十字架中间有一把垂直向下的铜剑，指向地面。迷雾渐渐散去，十字架隐约可以投下影子，一道更深的阴影，模模糊糊，好像不在那儿似的。阳光似有若无。

墓园左手边的一道高墙是用来纪念“阵亡于1916年9月至10月索姆河战役”的不知葬身何处的新西兰士兵的，整面墙上刻着1205个名字。

大门旁边有一本游客手册和墓园登记簿。墓园的名字是卡特彼勒谷，5539个人葬在此地。

“我们会记得他们”

大战切断了历史的延续，破坏了过去的遗产。当温德汉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称这场战争为“世界史的转折点”时，便开始出现此类定调。但也有人认为（至少一些英国人这么觉得），战争在毁坏一切的同时也记载了历史的发生。后人会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视角来看待1914年之前的十五年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粉碎了过去，却也将过去视作往事保存了下来。它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动荡未知的将来，于是也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个安稳笃定的过去。

当然，实际情况没有我们在1914年前自发笃定相信的那样稳定。在当今的很多观察员看来，一战抹黑了过去，也暴露了先前和平之中暗藏的暴力。八十年来，这种畏缩却又渐长的暴力几乎完全从我们对战前时期的认知中过滤掉了。提倡女性参政的抗议者、阶级动乱、罢工、爱尔兰一触即发的内战——全都被战争漫长且哀伤的阴影遮蔽，得到了缓解。

也许欧洲文明“早在被战争摧毁前就已经崩塌了”，但我们之所以能对爱德华时代的平静拥有深刻长久的印象，却全都是因为之后发生的那场大屠杀。甚至连1914年那个光荣的夏天都是源于之后的灾难。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写下了一段打动人心的话，他劝诫历史学家：

要对议题保持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他必须时时将自己放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知的因素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不过，历史并未覆盖到每个事件。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摇摆——1914至1918年间，这些摇摆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看着诺曼底登陆的电影片段，我们亲历登陆日（D-Day）当天所发生的事。历史悬而未决，等着被创造。相比之下，索姆河战役却在战争余波中销声匿迹。“在那个黎明是极乐的”^[1]——即使恐惧就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埋伏以待，法国大革命初期的狂喜依旧丝毫未减。1914年排队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好似亡灵一般。他们排队等着被屠杀。他们已经死了。用赫伊津哈的话来说，大战敦促我们反向书写历史：一个先有果后有因的故事。

他们将韶华永驻，在我们慢慢变老时：

岁月不该摧残，时光也不能非难。

不论日出日落，

我们会记得他们。

每年战争纪念日（Remembrance Day），都会反复回响起这咒语般的韵律。我们听过这些话，但却几乎没在纸上读到过。我们或多或少已将这些话铭记于心。它们没有被写在纸上，但是却深深地刻在了生活中，刻在了整个民族的脑海里。在历史长河中，唯有战争纪念日的催眠魔咒能够唤醒人们对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