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今日的历史

历史可以用任何放大倍率来书写。我们可以只用一页纸来写全宇宙的历史，或者用40卷写一只蜉蝣的生命周期。一位杰出的前辈历史学家，他的专长是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曾写过一本关于慕尼黑危机及其后果（1938—1939年）的书，第二本书是《和平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1939年8月31日》。他的同事们徒劳地等待着体量最大的一本书《午夜前的一分钟》出版。1这是人们对越来越少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现代强迫症的一个例子。

欧洲史也可以用任何体量来写。法国的《人类的进化》（L’Evolution de l‘humanité）系列90%以上的内容与欧洲有关，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计划是110主卷，还有增补的几卷。2与之相反，本书的任务则是将相同甚至更多的材料压缩在几卷书内。

还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像诗人那样节省思想：

如果欧洲是一位仙女，

那不勒斯就是她清亮的蓝眼睛，

而华沙是她的心脏。

塞瓦斯托波尔和亚速、

彼得堡、米塔乌（Mitau）、敖德萨，

它们是她脚上的刺爪。

巴黎是头，

伦敦是上浆的衣领，

而罗马，是肩膀。3

由于某些原因，在历史学专著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窄的时候，通史著作则专注于用每世纪几百页的传统体量书写历史。例如，《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aeval History，1936—1939年）用8卷涵盖了从君士坦丁到托马斯·莫尔时代的史实。4德国的《欧洲史手册》（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1968—1979年）用7卷类似的大部头著作涵盖了从查理曼到希腊军政府时期这12个世纪的史实。5通常的做法是给予当代比古代或中世纪时期更大的篇幅。对于英国的读者来说，像里文顿（Rivington）的8卷本《欧洲史的各时期》（Periods of European History）这样的一部先驱性丛书，从远到近叙述的体量逐渐增加。查尔斯·奥曼（Charles Oman）的《黑暗时代，476—918年》（Dark Ages, 476—918，1919年），以平均每年1.16页写了442年；A. H. 约翰逊（A. H. Johnson）的《十六世纪的欧洲》（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897年），以平均每年4.57页写了104年；W. 艾利森·菲利普斯（W. Alison Phillips）的《现代欧洲，1815—1899年》（Modern Europe, 1815—99，1905年），以平均每年6.59页写了84年。6更新的丛书遵循了同样的模式。7

大多数读者对他们自己时代的历史最感兴趣。但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愿意迁就他们。一种观点认为，“‘时事’在半个世纪之后才能成为‘历史’”，因为到那时“档案已经可以利用，人们也有了清醒的认识”。8这是一个有用的观点。但是它意味着任何通史著作都必须在开始变得最有趣处中断。当代史易受到各种政治压力的影响。而对受过教育的成年人而言，对当代问题的起源做一定了解是正常社交需要。9400年前，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在遭到死刑判决的情况下写作，他清楚地理解这种危险。他写道：“任何写一部现代史的人若是追随‘真理’的脚跟太近，‘真理’就可能把他的牙齿踢掉。”10

鉴于这些复杂性，“欧洲”或“欧洲文明”研究的题材千差万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概述整体欧洲史而又不依赖多卷本和多个作者的成功尝试一直很少，并且间隔时间很长。H. A. L. 费希尔（H. A. L.Fisher）的《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1936年）11或尤金·韦伯（Eugene Weber）的《欧洲近现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Europe，1971年）12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它们都是由关于“西方文明”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论文扩展而成（见下文）。也许宏观概述中最有影响的是那些集中在一个论题上的作品，如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文明》（Civilisation）13，通过艺术与绘画观察欧洲的过去。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的《人的上升》（The Ascent of Man，1973年）14将视角放在了科技史上。两者都是众多的电视节目的衍生品。一篇更新的论文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地质学和经济资源为基础研讨这个问题。15

多卷本的历史概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受到诟病的是只适合用来当参考书而不适合阅读。无论专职的历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读者都不打算通读10卷、20卷或100卷的欧洲综述，而是翻阅最吸引他们的题目。这是不幸的。整体框架设定的参数和假设未经研判即应用于论述部分的专注于细节的作品。

近年来，随着高度专门化和微观化研究的盛行，对欧洲历史总体框架进行重新评估的需要日益迫切。少数杰出的例外，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作16，可以证明这个规律。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学生们被吸引到“关于越来越少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之中，有时甚至忘了更宽广的视角。而人文学科需要多种放大倍率。历史既要看到宇宙星辰的运转，又要聚焦和观察地面上的人们，还要深挖他们的内心和脚下。历史学家需要使用相当于望远镜、显微镜、大脑扫描仪和地质探测仪的工具。

无须争论的是，历史研究在近年来由于新的方法、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得到了极大丰富。计算机的出现让历史学家得以开启过去无法实现的一系列定量研究。［地租］历史研究运用源自社会和人文学科的技术和概念，获益颇丰。［阿里奇亚］［杉柏］［狩猎］［避孕］［史诗］［节日］［基因］［圣哥达山口］［列奥那多］［立陶宛语］［诺夫哥罗德］［犁］［宣传］［海蓬子］［葡萄收获学］由法国年鉴学派从1929年起引领的一股潮流现在几乎已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学派］新的学术领域，如口述历史、历史精神病学（或“心理史”）、家庭史以及行为史，现在都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幽灵］［风俗］［声音］［大家庭］同时，许多反映当代关注点的题目赋予了历史一种崭新的面貌。反种族主义、环境、性别、性活动、闪米特族学（Semitism）、阶级以及和平等主题占据了当前写作和辩论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尽管有“政治正确性”在暗中起作用，但所有这些主题都有益于丰富整体的历史研究。［黑色雅典娜］［高加索］［生态］［妇女］［诺贝尔］［大屠杀］［斯巴达克斯］

虽然如此，领域的倍增和学术出版物的相应增长，仍不可避免地催生滥用行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对“追赶上文献”感到绝望。他们被诱使越来越深入到超专业化的窄胡同里，失去了与普通公众交流的能力。过度专业化已经损害了叙事史学。有些专家依照概要大纲一成不变的假设工作：新发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一个狭窄的前沿做深入挖掘。其他专心于探索“深层结构”的人，对历史的“表象”置之不理。他们转而集中精力分析“长时段的、潜存的趋势”。像他们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有些同道那样——他们认为文本的字面意义是无价值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当放弃传统的“事实”研究。他们培养的学生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史实的衰落伴随着“移情”的兴起，特别是在教室中。所谓“移情”，也就是以激发历史想象力为目的的练习。想象力无疑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移情练习只有辅以一定的知识才是合理的。在一个虚构文学也有被当作可靠历史信息来源的危险的世界里，学生们对过去的认识有时也会受到老师的偏见的干扰。17

历史与文学的脱节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当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者”在一些专业领域被“解构主义者”超越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看起来不仅排除了所有传统知识，也排除了彼此。好在，随着解构主义较为荒唐的见解被解构，我们有了弥合这些神秘莫测的裂缝的希望。18绝对没有理由说审慎的历史学家不应当使用经过批判性评估的文本，或者说文学批评家不应当使用历史知识。［豹］［科纳尔姆亚］

因而现在看来，这些专家可能做得有点儿过头了。在历史专业辛劳的工蜂和为蜂巢的劳动者带来秩序的蜂王——简化大师（grands simplificateurs）——之间，一直有着合理的分工。如果让工蜂们完全掌握领导权，就不会有蜂蜜了。没有一个人能接受“通史”的宽泛概括一成不变。它们也随着时尚改变。那些在50年或100年前确定的东西已经到了该修正的时候了（见下文）。同样地，对历史地质层面的研究必然不能与地面上的工作脱离。在研究“趋势”、“社会”、“经济”或“文化”时，不应该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视而不见。

专业化给不择手段的政治利益提供了机会。因为没有人被认为有能力提供一个超出他们自己的“陷阱”范围的观点，食肉猛兽们就安然游荡过毫无阻拦的草原。坚实的文献研究被束缚在专断的选题中，这个前提排斥对所有重要的事实因素做充分的审查，尤其是具有罪恶性的事实。据说A. J. P. 泰勒（A. J. P. Taylor）对这样的著作的评价是：“它是百分之九十真实而百分之百无用。”19

对这些发展的谨慎回应就是主张解释的多元化和“数量上的安全性”，也就是促进特有观点的广泛多样性，以克服每个观点的局限。一个单一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五六十个或三百个观点放在一起，就可以建立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综合论述。“真相不止一个，有多少敏感度就有多少真相。”20

第2章提到阿基米德解决圆周率（π）——计算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的比值——的问题的著名故事。阿基米德知道圆周的长度必然位于圆的外切正方形的周长与内接正方形的周长之间。由于不能直接算出来，他想出的办法是把圆的内接正多边形增加到99边，取其周长作为圆周长的近似值。这个正多边形的边越多，就越接近于圆的形状。与此类似，人们常认为，揭示真相的信息量越大，过去的真实和历史学家重塑它的努力之间的差距就越小。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像摄影师静止的二维画面永远不能精确地体现运动的三维世界。“历史学家像照相机那样，总是在撒谎。”21如果把这个比喻发展下去，人们可以说摄影师能够大大增加他们作品的逼真程度（这里的目标是逼真程度），即增加同样主题的画面的数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镜头、滤镜和胶片进行大量拍摄，可以集合在一起克服单张拍摄的粗率选择。电影制作者发现，按顺序拍摄大量的画面会创造出一种对时间和运动很不错的模仿。同样地，历史学家只有检阅了尽可能广泛的资料，才能重建“全面的历史”。其效果永远不会是完美的，但是每个不同的角度和每种不同的技术都有助于阐明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内容。

失真是所有信息来源的一个必然特点。绝对的客观是绝对达不到的。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强项和弱点，重点在于了解每种技术的价值和失真在何处，并得出一个合理的近似值。批评家们反对历史学家使用诗歌、社会学或占星学之类的材料，理由是这类材料是“主观的”、“带偏见的”或“不科学的”，这些批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好比人们可以反对拍摄骨骼的X光片或者对子宫进行超声波扫描，理由是它们的人脸成像很差劲。医生们运用一切已知的设备来揭示人类身心的秘密。历史学家需要一系列类似的设备揭示过往的谜题。

文献史已经享受了长期的独占地位，它既是研究中最有价值的方法，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如果处理得不小心，它就成了粗鄙的虚假陈述。并且，有大量过往经历是无法得到记录的。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否认，历史文献仍然是最富有的知识矿脉之一。［霍斯巴赫］［王室档案］［斯摩棱斯克］

剑桥历史学派的奠基者阿克顿勋爵曾经预言过文献史的一个特别有害的影响。它倾向于给予搜集证据优于历史学家解释证据的地位，阿克顿生前曾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献时代，它会使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以牺牲写作为代价去发展学问。”22

总的说来，历史学家思考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论题，而不是长期困扰读者的问题。对科学客观性的追求大大减少了较早那种想象力的迸发，并将事实从虚构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它减少了历史学家可以用来传达其发现的工具的数量。因为对好的历史学家来说，仅仅确定事实和收集证据是不够的。这个任务的另一半是洞察读者的心灵，与每一个历史读者具有的所有歪曲的感知做斗争。这些感知不只包括人体的五感，也包括一套预先设定好的知识体系，包括语言学术语、地理名词、符号代码、政治观点、社会习俗、情感倾向、宗教信仰、视觉记忆和传统历史知识。每一个历史的消费者都有一个过往经验的存储器，所有有关过去的输入信息必然会被它过滤。

由于这个原因，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必须像收集和整理他们的信息那样投入大量的精力去传达它。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与诗人、作家、艺术家有许多相同的关注点。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其他所有有助于形成和传达我们对过去的印象的人——艺术史学家、音乐学家、博物馆学家、档案学家、插图画家、地图学家、日记作家、传记作家、录音师、电影制作人、历史小说作家，甚至“瓶装的中世纪空气”的供应者——所做的工作。关键质量——维科（Vico）首先下的定义——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创造性的历史想象力”。没有它，历史学家的作品就只是一封死信，一条没有广播出去的信息。［普拉多博物馆］［奏鸣曲］［国家电影委员会］

在这个所谓的科学时代，历史专业富有想象力的一面无疑被贬低了。枯燥的学术论文和未经系统整理的研究资料的价值被夸大了。像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那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因为具有过多的诗人气质而被指责。他们被遗忘了。但卡莱尔对历史与诗歌之间的关系的信念至少是值得考虑的。23检查与证实是重要的，而卡莱尔有时没能做到。但是“讲述得正确”也是重要的。所有历史学家必须将他们的故事讲得令人信服，否则就会无人问津。

近些年来，“后现代主义”对所有将研究历史学家放在研究历史之前的人来说已成了一种娱乐。它指的是一股由两位法国宗师福柯和德里达引领的潮流，它既抨击公认的历史知识标准，也抨击传统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它企图否定文献资料的价值，使用的是文学解构主义者们企图摧毁文本的“意义”的方式。另一方面，它谴责“事实的暴政”和“独裁意识形态”，认为它们潜藏在所有信息中。在极端情况下，它认为一切有关过去的“真实”的叙述都是“强制性的”，而这种强制的主使者包括所有主张“人类价值的承诺”的历史学家。在它的批评者的眼中，它将历史贬低为“历史学家的乐趣”，已成为政治化的激进分子宣传自己的工具。它蔑视既有的文献，暗示知道某些东西比什么都不知道更危险。24

这个现象引发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它的热衷者只能像那些故作忧郁的学者一样，这些学者不讲笑话，而是写分析幽默的大部头学术著作。人们也不清楚传统的自由主义史学是否可以被恰当地定义为“现代主义”，而那些力图在新与旧之间取得平衡的人是否应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者”。嘲笑一切权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最终却导向了对德里达的嘲笑。解构主义者被他们自己的技术解构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在‘上帝之死’和‘人之死’中存活了下来。我们也必将在‘历史之死’……以及‘后现代主义之死’中存活下来。”25

但还是回到放大倍率这个问题上来。任何记录长时段历史进程的叙述必然对全景做不同的安排，来协调与特定阶段或时刻有关的所有特点。特定阶段的历时记录重在具有革新意识的事件和运动，它们虽然在刚出现的时候并不典型，但在后来的时代中会更加突出。特定时刻的共时记录必须结合革新和传统的事物，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第一类的危险是犯时代错误，第二类的危险是静止地看问题。

早期近代欧洲就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实验场。它曾被探索人文主义、新教、资本主义、科学和民族国家的根源的历史学家们所控制，接着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他们非常准确地展示出，中世纪和异教世界的因素是怎样幸存和发展的。深思熟虑的历史学家必须设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例如在描述16世纪时，只写女巫、炼金术士和妖女，和过去只写路德、哥白尼或英国议会的兴起一样，是误入歧途。综合性的历史必须注意专家们的辩论，同时也必须找出一种超越专家们的微小关注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