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鹰堡的传说与“福丁布拉斯”效应
20世纪伊始，一名热衷史料考证的学生决心对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家族谱系进行追根溯源，这位斐迪南大公正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继承人。经过初步整理，他得出了一份长达33页表格的家谱，其中包含4000多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先祖姓名，时间可追溯至16世纪。鉴于哈布斯堡皇族中普遍存在的近亲通婚行为——表兄娶表妹，甚至外甥女嫁舅父等隔代婚配怪相屡见不鲜，这位学生最终只确定了1500人的身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与16世纪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之间，足足隔了100多位先祖，却与皇帝寂寂无闻的远房表妹——无比虔诚的洛林的蕾娜特，仅仅间隔了25人。
作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狂热拥趸，这位勤奋的学生随后旁征博引地对当时欧洲各国皇室中普遍存在的乱伦风俗进行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意在为发生在哈布斯堡皇族中的近亲通婚丑行来辩白和粉饰。同时，他还为自己的研究未能深入中世纪时期而深感懊悔。倘若这位青年果真将研究工作进行到11世纪的欧洲，那么迎接他的将会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成百上千位先祖，每向前追溯一代，先祖的数量就会翻上一番。不出意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史料记载势必越发模糊甚至语焉不详，工作量也将大为减少。到了10世纪，哈布斯堡家族本应异常拥挤的家谱忽然变得空空荡荡，成百上千位先祖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面目模糊的身影。
关于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历史的书籍更像是一部弥漫着悬疑与惊悚的小说，传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血脉可以从阿尔萨斯伯爵那神秘的埃提克（Etichonid）家族，一直追溯到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传说中他们的先祖是一头生活在5世纪长着五只角的公牛。史书中，最早关于哈布斯堡家族活动的记载出现于10世纪晚期的莱茵河上游和阿尔萨斯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德法边境以及瑞士北部的阿尔高州。这片领地位于当时的士瓦本公国境内，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它被划分为享有自治权的不同郡县，分别赐予多位伯爵所有。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位有史可查的成员是一位名叫坎泽林（Kanzelin，也称岚泽林）的小伯爵，据后人记载，其领地位于阿尔滕堡的一座小型要塞周围，邻近瑞士阿尔高州小镇布鲁格。
990年左右，坎泽林去世，其子拉德波特（Radbot）和鲁道夫分割并继承了伯爵的领地。拉德波特的领地上有一座名叫穆里的小村庄，位于阿尔滕堡以南25千米。婚后，拉德波特将穆里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新娘伊塔（伊塔），后者于1027年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本笃会修道院。伊塔的善举也为自己在修道院教堂的圣坛旁边换得一处长眠之所。在经历了1523年伯尔尼新教徒对修道院的洗劫后，她的坟墓奇迹般完好无损，并保存至今。之后的岁月里，伊塔又迎来了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卡尔一世和皇后济塔的圣体，两人的心脏被保存在圣坛隔壁小教堂的骨灰瓮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皇帝，卡尔一世被禁止返回奥地利，并在1922年死于葡萄牙马德拉岛，卡尔遗体的剩余部分也保存在此地。皇后济塔死后则被安葬于维也纳嘉布遣会教堂的地下室中。
有了众多信徒的慷慨捐赠，穆里的修道院在创始人的悉心经营下日益繁盛。修道院的私产遍布附近40多个村落，除此之外，还供奉着上百位先贤义士的遗骨以及各种圣物残片，诸如耶稣受难十字架、创作十诫时使用的桌子、罗马总督彼拉多审判耶稣基督时身边的柱子。拉德波特和伊塔的子孙后代更是把修道院当成了自家财产。经过家族成员的世代经营，香火日盛的修道院俨然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私家寺院”——一块为超度先祖举行各种弥撒圣祭的祖传墓地，修道院院长也由哈布斯堡家族指派专人担任。他们每以修道院的守护者（也被称为“主事”或“赞助人”）自居，并以此为由向修道院索取酬金。
拉德波特之子，被后人称为“虔诚者”的维尔纳（Werner，1025—1096），忐忑不安地关注着在克吕尼和伊尔松两地的大修道院中兴起的改革风潮，新风俗号召修士们绝对服从教皇，长时间连续祷告并远离世俗生活。据说穆里的修士们自由散漫的做派令维尔纳大失所望，为了整肃风气，他将黑森林中恪守教规的修士引入穆里的修道院。然而，维尔纳的一片苦心却只换来了事与愿违的结局。教会改革运动[1]表面上是为了规范修士的道德品行，其深层目的却是强化上层神职人员对教会权力的控制，进而清除世俗势力对修道院事务的渗透与干涉。显然，这些诉求与维尔纳的核心利益南辕北辙，他无奈地意识到这座倾注了整个家族几代心血的修道院正在与自己渐行渐远。
11世纪80年代中叶，维尔纳以自己的舅舅（或者舅爷），60年前的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维尔纳的名义，伪造了一份假宪章。假宪章授予它所谓的作者——维尔纳大主教以建造修道院并在家族中指派人员担任院长职位的永久权利。这份假宪章先是被呈送阿尔高领主大会并被记录在案，随后又在罗马获得了枢机主教团的批准。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维尔纳豢养的僧侣甚至捏造了一份讣告单，上面煞有介事地列出了需要举行弥撒圣祭的逝者姓名。讣告上，红衣主教维尔纳的大名赫然在列，而真正的修道院创始人伊塔的名字却不知所终。就这样，大主教堂而皇之地取代伊塔摇身一变成了修道院的创始人，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假宪章中罗列的各种子虚乌有的特权。
1114年，假宪章的条款甚至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批准。不仅如此，皇帝还增立了新条款，禁止修道院保护者凭借职权牟取私利，并且不得干涉修道院的日常事务。自此以后，维尔纳的后代逐渐被剥夺了对修道院的控制权。为了防止沮丧的保护者监守自盗，修士们对修道院名下的田产和珍贵圣物逐一登记造册。他们甚至还拼凑出一份早期的穆里地方志，将哈布斯堡家族描述为一伙无恶不作的土匪强盗，为了救赎自己罪恶的灵魂才不得不捐赠土地建造了这座修道院。尽管修士们口中关于穆里历史的描述略有捕风捉影之嫌，然而他们的叙述却在客观上印证了早期哈布斯堡家族作为强盗集团的本来面目，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述，“他们横行乡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封建领主大量兴建修道院作为私人祷告场所，在一场接一场的弥撒圣祭中，期盼自己罪恶的灵魂得以早日穿越炼狱，升入天国。他们还修建城堡以确保自己在俗世的安全。在过去，军事要塞大多使用土木结构，自11世纪开始，堡垒开始广泛采用木石结构。城堡最初的用途是抵御外敌，加强统治，威慑四周的领地与子民。同时，高耸的城堡也象征着封建领主们日益膨胀的割据力量。位于瑞士境内的阿尔高州是中世纪欧洲城堡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据一位19世纪末的文物工作者统计，仅在1400平方千米（55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就分布着大大小小70余座石堡，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之前。阿尔高地区水草丰美的牧场和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都是邻国们觊觎垂涎的目标，是城堡为这一切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传说中，拉德波特外出狩猎时遗失了心爱的雄鹰。在寻找猎鹰途中，他在阿勒河（Aare river）畔无意中发现了一片突起的岩层，这里位于领地边缘，看上去正是一处修建城堡的理想之地。于是拉德波特在此建起了一座城堡，取名为哈比希特堡（Habichtsburg），或称鹰堡（在古高地德语中，鹰的发音是哈比希特或哈布）。从此，作为简称的哈布斯堡就成了城堡的名字，并在拉德波特的子孙中世代传承下来。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拉德波特的猎鹰和哈布斯堡起源的传说，依然在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的民众中经久不衰，广为流传。第一位着手编纂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奇迪肯·威廉·考克斯在描述哈布斯堡给自己带来的震撼时，就将自己比作了在古罗马城市广场遗迹进行考察时的爱德华·吉本。
尽管已经被改建成酒店，城垛上插满遮阳伞，坐落在陡坡上的哈布斯堡依然不失其威严本色。然而，关于拉德波特猎鹰的故事难免有些牵强附会，因为直到11世纪80年代，哈比希特堡的名字才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事实上，哈布斯堡的由来很可能与鹰毫无关系，而是得名于一处浅滩（德语发音哈芬，Hafen），因为这座城堡恰好位于阿勒河的一处河口附近。而且，“哈布斯堡”及其早期的多种别称，譬如，哈凡奇斯堡、哈芬奇斯堡、哈威斯堡（Havechisburg、Havichsberg、Havesborc）等，仅仅是家族青睐的地名之一。伴随整个家族势力的大举扩张，哈布斯堡也逐渐湮没在了浩若繁星的家族产业的名录中。直到18世纪，哈布斯堡的名字才重又得以焕发生机，当时的欧洲社会认祖归宗之风盛行，1803年席勒的流行历史民谣《哈布斯堡伯爵》问世后，哈布斯堡更成了街谈巷议的时髦话题。彼时，唯一还对哈布斯堡的名头念念不忘的，只有来自英格兰沃里克郡的登比伯爵一家。作为彻头彻尾的暴发户，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捏造显赫的家世和浮夸的外国头衔来为自己卑微的家族姓氏涂脂抹粉。
历史上的哈布斯堡，其最初用途是一座可以居住的军事要塞，而不是后人口中猥琐不堪的“土匪窝”。哈布斯堡的原始主体建筑是一座长18米、宽13米的矩形石堡，石墙底部厚度达2米（6英尺）。随后在此之上增建了一座四层起居所，东北部紧连一座方塔。12世纪末，在石堡和方塔四周又竖起了一条侧墙，围出了一个庭院。同时，石堡主体西侧动工修建了第二座方塔，与之后陆续完工的大厅和寝宫一道组成了一座全新的院落。今天对游客开放参观的部分便是这处年代较近的建筑群，而城堡的其他部分早已在岁月的侵蚀下化为一堆堆瓦砾。
整个13世纪后半叶，相较于荒芜废弃的鹰堡，哈布斯堡家族显然更加青睐位于鹰堡以南10公里的伦茨堡。此外，维尔纳的重孙，“富有者”阿尔布雷希特（死于1199年），曾先后在布鲁格和阿尔高的巴登小城修建了保存至今的黑塔城堡，以及沦为废墟的山顶城堡。相较于地处偏远的鹰堡，布鲁格和巴登的城堡靠近市集，便于进行采买事宜，因而更适合作为寝宫居住。古老的哈布斯堡则被分封赏赐给王朝的众多诸侯，随即被拆分成两个独立的城堡，并最终于1415年被伯尔尼市政厅接管。
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阿勒河、利马特河与罗伊斯河的水面上波光粼粼，航运繁忙，哈布斯堡家族的中心领地正位于三河交汇地区，这片土地同时也控制着瑞士内陆山区通往低地平原的交通要道。13世纪初，阿尔卑斯山脉的圣哥达隘口开通后，络绎不绝的意大利北境商贾穿过卢塞恩和阿尔高，到达尚帕涅和佛兰德斯两地的农贸集市，带来了羊毛、布匹、金属制品以及各种鱼类，哈布斯堡家族分布在沿途的几十个收费站口乘机大发横财。阿尔高地区肥沃的台地上孕育出发达的农业，当地佃农除向哈布斯堡家族支付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之外，还要为饲料、磨坊和牧草的使用权支付费用。根据14世纪早期哈布斯堡附近一座村庄的记载，“两位温迪施的佃农，每人每年交租黑麦二配克，共计一蒲式耳；两头猪，其中一头价值八先令，另一头七先令；两只羊羔，每只价值18便士；四只母鸡和40个鸡蛋。”（一先令等于12便士，一蒲式耳等于65品脱或者35公升）
传说在个别阿尔高地区的哈布斯堡领地中，农民甚至要向自己的领主支付三先令以赎回妻子的“初夜权”。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于塑造丧心病狂的恶棍暴君乐此不疲，而在瑞士历史中，反面典型通常都由哈布斯堡家族扮演。这也就是瑞士历史学家笔下三先令的由来，他们认为这项哈布斯堡领主强加的税赋带有强烈的性羞辱和人身歧视，令人无法忍受。而事实上，关于所谓“初夜权”的历史记载纯属后人想当然的臆测和杜撰。三先令作为寻常的婚礼税项，其实质无异于标志狂欢结束的封斋节献礼，普遍存在于当时瑞士各处领地中。现实中，哈布斯堡家族征收的农业税赋大多因缺乏贯彻执行最终不了了之了。温迪施的佃农们大部分时间里都享受着轻松愉快的田园生活。
13世纪之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其境内无处不在的通行税口，其中尤以位于巴登和布鲁格地区的桥梁税口为甚。另一部分收入则来自家族掌握的行政司法特权。在14世纪初关于哈布斯堡家族私产与收入的记载中，此种权力通常被概括为“罚没、奴役以及审判窃贼与伸张正义”。按照惯例，罚金和没收财物归领主所有，因而成为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倚仗雄厚的财力，哈布斯堡家族大肆笼络封建大地主阶层为自己卖命。作为回报，他们被赐予或允许以封臣的身份代表哈布斯堡大领主修建并经营城堡。到了14世纪，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城堡多达30座，分布在从康斯坦茨湖到莱茵河西岸以及阿尔萨斯之间的广阔地区，每座城堡周围又散落着大小村庄、采邑和农庄。因此，哈布斯堡家族绝非某些历史学家臆测中的那样，是一帮捉襟见肘的中世纪“穷酸伯爵”。
在故事的开始，哈布斯堡仅仅是瑞士阿尔高州众多封建领主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他们的崛起归功于权谋政治。12世纪伊始，他们支持皇帝洛泰尔三世[2]（1125—1137）对抗霍亨斯陶芬家族，作为回报获得了洛泰尔赏赐的大片上阿尔萨斯田产以及尊贵的伯爵领主头衔。到了12世纪中叶，朝秦暮楚的哈布斯堡家族转而投入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怀抱。1167年，效忠于霍亨斯陶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维尔纳二世，也就是老维尔纳伯爵的孙子，战死于罗马城郊。其子“富有者”阿尔布雷希特和孙子“老人”鲁道夫（也称“好人”鲁道夫，死于1232年）分别效忠于斯陶芬家族的后裔，士瓦本的菲利普和斯陶芬的腓特烈。鲁道夫还为腓特烈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资助，最终协助他于1211年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即历史上的腓特烈二世皇帝。作为回报，鲁道夫被恩准与斯陶芬家族通婚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西南部的大片领土，腓特烈二世还成了鲁道夫孙子的教父。
哈布斯堡家族的崛起似乎完美印证了所谓的“福丁布拉斯”效应。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最后一幕中，当所有对手尽数倒地身亡之时，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姗姗来迟，他将已成囊中之物的空王冠称为“回忆的馈赠”。正如莎翁笔下的福丁布拉斯一样，在所有对手灰飞烟灭之后，哈布斯堡家族粉墨登场。整个12、13世纪，他们都忙着与今天瑞士境内和德国西南部的封建领主家族迎来嫁去，一旦皇室亲家断子绝嗣，哈布斯堡家族便名正言顺地出面接收这些“回忆的馈赠”，如法炮制之下，哈布斯堡家族相继全部或部分接收了伦茨堡、柏夫兰杜夫，以及洪堡家族的大片领地。尽管起初哈布斯堡家族仅继承了伦茨堡遗产的一小部分，然而这块于12世纪70年代获得的土地却为他们带来了一个伯爵的头衔，这也是哈布斯堡家族唯一保留至今的尊贵头衔。
当策林根家族和基堡家族分别于1218年和1264年绝嗣后，哈布斯堡人终于在神圣罗马帝国西南部迎来了规模空前的领地扩张。作为斯陶芬家族的宿敌，策林根家族广袤的领地从黑森林一直延伸到萨伏依。最后的公爵贝托尔德五世死后无嗣，策林根家族的领地随即遭到瓜分。基堡家族凭借与贝托尔德姊妹的姻亲关系，获得大部分策林根领地的继承权。然而造化弄人，基堡家族也于1264年陷入绝嗣困境。由于母亲来自基堡家族，“老人”鲁道夫的孙子，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1218—1291）就名正言顺地继承了基堡家族位于苏黎世和康斯坦茨湖之间的大片领地，其中就包括策林根家族的领地，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一个世纪前的遗产继承战中失之交臂的伦茨堡领地。
现实中的哈布斯堡，对家族领地的占有远不如纸面上那样成果斐然。其广阔领土上四散分布着各种城镇、自由村庄、教会地产甚至还夹杂着其他领主的领地。有的土地作为抵押物被典当，有些则被委托给差役和公仆打理以换取地租收入。租金等应收账款常被打包出售或由包税人代理以加快现金回流。面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主、盘根错节而又瞬息万变的领地事务，实施统一而有效的管辖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如此，哈布斯堡家族依然是13世纪中叶士瓦本公国境内权势滔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领地西起斯特拉斯堡，东至康斯坦茨湖畔，北接阿勒河，向南直达阿尔卑斯山脚植被茂密的谷地，从今天的法国东部地区一直延伸到奥地利的西部边界，并包含了瑞士北部的广大区域。正是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老人”鲁道夫的孙子鲁道夫伯爵，亲手揭开了哈布斯堡家族崛起的宏伟篇章——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人。
哈布斯堡家族幸运地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以及沿途作为重要财政来源的众多通行税口。他们所奉行的外交战略似乎总能带来出乎意料的惊喜。隐藏在哈布斯堡家族早期扩张背后的，是他们世世代代血脉相承的隐忍与坚毅。正如那位研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勤奋学生所说，笑到最后的一方总是哈布斯堡人。枝繁叶茂的哈布斯堡家族随时准备派出自己血统纯正的皇子皇侄们奔赴异国他乡继承王位，接收领土。众多健康长寿的皇位继承人也确保了哈布斯堡人可以通过家族联姻迅速积累土地和财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哈布斯堡家族只需静静等待福丁布拉斯时刻的到来，从容收割来自“回忆的馈赠”。“死人哪有资格谈论胜利？”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的灵魂之问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的确，对早期的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活着就是胜利。
[1] 克吕尼运动，是10—11世纪天主教内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致力于恢复传统的修道生活，后演化为主教叙任权之争。——编者注
[2] 或称洛泰尔二世，部分史学家因将洛林的洛泰尔视作洛泰尔二世，而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泰尔称为洛泰尔三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