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责任原理》（1979）曾经对一个“应用部分”进行了展望。其中，新式的伦理问题和伦理义务——它们同时出色地向我们赠送了技术的潘多拉盒子——通过挑选出来的例证而变得明晰起来了，而且尽可能对此给出了恰当的行动的回答。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作者尝试采取一种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趋近实践的步骤。因此，这些文章愿意从“决疑论”开始。技术学的责任这块有待探明的新大陆，一般而言，与道德和法律在众所周知的领域的情况相比，更需要决疑论。从宽大的技术学光谱的哪个终点人们可以获取这样一个开端呢？不过最大的可能就是从距离我们最近的——技术直接地以人为对象、我们关于自身的知识、我们的善恶观念能够直接回答技术的地方——人类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去获取。在此，只是对人类本身而言，伦理学还处于熟悉的领地，而且，为了找到自己的道路，伦理学很少需要科学，即关于广大世界、生物圈及其破坏远距作用的地方性和全球化平衡的科学。在此，已然看得见的、首先也是可思想的东西，凭借一些理论的和条例性的决定可以从我们人类形象的视角来进行讨论。——而且，限制发现的东西也能够很容易被遵从，因为在此，外在的强制（在人口问题上的强制除外）无法迫使技能付诸行动。所以，在这种视域中下列研究赢得了自己的位置。

按照今天的责任不得不应对的集体性威胁这一标准，另一些问题肯定要比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相当个人化的医学的和遗传学的人性问题有更大、更严峻的紧迫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原子能大屠杀的突然威胁，其次想到的是环境破坏的慢性威胁。但是，关于前者——人类的自杀——伦理学除了绝对否定外只需沉默。对这一点，所有人即使没有哲学，也都达成了一致。当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说明，否定何以必须是无条件——这对人类自己生存的绝对义务而言是一个有思维效力的根据（我们在《责任原理》中已经做过这种尝试）——时，它们对此已经发表了深奥的见解。应该怎样避免疯狂——从字面上讲，是死罪，是政治的事，众所周知，取得一致在政治中终止了。伦理理论在此，该做的事就更少了，即便避免的激进形式、核武器的彻底废除，与通常可衡量的、对可疑技术的力量形式的废除相比，也不伤害人，在享有技术学的（肯定不再触及那种废除）一切幸福和不幸时并没有强迫人哪怕一丁点儿牺牲，毋宁说，技术那为消费和福利服务的生产率由于节省了对毁灭潜力的消耗而提高了，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出现完全伦理的问题：按照公平的负担分配，现在我们可以指望谁来做出那种牺牲。对理性和伦理性而言，很明显，一切都在政治的荒野之外。而且，这里没有地方供人们去权衡相冲突的法权或财富。因此，本书不谈这个。

现代技术其他可怕的威胁、渐进式环境破坏缺少这种明晰性。这种渐进的环境破坏的结果，可能比一次性灾难造成更严重的土地荒芜，也许还有更大的苦难。尽管对那种已经充分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终崩溃的否定，大概将和对核死亡的否定那样一致。不过，人们依然在成千上百的羊肠小道上踯躅前行。鉴于批评的界限值，因而鉴于公共的问题，人们有时究竟能走多远，到处都充满了变数，不是在戏剧化的决断中，而是在乏味的日常事务中，而且通过使用那些本身无过失的、有助于生活的、肯定是生活必须的手段——我们的物质生产的所有不息工作的技术，这种技术提供着全世界的饮食消耗。此时，我们不能再谈什么无痛预防，如同在沉默等待的军械库一样，而那种否定抽象的未来威胁的一致性不见了，认知的一致性消失了，因为认知是不完善的；意愿的一致性瓦解了，因为要求献身的、遥远的“也许”并没有伤害到眼下被“确定性”困扰的人们，即便在伦理上对普遍义务的肯定本身也变得不一致了，因为不公平分配而导致全球所需的牺牲就玷污了伦理性本身：谁愿劝诫那些正在挨饿的居民去保护环境呢？

闯入这个灌木丛，试着去研究这个难题，对哲学家来说是过早了点。为此而设的整体性环境科学还不存在。最起码，这里相关的专门科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首先必须从因果性之网中突出实践的选择可能性，然后，开始具体地对这些选择可能性进行伦理的检视。而这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还不能把望远镜和放大镜混淆。在实际变化的认知的先决条件改善以前，《责任原理》中曾经谈到的敬畏和谨慎以及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的危险意识，必须从根本上使我们克制易堕落的轻率，并且培养我们心中新的节制精神。因此，由于和核恐怖的“超单一性”相反，本书也不谈环境伦理学，试图研究实践的范例。

因此，这一切都是从人类生物学领域推断出来的。尽管人类生物学沿着从人口问题一直延伸到生态学领域的道路，并且在这方面，作为环境命运中的要素和其中的功能，同样是一项有关数和客观因果量的事业，因而是微观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在自身中仍描述了伦理性的重要性。在这个伦理性中，本质上具有纯粹人的方式的质的、而非量的问题要求我们做出人类的、评估性回答。为此，我们务必倾听我们自己内心的呼声。但是，今天要求我们在此回答的问题来自这个领域自己的新技术学，这种技术学在医学扩展的概念下能够被人们认识。科学和艺术之最早的联合大概是医学了，与正在利用的战胜环境的技术不同，医学从本质上被思想为：为了其对象的健康。医学惟一的目标就是战胜、治疗和减轻疾病，在伦理学上一直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其能力遭受人们的质疑。可是，医学用新的权力手段——沾了普遍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光——在今天可以为自己设定各种肯定为慈善事业所缺乏的目标，这些目标想方设法缠住传统目标不放，唤起了伦理的质疑。“种种可操作性”——它们有时提供最新的和最远大的目标和道路，而且特别关乎我们存在的起点和终点，有关我们的生死——最终触及我们做人的问题：涉及“人性善”这一概念，涉及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涉及人格尊严、人的完美形象（在宗教上是：“上帝的形象”）。这是哲学家的真正问题。哲学家可以根据本质的标准处理这些问题，因此他可以免受数字猜谜和缠绕在一起的世界因果性的束缚。一般来说，这些因果性左右了我们行动的后果。在此，在个别范例必须说明其完全真理性的地方，哲学家可以试验性地让伦理学和技术在他所挑选的例证中相遇，让伦理学和适合的哲学家的手段相遇，并且不必指望可以治疗全球性疾病的完善科学。如前所述，遵循一个已经得到的伦理认识在这里甚至也不再是问题。

就特殊论题而言，这里已经尝试把责任原理运用到技术学领域的具体的“情况”（论文6—11）。对论题“科学、技术与伦理学”的一般性考察，也使没有阅读前一部著作的读者置身于系统图景中，使这些特殊的讨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这些考察本身持续了很多年，是从一些变动的机缘中形成的。最早的文章写于1968年。在它们现在的、绝大部分保持原貌的出版中，确实包括了许多在此期间急剧增长的文献中也被其他人谈过的方面。一个令人鼓舞的标志是：公开辩论已然以多种语言展开。在辩论中，意见分歧与意见一致同样重要。人们可能根据我的年龄来判断，我可能不再坚持，用相应的提示正确评价现今的状况。已经做过的报告——探索性地，正如与对象相符合——甚至在今天还重复着我对事情的看法。

本书末尾的论文名录记录的是一些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单篇文章。

汉斯·约纳斯

新罗谢尔，纽约，美国

198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