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的讨论

问：一个信号对应于一类事件。如果一类事件每发生一次都要一个特别的信号来对应，信号就没意义了，因为我们就要学习无数多的信号。

答：信号的功能在于应付预设的情境，但预先学习总是以会重复的事物为对象的。

问：但怎么确定这一情境与那一情境相同呢？两个情境严格说总是有点差别的。

答：一只灰色的狼扑过来和一只深灰色的狼扑过来，这两个情境是否相同？相同总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相同。

问：但A=A却在任何意义上都相同。

答：问得好。这是两种根本上不同的“同一性”。一只灰色的狼扑过来和一只深灰色的狼扑过来在某种意义上相同，昨天的李白和今天的李白在某种意义上相同，这些是事实上的相同，A=A则是逻辑上的相同，两者不是程度之别，而是性质之别。不过，要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还要兜好几个圈子，就像有些几何题，结论一眼能看到，但要提供证明，分条析缕，要画好几条辅助线。我们眼下倒可以考虑一下什么叫“意思一样”，这也是个困难的问题。周濂在陈岸瑛左边和陈岸瑛在周濂右边，意思一样不一样？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行人这边是青山，青山这边是草野，两句话意思一样不一样？按我喜欢采用的比喻，这是两条道路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到的地方一样，路上的景色不同，一样不一样要看到达目的地占几分重要性。一般说来，越人性的活动，目的地本身所占的比重越小。

问：这个话题好多人谈过，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说，杜威拿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工作和一个数学家的工作相比，那个工人只要挣到工资就行了，工作的过程本身提供不了多少意义。

答：海德格尔说，在艺术品里，质料不消失在成品之中，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单就抽象目的而言，行人更在春山外也可以倒过来说，但在感性层面上，就感觉而言，两者全不相同。一句诗，非要用这些词来说这句话。但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必然。一句话由词语构成，而一个词必须能够用在不止一种句子里，与此相应的就是，一个情境被看作由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可以这样组合又可以那样组合。任何一种组合都是所谓“逻辑事实”[7]，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种种可能世界之中的一个。

问：在您看来，词与句的关系不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涉及语言本性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明了句子和信号的不同，语言和信号的不同。但是，动物信号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人的语言呢？

答：这个问题就像问猴子为什么会变成人，这是另一类问题。但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个过程中哪些事情变化了。

Frege早就注意到了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可以用有限的词组成无限多的句子，有时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可以说出从来没听到过的句子，也能听懂第一次听到的句子。Davison甚至说任何成功的语言理论都首先要把这个事实解释清楚。从外在的方面讲，用一些约定的语词来编织句子，比一个一个去约定信号要经济得多。几个词的排列组合可以变出很多花样来，几千上万个词，句子的长度又没有限制，所以我们的确可以生产出无限多的句子来。我们能够听懂无限多的句子，听懂新句子，是因为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句子而是用来造句的语词，而这些语词是有限的——这里我不讲句法，句法和单词本来没有明确的界线。信号则需一个一个整个地学，于是我们一辈子只能学到有限数量的信号。语言的这个优点，应当是信号会发展为句子的一个动因。

问：照您的说法，信号对情境是整体性的，一个信号对应于一种整体情境，对有语言的人来说，情境是由要素构成的。世界是由多少要素构成的呢？这是个伪问题吧？

答：没有一种先验逻辑告诉我们应当把世界分解为多少要素，但有我们的生活指导这项工程。我们把狼归为一类，从而有“狼”这个词。“狼”是我们述说事情的一个元素。我们不大可能有“一只跑动的狼或另一只灰色的狼”这个词。王力先生说，“在原则上”，所有自由词组都可以用一个词来代替，[8]就某个特定的自由词组说，这话不错，没有脚的虫子可以用“豸”这一个字来说，已过妙龄的女子可以用“徐娘”或passée这一个词来说，迷电脑网络成天不干别的，这种人多了，就出现了一个词叫作“网虫”。然而，从整体上说我们远不可以为每个自由词组造出一个单词来，因为自由词组的数量无限多，而我们若有无限多的词汇，用语词来构造句子这件事情就没意义了。语言的本质原就是使我们能用有限的语词表达无限多样的可能性。

问：所以Davidson强调，一种语言只能具有有限数量的单词，这是语言的根本规定。一种语言把世界大致分解成了特定数量的基本物体和基本活动而把其他的物体和活动描述为这些基本要素的组合。

答：分成多少要素不是由先验原则决定的，著名的例子是我们称作“雪”的，爱斯基摩人用二十多个名称来称呼，我们现在叫作“马”的，古人分成好几十种。显然这不仅涉及要素的数量，而且涉及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话把胆和勇气连在一起，英国人把肠子和勇气连在一起，说是guts。没有哪种分解的方式十足科学，但各有各的道理。

问：我们能不能发明一种科学的分法呢？

答：语言的构成总是在局部调整着，有些调整是使一门语言变得更科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科学语言，物理的，社会学的，等等。但我们不可能从整体上设计出一种科学的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这不是设计一条生产线，而是设计一种理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尝试设计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时，我们已经通过自然语言对世界有所理解，我们根据这些理解设计的东西无法代替这种理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科学的语言。科学处理经过规范的事实，所以科学语言可以像生产线一样整齐，一个概念对应一个对象，就像一个扳子专门拧一种螺丝，但自然语言不仅用来应付已经理解了的，而且还要应付尚未理解的，你平时用斧子劈柴，忽然扑过来一只野猪，你也同样用斧头应付它。

问：所以您否认理想语言的可能性。

答：自然语言不会很科学，但它是一个语言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代代磨炼而得，包含着很多道理，这些道理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永远梳理不完，哪里说得上一个哲学家把所有这些道理都发现出来，而且还把它们的长处短处都判断得一清二楚。罗素从反对黑格尔的内在关系开始自己的独立思考，一直进到认所有关系皆为外在关系。“上”天然含有高，“高”天然含有贵，这些“内在地”有关系。我不是说外在内在是两个筐子，任何关系要么装在这个筐子里，要么装在那个筐子里。辣和热我们分着说，合着说时要两个字都说出来，说“热辣辣”、“火辣辣”，可英语里放在一个字里，hot，这就提示热和辣有内在联系。理想语言假设世界是由粒子和外在关系构成的，为了避免自然语言的歧义，必须一个词对一个对象或一种对象。但脱离了语言，也就是说，脱离了理解，我们怎么确定哪个是一，哪种是一？我跳过一条小溪，这和电子从这个轨道跳到那个轨道是同一个跳吗？为了一对一，也许我们该为后一种情况发明出一个新词儿。但若我从一年级直接跳到三年级，是不是要为这种情况也发明一个新词儿呢？

问：把事件分解为一些单元，一定需要语言吗？比如一个人，他经常走动，不和地面连在一起，你因此能知道他是一个个体。

答：“陆丁”这个名字不是用来概括你这个人的，不是用来概括你从小到大，概括你读书的样子、喝酒的心情。能够说到陆丁，当然要求每次都能复认你这个人，我在“论名称”里说到，对复认中包含的同一性的讨论把语言哲学引向歧途，这种复认的能力是个生物学事实，你养的狗每次见到你都能把你认出来，尽管昨天的陆丁A和今天的陆丁B穿的衣服不一样，气味也有点差别，我们说，这条狗认出了这是同一个人，这里我们说到了“同一”，但这和德国古典哲学里所谈的同一性是两个层次上的同一。我们说，这是房舍，那是树林，这不是在把眼前看到的某种东西归于“树林”这个抽象同一的概念，而是只有根据树林的自身同一才能说出“这是树林”，“这是树林”是以同一性为根据的述说，而不是述说同一性的。能述说同一性吗？你尝试述说的时候同一性又藏在新的述说之下作为根据存在了，这有点像我们不能把立脚的地方刨开。海德格尔曾尝试这样表达：不是说，“那是树林”，而单单是“树林是”，你不说话，你路过树林，你已经在言说了，因为对你来说，是树林，树林存在。海德格尔曾说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对“同一性”的这一理解。

问：谢林他们关于同一性的论述极难懂。

答：但读哲学，最终是要弄懂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谈这么玄的，从我们的上下文来说，说得简单些，你的狗这次从B认出了A，下次从C认出了B及A，但它不是从A、B、C里认出NN，认出同一者，认出了陆丁。

问：我们每一次看到的也是具体的陆丁，而不是陆丁本身。

答：当然当然，我们的眼睛还比不上狗眼睛呢。但我们还有“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看到的，是柏拉图所说的idea，不是这片树林，也不是那片树林，而就是树林。你能看到树林本身，所以，哪怕你从来没有在沙漠上见过树林，你也能在心灵的眼睛里看到这种景象。

问：通过想象力。

答：德文表达“想象力”的是Einbildungskraft，是一种建构能力。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题域，但在心理分析以外，深入的研究仍然很少。

问：大概我们不能只谈想象，还得多注意建构，实际上，能“想象”沙漠上有一片树林，就能真的到沙漠上去种一片树林。

答：正是这样。“改造世界”的一个条件是把世界看作由一些组成部分组成的，是可以重组的。

问：这就是反映在语言里的“看法”。我们凡说到李白，总不是这一刻的李白，也不是那一刻的李白。

答：但是并非在这一个李白那一个李白以外我们另有一个抽象的李白或理想的李白。你要把“心灵的眼睛”当作一个比喻，那柏拉图的idea也应看作一个比喻。维特根斯坦讲到巴黎尺，讲到用作样本的一片叶子，和这个意思差不多，从实际存在上说，巴黎尺仍然是像所有的尺子一样的一把尺子。你不可能制造出一个理想来，你只能把某种东西当作理想。

问：那就是李白本身吗？

答：这真要把我们引到一个极为古老的争论中去了。让我们这么说：“李白本身”是元语言的表达法，我们说李白，已经是在说李白本身了，否则我们还能在说什么呢？既然我们说的不是这一刻的李白也不是那一刻的李白。就像我们说首长来了，就是说首长亲自来了。在自然交往中，表达式和所表达的事情是不分的，我们有时要把两者分开，单说到表达式，这时我们说“李白本身”，或者用引号把李白括起来，说“李白”。

“共相”、“意义”，这些词的名词性太强了，人们把它们当作鸟兽鱼虫之属，或当作动物这样更抽象的类别。“李白本身”、“理式”、“共相”和“意义”，这些不是完全要不得的概念。这些概念会误导思考，这是事实，所以大家现在避免使用这些概念，但什么概念不会误导思考呢？反正要紧的事情是想清楚，“李白本身”不是概括或抽象，既不指下次见到李白还能把他认出来的那种能力，也不是指把鸟兽鱼虫概括为动物的那种概括。“李白本身”就是“李白”，而“李白”，不在走不在跳不在唱的李白，是我们用来说李白走了李白在跳舞李白在唱歌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这个设施，就是那个同一的设施。我们看不到那个同一的东西，看不到那个“是”。亚里士多德说“是”不是类，就应当这样理解。

问：那您讲到“分解”和“分析”，主要不是讲把一个大东西分成一些小东西，而是讲一种转化，把现实的东西转化为一些共相。我们人类面对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甚至无限广大，主要不在于数量上的广大，而是通过认识机制的转换而带来的广大。

答：是的。我主要不是讲把一样大的东西分解成几个小的，把一屋子人分出陆丁周濂，把上衣分成领子袖子下摆。也许“分解”这个词在这里不如“分析”。语言在本质上是分析的，思考在本质上也是分析的，把事态作为可能性来思考。“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

问：只在很特定的场合我们才说“让我们来综合一下”。

答：因为问题天然已经是综合的，事态天然是综合的，所需要的是分析，但把一大块分成几小块只是最简单的一种分法。陆丁周濂等等组成了一群人，这是最简单的组合，我们有时把这叫作“机械和”、“算术和”。在最宽的意义上我们有时也把这叫作“构成”，但“构成”这个概念通常比“合成”、“组成”多些什么，比如我说陆丁周濂陈岸瑛构成了一个核心，不是简单说你们三个人相加，而是说你们进入了一种特定的构造，也许也在说你们的结合使另一些人进入了一种特定的构造。

上衣分成领子袖子，分成外面和里子，分成形状和颜色。语言有结构。这说的是世界有结构。把世界变成了可能性。“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9]有了构造，也可以讲，世界有了深度。

问：“世界”这个词好像也有双重用法，有时泛指实在的一切，有时特指经过构造的世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似乎就是在后面这种意义上说的。

答：据前人解释，“世界”和“宇宙”都由时间空间构成泛指万物大全，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迁流为世、方位为界。我没有考证过这两个词的来历，按我们现在的用法，“宇宙”更多用在物质世界的意义上，科学书里都讲“宇宙”，“世界”则更多用在人类整体这方面，相对于各个民族而言。我们在选用“宇宙”或“世界”作为专门用语的时候大概不知不觉与这些用法相应。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开篇就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10]，接下去就补充强调他所说的事实是“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11]，可见维特根斯坦是这样理解“世界”这个概念的。在海德格尔那里，Welt这个概念是从建构方面讲的，在《存在与时间》里他就说世界是作为可能性展开的，事物是向它的种种可能性开放的。后来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他提出世界和大地，大地是源始的，世界是建立起来的。

问：但按海德格尔的意思，好像大地才是最有深度的。

答：这感觉很对。世界有了深度，这不是说，不会说话的万物浮浅，毋宁说，不会说话的万物总留在深处，而我们跳到了外面，因此世界对我们来说有了深度。

不过让我们回过头来说“可能世界”。“可能的宇宙”和“可能的世界”不一样，“可能世界”是从观念方面、理想方面说的。通俗的说法里有“改造世界”的说法，没有“改造宇宙”的说法。我们在两种意义上讲到可能性，一种是发生上的，另一种是构造上的。我下一张牌可能摸到红桃也可能摸到黑桃，这是第一种。但是我即使摸到黑心，我原本也可能摸到红心的，这手牌的特定配置只是种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我学习桥牌的时候不是学习怎样应付这手牌或那手牌，而是学习应付种种可能性的规则。两手牌不同，叫法和打法不同，但叫牌规则和出牌技巧却不是为这手牌那手牌设计的。为了区别，我们可以把第一种叫作或然性。期待、反应等等是就第一种可能性说的，后悔、计划是就第二种可能性说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谈到过这两种可能性。一种他称作“现成事物的偶或可能”，die Kontingenz eines Vorhandenen，这说的是一件事情仅仅可能会发生，尚不是现实，也不是必然要发生，所以说它“低于现实性和必然性”。另一种他称作“此在的本质性的可能存在”，我们知道，此在的存在从根本上是有所领会的生存，而所谓有所领会，就是知道现实的存在是种种可能存在的一种，你摸到了红心，但你原也可能摸到黑心的，你先出了红心，但你原也可能先出黑心的。“此在知道它于何处随它的能在一道存在。”海德格尔还提到本真的可能性不同于空洞的逻辑上的可能性。从逻辑上说，凡可能的就是一样可能的，从生存论上说，可能性是有依托的，有层次的，有远近的。[12]就像我们的语句，人们一直试图找到一条界线，分出哪些是可以允许的句子，哪些是不允许的句子，但实际上找到的总是哪些是好听懂的，哪些是不好听懂的，哪些更不好听懂也许根本听不懂，像乔姆斯基举的那个例子，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自从有绿色运动以来，说不定哪天就是个合情合理的句子了。

问：但您把人所具有的特点都用语言来解释，是不是有点泛语言主义？

答：语言的重要性几乎是怎么说都不会夸张，希腊人把人称作“会说话的动物”，至少在西方传统里，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差不多都以某种方式附和这种说法。例如海德格尔，他把语言看作那使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例子。我也附和这种认识。不过，的确存在着你们所说的“泛语言主义”的危险，主要不在于把语言强调得过了头，而在于陷入了一种宏大解释的框架，仿佛或者从事实上或者从逻辑上一切都要用语言来解释。人会制造工具，人会设计未来，人具有自我意识，人要穿衣服，人会后悔，这些都和人会说话有关系，的确我们也很难设想人的这些基本特性哪样和哪样会毫无关系。但我不以为其中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除非你用人类学的方法做出了证明。这对我们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也不以为哪一个是其他诸项的逻辑条件。但是语言分析有一种优势，因为比较容易确定语言现象的结构。

（本文根据1998年两次讨论会整理，参加提问的有：陆丁、周濂、陈岸瑛、郭洪体和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