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洛邑与成周

洛邑与成周为西周时期的东都和东周时期的王都所在，位于今河南洛阳一带。

西周初年，周咸王继承武王遗志，吸取殷商统治经验和武庚叛乱的教训，采取的新措施之一就是营建东都洛邑。洛邑被称为“天下之中”，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所以被选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於雒邑（即成周）。”1963年在宝鸡发现的何尊铭文上记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人民。’”由此可知武王时就很想营建东都洛邑。东都的建成是在周成王时，《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逸周书·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

关于周初营建的东都洛邑由于文献记载的不同，也多有争议，主要在成周城的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成周乃东都洛邑总名，包括王城和殷民所居的下都二城；另一种意见认为成周乃当时营建的二城之一，即位于洛水东的殷民所居之处。

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孔子序《洛诰》曰：‘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成周为总名之说）

“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汉书·地理志》河南郡）

“洛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成周为东都二城之一说）

不管是哪种说法，成周之名在西周时已存在，并且在东周敬王时成为国都所在。

东都建成后，成王曾一度迁都于此（何尊铭文：成王“迁宅于成周”），西周诸王（除康王外）也时常在此进行祭典、册命、赏赐、征伐等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往来于镐京和洛邑之间，很多青铜器铭文中都有所记载。

新都还设有著名的“成周八师”，又称“洛师”。很多青铜器铭文都有“成周八师”的记载，成为周初维护封建领主制、防范叛乱和反抗斗争的强大军事武装。

西周为犬戎所灭后，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从镐京东迁到洛邑，居于王城（考古发现证实东周王城并非周初所建王城），从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卒，至此以王城为国都凡12世；公元前519年周敬王为避王子朝之乱迁都到周初殷遗民所居之处，位于今白马寺东，即以后的汉洛阳，两城相距30里；公元前510年，晋人率诸侯修成周城，因周王居此，此处便成为都城。《史记·周本纪》：“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

从敬王经十世至战国时周赧王（公元前314至公元前256）又迁回王城。

建国以来对西周东都和东周都城遗址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确定了西周东都和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尤其是东周王城遗址，基本搞清了其历史面貌。

东周王城遗址范围的确定是在1954～1960年。它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河和涧河（古名“榖水”）交汇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筑城年代在春秋中叶以前，战国及秦汉叠加修补，西汉后期逐渐荒废，隋末毁。城墙为夯土版筑，北城墙保存较完整，全长2890米，西城墙较曲折，北段位于涧河以东，南段位于涧河以西，中间断开，当毁于涧河水。东、南城墙大部分残损；另在北墙外发现深5米左右护城壕沟，在紧贴墙根之北1米左右还发现陶水管一段，直径约20厘米左右，管口沿城墙稍向外斜行，通往城外壕沟，当为排水设施。

城址西南为宫殿区。在今小屯村东南和瞿家屯一带。发现大片夯土遗迹，并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堆积，应为宫殿建筑群所在。《国语·周语》曾记载：“榖洛斗将毁王宫”，此处正好位于毂洛交汇处，所以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城址北部为手工业区。尤其是西北部发现大面积窑场。窑场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灰坑88个，陶窑15座，水井3眼，房子1座，出土以陶器为主的大批遗物。据文化堆积及包含物推测，窑场始建于战国中晚期，延至西汉初年以后废弃。窑场东南发现了骨器场，再南发现石场，窑场西南方发现制铜器的陶范，范上附炼渣。另外1924年在东周王城内东北部金谷园路中段发现古窑址22座，其中东周古窑址4座，有陶窑2座，瓦窑1座，砖窑1座；余为秦汉时期窑址，金谷园路中段窑群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显然有一批世代相传的陶工。这里或许是一处官办窑场。

城址的南部为东周时的粮仓所在。七十年代在东周王城南城墙的北边，汉河南县城南城墙中段南边一带探出粮窖74座，发掘3座，八十年代又发掘了6座。这里地势较高，土质坚实，是一处规模很大的战国地下粮仓遗址，时代约当战国中期至晚期。这批粮窖的发现，使我们对战国时期北部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了新认识；发掘所得的遗物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数量为多，尤其是铁质生产工具，反映了当时铁器的发展和更广泛的使用。另外，62号粮窖中铜齿轮等精密的制动零件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手工业机械制造的进步。出土遗物中的货币年代从战国早期直到战国晚期，横跨300年左右，实为罕见。它们与铜、铅料、铜浇芯、铜容器残片等混在一起，或许是作为废铜回炉之用。从弃置物来看，粮窖附近可能是一个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

对东周墓葬区的探索也业绩颇丰。目前发现的东周墓葬区有三个：即东周王城中北部的王城墓区，王城东南部的王城墓区，洛阳市区以东金村大墓一带的成周墓区。下面把东周王城内的墓葬区的重要发现加以介绍：

在东周王城东北部和东西贯穿洛阳市区、横穿王城遗址的中州路南北两侧，钻探发现10余座大墓和8座车马坑，其中数座已清理。在王城中部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东西一线的“甲”字形大墓，一号和四号大墓已掘。一号墓坑近正方形土圹竖穴，口大底小，墓口10×9.1米，墓底7.9×7.2—12.5米。斜坡墓道位于南方，全长40米，上口宽5.9米，底宽4.8米，墓圹四壁、墓道两壁均彩绘。圹下积石积炭，葬具一椁一棺，人骨已朽，葬式不明。此墓被盗，仅残存部分陶礼器、铜兵器、车马器和铁农具、石、玉、骨、蚌器等，值得注意的是遗物中有墨书“天子”石圭。

四号墓的规模比一号墓大，墓室为10.80×9.05米，墓底为9.05×7.47～13米。墓道总长77.20米，略呈梯形平面，北端宽7米，南端宽5.80米，为积石墓。葬具单棺重椁，内外椁之间分置4个边箱，椁室最上层还构筑屋脊状的木结构，此墓虽严重被盗，仍存留遗物1637件。此墓椁顶上的屋脊状木构建筑为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出土的彩色玻璃珠纹饰为古代中亚、中东地区常见，可证明战国时中原腹地与中东、中亚地区交流的存在。

另两座发掘过的“甲”字形积石积炭墓，位于中州路以南。五十年代清理的一座墓道长31.40米，宽4.20～4.40米，其北端有一长约9.40米，宽4.20米的平台。墓室底长6米，宽5.25～5.40米，墓深13.10米。葬具有棺有椁，积石积炭。此墓经盗扰，随葬品残存有一套鼎、豆、壶、爵、铃、编钟等铅质明器，还有铁制工具、铜车马杂器及玉、石、蚌饰等。

七十年代发掘的“甲”字形大墓，墓室位于墓道北端，状如两斗复合，规模为7.5～7.4×6.5～6.4～14.12米。葬具为一椁重棺，双棺髹漆。此墓被盗，但所出“繁阳之金”剑却是此墓的重大收获。此剑从铭文字体看为楚器。繁阳在今河南省新蔡县北三十里淮水支流汝河北岸，属楚地。结合文献记载不仅证实了繁阳在中国古代是有名的产铜地，而且也说明当时铸器以繁阳铜所铸者为名贵。此剑雕刻装饰精美，至今十分锋利，也说明战国时期我国铸铜工艺的发达。但目前关于这柄楚剑如何流入洛阳还不清楚。

1972年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南侧15米，北距四号大墓300～400米处，即东周王城遗址中部清理了一座战国中期车马坑。坑呈东西向，长方形竖穴，坑内埋四马一车一犬。四马于车前排列整齐，显然属杀殉性质，一犬埋于紧贴右车轮的外侧。车马坑出土遗物采用错金银工艺，十分华美。从出土遗物四马一车一犬、并有弩机和铜镞来分析，此车可能是当时田猎之车。此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展现出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奴隶主贵族丧礼的反映。

1982年在东周王城中偏北部发掘战国陪葬坑一座。坑为长方形竖穴，坑底规模5.8×1.1—10.5米，出铜器120余件。其礼器组合为鼎、簋各10件，还有壶8件，盒8件，瑚4件，豆2件。乐器有编钟2套（一套13枚，另一套9枚）和石磬23枚。此外还有生活用具等。此坑所葬鼎簋数字超过《仪礼》等典籍所载天子“九鼎八簋”制度，应为周天子陪葬坑。上述位于此坑西南30米处。1957年发掘的战国墓出土墨书“天子”圭，墓主或许是此陪葬坑的主人。

此外在“甲”字形大墓的附近还发掘了一大批中、小型贵族墓和平民墓。

较重要的有五十年代在中州路西工段发掘的260座墓葬。年代约当公元前8至前3世纪，是自平王东迁至秦统一的整个东周时期。墓葬分竖穴墓（256座）和洞室墓（4座）两种，其中竖穴墓中南北向的237座，死者头多向北；余为东西向，死者头向东西均有；带壁龛的有30座；洞室墓则将洞室开在墓道的东或西侧。葬具有一椁重棺，一椁单棺和单棺，少数无葬具。竖穴墓中屈肢葬的215座，直肢葬的30座，11座不明葬式；洞室墓中皆屈肢葬。一椁重棺的墓坑较大，常有铜器随葬。而无葬具的墓坑则小且无随葬品。随葬品有陶、铜容器、铜兵器、车马器、玉、石、骨、蚌、象牙、贝及漆器等。墓中陶器基本组合是鬲、盆、罐，鼎、豆、罐，鼎、豆、壶，鼎、盒、壶。根据上述组合的形制变化可将这里的墓葬分为7期，每期年代不足百年。从这7期随葬品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而这七期划分至今对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具有标尺作用，是考古类型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东南墓区的重大发现有：

1995年在中州路西工段南侧，东周王城的东南部清理了一座春秋晚期的特大型墓，编号M5239。该墓由长度至少15.4米以上的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宽度（4.6米）和墓道宽度（4.4米）几乎相等，使墓葬的平面若一条带子，而且在墓道下部和墓室下部还有土圹坑，用途不明。从出土随葬品和规模推断属王室贵族墓。此墓附近还发现一批陪葬车马坑及祭祀坑，自南向北呈带状分布，陪葬马匹4～24匹不等，车坑未掘。发掘的祭祀坑深约9米，每隔2米葬犬数只，坑底西北角葬一七八岁儿童。在M5239大墓周围还清理了数座随葬7鼎铜器的墓和成组石磬的较大型东周贵族墓。此外附近还发现数千座东周墓和陪葬马坑，大中小型均有。

近年通过考古钻探和发掘得知在东周王城附近分布有许多东周墓葬，根据其分布规模表明它们很可能分属三大茔区：王城北面茔区主要分布在邙山南侧，王城西面茔区主要分布在涧西地区，王城东面茔区主要分布在涧、痉、洛三水之间。三个茔区较重要的发现有：

属于北面茔区的见于1953年在王城东北角外发现的烧沟墓地，发掘59座，时代为战国晚期。这批墓葬分为竖穴墓与洞室墓两种，前者43座，后者16座。竖穴墓往往有壁龛，葬式以屈肢为多，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陶器中施暗纹的占54%，其中M612所出陶器均施彩绘。

属于东面茔区较重要的发现见于六十年代发掘的M439，为春秋晚期的哀成叔墓。它位于中州路墓区范围，西距东周王城约一公里，墓葬规模约3.4×1.9～6.4米，葬具一椁一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铜礼器鼎、铜勺、玉器、骨贝等。哀成叔鼎铭（54字，重文3字）字数之多，在中原东周铜器中较少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96年～1997年发现并发掘的洛阳凯旋路南东周墓群，西距东周王城东垣430米，南距洛河1300米，应是属于王城东面茔区的一部分。此处共探出墓葬104座，发掘62座东周墓及3座车马坑，时代从春秋早中期到战国晚期。凯旋路南东周墓葬均系长方形竖穴土坑，规模最大的4.1×3.05米，规模最小的2×0.8米，最深的墓距当时地面8.9米，最浅的为2.2米，墓向基本南北向，其中3座有壁龛，1座有生土二层台。葬具已朽，有3座墓一椁双棺，33座墓一椁一棺，16座墓单棺，10座墓无椁无棺。屈肢葬的43座，直肢葬的5座，葬式不明的11座。随葬品以陶礼器为主，青铜礼器较少，规格较低，可能是王城东面茔区某个卿大夫或士的家族墓地。从出土玉器来看，此时的东周王城居民已具有了某种以玉覆身的思想，是否是汉代金缕玉衣的前身有待研究。此批墓葬的发掘对揭示东周时期社会生活，探索东周王城历史面貌，研究中原东周时期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近年来在凯旋路南东周墓群附近多次发现东周墓群，如其北不足300米处曾发现长乐街东周墓群；其东北约500米处发现定鼎南路东周墓群；其西约200米处发现七一路东周墓群。由此观之，王城东茔区还可细分为若干区，每区很可能代表一个家族墓地，这与文献记载东周居民聚族而葬基本吻合。所以凯旋路南东周墓很可能是一个家族墓地。

属于西面茔区的涧西地区也有很多东周墓葬发现。如1955年在此发掘古墓300余，1956年又钻探发现1600座周墓等，这些墓春秋和战国时期均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只有个别随葬青铜礼器，且普遍随葬石圭，所以此处墓的主人大概是东周时期普通的士或平民身份。

此外，金属铸币的出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铸造手工业的发达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洛阳地区出土的空首币材料很丰富，较重大发现有：

七十年代洛阳附近发现了三批空首币，分别是1970年在洛阳南35公里伊川县富留店村挖出一瓮空首币753枚；1971年在洛阳西30公里的新安县牛丈村发现401枚空首币（放在一个陶罐内，出土时已破碎）；另一处是在洛阳北孟津县后海资村出土的72枚空首币，是马坡村群众捐献的，合计1226枚，保存基本完好，仅个别残破。可分为大型平肩空首币、斜肩空首币、小型平肩空首币三类，年代为春秋时期。这三批空首布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尤其是富留店村和牛丈村出土的），为研究我国货币史提供了科学资料，货币上的文字又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文字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这三处出土地点均在洛阳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当与洛阳是当时繁荣的商业城市有关。

八十年代在洛阳地区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有6座出土先秦货币，同时伴出有组合关系的陶器，为洛阳地区先秦货币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另外，洛阳附近出土空首布数量最多的窖藏当为宜阳县柳泉乡花庄村，共出1789枚，总重量达61公斤，均斜肩、弧足，摆放整齐，此批空首布属中型布，是斜肩弧足布中较大的一种。年代为春秋中期。

东周王城遗址区的发掘自建国以来，极少发现西周时期的地层和遗物，这个事实说明东周王城不是建在西周王城城址上，排除了西周在此建造都城的可能性。

大量发现西周的遗迹和遗物是在洛水北痉河两岸，范围大致是西起史家沟以东，东到浐河东岸的焦枝铁路两侧并延至塔湾村，北起陇海铁路以北的北窑村，南达洛水之畔的洛阳老城南关，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此范围内的重大发现有：

西周墓葬可分为周人墓和殷遗民墓两类。周人墓葬以六十年代发现洛阳北窑西周墓地为代表，墓地东临浐河，南对洛河，主要分布于洛阳邙山上东西500米，南北300米范围内，年代从西周早期直到西周晚期。1999年出版了报告《洛阳北窑西周墓》，报告中把发掘的355座墓葬做了整理，包括7座马坑。一条庞家沟把墓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沟西墓葬分布密集，沟东较少。相对来说沟西墓葬早于沟东，沟东主要是西周晚期的，沟西墓葬大致是从早到晚，从北向南。发掘的墓葬中除两座为带墓道的“中”字形墓外，其余皆为长方形竖穴墓。墓葬按规模可分大、中、小三型。在棺椁与墓壁之间有高出墓底的二层台，个别墓发现壁龛，有腰坑的仅4座。葬具多数不存，从仅存迹象观察，大中型墓有棺有椁，小型墓有棺无椁，人骨也多数不存，仅有5座可看出直肢葬的葬式。另外大中型墓发现殉狗现象。由于墓葬遭严重盗损，棺椁以下随葬品无存，所剩只是填土中的随葬品，有铜礼器、陶器、瓷器、铜兵器和铜车马器、玉贝蚌器等。北窑西周墓地规模大，数量多，分布集中，排列有序，根据青铜器铭文可判定墓的主人为西周时期的奴隶主贵族。

周人墓在浐河东岸的下窑村泰山庙一带也有分布。

痉水东岸到塔湾一带是西周殷遗民墓区，以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墓底设腰坑。葬具为一椁一棺或单棺，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还有铜、铅器，有一些青铜器上带有商人族徽符号。这里清理的西周墓与庞家沟西周贵族墓群相比，明显是平民墓，而且表现出“殷人”遗风。另外在瘗河西岸北窑铸铜遗址内也发现300余座；涧河西岸也有发现，如1954～1955年在洛阳中州路曾发掘10座西周墓，其中6座有腰坑，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晚期。

此外。浐河东岸还发现西周祭祀遗存。

除墓葬外，还发现了西周车马坑，如1984年在浐水东岸发现5座西周车马坑，发掘4座。其中的1号车马坑为长方形竖穴，规模是6.2×3.7米，坑内有2具车马，北边为一车二马，南边为一车二马，旁殉一犬。

1985年在痉水西岸中州路北侧即洛阳老城中部清理了四座车马坑，1号、2号、3号车马坑位于发掘区的北部东侧，呈南北向一排，相距一米多。4号车马坑在3号坑西，相距约13米。除3号坑内葬一马外，其余皆一车两马，出土物为青铜马佩饰和车饰，时代为西周早期，为研究西周早期的车制及车马具的形制增添了新材料。

七十年代在庞家沟西周墓地的东南发现大型铸铜遗址，年代为西周前期。当时探明遗址范围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300米，估计面积可达十余万平方米。从1975～1979年共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遗址内发现建筑遗存、灰坑、烧灶、烧窑、墓葬和兽坑，出土遗物有陶器、陶范、熔炉壁、骨、铜制工具、砺石、卜甲和卜骨等。此遗址范围大，出土遗物丰富，很可能是当时西周宗室的铸造作坊。该遗址的发掘是继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铸铜遗址和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是周王室在东都设立的一处重要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为研究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珍贵资料。

1974年在北窑遗址还发掘了3座西周房址，其中F2下有12个围绕成环形的奠基坑，所出卜甲、卜骨反映了当时浇铸铜器时进行祭祀占卜的情况。

八十年代又在铸铜遗址处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发现西周灰坑、墓葬和道路遗迹，其中道路遗迹位于铸铜遗址的南部，已发掘部分长40米，宽9米，路面发现车辙。从规模上分析，应是通往铸铜作坊和庞家沟贵族墓地的“官道”。遗址出土物有大量陶范、熔铜炉残壁、骨制生产工具，出土的绝大部分陶器属西周早期遗物，保留了浓厚的殷代作风，表明在这里从事手工业的绝大部分是周初被迫迁来的殷“顽民”百工。

1986年在痉水东岸西距洛阳老城约半公里处清理了一座西周窑址，并有陶器残片出土，年代为西周初年，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

近年来还发现了用于宫庭贮藏的鱼窖群。

据考古工作者回忆，在浐河之滨曾发现可能是建筑台基的夯土遗存。

浐河两岸表现出殷周两种文化因素，反映了周初洛阳一带商周两种文化相互影响交流的历史事实。

以上西周遗迹的发掘，为解决西周东都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

东周成周城以后为汉洛阳城，所以成周城的位置应在汉魏洛阳城遗址附近。文献记载汉魏洛阳城曾有两次大规模扩城之举，一次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东周敬王时期，另一次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时。再往后，从两汉至魏晋，除在城西北隅营建金墉城外不再有扩城之事，这与考古发现的事实基本吻合。

1984年对汉魏洛阳故城城垣遗迹解剖试掘，发现了规模较大的西周城址，这是在洛阳地区首次发现西周城址，城址基本呈方形，大致合当时东西六里，南北五里的文献记载。位于汉晋洛阳城中部；其北部为春秋晚期建造，从而弄清了东周成周城的形成及规模。此时期的城址除北部为扩修部分外，南部则沿用西周时期所筑之城，且略有修补和增筑；时代最晚的城址系沿用西周、东周城址并向南扩大而成，其建造年代约晚于东周，早于汉代。东周时期使用的城址在此时期仍被沿用并有所修补，此时的城址约南北九里，东西六里，已达到并形成了汉晋洛阳城的形制和规模；由城墙解剖沟中发现的各代增筑夯土看，这时期所形成的城圈在西汉至北魏历代均有修补或增筑。

关于洛水东的城址是否在西周时期就称为成周多有争议，但不管怎样此处城址在东周时从敬王开始已称作成周，并成为国都所在。而且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的成周城要比西周时所修之城大，包括狄泉在内。关于狄泉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后汉书·郡国志》：“雒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狄泉在文献中也称“翟泉”，据文献载位于汉魏洛阳故城东北隅，同时这里也是周墓或周王冢所在。《国语·周语下》韦昭注：“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晋元康地道记》：“城东北周威烈王冢。”

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带是东周时的成周陵区。1928年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北部偏西发现的金村古墓群，为战国中晚期东周王室墓葬。由于金村古墓是盗掘，所以关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无准确记录。但依加拿大怀履光所著《洛阳故城古墓考》的描述，金村共发现八座“甲”字型大墓，分列两行，其中M1、M5和M7的墓道两侧各有“马坑”，且据记述M5的规模为12×12—14米，墓道长70余米；另有小墓三座，形制有异，与大墓不成序列。据传金村古墓出土物很多，有青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许多青铜器铸、刻铭文。有些随葬品非常精美，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其中的一座被盗墓出土的石圭上书“国君”二字。过去对金村古墓群的国别和性质曾有争议，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编著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提出秦墓说；后来局氏编钟铭中释出“韩”字，又有韩墓说，以加拿大怀履光为代表；1946年唐兰先生认为是东周墓，陈梦家《六国纪年》也认为是周墓。

近年来在金村古墓附近又发现第9座特大型墓及90座陪葬墓和车马坑，目前尚未发掘。

1957年在汉魏洛阳城西北3公里的孟津县平乐乡境内发现一批随葬青铜礼器的东周墓。其中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一件大型青铜鉴，上有铭文5行26字，表明这是春秋晚期齐侯嫁女于周的媵器。此铜鉴的出土，可知这里或是周室东迁期间洛阳金村以外的另一处重要墓地。

以上东周城垣和墓葬的发现证实了这里确为敬王所居的成周城。此处后来成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国都的汉魏洛阳城，成为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的典型代表，对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