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毛泽东：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毛泽东
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没有哪一位政治领袖像毛泽东那样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从他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的1936年，到他告别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眠不起的1976年，从他的朋友到他的敌人，亿万人都关注着毛泽东，关注着这个开创了一个伟大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写了中国人的命运，并影响了世界的伟人。同时，人们也深切地关注着他的家庭，渴望了解他的家庭生活。
同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一样，毛泽东的家庭，有着美好的情感和操守，也有着酸甜苦辣，坎坎坷坷，悲欢离合。有欢笑，有眼泪，还有难言的苦涩。然而，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20世纪的时代浪潮，共同熏染出了一个革命家庭的独特韵味和风采，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革命时代要求的家国关系，突出体现在毛泽东的家庭中。
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历来重视家风建设，他教子严、律己严、持家严，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教育家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勇于奉献、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的良好作风，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民众所称道的平民作风。他的家风，为人们称颂，值得我们学习。
一、艰苦奋斗，生活向下看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在生活中，他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典型的艰苦朴素作风。
家庭的穷苦生活造就了毛泽东的勤俭节约。他在自述中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拼命地节省……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更是在生活上坚持简朴原则，并身体力行。1940年的春节，毛泽东请朱德夫妇到家里来一起吃顿便饭。这时延安的条件差，再加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伙食都是一样的标准：一天两顿饭，每顿只有两个菜，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还有一点少量的肉。每逢周末，毛泽东总要亲自检查他的伙食账，严格要求炊事员掌握好标准，不得超标。等做好饭后，毛泽东常叫来炊事员问：“今日的菜做得很好，是怎么回事啊？我的伙食没有超过标准么？”炊事员如实汇报后，毛泽东连连点头：“这就好！”并说：“我毛泽东是要带头遵守规定、执行标准的！”其实，毛泽东对于生活始终奉行简单适合的原则。在日常生活方面，毛泽东是个“恋旧”的人，生活用品总是能跟随他很久，即使破旧不堪了，他也不允许工作人员随便丢掉。毛泽东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此，毛泽东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毛泽东不仅自己勤俭节约，而且还铸就了新中国“第一家庭”勤俭节约的风气。毛泽东深知：吾是无产者，勤俭是吾本。所以，他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据女儿李敏的回忆，毛泽东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生活好一些了，但仍要求他们不要讲究穿着，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大家庭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工作人员曾为毛泽东制定了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在看了这份计划后，认为每天三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三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勉强同意了这份计划。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学习精神、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和极其简朴的生活作风对我教育是很深的。他并不是没有钱，他有稿费，经常支援帮助同志们，对自己和子女都要求非常严格，一生粗茶淡饭，从没想过享受。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全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要工作，没完没了地要学习要工作。”
二、“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古就有“天地君亲师”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重视教育，无不尊重教师。毛泽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认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在教育事业中，教师尤其重要，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他说：一个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过专职教师，对教师职业充满了感情。他在为《小学教师》月刊题词时，曾经亲切地说：“我做过教师，我对这个职业很有感情，希望你们把它办好。”他经常要求各级政府，要在政治上充分相信教师，依靠教师；从生活上关心教师，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他不但号召全社会要尊师重教，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做全国人民的表率。
毛泽东一直不忘师恩，十分尊敬师长。1959年，毛泽东回到故乡住了两天。在安排会见乡亲的活动中，他看望并宴请了少年上私塾时的启蒙老师毛宇居。毛宇居很喜欢这个学生，曾向其父亲称赞他儿子的读书天资高，劝其坚持送毛泽东多读书。席间，毛泽东在给毛宇居老人敬酒时，老人起身说道：“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回答：“敬老尊师，应该应该！”然后自己先干了。宴请结束后，毛主席搀扶着毛宇居老师回家。在小道上，他怕老师摔倒，扶着老师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在长满杂草的路边。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了毛泽东近6年的老师，其高风亮节和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六十大寿之日，毛泽东提前一天写信祝贺，信中亲切地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又发表了真挚的贺词，说徐老是“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最敬佩的老师”。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仍特地抽出时间请徐特立来北京作客。他备了几样家乡菜为徐老接风洗尘。吃饭时，徐老对毛泽东说：“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谦和地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坐上席。”饭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大衣送给徐老，说是以表人子之心。毛泽东的言行处处体现了尊师重教的高尚品德，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始终如一地重视教育工作。1917年，毛泽东被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以极大的热情举办了工人夜学。因此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友都认识他，亲切地称他为“毛先生”。1920年，毛泽东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会长，开办民众夜学，推动了当时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革命时期，他把教育当作民主革命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再强调文化教育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着重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950年毛泽东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毛泽东不仅自己尊师重教，而且还要求自己的孩子要尊重师长。1946年，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由于长时间在苏联生活和学习，回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平时说话时，有时用欧洲式的说话语气并加些手势动作，这让毛泽东感觉不舒服，毛泽东就告诉儿子说：“延安不是苏联，在这里就得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舞足蹈。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可称同志、哥哥，不能随随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不仅如此，为进一步让毛岸英接受教育，毛泽东还让他直接生活在农村，还为他请了一位“农业大学”的“校长”，让他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那位农民“校长”认为满意后才让毛岸英回来。
毛泽东反复教育子女做一名普通人，虚心学习，他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泽东的鞭策成为子女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毛岸英一直把自己看作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以具有劳动人民“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品质而自豪。1970年左右，毛泽东为了锻炼女儿李讷，让她去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年届三十，仍孑然一身。她要求找一位农民干部结为伴侣，但合适的人不易碰到。后来，她同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的小徐相爱。李讷提出结婚的申请以后，按照程序要对小徐的情况作调查。很快，毛泽东就作批复，表示同意，并叫警卫员带着他的批文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送到江西“五七干校”。这套马恩全集，是父亲送给李讷的唯一的结婚纪念品，她一直珍藏着。回首往事，李讷对父亲毛泽东感激不尽，她说：“我觉得父亲给予子女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年他那样严格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
三、“恋亲，不为亲徇私”
毛泽东对待子女的教育，要求脚踏实地。1941年，毛泽东在给儿子的信中明确说道：“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他对女儿李讷的学习也十分关心和重视，并多次给予鼓励和指导。1959年，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讲到读书要实实在在，他说：“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1963年，他还鼓励李讷：“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除了学习，毛泽东还重视子女的道德为人，要求老老实实，不要谋职位、搞特权。1942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毛泽东郑重而严肃地对他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你学的只是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另一所大学，这个大学，过去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后来，毛岸英遵父嘱，背着被子到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拜农民为师。新中国成立初，儿子毛岸英就悄悄地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还有一次，女儿李讷、侄子毛远新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毛泽东对此也是坚决不同意。同时，毛泽东要求儿女要尊敬他人，礼貌待人。1960年，儿子毛岸青在大连接受治疗后，毛泽东嘱咐说：“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毛泽东非常挂念家乡的亲戚们，但对于非分要求，则坚持原则加以婉拒。有一张浅蓝色的名单陈列在韶山毛泽东遗物展柜里，字迹已有些模糊，但名单上毛泽东的这一行批示，依然清晰可见：“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50年，过去曾多次帮助过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来到北京，给负责接待的秘书田家英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的亲戚，要求安排工作或保送入学。于是，毛泽东就在名单上作出如此批示，并数次婉拒他提出的解决工作的请求，以至于文运昌责怪他“忘恩负义”。面对家乡的亲戚和朋友给他写信提出请他推荐参加工作等要求，毛泽东对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甚至他给亲友回信直接就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其实，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念旧情、念亲情的人，但他坚守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毛泽东最牵挂家境贫苦的堂弟毛泽连，但从未为其解决任何私人问题，还嘱咐他“要带个好头”，并连续十年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晚年患病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仍惦记着他，吩咐女儿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情只好请你们去做，家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看看。”杨开智是毛泽东爱妻杨开慧的胞兄，曾给毛泽东写信，想到北京谋职。毛泽东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杨开智又托表弟给毛岸英写信，想在长沙“谋一厅长职位”。深刻理解领会父亲初心的毛岸英回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四、做普通人，为人民
在所有的毛泽东家风中，为人民是核心。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及毛泽东的人民情怀时说：“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的一生。不忘人民，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夹着尾巴做人，都是毛泽东的重要家风，他不但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这么要求家人。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对母亲关心穷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多年以后，他仍旧记得：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1917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450公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毛泽东的实际经历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生活习性，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有着深刻的体察和了解，他才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年轻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1925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同年，毛泽东回湖南，步行700公里，走访了五个县，做了32天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对于穷苦大众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他曾经深情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但有一种情况下流过眼泪，就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有一次，毛泽东带领红军进入贵州，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在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毛泽东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穷人）的队伍。”
毛泽东不仅自己做到关心人民疾苦，他还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处处、事事、时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这是“第一家庭”立起的“第一军规”。毛泽东对女儿李敏曾一再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曾令她感到困惑。1963年，一辆平板车拉着李敏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来到一所普通民居，李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她的第一课是学会生炉子做饭。一开始，木柴和煤搁不好，一屋子烟，熏得满眼泪水，做饭也不知多少米该放多少水，做出来不是夹生饭就是糊糊的粥饭。正是在这样的家常生活中，李敏终于慢慢领悟到父亲这句话的道理所在：“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1976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着年幼的儿子搬到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居住，生活十分清贫，最艰难的时候，她把心爱的书籍卖给了旧书店。冬天，她顶着寒风和市民们一起排队，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用木板三轮车拉回家。回首以往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她感激不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那是真正的父爱。”
为人民就应该要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官二代。毛泽东为了人民，教育亲人“一切按规矩办理”，他以身作则，这种家风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着他的亲人，大弟毛泽民被军阀活活勒死，却不肯改口背弃共产主义，小弟毛泽覃血染红林，温婉柔和的妻子杨开慧在敌人的皮鞭木棍下说“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还有那在监牢中生下孩子就毅然走向断头台的堂妹毛泽建，年仅19岁被敌人活埋的侄子毛楚雄，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他们用鲜血生动诠释了“为人民利益”的家风。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就是新婚才几个月就奔赴战场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饱尝艰辛磨难。北京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京，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五位亲人。这个劝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当毛岸英在抗美援朝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时，悲痛的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一个多月后，他又对满怀内疚的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泽东并非无情，在他逝世后，人们在清点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年。这是毛泽东对爱子无尽思念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