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数量上的优势

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数量上的优势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

战略规定了战斗于什么时间、在哪个地点和用多大的兵力进行。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上进行了战斗，并有了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当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很间接的，很少是直接的。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它们相对于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在实际使用中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

在战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决定）战斗时，影响战斗的大部分因素都不明确。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每一种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的结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

如果撇开战斗的目的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不谈，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不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一赤裸裸的概念，即抽象的斗争了。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进行比较了。这样，数量就决定着胜负。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制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绝不能说是获得了主要的东西，而且由于同时起作用的其他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两倍，也可以是三倍、四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消其他同时起作用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这方面要做到现有手段所允许做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提人。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各种技能技巧方面，彼此非常相似，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些差别。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像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

腓特烈大帝在勒申以大约3万人击败了8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2.5万人打败了5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两倍或两倍以上兵力的强敌作战而取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知道。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12万人对抗22万人，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3万人对抗5万奥地利人，但是没有成功。拿破仑在殊死的莱比锡会战中，以16万人对抗过28万多人，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远不到一倍。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双倍兵力的敌军。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只要有数量上的显著优势，而且无须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人们可能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灵活性。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

长期以来，人们从未把军队的数量看作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18世纪比较详尽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或者根本没有被提及，或者仅仅顺便谈到，而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也十分肤浅。马森巴赫在他评论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许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但对双方的兵力却只字未提。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反而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说明，人们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确实是重要的。

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或者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规定的。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而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既定数，因为或者他没有参与决定这个数量，或者条件不允许他把兵力扩大到足够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似乎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几乎包括用军的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伟大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从事这种计算的器官。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那么就会发现，由于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至少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一个果断而又灵活的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如果这一切情况，都要用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地陷入套语的迷阵中。为了使概念明确而有用，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种事物。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岑伯格）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袭击的胆量，以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都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毫不相干。

但是，像腓特烈二世借着罗斯巴赫胜利的余威又取得勒申会战的胜利，和拿破仑在蒙米赖胜利后乘胜又取得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确切地说来，也毕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往往需要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例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这方面做得就十分突出。

数量上的优势应该被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

但是，数量上的优势并不是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至于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那只有根据总的情况才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