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国人怨声载道而且外国人没法否认的是，一车车来自中国新疆的庙宇、墓穴和废墟的稀世之宝被外国博物馆抢走。中国则永远失去了这些奇珍异宝。”埃里克·台克满爵士（Eric Teichman）在《新疆旅行记》（Journey to Turkistan）中如是写道。1935年他受英国政府派遣赴新疆考察。此书正是对英国外交使团沿古丝绸之路游历的记述。他补充道：“当读到书中关于外国旅行者描述他们怎样在中亚抢走整个藏经阁的古代写本、壁画和早期佛教文化的古物的时候，中国人就怒火中烧。”

我的这本书旨在讲述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外国人长驱直入，在中亚这偏远的一隅进行长期的考古掠夺。重点是以下六个人——来自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国的奥里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德国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法国的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美国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和稍微有点神秘的来自日本的大谷光瑞伯爵（Count Otani Kozui）。

其间他们简直是成吨地从丝绸之路失落的城市中拿走壁画、写本、雕塑和其他宝藏，直到后来中国人才开始制止。如今，令中国人愤愤不平又懊悔，也让学者们激愤的是，这些伟大的中亚收藏品散落于13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机构。一些地方自始至终态度怠慢或资金短缺，导致藏品早已破损碎裂，许多还不翼而飞或受到摧毁。倘若要饱览尚存的每一个物件，那必须盘算一趟旅行，去往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瑞典、芬兰、德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参观超过30家机构。

那些抢走所有这些东西的人不曾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存有半点疑虑。派他们去干这些事的政府或机构（包括大英博物馆）也从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当时那些人因为发现那些引人注目的东西，以及对中亚和中国学术研究无可争议的贡献而成为名人，并获得殊荣。斯坦因和赫定甚至获封了爵士称号（他俩都不是在英国出生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人的考古活动，但却丝毫没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对中国人来说，像斯坦因、伯希和、冯·勒柯克这些所谓的“学者”，充其量是无耻打劫中国历史的冒险家。此外，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并非没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支持者。

继台克满之后又过去30年，另外一位不寻常的英国旅行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在1956年也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抵达了这个地区。他在柏孜克里克（Bezeklik）目睹曾经一度惊艳的壁画如今已然变成白墙。在他的游记中，戴维森详细叙述，中国官员如何领着他参观悬崖上凿岩而成的寺庙，依次指出每一个缺口，并说出“偷”这个字。戴维森同情哪一方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他继续道：“我们每经过一处大规模遭到惨烈窃取的地方，中国官员都要说一遍。他一直在说。”而且每回都能产生共鸣，先是同行的一位文博单位的女孩，然后是司机师傅。“他们愤愤不平，而他们是对的。”戴维森补充道。

让戴维森本人也愤愤不平的是，他回到伦敦，看见大英博物馆把奥里尔·斯坦因爵士采集的物品“堆在角落里，几乎没有空间去解释或展现这些东西的独特价值”。甚至今天，也许是为了顾及中国人的感情，小小的中亚展区都几乎不对任何一件东西是如何通过某个人的不遗余力而获得的做出说明。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种不遗余力是值得质疑的。可能同样是为了照顾西方人的感情，现在柏孜克里克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也不再以谴责的方式指出冯·勒柯克和他的对手们窃取壁画的位置。

戴维森把开篇提到的“西域古物国际争夺战”归咎于赫定和斯坦因。毕竟他们最先意识到这一地区的考古潜力。戴维森进一步指出：“1902年到1914年，德国人派出四支探险队；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也派遣探险队。胆大包天的学者立桩标出‘势力范围’与‘发掘场所’，还对画出的地盘激烈争辩。”他总结说：“如今凝视岩寺的壁画上粗暴的旧日采集者用刀割的痕迹，令人悲伤而生厌。很多壁画已经保存了1000多年。若是设法再存续半个世纪，它们现在也会完好无损地在那里吧。”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赞同戴维森这一自信的主张。首先，遭到毁坏的都是由“粗暴的旧日采集者”造成的吗？假使人们能够接受早期目击者的陈述，那么肯定不是这样。1928年英国旅行家雷金纳德·朔姆贝格上校（Colonel Reginald Schomberg）走过这条道路并报告称，某一处的大部分壁画被冯·勒柯克移走。但是，他补充道：“凑巧的是，几乎所有残留下来的壁画又都被当地人破坏了面部。”他继续讲道：“纯粹得益于欧洲考古学者，塔里木的佛教宝藏才免遭当地人的大肆破坏。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他记述另一处遗址的情况是：“对画像造成的毁坏让人惋惜。佛像面部遭到猛砍，遍布伤痕。少数剩下的雕像也几乎被摧毁。”特准参观吐鲁番附近的柏孜克里克伟大庙宇的人将证实，早在中国政府对为数不多幸免于难的壁画承担保护责任之前，文物的故意毁坏已经十分严重。

但是，捣毁佛像并非是对宝藏唯一的威胁。著名的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和冯贵珠（Francesca French）在近40年前出版的《戈壁沙漠》（The Gobi Desert）中叙述，她们看见肆意的破坏还在进行，就在柏孜克里克附近的有古城墙的哈拉和卓（Karakhoja）。她们报告称：“建筑的损毁已经持续了一段日子。我们见农夫用镐拆毁旧的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破坏了很多遗物。”农夫认为古老的泥土在增强土壤肥力方面极富价值。与此同时，他们圈占土地进行耕作，在遗址周围播种庄稼。盖群英和冯贵珠补充说：“悲惨的是，为提高农作物产量而必须进行的灌溉活动对泥土结构的建筑、壁画和所有其他古代遗物来说是致命的。它们凭借沙漠的干燥条件才得以保存。”

冯·勒柯克教授本人以前也在这个遗址大范围发掘。他报告称德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考察之间隔了18个多月，其间“当地人不断挖掘，破坏了许多东西”。他在《新疆的地下宝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一书中解释说，本地的农民从壁画上刮掉明亮多彩的颜料，将其视作特别有效的肥料。此外，寺庙遗址中的古代房梁由于气候干燥保存了几个世纪，这在这个木材奇缺的地区尤其受到重视，不是用作燃料，就是用来盖房。冯·勒柯克又说明，一些“村民对壁画深恶痛绝，所以不管在哪里看到壁画就要去破坏，受损的往往是面部”。他声称，中国官员并不试图阻止，他们尊崇儒家而看轻佛教。

他听说一个村民拆墙时发掘出几车的古本，许多还有彩饰，包括金子。他不敢留存这些东西，怕因私藏异端书籍而受罚，索性一股脑儿扔进河里。冯·勒柯克报告说自己偶然碰见另一个古代藏经阁，连同质量精美的壁画和大量纺织物一起，全被灌溉的水摧毁了。

其余的危险包括地震与当地的寻宝人。冯·勒柯克教授回忆，到1913年为止他弄走壁画的那些寺庙，很多年之后在地震中被摧毁。斯坦因也痛心地发现本地的寻宝者沿着丝绸之路南道积极地活动。这也是德国人决定聚集资源，在位于北道的吐鲁番和库车附近开展挖掘的一个原因。西方旅行家在19世纪末的几年里表现出对收购古代写本和其他古物的极度渴望。这无疑鼓动了寻宝者掠夺重要的遗址，否则这些遗址有可能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同时这也鼓励了伪造者们用精巧的仿制品来迷惑那些老练的东方学专家们。

然而就像中国人很快指出来的，这样的危险并不仅仅在当地发生。二战期间7个可怕的夜晚，在柏林被彻底摧毁的中亚宝藏比数年间因盗墓贼、农民、灌溉系统和地震导致的损失还要多。在旧民族学博物馆遭遇盟军轰炸之时，稀世珍宝灰飞烟灭。但凡有谁为斯坦因和冯·勒柯克辩护，认为他们是在拯救财产使之免于腐烂毁坏，中国人便总是要提及这点。假使这些壁画仍留在原来它们被发掘出来的地方，也许保存得更好，而这一点也并非仅限于柏林。大谷伯爵在三次考察中从新疆采集的佛教艺术珍品，大部分在二战之后消失，到目前日本学者也无力追踪。

中国西部戈壁宝藏的整个问题，尤其是上千件分布在伦敦和巴黎的敦煌写本，依旧高度敏感。在北京我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博士（所长本人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丝绸之路发掘者）详谈得知，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仍严重困扰着中国人。毋庸置疑，外国考古学家中最恶劣的当属英国的奥里尔·斯坦因爵士。其次是法国伯希和教授。中国人绝不会原谅他们卷走敦煌千佛洞藏经阁内的宝藏。位列黑名单的第三人是瑞典的斯文·赫定。他在沙子湮没的楼兰遗迹中发掘出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书。由此看来，关乎过去的带文字的文物的遗失（埃里克·台克满爵士所言）更能引起中国人的愤慨，比窃走伟大的壁画和其他艺术品更严重。

如果那些壁画、雕像和写本还在先前的地方，不曾沦为戴维森所谓的“考古盗窃”的牺牲品，其中有多少会幸存至今？对此读者必须自己考量。读者还要自行判断的是，无论当年所谓“挽救”文物的动机听上去多合理，使一个民族永远丧失其历史遗产是否合乎道义。同样需要探究的是为何中国人准许他人拿走那些瑰宝。但这些与本书无关。我的意图是首次将这些考察队的故事汇总，说明是什么让这些迥异的人甘愿冒着危及健康和性命的严重风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荒僻的角落。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敦煌、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少数几个（也是幸运的几个）地区，中国新疆地区大部分仍不许外国人参观。假如现在缓和的状况可以持续，中苏关系不再恶化，读者也许很快可以跟随斯坦因、赫定、冯·勒柯克、伯希和、兰登·华尔纳，还有日本人的脚步亲眼看看丝绸之路的众多绿洲和遗址。然而现在，我们只能满足于地图和照片。所以让我们打开现代中国地图，找到相邻的新疆和甘肃这两个地区，这里实际上就是整个故事发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