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亨利亲王。提亲
一
在人世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他的依恋并不亚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此人就是她的独子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正是为了他，才聘请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前去担任家庭教师。这个男孩子当时大约八岁，而他的父亲，为人轻浮的斯塔夫罗金将军，那时已同他的妈妈分居，因此这孩子是在她一个人的照料下长大的。对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应该说句公道话，他很善于赢得他的学生对自己的好感。全部奥秘就在于他自己也是个孩子。当时我还没到那儿去，而他却经常需要一个真诚的朋友。这个小家伙刚刚长大了一点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就毫不犹豫地使他做了自己的朋友。说起来这倒也很自然，他们之间没有丝毫隔阂。他不止一次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把他十一二岁的朋友叫醒，唯一的目的就是泪痕满面地向他倾诉自己的满腔委屈，或是向他透露家中的什么秘密，并不觉得这种做法是根本不能容许的。他们互相拥抱、哭泣。关于自己的母亲，那孩子知道她很爱他，但他自己却未必十分爱她。她不大跟他讲话，很少管束他，但他总是有点病态地感觉到她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不过有关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她倒是完全托付给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当时她还完全信任他。应该说，这位教师使他的学生的神经变得不大正常了。当他在十五岁上进高等法政学校的时候，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文静得出奇，而且老是若有所思。（日后他却以力大过人著称。）也应该认为，两个朋友在夜里互相拥抱、哭泣，并非都是谈论种种家庭琐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能够触动自己朋友最深的心弦，并使他的心里对那种永恒的、神圣的烦恼产生一种最初的、还不大清晰的感受，别的一些优秀人物一旦尝到了并体验到了这种烦恼，日后就再也不会拿它去换取廉价的满足了。（也还有一些多愁善感的人物，他们把这种烦恼看得比最彻底的满足更为可贵，倘若居然可能有这种满足的话。）但是，日后这个小学生和他的老师终于分道扬镳了，虽说为时稍迟，却毕竟是件好事。
在高等法政学校学习的头两年，这个年轻人经常回家度假。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彼得堡逗留期间，他有时也参加他妈妈那儿举行的文艺晚会，倾听着，观察着。他沉默寡言，跟从前一样文静腼腆。对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跟早先一样亲昵，但是已经有点拘束了：他显然回避跟他谈论高尚的事物和对往事的回忆。学业结束以后，他根据妈妈的愿望去服军役，不久便加入了一个最著名的近卫骑兵团。他没有穿上军装去见过妈妈，而且不大从彼得堡给家中写信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毫不吝惜地给他汇钱，尽管在改革以后她领地上的收入大大下降，在最初一个时期，她的收入还不到从前的一半。不过由于她长期省吃俭用，却也积蓄了一笔不小的钱财。儿子在彼得堡上流社会取得的成就，使她很感兴趣。她没能办到的事，这个富有而且前程远大的年轻军官却办到了。他恢复了跟一些熟人的往来，这在她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他处处都受到热烈欢迎。然而时过不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便听到一些相当奇怪的说法：年轻人不知怎么突然疯狂一般过起放荡不羁的生活来了。倒不是说他赌博或酗酒；人们所说的只是他如何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骑马时踩死了人、对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士采取禽兽般的行径，他先跟这位女士私通，后来又当众羞辱她。在这个事件中甚至有一种非常露骨的、令人作呕的东西。此外，还说他一向横行霸道，寻衅滋事，借侮辱别人以取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心烦意乱、忧心忡忡。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则安慰她说，这不过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开始发泄过于旺盛的激情罢了，风暴总会平息的，这一切就像莎士比亚所描写的亨利亲王，这位亲王年轻时也曾跟福斯塔夫、波因斯和桂嫂在一起纵酒取乐[49]。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近来经常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叫嚷：“胡说，胡说！”然而这一次她却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她不但洗耳恭听、请他作一番更详细的说明，甚至亲自拿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专心致志地读完了这个不朽的历史剧。然而历史剧并未使她安下心来，她也没有发现有多大的相似之处。她一连寄出几封信，急切地等待回信。回信不久便到；很快就得到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说是亨利亲王几乎同时举行了两场决斗，他两次都犯了罪，一个对手被他当场打死，另一个受了重伤，由于这种行为，他被交付法庭审判。结果他被降为士兵，剥夺了权利，并发配到一个步兵团去，这还是得到特殊照顾的结果。
到了一八六三年，他不知怎么忽然崭露头角了；他获得一枚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士，而后不知怎么又很快被提升为军官。在整个这段时期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可能往京城寄了将近一百封信，苦苦地恳求和哀告。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她也只得稍稍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了。年轻人在得到提升后突然退役，但他依然未回斯克沃列什尼基，而且根本不再给母亲写信了。最后，人们间接地获悉他又到了彼得堡，但是在先前那一伙人当中已经根本见不到他的踪影；他仿佛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有人发现，他跟一伙稀奇古怪的人物住在一起，跟彼得堡居民中的一群败类、没有皮靴的官员、大摇大摆地行乞度日的退伍军人和酒鬼往来，出入他们肮脏的家庭，日日夜夜都在那些黑黢黢的贫民窟和只有天知道的什么小胡同里鬼混，一天天堕落下去，弄得衣衫褴褛，而他看上去也喜欢这样。他不向母亲要钱；他有自己的一块小小的领地——斯塔夫罗金将军过去的一个小村子，这多少能给他一点补贴，据说他已把它租给了一个萨克森的德国人。最后，母亲恳求他到她那儿去，于是亨利亲王便来到了我们的城市。到那时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先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呢。
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年轻人，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我还得承认，他使我吃了一惊。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一个龌龊的流浪汉，由于纵欲无度而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酒臭。正相反，他在我曾经看到过的人们当中是个最文雅的绅士，衣着非常考究，举止潇洒，风度翩翩，只有过惯了最风雅的生活的先生才能如此。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吃惊：全城的人也无不诧异，他们当然都已知道斯塔夫罗金先生的全部经历，而且知道得非常详细，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听到的事一半都是真的。我们的女士们全都被这位新客人弄得神魂颠倒。她们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崇拜他，另一个则恨不得把他宰了；但是双方都神魂颠倒。有些女士尤为入迷，因为她们认为他的心里说不定隐藏着什么不祥的秘密；另一些女士则因他是杀人凶手而对他如醉如痴。看来他还是个很有教养的人；甚至还颇有学问。当然，要让我们吃惊，并不需要很多学问；但他对于一些迫切的、非常有趣的问题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最为可贵的是，他非常通情达理。说来也怪：我们大家几乎从第一天开始便认为他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并不很爱说话，文质彬彬而又不矫揉做作，谦逊得出奇，同时既勇敢又自信，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我们的花花公子们都怀着妒意看他，在他面前简直黯然失色。他的脸也使我惊讶：他的头发似乎显得太黑了一点，一双浅色的眼睛似乎显得太平静、太明朗了一点，脸色似乎显得太柔和、太苍白了一点，脸上的红晕似乎显得太鲜艳、太纯洁了一点，齿若珍珠，唇若珊瑚，——看上去就像一个画出来的美男子，但同时仿佛又令人感到厌恶。人们说他的脸像个假面具；不过除此之外，人们对他非凡的体力也谈了很多。他可说是个高个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总是自豪地看着他，但也常常感到不安。他在我们这儿大约住了半年——委靡不振，沉默寡言，相当忧郁；他在社交界露面的时候，始终很注意遵守我省的种种礼节。省长是他父亲的亲戚，在家中把他作为近亲接待。不料过了几个月后，这头野兽突然露出了自己的爪子。
我想顺便指出，我们这位和蔼可亲的前省长伊万·奥西波维奇有点像一位老大娘，但他出身于名门，结交了不少权贵，所以尽管他经常把一切公务都丢开不管，也能在我们这儿待这么多年。若是在美好的往昔，凭他的殷勤好客与和蔼可亲，他本来应该当上首席贵族；但在我们这个多事之秋，他却当了一名省长。城里的人常说，治理我省的并不是他，而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当然，这话说得未免刻薄，但是它显然是个谎言。何况我们这里的人在这件事上说的俏皮话也委实不少。恰好相反，近几年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特别注意回避任何公务，尽管整个社交界对她都非常尊敬，她还自愿地把自己限制在她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严格范围之内。她摒弃了公务，突然开始操持家务，在两三年内把自己领地上的收入几乎提高到了先前的水平。她摒弃了先前的种种富有诗意的激情（彼得堡之行，创办刊物的打算等等），开始积蓄钱财、节约开销。她甚至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保持一点距离，允许他在另一幢房子里租一个寓所（他本人早就提出种种理由，不厌其烦地要求她让他这么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渐渐地开始把她称作庸庸碌碌的女人，甚至更加俏皮地把她称作“我那位庸俗的朋友”。不消说，他只准自己抱着非常尊敬的态度来开这种玩笑，而且要十分谨慎地选择适当的时机。
我们这些亲近的朋友全都明白（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则比我们大家更为敏感），如今儿子在她的心目中不啻是一线新的希望，甚至是一种新的梦想。她对儿子的一片痴情开始于他在彼得堡社交界发迹之时，自从得到他被降为士兵的消息以后则变得尤为强烈了。然而她显然是怕他，在他面前就像个奴隶。看得出来，她害怕的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神秘莫测的东西，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她有许多次令人难于觉察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尼古拉，一面满腹疑虑地猜测着什么……就在这当儿，这头野兽突然伸出了自己的爪子。
二
我们的亲王无缘无故地突然分别对不同的人施加了两三次骇人听闻的暴行，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种暴行完全是前所未闻的，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跟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荒唐透顶的顽童的恶作剧，而且鬼才知道是为了什么，完全是毫无理由的。我们俱乐部最受尊敬的主任之一，彼得·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一位劳苦功高的长者，养成了一种无害的习惯，那就是他每说完一句话总要十分激动地添上一句：“不成，先生，他们可不能牵着我的鼻子走！”这并没有什么妨害。不料有这么一天，当他在俱乐部里跟别人激烈辩论的时候，对聚在他身边的不多几个俱乐部成员（他们都不是无足轻重之辈）说了这句箴言。这时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正独自站在一边，谁也没有去招惹他。但他突然走到彼得·帕夫洛维奇跟前，出人意料地用两根手指紧紧捏住他的鼻子，拽着他在大厅里走了两三步。他不可能对加甘诺夫先生怀有什么怨恨。可以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淘气行为，当然，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然而事后人们都说，他在干这件事情的那一霎间几乎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仿佛神经失常一般”。但这只不过是很久以后人们的回忆和想象罢了。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起初大家由于激动，只记得一霎间之后的情况，当时他准是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但他不但毫不慌张，恰好相反，他甚至还恶意地、开心地微笑着，“没有丝毫悔过之心”。人们嚷成一团。他被团团围住。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转动身子环首四顾，对任何人都不予理会，只是好奇地瞧着那些吵吵嚷嚷的人。最后，他仿佛蓦地又陷入了沉思（起码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蹙起眉头，稳步走到受了侮辱的彼得·帕夫洛维奇跟前，带着明显的懊恼神气急速地、含混不清地低声说道：
“您，当然，请原谅……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突然想到要……这种蠢事……”
这种满不在乎的道歉无异于再一次侮辱。人们嚷得更凶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耸耸肩膀就走了。
这一切是十分荒唐的，且不说它有多么无礼——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种故意的、预谋的无礼行径，因此它也是对我们整个社交界的一种蓄意的、蛮横到极点的侮辱。所有的人也都明白这一点。首先，立刻一致决定把斯塔夫罗金先生从俱乐部开除出去；接着商定以整个俱乐部的名义去找省长，要求他立即（不必等到法院正式开审）“运用授予他的行政权力”，使这个有害的暴徒、京城的“恶霸”就范，“从而保障我市整个上流社会之安宁免遭有害之侵犯”。他们还怀着天真的义愤补充了一句：“也许对斯塔夫罗金先生亦可觅得一项有效之法律。”这一句话是特意为省长写的，以便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来刺他一下。他们津津有味地精心炮制这份申请书。省长当时碰巧不在城内，仿佛是故意回避似的。他到不远的一个地方去给一位漂亮寡妇的婴儿举行洗礼去了，那寡妇的丈夫刚去世不久，死的时候她正有孕在身。但是人们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在等候他回来的期间，为深受尊敬并受了委屈的彼得·帕夫洛维奇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人们拥抱他、吻他；全城的人都去拜访他。甚至打算征集签名为他举行一次午宴，只是由于他苦苦请求才放弃了这个念头，——说不定他们终于领悟到此人毕竟已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肆庆祝的了。
但是，这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又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值得注意的正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全城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野蛮行径归因于疯狂。这就是说，他们似乎早已料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哪怕在神志正常的时候也会干出这种勾当。就我而言，我甚至迄今也不知道此事该如何解释，尽管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似乎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并且显然使所有的人都心平气和了。我还要补充一点：四年以后，当我小心翼翼地向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问起发生在俱乐部里的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皱着眉头答道：“是啊，我当时不大舒服。”但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表。
当时我们全都义愤填膺，对这个“暴徒兼京城的恶霸”群起而攻之，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也使我感到有趣。人们定要认为，这是一种想一举侮辱整个社交界的卑鄙的用心和预谋。这个人确是没有博得任何人的欢心，而是与此相反，激起了公愤，不过他究竟是怎样造成这种局面的呢？直到最后，他没有同任何人发生过一次口角，也没有侮辱过任何人，而是彬彬有礼，宛若流行画片上的绅士，只是后者不会说话罢了。我认为，人们恨他是因为他骄傲。甚至我们那些开头崇拜他的女士们，如今也反对他了，而且比男人嚷得还厉害。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惊呆了。她事后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承认，这一切她早就预料到了，这半年以来，她每天都觉得会出事，甚至也就是“诸如此类的事”——这话出自亲娘之口，倒是有点奇怪。“开始啦！”——她胆战心惊地想道。在俱乐部那个倒霉的晚上过去后的第二天早晨，她便小心翼翼地，但又是坚定不移地开始要求儿子把此事解释清楚，但是，尽管她很坚决，却浑身哆嗦，面色苍白。她通宵失眠，甚至一大早便去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商量，并在他面前哭了起来，她还从来不曾在他人面前掉过泪哩。她本来指望尼古拉好歹总会对她说点什么，总会看在她的面上作点解释。一向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母亲的尼古拉，听她讲了一会儿，虽然蹙着前额，但神态十分严肃；他霍地站了起来，一句话也没回答，吻了吻她的手便走开了。就在当天晚上，就像什么人故意安排下的，又发生了另一桩丑事，这件事同前一件事比较起来，虽说远远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也平凡得多，然而由于群情激昂，因此就使城里的人叫喊得更凶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朋友利普京出现了。就在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向妈妈作了解释以后，利普京便立刻前去找他，请求他务必赏脸在当天前去参加他妻子生日的庆祝晚宴。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就胆战心惊地注意到了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这种喜欢跟下等人往来的癖好，但却一点儿也不敢向他指出。除了利普京之外，他已经在我们社会第三等级的人们当中结识了几个朋友，甚至在更低的一些人当中也有他的相好，不过他仿佛很喜欢这些朋友。先前他从未到利普京的家里去过，虽说他俩曾见过几次面。他猜想利普京现在把他叫去，是因为昨天在俱乐部里发生了那桩丑事，他身为当地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当然要为这桩丑事感到喜出望外，而且打心眼里认为，对于那些俱乐部主任就得如此行事，这真是妙不可言。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哈哈大笑，并答应赴宴。
贵宾盈门，高朋满座；这些人虽说其貌不扬，但都不拘小节。自命不凡而又嫉妒别人的利普京，每年总共只请两次客，但这两次却毫不吝惜。最受尊敬的贵宾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但他因病未能出席。送上了香茗，还有丰盛的冷盘和伏特加；开了三桌牌局，年轻人等候进餐时在钢琴伴奏下翩翩起舞。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带着利普京夫人（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在他面前极为害羞）跳了两圈，然后在她身边坐下，同她谈话，逗她发笑。他终于发现，她笑的时候简直貌若天仙，竟不顾满堂宾客，蓦地搂住她的纤腰，心满意足地一连在她的芳唇上吻了三次。可怜的女人吓得晕了过去。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拿起帽子，走到在一片骚乱中惊呆了的那位丈夫面前，看了看他便不禁有点害羞，接着匆忙地低声对他说道：“请别生气。”说罢便走了出去。利普京跟着他跑进前厅，亲手把皮大衣递给他，并且频频颔首，送他走下台阶。但是在第二天，这桩相对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的事件，恰巧又平添了一段相当有趣的尾声，这个尾声甚至使利普京从此赢得了某种声誉，而他也善于利用这种声誉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
上午十点钟左右，利普京的女仆阿加菲娅来到斯塔夫罗金夫人家中。她是一个放肆的、活泼的、红脸蛋的年轻婆娘，三十岁上下的年纪，她是由主人派来给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送口信的，她一定要“见到少爷本人”。他虽然头疼得厉害，但还是出来了。在转达口信的当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也碰巧在场。
“谢尔盖·瓦西利伊奇（也就是利普京），”阿加菲娅伶牙俐齿地絮絮叨叨说起来了，“吩咐我一开头先向您致以最深切的问候，并且探问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以后您身体可好，夜里睡得怎么样，在昨天的事情以后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笑了笑。
“请问候你的主人，并向他致谢，请告诉你的主人，阿加菲娅，他是全城最聪明的人。”
“老爷曾吩咐我回答您，”阿加菲娅更加活泼地应声答道，“说是这话不用您说他也知道，并且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人。”
“原来如此！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对你说的话呢？”
“我可不知道他是怎么会知道的，我出来以后，已经穿过了一条小巷，却听见他在后面追我，连便帽也没戴。他对我说：你呀，阿加菲尤什卡[50]，万一他心情不好，吩咐你说：‘告诉你的老爷，就说他是全城最聪明的人。’那么你可别忘了马上回答他：‘他本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且希望您也一样……’”
三
最后，跟省长也举行了会见。我们的和蔼可亲的伊万·奥西波维奇刚刚回来，而且刚刚听完俱乐部激烈的申诉。毫无疑问，应该采取措施，但他却感到为难。我们这位殷勤好客的老人仿佛也有点儿害怕自己的年轻亲戚。但他决计说服他向俱乐部和被侮辱的人赔礼道歉，不过要采取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倘有必要，也不妨书面道歉；接着便温和地劝他离开我们，前往譬如说意大利去求学，总之是到国外什么地方去就是了。这一次他是在大厅里接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若是别的时候，这位浪荡公子凭着他亲戚的身份在整个屋子里是通行无阻的），文质彬彬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正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拆阅公文，他既是一名官员，又是省长家里的一个朋友；而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在离大厅的门最近的一扇窗户旁边，坐着一位外来人，一位肥胖而健康的上校，伊万·奥西波维奇的朋友和旧同事，他正在阅读《呼声报》[51]，不消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大厅里发生的事，他甚至是背朝着大厅坐着。伊万·奥西波维奇兜着圈子说了起来，声音低得近于耳语，但他还是有点慌张。尼古拉很不客气地看着他，一点也不像是亲戚，他面色苍白，低着头坐在那儿，紧蹙双眉倾听着，仿佛在忍受剧烈的疼痛。
“您的心是善良的，尼古拉，而且是高尚的，”老人顺便说道，“您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一向跟上流社会往来，到现在为止，您在这里的言行举止一直堪称表率，因而使得我们大家都很敬爱的令堂甚觉宽慰……不料现在一切又发生了这样莫名其妙的、对大家也很危险的变化！我现在是以你们家的朋友，以一个真心爱护您的长辈，以您的一个不该对他见怪的亲戚的身份对您说这一番话的……告诉我，是什么促使您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把一切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都置之不顾了？这种仿佛是在谵妄中干出来的乖常行为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尼古拉带着厌烦和难于忍耐的神情听着。蓦地在他的眼神中仿佛闪现出一种狡黠的和讥诮的表情。
“我也许可以告诉您是什么促使我这么干的。”他阴沉地说道，接着环顾了一下四周，便向伊万·奥西波维奇的一只耳朵俯下身去。文质彬彬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朝窗户又走了三步，而上校则在《呼声报》后面咳了一声。可怜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急忙信任地伸出自己的耳朵；他非常好奇。这时发生了一桩简直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此事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那老人突然感到，尼古拉非但没有悄悄地告诉他什么有趣的秘密，反而蓦地用牙齿噙住他的上半边耳朵，并且狠狠地咬了一下。他浑身发抖，呼吸也停止了。
“尼古拉，您开的是什么玩笑！”他下意识地呻吟道，连声音都变了。
阿廖沙和上校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况且他们也看不见发生的事情，直到最后他们都认为那一老一少是在说悄悄话呢；然而老人脸上的绝望表情却惊动了他们。他们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是应该像事先约定的那样跑去帮忙呢，还是应该再等一会儿。尼古拉也许察觉了这种情况，于是更加使劲地咬了一下耳朵。
“尼古拉，尼古拉！”受害者又呻吟起来了，“噢……你开玩笑也开够了……”
当然，要是再过片刻，可怜的人就会吓死了；但是这个恶棍发了善心，把耳朵放开了。这种要命的恐惧持续了整整一分钟，在这之后老人便昏过去了。然而过了半小时，尼古拉就被抓了起来，暂时送到禁闭室去，而且关在一间特别的密室里，门口还专门设了哨兵。这是一个严厉的决定，但是我们温和的省长这一次却怒不可遏，他决定哪怕是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本人面前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当这位夫人怒气冲冲地急忙去见省长要求立即作出解释的时候，她居然被挡在门外不予接见；于是她没有走下马车便又赶回家去，简直都不相信她自己了。这件事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
最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在半夜两点钟，一直安静得出奇甚至睡着了的囚犯蓦地吵闹起来，开始疯狂地用拳头捶门，用非凡的力气把门上一扇小窗子上的铁栏扭掉，把玻璃砸碎，割破了自己的双手。当值勤的军官带着一个小分队和钥匙跑来，下令打开囚室以便向狂人扑去并把他捆起来的时候，这才发现那犯人得了非常严重的震颤性谵妄症；把他送回家中交给了他妈妈。一切顿时都得到了解释。我们的三位医生全都认为，在这之前的三天间，病人可能已经处于谵妄状态，虽说他显然神志清楚而且诡计多端，但已经失去了健全的理性和意志，后来的种种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利普京最早猜到了真相。伊万·奥西波维奇是个温和而敏感的人，不禁感到十分难为情；但是有趣的是，他也认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即使在完全清醒的时候也可能采取任何疯狂的行动。俱乐部里的人也觉得惭愧，而且感到纳闷，他们怎么都没有察觉这一明显的事实，没有想到对一切怪事作出这唯一可能的解释。不消说，也有怀疑派，但他们的怀疑也没有维持多久。
尼古拉躺了两个多月。从莫斯科延请了一位名医前来会诊；全城的人纷纷前去拜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她原谅了他们。到了春天，尼古拉已完全康复，而且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妈妈提出的去意大利的建议，她还使得他答应了向我们大家辞行，在辞行时若有必要，则尽可能赔礼道歉。尼古拉欣然应允。俱乐部里的人都知道，他跟彼得·帕夫洛维奇·加甘诺夫在后者的家中进行了一次非常客气的消除误会的谈话，加甘诺夫对他的道歉感到十分满意。尼古拉去各家拜访时神态十分严肃，甚至还有点忧郁。大家显然都满怀同情地接待他，但是不知为什么，大家也有些忐忑不安，对于他将去意大利感到高兴。伊万·奥西波维奇甚至流下了眼泪，然而不知为什么，直到最后话别的时候也并不想去拥抱他。诚然，我们这儿有些人依然深信，这个坏蛋不过是在嘲笑大家罢了，而他的病则根本是不相干的。他也拜访了利普京。
“请您告诉我，”他问道，“您怎么事先就能猜到我会谈起您的聪明，并且教给阿加菲娅该怎么回答我呢？”
“是这么一回事，”利普京笑道，“因为我也认为您是一位聪明人，所以我就能料到您的回答。”
“这毕竟是绝妙的巧合。但是，请您告诉我：莫非您在打发阿加菲娅来看我的时候就认为我是一个聪明人，而不是一个疯子？”
“我认为您是一位非常聪明也非常有理性的人，我不过是佯装出一副相信您神志失常的模样罢了……况且当时您自己也立刻猜到了我的想法，并且通过阿加菲娅给我送来了一份证明书，证明了我的机智。”
“噢，不过您也有一点小小的错误；我当时的确……不大舒服……”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皱着眉头喃喃地说道，“噢！”他叫道，“莫非您果真认为，我会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去攻击别人？我何苦要这么干呢？”
利普京抽搐了一下，无言以对了。尼古拉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不过这也许只是利普京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您这一连串的想法的确是很有趣的，”尼古拉接着说，“至于阿加菲娅，我当然明白，您是打发她来骂我的。”
“难道不会是来要求跟您决斗么，先生？”
“嗨，这哪能呢！我仿佛听说您不喜欢决斗……”
“干吗要搬法国的那一套！”利普京又抽搐了一下。
“您维护国粹？”
利普京抽搐得更厉害了。
“噢，噢！我看见什么了啊！”尼古拉叫道，他突然发现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卷康西德兰[52]的作品，“您莫不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我看难免！这岂不也是从法文翻译的吗？”他用手指敲打着书，笑道。
“不，这不是从法文翻译的！”利普京简直是怀着一种怨恨之心猛然欠起身来，“这是从全人类的共同语翻译的，不仅仅只是从法文译的！是从全人类的社会共和国语言和世界大同的语言翻译的，就是如此，先生！而不只是从法文翻译的！……”
“哼，见鬼了，根本就没有这种语言！”尼古拉继续笑着说。
有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也能使人大为震惊，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关于斯塔夫罗金先生的主要情况，我将在下文谈及；但是现在为了好玩起见，我想指出，他在我们这个城市度过的这一段时间里，在他所获得的一切印象当中，最鲜明地铭刻在他的记忆中的却是这位省里的小官员那副其貌不扬的，甚至有点下流的形象，这是一个爱吃醋的丈夫，家中粗鲁的暴君，无论是残羹剩饭还是蜡烛头都要锁将起来的守财奴和高利贷者，同时他又是天知道的什么未来的“社会大同”的狂热信徒，每天夜里都要神魂颠倒地陶醉在未来的法伦斯泰尔[53]的种种幻景之中，他一如深信他自己的存在那样，深信法伦斯泰尔即将在俄国和我省出现。就是在他本人用积攒的钱购置了一幢“小屋”的地方，在他第二次结婚并由于妻子而弄到了一小笔钱财的地方，在方圆一百俄里之内也许就连一个哪怕只是有点貌似未来的“全人类的社会共和国和世界大同”成员的人也都找不到（首先他自己就不是这种人）的地方，也定将出现法伦斯泰尔。
“天知道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尼古拉有时一想起这位不期而遇的傅立叶主义者，便不禁感到纳闷。
四
我们的亲王旅行了三年多，以至城里的人几乎都把他忘了。但我们却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那儿获悉，他游历了整个欧洲，甚至到过埃及，去过耶路撒冷[54]；后来他在某地混进了一个赴冰岛的学术考察团，而且果真去了冰岛。还有消息说，有一年冬天，他曾在一所德国大学里听课。他很少给母亲写信——半年一封，甚至比这还少；然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既不生气，也不伤心。她毫无怨言地、低首下心地接受了跟儿子的这种已确定不移的关系，不断地怀念着、梦想着自己的尼古拉。无论是梦想还是埋怨，她都不对任何人诉说。甚至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她显然也有点疏远了。她暗自制订了一些计划，而且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吝啬，更加注意攒钱了，对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打牌老是输钱，她也很生气。
末了，在今年四月份，她收到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信是她童年时的女友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德罗兹多娃这位将军夫人寄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跟她已有八年不曾见面，也没有书信往来。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在信中通知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跟他们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并跟莉莎（她的独生女）交了朋友，他还打算夏天陪他们去瑞士，去韦尔奈—蒙特勒，尽管目前住在巴黎的K伯爵（一位在彼得堡很有势力的人物）一家把他当作亲儿子相待，他也几乎就住在伯爵家中。信虽简短，但其用意却一目了然，虽说除了上述事实之外并未作出任何结论。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并未多加考虑，当即作出决定，并收拾好行装，带上自己的养女达莎（沙托夫的妹妹），在四月中旬赶往巴黎，后来又到了瑞士。在七月份她独自回国，把达莎留在德罗兹多夫家中；根据她带回来的消息，德罗兹多夫一家答应在八月末到我们这儿来。
德罗兹多夫一家也是我省的地主，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将军（他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旧友，她丈夫的同事）担任的职务，经常妨碍他访问他们家豪华的领地。由于将军在去年逝世，郁郁不乐的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便同女儿一起到国外去了，顺便也想采取葡萄疗法，她打算在夏季的后半段在韦尔奈—蒙特勒完成这种疗法。她回国后打算永远在我省定居。她在城内有一幢很大的宅第，那宅第已经空在那儿多年，窗子都钉死了。他们很富有。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她第一次结婚时叫图申夫人）跟她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的女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一样，也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包税商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有很大一笔嫁妆。退役的骑兵上尉图申，本人也很有钱，而且颇有才能。他去世的时候给他七岁的独生女莉莎留下一大笔遗产。如今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已将近二十二岁，光她自己恐怕就有二十万卢布，且不说她母亲死后理当归她所有的那笔财产，因为她母亲再醮以后没有生育子女。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对于此行显然十分满意。照她看来，她跟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已经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安排，因此一回来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她甚至对他非常热情，这种情况在她是久已不曾有过了。
“乌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叫道，一面把手指捻得劈啪作响。
他喜不自胜，何况在跟自己的朋友分离期间，他一直极其苦闷。她出国的时候甚至违背情理，没有跟他告别，也没有把自己的任何一项计划告诉“这个窝囊废”，唯恐他泄露天机。当时她突然发现他打牌输掉很大一笔钱，心里很是生气。但她还在瑞士的时候心里便已感到，她回国以后对被抛弃的朋友应当犒劳一番，何况她很久以来对他一直很严厉。迅速而又神秘的分别，使得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胆怯的心大为震惊，并使它痛苦到了极点，而且仿佛故意为难似的，别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一下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老早以前就背上了一笔巨债，若是没有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帮助，他是无论如何也还不清的。此外，在今年五月间，我们和蔼可亲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担任省长的任期终于满了；他被接替了，接替的时候甚至还有些不愉快的事情。而后，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出国期间，我们的新省长安德列·安东诺维奇·冯·列姆布克走马上任了；与此同时，我省几乎整个上流社会对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态度都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对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起码他已经观察到了几件令人不快的，虽说也很有价值的事情，没有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撑腰，他独自一人仿佛很有点胆怯。他深感不安，因为他怀疑已经有人把他作为一个危险人物向新省长告发了。他确切地获悉，我们有些女士打算中止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造访。人们在谈到未来的省长夫人（预计她在立秋以前未必能来）时一再地说，虽然听说她也是个傲慢的女人，但倒是一位真正的贵族，跟“咱们那位不幸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可不一样。大家不知从哪里准确地、详细地获悉，新省长夫人和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已在上流社会里有过一面之缘，但分手的时候却成了冤家对头，因此，只要一提起冯·列姆布克夫人，仿佛就会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产生痛苦的印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那副朝气勃勃、得意洋洋的模样，她在倾听我们那些女士的意见和上流社会的激动情绪时那种不屑一顾的冷淡神色，使得胆怯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沮丧的情绪重又振奋起来，而且使他立刻大为高兴。于是他怀着一种特别的、曲意奉承的幽默口吻开始向她描述新省长上任的情景。
“极可尊敬的朋友，您毫无疑问是知道的，”他卖弄风情地、矫揉做作地拉长了声音说道，“一般说来，一个俄国行政长官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新的俄国长官又意味着什么，——所谓新的，就是指新烤好的、新任命的……这些没完没了的俄国词儿！……然而您事实上却未必知道行政长官的热情意味着什么，未必知道它究竟是什么玩艺儿。”
“行政长官的热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艺儿。”
“这就是……您知道，在咱们这儿……总之，要是您任命一个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到铁路上去出售一些乌七八糟的车票，那么这个小人物马上就自以为有权像朱庇特[55]那样藐视您，当您前去买票的时候，他就要向您显示自己的权力。‘且慢，’他说，‘让我向你显示一下我的权力……’于是他们身上的这种东西就渐渐变成行政长官的热情……总之，我方才在书上看到，在我们国外的一座教堂里有一名朗读圣经的小职员，——不过这可真有意思，——就在大斋节的祈祷仪式——那些赞美诗和约伯书[56]您是知道的——快要开始的时候，他竟把一家体面的英国人，把几位非常可爱的女士从教堂里赶了出去，确确实实地赶了出去……唯一的借口是‘外国人在俄国教堂里闲逛成何体统，他们应该在指定的时间前来……’他把她们气得都晕过去了……这个读圣经的小职员迸发出了行政长官的热情，他也终究显示了自己的权力……”
“若是可能的话，请您说得简短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冯·列姆布克先生如今在省里巡视。总之，这位安德列·安东诺维奇虽说是个信东正教的俄国籍的德国人，但他倒是一个——我甘拜下风——非常漂亮的美男子，四十多岁的年纪……”
“您凭什么认为他是个美男子？他长着一双公羊眼。”
“第一流的美男子。但是我可以向我们女士们的意见让步……”
“咱们换个话题吧，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请求您！顺便问一句，您系着红领带，系了很久啦？”
“这个我……我今天才……”
“您还做您的保健散步吗？您还根据医生的嘱咐每天走六俄里吗？”
“不……不经常。”
“我就知道是这样！我在瑞士就预感到这一点了！”她烦躁地叫道，“现在您不是该走六俄里，而是得走十俄里！您堕落得可怕，可怕，可——怕！您并不是老了，您是颓唐了……我方才看到您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尽管您系着红领带……多么古怪的发明！请您接着谈冯·列姆布克的事吧，要是真有什么可谈的话，并请您谈到一定的时候就结束，我请求您；我累啦。”
“总之，我只不过想说，他是那些到四十岁开始做官的行政长官之一，他们在四十岁以前碌碌无为，后来借助于一个意外得到的妻子，或通过其他什么同样是不顾死活的手段突然飞黄腾达……也就是说，他现在离开了这儿……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立刻就有人在背地里冲着他的两个耳朵说我的闲话，说我腐蚀青年，还在我省传播无神论……他马上就开始查问。”
“这可是真的？”
“我甚至采取了措施。有人向他‘报告’您的情况，说是您在‘治理我省’，您知道，——这时他居然说道，‘这种情况今后不会再有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
“他说‘这种情况今后不会再有了’，而且态度是那么傲慢……他的妻子叫尤莉娅·米海洛夫娜，八月底我们将在此一睹她的丰采，她将直接从彼得堡前来。”
“是从国外来。我们在那里见过面。”
“真的？”
“在巴黎和瑞士都见过。她是德罗兹多夫家的亲戚。”
“亲戚？真是绝妙的巧合！据说她喜欢沽名钓誉，而且……仿佛结交了不少权贵？”
“胡说，她结识的都是无名之辈！在四十五岁以前，她一直是个不名一文的老姑娘，而如今她勾引上了她的冯·列姆布克，当然，现在她的全部目的就是让他出人头地。一对阴谋家。”
“据说她比他大两岁？”
“大五岁。在莫斯科的时候，她的母亲在我家门槛上把裙子的下摆都踩坏了；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57]生前，她像乞求什么恩典似的死乞白赖地硬要到我们家参加舞会。而这位尤莉娅总是通宵坐在角落里，没人请她跳舞，额头上挂着一个绿松石蝴蝶。我只是因为可怜她，每到半夜两点多钟就打发第一个舞伴去请她跳舞。她当时已有二十五岁，可他们还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妞，让她穿着短裙来参加舞会。后来我觉得让他们到我家来简直有失体面。”
“我好像见过这蝴蝶。”
“我现在告诉您，我一到这里就直接碰上了一桩阴谋。您方才不是读过德罗兹多娃的信吗，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的呢？我究竟碰上什么了呢？这个傻瓜德罗兹多娃，——她向来都只是一个傻瓜，——突然怀疑地看着我，仿佛在问我：‘您来这儿干吗？’您想象得到，我有多么惊讶！我这么一瞧，不料却看见这位列姆布克太太正在那儿耍花招，跟她在一起的是这位表兄，德罗兹多夫老人的侄子，——全明白了！不消说，我立刻把一切全改变了，普拉斯科维娅又是站在我这一边，但这是阴谋，阴谋！”
“但是您粉碎了它。啊，您真是俾斯麦[58]！”
“我可不是俾斯麦，但是只要我碰到了虚伪和愚蠢，我总能识破罢了。列姆布克太太——这是虚伪，而普拉斯科维娅——则是愚蠢。我很少碰见比她更加软弱无能的女人，况且她的两腿也肿了，况且她脾气又好。还有什么能比一个愚蠢的好心人更加愚蠢的呢？”
“凶恶的傻瓜，我亲爱的朋友，凶恶的傻瓜更加愚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豁达地反驳道。
“您也许是对的，您还记得莉莎吗？”
“非常可爱的孩子！”
“可现在已经不是孩子，而是个女人了，并且是个有性格的女人。她高尚，热情，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她决不向她的母亲，即那个轻信的傻瓜低头。为了这位表兄，我们几乎吵起来了。”
“噢，其实他根本不是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的亲戚……他莫不是在打她的主意？”
“您瞧，他是个年轻军官，为人沉默寡言，甚至很谦逊。我一向爱说公道话。我觉得，他本人也反对整个这桩阴谋，而且毫无所求，只有列姆布克太太在耍花招。他很尊敬尼古拉。您明白，事情完全取决于莉莎，但是我离开她的时候她跟尼古拉的关系非常之好，他自己也曾答应我，十一月间一定要到我们这儿来。因此，只有列姆布克太太一个人在玩弄阴谋诡计，而普拉斯科维娅只不过是个瞎了眼的女人。她突然对我说，我的怀疑全都是想入非非；我当面回答她说，她是个傻瓜。我准备在最后审判日证实这一点。要不是尼古拉请求我暂时离开，那我不揭穿这个虚伪的女人我是不会离开那儿的。她通过尼古拉去巴结K伯爵，她想让母子反目。但是莉莎站在我们一边，我又跟普拉斯科维娅达成了谅解。您可知道，卡尔马津诺夫是她的亲戚？”
“怎么？是冯·列姆布克太太的亲戚？”
“当然是喽，是她的远亲。”
“卡尔马津诺夫，短篇小说作者？”
“是的，是个作家，您干吗这么吃惊？当然，他自以为是个伟大人物。自负的家伙！她要跟他一起来，而现在正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吹捧他。她打算在这儿举行什么活动，例如文学集会之类的玩艺儿。他要来这儿待一个月，想把他在这儿的最后一块地产卖掉。我在瑞士险些儿碰见他，我可是很不愿意碰见他的。不过我倒希望他能不吝跟我相识。早先他常给我来信，也常来我家。我希望您穿得体面一些，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您一天比一天邋遢……噢，您可把我折磨坏了！您现在在读什么？”
“我……我……”
“我明白了。跟先前一样乱交朋友，跟先前一样狂饮无度、逛俱乐部和打牌，还有无神论者的名声。我可不喜欢这种名声，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可不希望别人把您称作无神论者，特别是现在我不愿意这样。我早先也不愿意，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空谈罢了。最后也该这么说了。”
“但是，亲爱的……”
“请您听我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谈到学问，我在您面前当然是不学无术之辈，但我在回来的路上，关于您我想了很多。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和您并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有些人比咱们还聪明。”
“既诙谐又确切。既然有人比咱们更聪明，那么也就会有人比咱们更正确，这就是说，我们也会犯错误，不是吗？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假定我确实犯了错误，我不是依然拥有我那全人类的、永恒的、最高的良心自由的权利吗？只要我愿意，我就有权不去当伪君子和狂热的信徒，为此我就难免遭到形形色色的先生的敌视，直到这个时代结束。其次，由于你所碰到的假仁假义和宗教狂热总是多于合理的看法，还由于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什么，您说什么？”
“我说：你所碰到的假仁假义和宗教狂热总是多于合理的看法，而且由于我对此……”
“这肯定不是您的见解；您准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吧？”
“这是帕斯卡[59]说的。”
“我也这么认为……不是您！为什么您自己从来也不会这么说，不会说得这样简单中肯，而总是这么啰里啰嗦说个没完呢？这比您方才谈到行政长官的热情的那一番话好多了……”
“真的，亲爱的……为什么呢？首先，这大概是因为我毕竟不是帕斯卡，其次……其次，我们俄国人根本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什么都没有说过……”
“哼！这恐怕也未必是真的。起码您也该抄下这些话，并把它们记住，您知道，以便在谈话的时候……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此番前来是要跟您严肃地、严肃地谈谈！”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现在，当所有这些列姆布克，所有这些卡尔马津诺夫……哦，天哪，瞧您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啊，您把我折磨得好苦！……我本来希望这些人会尊敬您，因为他们连您的一根指头，您的一根小指头也比不上，可您是怎么做人的呢？他们会看到什么呢？我又拿什么给他们看呢？您非但没有作为一个表率而昂首屹立，非但没有维护往日的传统，反而让一群败类把您包围起来，您养成了一些非常坏的习惯，您衰老了，不喝酒，不打牌，您都活不下去了，您只看保罗—德—科克的作品，一个字也不写，而别的人却都在那里写作；您把时间全都浪费在闲聊上了。您怎么会跟像您那形影不离的利普京之流的败类交朋友，这怎么能允许呢？”
“为什么他是我的，而且还是形影不离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怯生生地抗议道。
“他眼下在什么地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严厉而生硬地接着说。
“他……他无限尊敬您，他到C-k去接受母亲的遗产去了。”
“他看来就知道捞钱。沙托夫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吗？”
“爱激动，可心是好的。”
“我可受不了您那位沙托夫。他太厉害了，自己的事也想得太多了！”
“达丽娅·帕夫洛夫娜身体可好？”
“您是说达莎？您怎么想起了这个？”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好奇地瞧着他。“她身体很好，我把她留在德罗兹多夫家中了……我在瑞士听到了您儿子的消息，是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
“哦，这是一件相当荒唐的事！我一直在等您回来，我亲爱的朋友，以便把它告诉您。”
“够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可累坏了。咱们日后有的是谈话的时间，特别是谈坏事。您现在笑起来的时候开始喷唾沫啦，这就是衰老的表现！您现在笑的模样可真古怪……天哪，您养成了多少坏习惯啊！卡尔马津诺夫是不会来拜访您的！其实这里的人是什么都喜欢……您现在原形毕露了。噢，够了，够了，我累啦！您一定会原谅我的！”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原谅”了她，但他走的时候却很为不安。
五
咱们的朋友确实养成了不少坏习惯，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他明显地、迅速地堕落了，变得邋遢了，这也是真的。他酒喝得更多，变得更加爱掉眼泪，神经也更加脆弱了；他对优美的东西变得过于多愁善感。他的脸学会一种瞬息变幻的奇怪本领，譬如说，一本正经的表情转眼之间就会变成非常可笑的，甚至是愚蠢的表情。他受不了孤独，老是渴望着尽快得到娱乐。他非得叫别人给他讲点流言飞语、本市趣闻，而且每天都一定要听新的。倘若长久没有人来，那他就要苦闷地在室内踱来踱去，不时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咬着嘴唇，长吁短叹，末了几乎总要嘤嘤啜泣。他仿佛老是有什么预感，老是在害怕什么出乎意料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变得胆小了；他开始十分注意他的梦境。
这一整天再加一个晚上，他都过得非常忧郁，他派人把我请去，十分激动地说了好久，对我叙述了好久，但说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就知道，他对我是无话不谈的。最后，我觉得，使他忐忑不安的是一桩特别的、说不定还是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的事情。先前每当我们俩单独会面，他开始向我发起牢骚来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几乎总要拿出一瓶酒来，于是气氛就变得轻松愉快多了。但这一次却没有酒，而且他显然是不止一次强把派人取酒的愿望给压下去了。
“她干吗老这么生气呢！”他像个孩子似的一刻不停地埋怨，“俄国的一切有才能的进步人士，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牌迷和狂饮无度的酒鬼……可我还根本不是这样的牌迷，也不是这样的酒鬼……她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一个字也不写？古怪的想法！……我干吗要躺着呢？她说，我应该作为‘表率和责难’而站着。但是，咱俩私下说说，一个注定要作为‘责难’而站着的人，除了躺着又还干得了别的什么，——她知道这一点吗？”
末了，我终于明白了这天晚上如此令人厌烦地折磨着他的那个主要的、特别的苦恼。这天晚上，他曾多次走到镜子前面，伫立良久。最后，他从镜子前面转过身来，用一种古怪的绝望口吻对我说道：
“我的亲爱的，我是个堕落者！”
是啊，到那时为止，直到这一天为止，尽管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具有种种“新观点”，还有种种“思想变化”，但只有一件事情却的确是他始终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说，对于她那颗女人的心来说，他一直还是有魅力的，这就是说，他不仅只是一个流亡者或著名学者，而且也是一个美男子。二十年来，他一直牢牢地怀着这个讨人喜欢并且令人快慰的信念，在他的所有信念当中，最难于抛弃的恐怕也就是这个信念了。在这个晚上，他是否预感到了在不久的将来他将经受多么重大的考验呢？
六
我现在就来叙述那件多少有点可笑的事，它是我这部记事真正的开端。
到了八月底，德罗兹多夫一家终于也回来了。他们的到来略早于全城盼望已久的他们的亲戚，即我们新省长的夫人的光临，而且一般说来，给社交界留下了绝佳的印象。但是，有关所有这些有趣的事件，容我以后再表；现在我只谈一点，那就是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她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带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尼古拉在七月间就离开了他们，他在莱茵河上遇见了K伯爵，便同他和他的一家去彼得堡了。（请注意[60]：伯爵的三个女儿都正待字闺中。）
“由于莉莎维塔，由于她的骄傲和固执，我从她那儿毫无所获，”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最后这样说道，“但我亲眼看到，她跟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但是您，我的朋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看来却不得不问问您的达丽娅·帕夫洛夫娜，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觉得，莉莎受了委屈。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把您的宝贝给您带了回来，并亲手交还给您：我就不再操心了。”
这一番刻薄的话是非常激动地说出来的。看得出来，这个“无精打采的女人”事先就准备好了这一番话，而且早就在欣赏它的效果。但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可不是感伤的效果和影射所能窘住的。她毫不客气地要求对方作出最确切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立刻降低了声音，末了甚至大哭起来，并且流露出一片深情。这个容易激动但又多愁善感的太太就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样，总是需要真正的友谊，她埋怨她的女儿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女儿不是她的朋友”。
但是，在她所作的一切解释和流露出来的全部感情当中，只有一点看来是比较确切的，那就是在莉莎和尼古拉之间的确发生过什么争执，不过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争执，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显然就不大清楚了。至于她对达丽娅·帕夫洛夫娜提出的种种指责，她最后不仅完全放弃了，甚至还特意请求不要认为她方才说的话有任何重要意义，因为那是她“一时激动”脱口而出的。总之，一切都是含混不清的，甚至是可疑的。按照她的说法，争执是由莉莎的“固执而又爱嘲笑别人的”脾气引起的；“至于骄傲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虽说他正在热恋中，却受不了别人的嘲笑，于是他自己也变得爱嘲笑人了。”
“不久以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好像是您那位‘教授’的侄子，姓氏也相同……”
“是他的儿子，不是侄子，”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纠正她说。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就是早先也从来说不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姓氏，而总是称他为“教授”。
“噢，儿子就儿子吧，这倒更好，我倒无所谓。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十分活泼，而且很随便，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哦，是莉莎自己不检点，她故意跟那个年轻人接近，好让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吃醋。我没有过分责备她，因为这毕竟是姑娘家的事，很平常，甚至有点好玩。只不过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非但没有吃醋，反倒自己跟那年轻人交上了朋友，好像啥也没有看见，再不就是毫不在乎。这使得莉莎大发雷霆。那个年轻人不久便走了（他急着到什么地方去），而莉莎则开始一有机会就找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碴儿。她发现，那人有时跟达莎说话，于是勃然大怒，闹得我这个做母亲的简直都没法活啦。医生们不让我生气，我对他们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湖也厌烦透了，它只能引起我的牙疼，我还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报上甚至说日内瓦湖会引起牙疼；这像是它的特性。这时候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突然收到伯爵夫人的一封信，便立刻离开我们走了，只花了一天时间收拾行李。他们友好地分手了，莉莎给他送行的时候变得很高兴、很轻薄，而且大笑不止。不过这一切都是装模作样。他一走，她就变得心事重重，而且根本就不再提他，也不让我提起他。我也要奉劝您，亲爱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现在一点儿也别向莉莎提起这件事，否则只会坏事。您要是不吭气，她会首先跟您谈起来的；那时候您就会知道更多的情况。依我看，只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像他答应的那样很快就回来，他们又会好起来的。”
“我马上就给他写信。倘若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不过是一场无聊的争执罢了；全都是胡闹！而且我也很了解达丽娅；胡闹。”
“我悔不该说了达申卡[61]的坏话，——我有罪。他们只不过是一般的谈谈罢了，而且声音也很大。可是我的妈呀，当时这一切却把我弄得心烦意乱。此外，我还看见，莉莎跟她又像早先那样亲热了……”
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当天就给尼古拉写了一封信，央求他至少比原定的日期早一个月回来。但是关于此事却还是有一些她不很清楚也弄不明白的地方。她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和一个通宵。她觉得“普拉斯科维娅的”意见未免太天真也太感伤了。“普拉斯科维娅一辈子都太感伤了，从她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她想道，“尼古拉可不是那种由于害怕一个黄毛丫头的嘲笑就会逃跑的人。倘若果真发生过争执，准是别有缘故。不过这位军官就在这儿，他们把他带到这儿来了，而且他还像亲戚那样住在他们家里。谈到达丽娅，普拉斯科维娅认错也认得太快了一点：她准是隐瞒了什么不愿意说……”
第二天早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下定决心，至少要把一个叫人纳闷的问题立刻弄清楚——就其出人意料而言，这真是个绝妙的计划。当她定下这个计划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这可就难说了，此外，我也不能保证事先就可以把这个计划里的种种矛盾全都解释清楚。作为一部记事的作者，我的任务只限于如实地提供种种事件，倘若它们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那也不是我的过错。不过我应该再次说明，到了早晨，她对达莎的怀疑早已烟消云散，老实说，她还从来不曾怀疑过莉莎；她对达莎是深信不疑的。此外，她也根本不会想到她的尼古拉会看上她……“达丽娅”。早上，当达丽娅·帕夫洛夫娜在茶桌边斟茶的时候，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很久，从昨天以来，说不定是第二十次坚信不疑地自言自语道：
“全是胡闹！”
她只注意到，达莎面有倦容，而且比过去更加文静，更加冷淡。喝罢茶，按照一向的习惯，她俩都坐在那儿做针线活。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吩咐她详详细细地谈谈在国外的印象，主要是谈谈自然风光、居民、城市、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艺术和工业，——总之是她所看到的一切。没有一句话问到德罗兹多夫家的情况，以及她跟德罗兹多夫一家在一起生活的情况。达莎挨着她坐在工作台旁边，帮助她刺绣，一面用平稳、单调，然而也有点软弱无力的声音向她叙述了半个钟头。
“达丽娅，”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蓦地打断了她的话，“难道就没有一件你很想告诉我们的特别事情么？”
“没有，一件也没有，”达莎想了一会儿工夫，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了看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在灵魂里、心底里和良心里都没有么？”
“都没有。”达莎低声重复道，但用的是一种忧郁而肯定的口气。
“我也知道是这样！你知道，达丽娅，我是永远不会怀疑你的。现在你坐下听我说。你坐在这把椅子上，脸对着我，我想看到你的全身。就这样。你听着，——你想出嫁吗？”
达莎的回答是用疑问的眼光久久地看着对方，但并不太惊讶。
“你等一等，别说话。首先，年龄不相称，相差太远；不过你比谁都清楚，这无关紧要。你是明白道理的，你这一辈子可不能出差错。不过，他还是个美男子……总之，我说的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你一向很尊敬他，是吗？”
这一次达莎的眼神里迷惑不解的表情更加浓厚了，她不但感到惊讶，脸也明显地变红了。
“你等一等，别说话；你别急！虽说根据我的遗嘱你也会得到一笔钱，但是我一死，你会怎么样呢，你就是有钱又会怎么样呢？别人会欺骗你，会把钱拿走，那你就完了。要是你嫁给他，你就会成为一个名人的妻子。现在就从另一方面来看：要是我现在就死了，虽说我也会供养他，可他又会怎么样呢？我希望你会照料他。你等等，我还没有说完：他为人轻浮、优柔寡断、对人冷淡、自私自利、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惯，但是你对他要有正确的看法，这首先是因为有的人比他要坏得多。我可不愿意把你交给一个坏蛋，你不曾有过什么想法吧？主要的是你对他要有正确的看法，因为我要求你这样，”她突然十分激动地中断了她的话，“你听见了吗？你老盯着我干吗？”
达莎一直默默地听着。
“等一等，再等一会儿。他是个懦弱的男人——可是对你来说这倒更好。不过这个懦弱的男人倒是怪可怜的；他根本不值得让女人去爱他。但是由于他无依无靠，所以也值得去爱他，你就为了他无依无靠去爱他吧。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达莎肯定地点点头。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料到你不会不明白的。他会爱你的，因为他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他准会非常爱你的！”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不知为什么特别激动地尖叫了一声，“不过他准会爱上你的，哪怕他并没有义务这样做，我是了解他的。何况我自己也要待在这儿。你不要感到不安，我要永远待在这儿。他会开始埋怨你，开始说你的坏话，他会对随便什么人悄悄地议论你，他会发牢骚，永远发牢骚；他会从这个房间往另一个房间给你写信，一天写两封，可是没有你他还是活不下去，而这却是主要的。你要逼他听话；要是你不会逼着他听话，那你就会是个傻瓜。他会去上吊，他会拿这个吓唬你，你可别信他的；那不过是胡闹！你别相信，可是你还是得提高警惕，以防他万一真去上吊；像他这样的人往往如此；他们上吊不是由于他们坚强，而是由于软弱；所以你永远不要把他逼进死胡同，——这是夫妻生活中的第一条原则。你还得记住，他是个诗人。你听着，达丽娅：最高的幸福莫过于自我牺牲。何况你还会使我感到十分满意，而这却是主要的。你不要认为，我现在是由于愚蠢而胡说八道；我明白我现在所说的话。我是个利己主义者，你也要做一个利己主义者。我可不是强迫你；一切都由你决定，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办。哦，你干吗老这么坐着，你说点什么呀！”
“我倒无所谓，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要是我非出嫁不可，嫁给谁都一样。”达莎明确地说道。
“非出嫁不可？你这是什么意思？”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用严厉而专注的目光瞧着她道。
达莎沉默不语，只顾用针在绣架上挑花。
“你虽然聪明，但你这是胡说。虽说我现在的确是一定要打发你出嫁，但这并不是因为必须这么办，而只是因为我想到了这件事，而且只是为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个人。倘若没有这个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我现在也不会想到要打发你出嫁，虽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是吗？”
“我随您的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这就是说，你同意了！等一等，你别说话，干吗这么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在遗嘱里留给你一万五千卢布。我立刻就把这笔钱给你，你婚后我就给你。你得把其中的八千卢布给他，也就是说不是给他，而是给我。他欠了八千卢布的债；我会替他还的，不过得让他知道，这笔债是用你的钱来偿还的。你手里还将留下七千卢布，你任何时候也千万不要给他一个卢布。你永远不要替他还债。你替他还了一次，往后就没有个完啦。不过我会永远待在这儿。你们每年可以从我这儿拿到一千二百卢布生活费，还有一千五百卢布支付额外开销，至于住房和家具，还是用我的，跟现在一样。不过仆人要由你们去雇。年金我要一次付清，而且要直接交到你的手里。但是你也得行行好：有的时候也得给他一点钱，还得让他接待朋友，可是一周只限一次，要是来的次数多了，就把他们赶走。不过我自己会待在这儿的。要是我死了，你们的生活费也会照付，直到他死的那天，你听见了吗，只能付到他死的那天，因为这是他的生活费，而不是你的。至于现有的七千卢布，只要你不是个傻瓜，这笔钱就会完整无缺地留在你的手里。除此之外，我在遗嘱里还给你留了八千。此外你就别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子儿，这一点你可得明白。噢，你同意不同意？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已经说过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
“你要记住，这完全是你自己拿的主意，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只是要请您告诉我，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莫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已经对您说了些什么？”
“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而且也不知道，不过……他马上就会说的！”
她立刻跳了起来，披上自己的黑披巾。达莎的脸上又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她用疑问的目光紧盯着她。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蓦地向她转过身来，气得满面通红。
“你这个傻瓜！”她像鹞鹰似的向她扑去，“忘恩负义的傻瓜！你想的是什么？莫非你以为我当真会使你的名誉受到损害，哪怕只是一点点损害！他会亲自跪着爬来向你求婚，他会幸福得死去的，这事就得这样安排！你不是知道吗，我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再不你是认为，他会为了这八千卢布而娶你，而我现在跑来竟是为了把你卖出去？傻瓜，傻瓜，你们全都是忘恩负义的傻瓜！把伞给我！”
于是她沿着湿漉漉的砖铺的人行道和木头的过路板急匆匆地走去，去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
七
不错，她是不会让“达丽娅”受委屈的；恰恰相反，她现在是以她的恩人自居的。当她披上披巾，发现自己的养女正用困惑的和不信任的目光盯着她的时候，她的心里不禁燃起了非常高尚而又无可指责的怒火。从达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开始，她就真诚地爱她。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夫娜把达丽娅·帕夫洛夫娜称作她的宝贝，这倒是实话。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早就完全认定，“达丽娅的性格跟哥哥不一样”（就是说跟她的哥哥伊万·沙托夫不一样），她文静、温顺，能够作出伟大的自我牺牲；她为人忠诚，非常谦逊，非常明白道理，主要的是她知恩图报。到目前为止，达莎显然一点儿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她这一辈子不会出任何差错。”——当小姑娘还只有十二岁的时候，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便这样说，由于她生来便执拗而热情地眷恋每一个使她入迷的幻想、每一个自己作出的新决定、每一个在她看来是光辉灿烂的念头，所以她立刻决定把达莎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抚养。她立即为她储蓄了一笔钱，而且聘请了一位叫做克里格斯小姐的家庭教师。这位小姐在他们家里一直住到养女十六岁的时候，但不知什么缘故突然被解聘了。从中学请过几位教师，其中有一位真正的法国人，他教达莎学法语。这位教师也被突然解聘，几乎是被赶出去的。一个可怜的外来的女士，贵族家庭的遗孀，教她弹钢琴。但主要的教师却还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真正是达莎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还没有想到这个文静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导她了。我要再重复一遍：真奇怪，孩子们都那么喜欢他！从八岁到十一岁，莉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图申娜一直受教于他（不消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教她是没有报酬的，他无论干了什么也不会从德罗兹多夫家得到报酬）。但他自己却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孩子，经常给她讲述一些关于开天辟地和人类历史的神话故事。他讲的那些关于原始氏族和原始人的课程简直比天方夜谭还有趣味。莉莎听这些故事都听呆了，常常在自己家里用非常可笑的样子模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知道了这件事，便出其不意地偷看她一次。惊慌失措的莉莎扑到他的怀里哭了起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哭了，他是由于高兴。但是莉莎不久便走了，只剩下一个达莎。当达莎开始向那些中学教员学习的时候，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便不再教她了，而且渐渐地根本就不再注意她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当她已经十七岁的时候，他蓦地为她的美貌吃了一惊。这事发生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餐桌旁。他同年轻姑娘聊了起来，对她的回答感到十分满意，最后建议给她讲一门严肃的、内容丰富的俄国文学史课。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夸奖他并感谢他想出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达莎则非常高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开始专门为她备课，终于开始讲课了。从古代讲起；第一讲很引人入胜；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也来听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讲完课，临走时向女学生宣布，下一次他要着手分析《伊戈尔远征记》。不料这当儿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突然站起来宣布，讲课到此为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退缩了，但他没有说话，达莎则满面通红；不过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这件事发生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产生目前这一出人意料的怪念头的整整三年之前。
可怜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独自坐着，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毫无所知。他早就怀着忧思看着窗外，不知是否会有什么朋友前来访问。然而谁都不想前来。室外细雨蒙蒙，寒气袭人；应该把炉子生着；他叹了一口气。他眼前蓦地出现一个可怕的幻影：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居然在这样的天气，又在这样一个不适当的时刻前来找他！而且是走来的！他不禁大为诧异，甚至都忘了换一件衣服，而是照旧穿着他一向穿的那件粉红色棉绒衣出来迎接她。
“我亲爱的朋友！……”他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起身相迎。
“您一个人在家，我很高兴：我可受不了您那些朋友！您怎么老是抽烟；天哪，空气多坏！您茶也没喝完，可现在都快十二点啦！您的幸福就是杂乱无章！您的乐趣就是一堆垃圾！地板上干吗有这么多碎纸？娜斯塔霞，娜斯塔霞！您的娜斯塔霞在干什么？把窗子打开，我的妈呀，把通风小窗、门，全都打开，开得大大的。咱们到客厅里去吧；我有事找您。您一辈子哪怕打扫一次也好哇，我的妈呀！”
“老爷总爱乱扔脏东西，太太！”娜斯塔霞用恼怒的、埋怨的口气尖声说道。
“那你就打扫嘛，一天打扫十五次！您这客厅简直糟透啦。”他们走进客厅的时候，她说，“把门关紧一点，她会偷听的。糊墙纸一定得换。我不是打发裱糊工给您送来纸样了吗，您为什么不选一种呢？您坐下听着。您坐呀，我请您坐下。您上哪儿去？您去哪儿？您究竟到哪儿去呀？”
“我……马上就来，”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从另一个房间里叫道，“我不是又来了吗！”
“哦，您去换衣服啦！”她带着挖苦的神气打量着他，（他在绒衣外面加了一件常礼服。）“这倒的确更加适合于……咱们的谈话。您坐下，我请求您。”
她生硬地、坚决地立刻就把一切都对他说了。她还暗示了他极其需要的那八千卢布。她详细地谈到了嫁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瞪着两眼直哆嗦。他全都听见了，但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想说话，但声音老是中断。他只知道，一切都只得照她说的那样去办，表示反对和不同意是无济于事的，他已无可挽回地成了一个有妻室的人了。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第三次结婚，我又是这把年纪……对方还是这么一个孩子！”末了他这样说道，“不过这可是一个孩子啊！”
“一个二十岁的孩子，谢天谢地！请不要把眼珠子转来转去，我请求您，您又不是在演戏。您很聪明，又有学问，但是生活上的事情您却一窍不通，总得有一个保姆来照料您；我死了以后，您会怎么样呢？而她却会成为您的好保姆；这姑娘朴素、坚定、明白事理；何况我也要待在这儿，我不会马上就死。她是个不爱出门的姑娘，她是个温柔天使。早在瑞士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绝妙的主意。您可明白，是我亲自告诉您，她是温柔天使！”她蓦地愤然叫道，“您这儿肮脏不堪，她会打扫干净，收拾整齐，一切都会像镜子那样纤尘不染……啊呀，莫非您梦想我还得哀求您娶下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姑娘，列举所有的好处，给您提亲保媒！本该由您下跪……哦，您真是个一钱不值、一钱不值的胆小鬼！”
“可是……我已经是个老头啦！”
“您五十三岁又有什么关系！五十岁不是人生的终了，而是人生的一半。您是个美男子，您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您还知道，她多么尊敬您。我死了以后，她会怎么样呢？她嫁给您以后，她就不必担心了，我也就放心了。您是一位要人，有名气，还有一颗仁爱之心；您领取生活费，我认为付给您生活费是我的责任。说不定您会拯救她，拯救她！您无论如何也得赏她一个面子。您会教导她怎么生活，使她心胸开阔，指引她的思想。如今有多少人由于思想被引上邪路而毁掉了自己！到那时您的著作就会脱稿，您立刻就会让人们想起您来。”
“的确，”他嘟哝道，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巧妙的恭维已经使他有点受宠若惊了，“我现在的确正打算动笔写我的《西班牙历史故事》[62]了……”
“哦，您瞧，真是巧合。”
“可是……她呢？您对她说了吗？”
“您别为她担心，您也无须这么好奇。当然，您应该亲自去请求，去恳求她给您面子，您明白吗？不过您别担心，我自己也要待在这儿。何况您也是爱她的……”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头晕了；四面墙壁在不停地旋转。他有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他怎么也摆脱不掉的。
“极可尊敬的朋友！”他的声音突然发抖了，“我……我从来也想不到，您竟会决定让我嫁给……另一个……女人！”
“您又不是姑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有姑娘才会出嫁，而您是要娶妻。”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刻薄地低声埋怨道。
“不错，我说错了。但是……这反正是一样的。”他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她。
“我知道，这反正是一样的，”她轻蔑地曼声说道，“天哪！他昏过去了！娜斯塔霞，娜斯塔霞！水！”
但是水已经用不着了。他醒了过来。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拿起自己的雨伞。
“我看，现在跟您谈话是毫无用处的……”
“是的，是的，我情绪不佳。”
“但是到明天您就会休息过来，也会把这件事考虑好的。您就坐在家里，要是出了什么事，务必告诉我，哪怕是在夜里。您别给我写信，写了我也不看。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一个人来，听您最后的答复，我希望这个答复会令人满意。您要尽量设法使得这里没有一个外人，也没有肮脏的东西，这像什么玩艺儿呢？娜斯塔霞，娜斯塔霞！”
不消说，翌日他同意了；他也不能不同意。这里有一个特殊情况……
八
我们所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领地（按照过去的统计拥有五十名农奴，紧挨着斯克沃列什尼基），其实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属于他第一位夫人的，因此现在便属于他们的儿子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只不过充当监护人，因此当雏鸟羽翼丰满的时候，他便根据儿子正式立下的委托书出面管理这个领地了。这个协定对年轻人是有利的：他每年可以从父亲那儿得到一千卢布领地的收入，而这个领地在实行新制度以后就连五百卢布（也许比这还少）也不能提供。天知道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过，这一千卢布全都由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寄出，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却没有贡献一个卢布。相反，他把这一小块土地的收入全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此外，还把它彻底毁了。他把它租给了一个实业家，并且瞒着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把小树林当作木材出售，而这片小树林却是这块土地上的主要财产。他早就在零星出售这片小树林了。整个小树林起码值八千卢布，而他却只拿到五千卢布。但他有时在俱乐部里输得太多，可又害怕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要钱。当她最后知道了一切的时候，不禁气得咬牙切齿。而现在这个宝贝儿子突然来信说，他将亲自前来出售自己的领地，不管它能卖多少钱，他还拜托父亲立即张罗出售事宜。很明显，由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为人高尚无私，因而在亲爱的孩子面前便感到问心有愧（他最后一次看见儿子是整整九年以前在彼得堡，那时儿子还在上大学）。在早先，整个领地能值一万三千或一万四千卢布，如今就是五千卢布也未必有人会买。毫无疑问，根据正式委托书上的条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充分的权利出售树林，要是再考虑到这么些年来年年按时汇出的一千卢布的收入（实际上不可能有这么多），他还有充分的权利在清算产业的时候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为人高尚，具有种种崇高的激情。他的脑子里闪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彼得鲁沙[63]来到以后，他突然高尚地把价格的最高极限[64]，即一万五千卢布摆在桌面上，丝毫不提迄今汇出的款项，然后流着热泪，紧紧地贴在亲爱的儿子的胸前，就这样把账全都结了。他绕着弯子而又小心翼翼地开始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面前展示这幅图景。他暗示，这甚至会赋予他们的友好关系……他们的“思想”一种特殊的、高尚的光辉。这会使前辈父老乃至每一个长者，同新的一代轻浮的社会主义青年相比，显得既无私而又慷慨。他还说了许多，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始终避不作答。最后，她冷冰冰地对他说，她同意购进他们的土地，并按价格的最高极限[65]，即六千或七千卢布付款（其实四千卢布就能买到）。至于那随着小树林不翼而飞的其余八千卢布，她却只字不提。
这事发生在提亲前的一个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感到惊讶，并开始琢磨。要是在早先，还可以抱着这么一种希望：说不定宝贝儿子根本就不会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从一个不相干的人的立场出发，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希望。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作为父亲，却只会愤然摒弃有关这种希望的任何想法。不管怎么说，反正到目前为止，关于彼得鲁沙我们听到的全是这么一些奇怪的消息：起初，当他六年前在大学毕业以后，便无所事事地在彼得堡闲逛。突然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参与炮制了一份偷偷散发的传单，被牵连到一桩案子中去了。后来他又突然在国外，在瑞士、日内瓦出现了，——他恐怕是跑出去的。
“我觉得这很奇怪，”当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曾大惑不解地向我们侃侃而谈，“彼得鲁沙真是一个笨蛋！他为人善良、高尚、十分敏感，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把他同当代的青年相比，我是多么喜欢他，但他终究是个可怜人……你们也知道，这都是由于他缺乏见识、多愁善感！使他们入迷的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感伤的、理想的成分，也可以说是它的宗教色彩，它的诗意……当然，这都是别人的看法。但是，这对我，对我又意味着什么！我在这儿有这么多敌人，在那儿还要多，他们会把这件事归咎于父亲的影响……天哪，彼得鲁沙居然成了鼓动者！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
不过彼得鲁沙很快就从瑞士寄来了他准确的通信处，为的是让家里照常给他汇钱：原来他根本不是亡命之徒。如今他在国外待了四年，突然要重返祖国，并来信说即将到达：这就是说，并未控告他犯了任何罪行。不仅如此，甚至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对他表示同情，而且在保护他。他现在是从俄国南方写信来，他去那儿是接受了什么人托他办理的一件重要的私人事务，正在为什么事奔走。这一切都非常之好，但是到底上哪儿才能弄到其余的七八千卢布，使领地的价格达到十分体面的极限[66]呢？倘若儿子居然吵闹起来，庄严的图景并未出现，还不得不对簿公堂，那可怎么办呢？仿佛有一个什么东西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说道，敏感的彼得鲁沙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注意到，”那时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一次曾对我低声说道，“所有这些不顾死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守财奴、贪得无厌的人、私有财产的崇拜者，甚至还有这种情况：他这个社会主义者越是伟大、越是激进，他倒越是强烈地贪图私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也是由于多愁善感？”我不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这种见解是否有什么道理；我只知道，彼得鲁沙掌握了一些有关出售小树林和其他问题的材料，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知道他掌握这些材料。我还偶然地看到过彼得鲁沙给他父亲的信；他很少写信，一年只写一封，甚至比这还少。直到最近，为了通知他即将归来，这才寄来两封信，而且几乎是接连寄出的。他的信都很简短，写得冷冰冰的，信中只不过是些指示，由于父子二人早在彼得堡的时候就很时髦地互相以你相称，因此彼得鲁沙的信简直就跟早先京城的地主们给他们指定的那些负责管理他们产业的仆役们下达的手谕没有什么区别。如今这可以解决问题的八千卢布突然从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的建议中飞了出来，而且她还使人明确地感到，此外再也不可能从任何地方飞出这笔钱来了。不消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同意了。
她走了以后，他立刻派人把我请去，把自己锁在屋里锁了一整天，不让任何人进来。当然喽，他哭了一阵，说了许多话，说得也很动听，但常常自相矛盾，他偶尔说一句双关语，依然为此沾沾自喜，后来胃痉挛便轻度发作了，——总之，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在这之后，他取出二十年前就已去世的他的德国妻子的照片，开始伤心地呼唤道：“你原谅我吗？”总之，他是有点神不守舍了。我们喝了一点酒借以浇愁。不过他很快便酣然入梦了。次日清晨，他熟练地系好领带，仔细地穿好衣服，常常到镜前顾影自怜。他在手绢上喷好香水，不过只喷那么一点点，然而一看见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在窗外出现，他便立刻去拿另一块手绢，而把喷了香水的那一块藏到枕头底下。
“好极了！”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听到他表示同意，便大为赞赏，“第一，这是一个高尚的决定；第二，您听从了理智的声音，在您的私人事务中，您是很少注意这种声音的。不过您无须着急，”她端详着他白色领带上的领结补充道，“您暂时不要声张，我也不会声张。您的生日快到了；我会跟她一起来看您。请您准备一点晚茶，不要酒，也不要小吃；不过，我会亲自来安排这一切。请您邀请几位朋友，——不过咱们得一起来挑选。若有必要，您可以在前一天跟她谈谈；在您举行的茶会上，我们既不宣布什么，也不举行什么订婚仪式，而只是这么暗示一下，或者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举行任何仪式。两周以后举行婚礼，尽可能不要大叫大嚷……结婚以后，你们俩甚至不妨立刻出去一段时间，譬如说去莫斯科也好。我说不定也跟你们同去……主要的是在此之前您别声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觉得奇怪。他支支吾吾地说，他不能这么办，应该跟未婚妻谈谈，但是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却不耐烦地责备他道：
“这是为什么？第一，说不定这事根本就办不成……”
“怎么会办不成呢！”新郎嘟囔着说，简直都惊呆了。
“就是这样。我还得看看……不过一切都会像我说的那样进行的，您就别犯愁了，我要亲自给她作准备。您根本用不着管。该说的自有人去说，该做的也自有人去做，根本用不着您费心。为了什么呢？要起什么作用？您不要亲自出面，也不要写信。我请求您，别露一点点风声。我也不会声张。”
她就是不愿意解释，离开的时候显然心绪不佳。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过于充分的准备仿佛使她吃了一惊。呜呼，他根本就不明白自己的处境，而且他还不曾从其他一些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恰好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神态，一种洋洋自得的轻薄情绪。他自鸣得意了。
“我喜欢这样！”他嚷道，同时在我面前站住，并摊开双手，“您听见了吗？她想把事情弄到那种地步，使得我末了都不想干了。我可是也会失去耐性的……也会不干的！‘您坐下，您根本不必到那儿去’，可是我为什么最后非得结婚？难道就因为她想出了一个可笑的怪主意？可我是一个严肃的人，我可不愿屈从于一个性情乖张的女人无聊的怪念头！我对我的儿子负有责任……对我自己也负有责任！我是在作出牺牲——她明白这一点吗？我所以表示同意，说不定是由于我活得不耐烦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可是她可能激怒我，那时我可不会是无所谓了；我会感到委屈，并表示拒绝。总之，这也未免可笑……俱乐部里的人会说什么呢？利普京……会说什么呢？‘说不定这事根本就办不成’——瞧她说的！但是这话可说到头了。这已经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个奴才，是巴登格[67]，是个被逼到墙角的人！……”
然而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抱怨的感叹中却流露出一种任性的自负，一种轻薄的、逢场作戏的情绪。晚上，我们又喝起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