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遇到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我整天都在城里奔走，想找一个住所。我的旧居很潮湿，而我那时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了。从秋天起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春天。我找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第一，我想找一个单独的住宅，而不是在别人的住宅里找一个房间。第二，哪怕只有一个房间，但必须宽敞，当然，房租也得尽可能地低些。我发现，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思路也变得狭隘起来了。我在构思我未来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喜欢在室内踱来踱去。顺便说说：我往往觉得构思我的作品、想象着作品写成后会是什么样子，要比真正动笔去写更令人愉快。而这确实并非由于懒惰。那么是什么缘故呢？
我一清早就觉得不舒服，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觉得更加难受了：我像是患了寒热病。况且我又奔波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在暝色四合的薄暮时分，我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喜爱彼得堡三月的太阳，特别是夕阳，当然，是晴朗而寒冷的黄昏时分的夕阳。整个街道骤然明亮起来，沐浴在耀眼的光芒里。所有的房屋仿佛一下子都亮了起来，它们的灰色、黄色和暗绿色，顿时把它们那种阴森的气氛一扫而光；你的心胸仿佛豁然开朗，你好像猛然一震，再不就是有人用胳膊肘轻轻地撞了你一下，使你的眼界和许多想法都焕然一新……一线阳光居然能使人的心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岂非怪事！
然而阳光消失了；寒气逼人，鼻子开始感到刺痛；暮色更浓了；店铺里点上了煤气灯。走到米勒的糖果点心店前面，我忽然站住不动，向街道的对面看去，仿佛预感到马上就要碰见一桩不寻常的事件；就在这一刹那，我在街对面看见了那个老人和他的那只狗。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都揪紧了，可是连我自己也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是神秘论者；我几乎是不相信预感和占卜的；可是我可能和大家一样，一生中也遇到过几桩简直是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拿眼前的这个老人来说罢：何以我当天一见到他就感觉到我当晚会碰到一桩不大寻常的事呢？不过我当时已经病了；病中的感觉几乎总是不大靠得住的。
那老人伛偻着腰，用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上的石板，像木棍一样不会弯曲的两腿，挪着迟缓无力的步子，向糖果店走去。我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人。在这次相遇之前，每当我在米勒的店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令我惊异不止。他身躯高大，驼背，有一张八十岁老人的那种毫无生气的面孔，穿着一件衣缝都裂开了的旧大衣，戴一顶已经用了二十年的破旧的圆帽。他的头已秃了，仅仅在后脑勺上还留下一小撮头发，但它已经不是灰白色，而是黄白色了；他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由装在身上的发条所推动的，——所有这一切使任何一个初次见到他的人都难免会感到惊讶。看到这么一个早就到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孑然一身，无人照料，的确是有点奇怪，何况他还像是一个从监视人那里逃出来的疯子。他那不同寻常的消瘦也使我感到诧异：他身上几乎没有肌肉，仿佛只有一张皮粘在他的骨架上。他的两只大大的、然而呆滞无神的眼睛像是嵌在两个蓝色的圆圈里，老是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从不斜视，而且我相信他任何时候都是视而不见的。即便他看见了你，他也会笔直地朝你走去，犹如他的前面是个一无所有的空间。我有好几次注意到了这种情形。他是不久以前才开始到米勒的店里来的，不知是来自何方，而且总是跟他的狗在一起。糖果店的顾客，从来没有一个想要同他攀谈，他也不跟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说话。
“他为什么要到米勒的店里来，他在那里干什么呢？”我站在街对面，情不自禁地瞧着他，暗自纳闷。一种惆怅之感涌上我的心头——这是疾病和疲劳造成的。“他在想什么？”我仍在暗自寻思，“他脑子里在琢磨什么？莫非他现在还在想着什么？他面如死灰，毫无表情。这条讨厌的狗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它跟他形影不离，仿佛已经跟他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又同他十分相像。”
这条倒霉的狗看来也有八十来岁了；是的，肯定是这样。首先，它看上去比通常看到的任何一条狗都老；其次，我不知何故第一次看见它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它不可能跟其他的狗是一样的；它是一条不同寻常的狗；它身上准有一种离奇的、着了魔的东西；这也许是一个装扮成狗的魔鬼，它的命运通过种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同它主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你看到它以后立刻就会同意，它约莫已有二十年没有吃东西了。它瘦得犹如一具骷髅，或者就像它的主人，其实这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它身上的毛几乎已全部脱落，尾巴上也是一样，那条尾巴就像一根棍子那样老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闷闷不乐地低垂着。我一生还没有见到过这么令人厌恶的狗。当主人在前，狗跟在后头，二者一同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狗的鼻子碰着主人衣服的下摆，犹如粘在上面似的。那时他们的步态和整个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说道：
咱们老啦，老啦，主啊，咱们多么老哇！
我记得，有一次我还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这个老人和这条狗似乎是从由加瓦尼[1]绘制插图的霍夫曼[2]作品的某一页上爬出来的，正在充当这个版本的活动广告而招摇过市。——我穿过街道跟随老人走进了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的举止非常古怪。站在柜台后面的米勒，近来一看到这位不速之客走进店里，便要做一个表示不满的鬼脸。首先这是因为这位怪客吃的喝的他全都不要。他每次都是径直朝屋角的火炉走去，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倘若他在炉边的位子被别人占据了，那么他就惘然若失地在占据了他的位子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仿佛大惑不解似的离开那儿，朝另一个角落的窗口走去。他在那里挑了一张椅子，慢慢地坐下，摘掉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边，然后向椅背上一靠，一连三四个钟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他从来没有取过一份报纸，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发出过一点声音；他只是坐着，两眼睁得大大地凝视着前方，但他的目光是那么呆滞，那么毫无生气，你完全可以跟别人打赌，说他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见，一无所闻。至于那条狗，它在同一个地方绕了两三圈以后，便闷闷不乐地在主人的脚边卧下，把鼻子伸到他两只靴子当中，深深地叹一口气，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同样一动不动地度过整个晚上，就像在这段时间里死了过去。仿佛这两个动物整个白天都像死尸一般躺在什么地方，夕阳西下的时候突然复活，只是为了走进米勒的糖果店去履行某种神秘莫测的使命。坐了三四个钟头以后，老人终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动身向不知是在何处的家中走去。那条狗也爬了起来，重又耷拉着尾巴，垂下脑袋，迈着跟先前一样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在他的后面。末了，糖果店的顾客开始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个老人，甚至都不跟他并排入座，仿佛对他深恶痛绝似的。可他对此却毫无所知。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绝大多数是德国人。他们是从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儿来的——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经理：五金店掌柜，面包铺老板，染坊主，帽商，马具店东家，——全都是古板守旧（就这个词的德文含意而言）的人物。米勒店铺里的一切都使人有古板守旧之感。店东常常走到熟识的顾客身边，同他们一起在桌旁落座，喝上几瓶潘趣酒。店东养的那些狗和他的几个年幼的子女，有时也到顾客身边去玩，顾客则把它们和他们爱抚一番。大家彼此熟识，人人互相敬重。在宾客们全神贯注地阅读德国报纸的当儿，从通向店东住所的那扇门的后面，传来乐曲奥古斯汀[3]的声音，那是店东的大女儿在叮叮咚咚地弹奏钢琴。这位大女儿是个长着淡黄色鬈发的德国小姐，很像一只白老鼠。这支华尔兹舞曲听起来十分悦耳。——每月的开初几天，我总是要到米勒那里去阅读他订的几份俄国杂志。
走进糖果店，我看到那老人已经坐在窗前，那条狗像先前那样直挺挺地躺在他的脚边。我默默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暗自问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眼下我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正在生病，本来应该赶回家去，喝点茶，卧床休息。莫非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瞧瞧这个老人？”我懊丧起来。“我同他有什么相干？”我这样想道，同时回忆起了我在街上看到他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奇怪的、令人痛苦的感觉，“我同所有这些乏味的德国人有什么相干？这种古怪的情绪有什么用？我近来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对种种琐事廉价的担忧有什么用？”一位深思熟虑的批评家在气愤地分析我最近写的一篇小说的时候已经向我指出，这种廉价的担忧“既妨碍我生活，又使我不能清楚地观察人生”。我虽然在这样沉思和懊悔，可我依然待在那里，同时我的病情又越来越重，末了简直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房间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的报纸，读了一两行就打起盹来。那些德国人也不打搅我。他们读着报，抽着烟，只是间或（大约半小时一次）断断续续地低声谈论法兰克福的一桩新闻，或者著名的德国才子沙菲尔[4]的妙语或警句；尔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又专心致志地读起报来。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半个钟头，一阵强烈的寒战把我弄醒了。我的确是应该回家去了。不料这当儿室内演出了一幕哑剧，使我再次留了下来。我已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椅子里坐下，就立即牢牢地盯住一个地方，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视线移向另一个对象。我偶尔也曾成为这种呆滞的、视而不见的目光盯住的目标：那当儿的感觉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我通常总是尽快换一个位子。这一次那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的、圆圆的、衣着非常整洁的德国人，那人竖起来的衣领浆得很硬，脸色异常红润，他是新近从里加来的客商，名叫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我日后获悉，他是米勒的密友，但还不认识那个老人和店里的许多顾客。他正津津有味地读着《Dorfbarbier》[5]，一面呷着潘趣酒，蓦地抬起头来，发现那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使他觉得难堪。亚当·伊凡内奇是个器量很小、容易生气的人，同一切“高贵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有人竟如此无礼地死盯着他，这是奇怪的，令人不快的。他压住心头怒火，把视线从这位不懂礼貌的客人身上移开，低声嘟囔了几句，就默默地藏在报纸后面。但是他忍不住了，一两分钟以后，他多疑地从报纸后头朝外面瞧了一眼：还是那种固执的目光，还是那种毫无意义的监视。亚当·伊凡内奇这一次依然保持沉默。但是当同样的情况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美丽的里加市的声誉在高贵的观众心目中遭到损害，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大概是以里加市的代表自居的。他按捺不住，猛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扔，拿起手杖狠狠地在报上敲了一下，于是报纸便粘在手杖上了。接着他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面孔因潘趣酒和自尊心而变得通红，也用那双发红的小眼睛盯住了那个惹人气恼的老人。看来这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凭借自己目光的催眠力制服对方，都等着要瞧究竟是谁首先不好意思地垂下视线。手杖的敲击声和亚当·伊凡内奇古怪的态度吸引了全体顾客的注意。大家立刻把自己的事撂在一边，默默地怀着认真的好奇心观察着两个对手。这个场面变得十分滑稽。但是红光满面的亚当·伊凡内奇两只挑衅的小眼睛里的催眠力完全消失了。而老人则十分沉着地依然直勾勾地瞧着气得发狂的舒尔茨先生，根本就没有发现他已成为众人好奇的对象，似乎他的脑袋是在月亮上，而不是在人世间。亚当·伊凡内奇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发雷霆。
“您为啥这样死死地盯着我？”他以尖厉刺耳的声音用德语叫道，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
可他的对手依然沉默，似乎没有懂得，甚至根本就没有听见这个问题似的。亚当·伊凡内奇决定用俄语讲话。
“我闻您，您为杀这样眼也不扎地老是钉着我？”[6]他加倍气愤地嚷道，“我是朝中知名之士，你却是个无名之辈！”他加上一句，从椅子里一跃而起。
然而那老人却纹丝不动。那些德国人气愤地埋怨起来了。米勒被喧哗声所吸引，走进了这个房间。他把情况查明以后，认为那个老人也许是个聋子，于是向他的耳朵弯下身去。
“舒尔茨先生请求您不要死盯着他。”他尽量大声地说，一面凝视着那个莫测高深的顾客。
老人机械地瞧了米勒一眼，他那张迄今为止一直凝然不动的面孔突然流露出一种惊恐的神色，一种激动不安的表情。他手忙脚乱了，气喘吁吁地弯腰去拾他的帽子，急忙把它和拐棍一起抓在手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浮现出可怜的微笑，——就像一个穷人由于坐错了一个位子因而被人赶走时流露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微笑，准备离开这个房间。这个可怜而衰弱的老人的那种温驯的、俯首帖耳的慌张神态是那么招人怜悯，那么令人心疼，因而所有在场的人，从亚当·伊凡内奇开始，立即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很清楚，这个老人非但不能侮辱别人，而且时时刻刻都很明白，他会被人当作一个乞丐从任何地方赶走。
米勒是个厚道的、有恻隐之心的人。
“不，不，”他拍拍老人的肩头鼓励他道，“你坐下！Aber[7]舒尔茨herr[8]诚恳地请求您不要老是盯着他。他在朝廷上是有名气的。”
不料可怜的人就连这个也不懂；他比先前更加手忙脚乱起来，弯腰拾起了他的手帕，那是从他的帽子里掉出来的一个破旧的蓝手帕，接着开始叫唤他的狗，那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显然正在酣睡，两只前爪挡住了它的鼻子。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颤抖的、老年人的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一动也不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忧郁地一再说道，用拐棍碰了碰那狗，可它还是照旧躺着。
拐棍从他手中掉了下来。他弯下身子，跪下去，用双手捧起阿佐尔卡的脑袋。可怜的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静悄悄地在主人的脚旁死了，也许是由于衰老，但也许也是由于饥饿。老人看了它一会儿，像是大吃了一惊，像是不明白阿佐尔卡怎么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轻轻地向他过去的奴仆和朋友俯下身去，把他苍白的脸贴在死狗的脸上。沉默了半晌。我们全都被感动了……末了，这个可怜的人站了起来。他面如死灰，浑身哆嗦，像是得了寒热病。
“可以把它制成舒舍尔，”有恻隐之心的米勒说道，他想多少给老人一点安慰（舒舍尔的意思是动物标本），“可以制成很好的舒舍尔；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是制作舒舍尔的能手。”米勒反复地说，他从地上拾起拐棍，把它交给了老人。
“是啊，我制作舒舍尔制得很好。”克里格尔先生走上前去，亲自谦恭地证实道。
他是一个瘦长而善良的德国人，长着一绺一绺的红头发，鹰钩鼻子上戴着一副眼镜。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的手艺高超，能制作各种各样精美绝伦的舒舍尔。”米勒补充了一句，对自己的主意感到兴奋起来。
“是的，我的手艺高超，能制作各种各样精美绝伦的舒舍尔，”克里格尔先生又证实了一次，“我可以免费把您的狗制成舒舍尔。”他心中迸发出一股高尚的自我牺牲的热情，补充了一句。
“不，您制的舒舍尔由我付款！”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发狂般地叫道，脸孔比平时红了一倍，他胸中也燃起了高尚的热情，而且天真地认为一切不幸都是由他造成的。
老人听着这一切，想必是一点也不明白，依然在浑身颤抖。
“别忙！咱们来喝一杯上等白兰地！”米勒看到那个神秘的客人急于要走，便叫了起来。
白兰地拿来了。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但他的手却在发抖，酒杯尚未沾唇，酒已泼掉一半，他一滴也没有喝便把酒杯送回托盘里了。接着他奇怪地、很不得体地微微一笑，加快了步子，颤颤巍巍地走出了糖果店，把阿佐尔卡留在原处。大家都惊讶地站着；可以听到人们的感叹声。
“Schwernoth!Was für eine Geschichte!”[9]那些德国人瞪着眼睛，面面相觑地说道。
可我却跟着老人跑了出去。离开糖果店向右走上几步，是一个又窄又黑的小胡同，周围全是高楼大厦。不知是什么东西提醒我，说是老人肯定拐入胡同去了。右侧的第二幢房屋尚未建成，四周全是脚手架。房屋周围的篱笆几乎伸到胡同的中央；贴着篱笆铺有供路人行走的木板。在由篱笆和房屋所构成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我找到了那个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沿上，胳膊肘撑在膝部，双手托住脑袋。我在他身边坐下。
“您听我说，”我几乎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便这样说道，“别为阿佐尔卡伤心啦。咱们走吧，我把您送回家去。把心放宽些。我这就去叫马车。您住在哪儿？”
老人没有回答。我不知该怎么办了。那里没有过往的行人。老人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我憋得慌！”他用嗄哑的、勉强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憋得慌！”
“咱们回您的家去！”我叫道，一面欠起身子强使他站起来，“您得喝点茶，然后卧床休息……我这就去叫马车。我要去找个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不记得我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本来是想站起来的，但只抬了抬身子便又坐在地上，又用那种嗄哑、哽塞的声音嘟囔起来。我更近地向他弯下身去听他说话。
“在瓦西利耶夫岛上，”老人用嘶哑的声音说，“六号大街……六——号——大——街。”
他沉默了。
“您住在瓦西利耶夫岛上？可您并没有往那里走啊；应该向左，不是向右。我马上把您送到……”
老人没有动。我抓住他一只胳膊；这支胳膊像死人身上的胳膊那样掉下去了。我看了看他的脸，摸了摸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犹如一场梦境。
这件事给我带来许多麻烦；在这期间，我的寒热症居然不治而愈。老人的寓所找到了。不过他并不是住在瓦西利耶夫岛上，而是住在离他去世的地方只有几步路的克卢根的屋子里，就在紧靠着屋顶的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里，这套住宅包括一个小小的外室，一个虽然宽敞但却很矮的房间，房间里有三个充当窗子的狭缝。家中一贫如洗。全部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破旧不堪、硬得像石头的沙发，填塞在沙发里的小椴树内皮从四面八方露了出来；就是这几件东西也是属于房主的。炉子显然久已不生火了；蜡烛也找不到。现在我确实认为，老人之所以想到米勒的店里去，只是为了在有烛光的地方坐坐，取点暖。桌子上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陶制杯子，还有一片又干又硬的面包皮。连一个戈比也找不到；甚至找不到另一套换洗的衬衣给他当寿衣；已经有人把自己的衬衫拿出来做了他的寿衣。显然他是不可能这样完全孤独地生活的，肯定有人来看望他，哪怕是偶尔看望一下也罢。在抽屉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死者是一个外国人，但却是俄国的臣民，名叫杰里米·史密斯，是个机械工程师，七十八岁。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简明地理和一本新约的俄译本，新约的页边空白上写满了铅笔字，还有指甲印。我把这两本书要去了。我向房客和房主打听了一番，——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一无所知。这幢房子里的房客很多，几乎全都是手艺人和德国女人，她们出租寓所，还提供膳食和仆役。房屋的主管人是贵族出身，谈起他过去的房客，他所提供的情况就是这套住宅每月的房租是六卢布，死者在那里住了四个月，近两个月的房租分文未付，因此只得把他赶走。此外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了。有人问起：是否有人常来看望他？然而谁也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幢房屋很大；跑到这么一个诺亚的方舟[10]上来的人还能少得了？谁能把他们全都记住呢。一个曾在这幢房屋里干了将近五年的门房，也许能够提供点情况，可是他两周前回故乡休假去了，留下他的侄子替他看门。侄子是个年轻小伙子，有一半房客他还不认识呢。我不能确定，当时进行的这一番查询究竟取得了什么结果，不过老人终于被埋葬了。在那几天里，我曾抽空到瓦西利耶夫岛上的六号街去过，可我到了那里以后却只得嘲笑我自己：在六号街上，除了一排普普通通的房舍以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然而使我感到纳闷的是，那老人在弥留之际究竟为什么要提到六号街和瓦西利耶夫岛呢？莫非他是在说胡话？
我察看了一下史密斯的那套空了出来的寓所，觉得它还不错。我把它租下了。主要是因为房间很大，虽然它太矮了，使我起初老是觉得我的脑袋会碰到天花板似的。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六个卢布一月的房租，哪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房间呢。这套单独的住宅吸引了我；剩下的问题就是设法物色一名仆人，因为没有仆人是根本过不下去的。门房最初答应每天来一次，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来帮帮忙。谁知道呢，我想，说不定会有人来探望老人呢！然而他死后已经过了五天，却还没有一个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