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战略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提出的加速新基建的战略举措，为中国数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的改造升级、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增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新基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也就是数字经济产业化。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20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3%。随着新基建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数字化平台的各组成部分，包括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在内的数字产业都将在今后五年内产生万亿级的投资，也都将产生巨大的收益。

1. 5G产业化

具体来说，截至2020年底中国累计开通5G基站96万座。根据工信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到2023年要实现每万人拥有5G基站超过18座，这意味着到2023年底中国将建成5G基站超过250万座；预计2020—2025年建成5G基站500万~600万座，保守估计每座投资20万元，仅5G基站建设的投资规模就将达到万亿元以上。更重要的是，5G的大规模商用将对包括终端设备、应用场景、运维服务等在内的整个5G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作用。

2. 云计算产业化

云计算以具备存储能力、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大型数据处理中心IDC作为硬件载体，本质上是大量服务器的集合，数据处理中心的工作能力是以服务器的数量来衡量的。中国将在今后五年增加1 000万台服务器。这1 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1万亿元规模的投资。相应地，云计算服务商可以以IDC为硬件，以私有云、公共云作为客户服务的接口，向客户提供服务。就像居民通过水龙头管道向自来水公司买水一样，各类客户按所需的计算量、存储量、通信量购买IDC资源，并按量结算费用。资源闲置时也可供其他客户使用，这样就能够有效、全面、有弹性地利用云计算架构中的资源，既能同时为千家万户服务，又能使大量服务器不产生闲置，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产生巨大红利。

3. 大数据产业化

在大数据方面，随着全球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和数据的资源属性不断增强，大数据应用的经济价值也逐渐显现出来。数据具备六大特性：一是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二是原始数据是碎片化的，没有意义；三是数据不可能完全原始，对其加工就是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四是数据能够产生数据；五是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价值和产权；六是数据可以经过多次转让和买卖。基于数据的这六大特性，杂乱无章的数据经过大数据平台的加工和处理就成为有指向性的、有意义的信息，再由信息归纳形成知识，进而成为决策判断、信用判断的工具，数据就具备了价值，就能为大数据平台带来可观的商业收益。

4. 人工智能产业化

人工智能企业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支撑为客户提供算法服务，也可以获得收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软件植入为云计算厂商提供了数据处理中心，对客户形成三种在线服务。第一个是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云计算的云是一个硬件，是一个具有通信能力、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的基础设施，可以提供基础服务。第二个是PaaS（平台即服务），大数据公司往往在搜集、组织管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使用人工智能算法为客户提供有效的数据服务，形成一个大数据的服务平台，提供大数据平台服务。第三个是SaaS（软件即服务），人工智能公司依靠大数据平台，提供算法，算法也是一种服务。

再比如物联网，预计未来五年将至少有30亿~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相应的投资规模也会达到2万~3万亿元。区块链等数字产业今后也将带动万亿级别的投资，同时产生巨大的回报和收益。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产业化，在当前数字革命方兴未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各个环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以5G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本身就能够形成若干个万亿级规模的庞大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融合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也就是传统产业数字化。数字化平台不仅自身能够形成庞大的产业，还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从而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中国的工业产值在90万亿元左右，假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5%的效能，每年也能在不增加其他原材料投入的基础上，产生四五万亿元的增加值；此外，中国还有大约150万亿元销售额的服务业，假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5%的效能，就能产生七八万亿元的增加值。下面我们通过四个例子来看看传统产业是如何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的。

1. 与制造业相结合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就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典型范例。能被称为工业4.0的企业，一般具有互联、数据、集成、转型四大特点，就是企业的仪表、生产线、车间、管理部门、供应链、研发、运营、产品、客户、消费者的数据和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实时集成、信息反馈，使得整个工厂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向个性化定制，实现生产过程柔性化、个性化，同时提高运营效率，加快库存周转。

工业4.0具备三大特征：一是车间里几乎没有人，由机器代替人力进行高精尖的工作；二是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都可以当作一个人体在进行自动化运转，对生产、物流等环节自动进行思考和决策；三是与整个市场密切联系。对产品的需求、市场的定制需求、个性化的要求，都在事先的设计之中。以芯片制造企业为例，在流水线中运行的芯片不是按同一批次、同一种芯片批量生产的，而是每一个盘片所对应的芯片都是有不同要求的，输入指令后，机器人能够进行高速运作和个性化生产。

更进一步的是对“数字孪生”的应用。传统制造业以生产加工各种工业品为主，做的是实体空间的实体产品。数字技术赋予了传统制造业“五全信息”，工厂形成了孪生的数字工厂、产品形成了孪生的数字产品、服务形成了孪生的数字服务。当有了“五全信息”作为基础，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有了丰富的资源，在数字空间就可以产生大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模式。

2. 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形成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与物联网相结合的产物，被认为是信息时代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其实质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运行系统的互联、高效和智能，赋予城市智慧感知、智慧反应、智慧管理的能力，从而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使城市发展更加和谐、更具活力、更可持续。

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化的升级版，是未来城市的高级形态，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致力于智慧化的城市发展，使城市具有智慧感知、反应、调控能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从战略层面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务必要把握其内在逻辑规律，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推动智慧城市建造，必须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科学主动地推动城市与智慧融合。二是智慧城市的建设要遵循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步骤循序渐进。第一步是让城市的物能说话，第二步是通过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将数字化的城市要件连接起来，让城市的物与物之间能对话。第三步是让人与物能够交流，实现城市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比如智能收费、智能交通等。第四步是让城市会思考。

通过对“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实现城市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联动，让智慧城市的建设达到新的高度。传统的城市治理是以实体空间和实体人群为主体，数字技术将传统的实体空间扩展到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信息的有序和实体空间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应用各种智能技术，一座城市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五全信息”，也才可以把城市的海量数据转变成财富，进而创新出更多的智慧城市应用。“实体空间+数字空间”是城市经济新的发展基础，也是城市治理的数字体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造福于民的智慧城市。

3. 与建筑业相结合形成智慧建筑

面向未来，推动传统建筑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至少可以带来三个好处。

一是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许多领域，客户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差异化，逐渐从千篇一律的产品需求过渡到千人千面的产品需求。这一趋势，未来也会体现在建筑业中。AR（增强现实）、VR、MR（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正以多种方式转变零售和办公空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推动了这一转变。客户需求和业务需求的不断发展，要求未来的空间适应不同的场景，为多模式、多功能预留可能性。建筑业通过数字化赋能使建筑空间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了客户需求。

二是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实现信息协同和产业效率的升级。例如，浪费现象在建筑领域十分常见，物料和人工在实施过程中的浪费往往超过1/3。而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供应链，建筑业可以显著减少浪费，还能大幅提高管理效能，提高施工的安全性。此外，对建筑业进行数字化赋能还能大幅提升节能环保效能。

三是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创新建筑业的商业模式、重组建筑业的价值链。传统建筑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物的出租出售上。数字技术的应用也让建筑物有了“五全信息”，使传统的实体建筑有了“数字孪生”体。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等数字模型技术，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的空间数字信息，同时还可以提供建筑物内的环境等各种相关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建筑业的商业模式将会发生颠覆性的创新，价值链也将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建筑业价值将更多体现在对建筑物的物理数字空间的持续使用上，也就是通过运用建筑业的“五全信息”来创造价值。

总之，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空间巨大。但这个空间绝不是靠盖房子、修高速公路来实现的，而是要转变发展思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紧紧抓住新基建的历史机遇，以技术变革推动建筑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尤其是要高度重视数字模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创造建筑产业互联网新业态，改变建筑产业的商业模式，打造开创性的、万物互联时代的中国式数字建筑产业。

4. 与金融业相结合形成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产业互联网，主体是产业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金融科技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向未来，产业互联网金融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产业互联网金融是机构通过金融科技向产业生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统称。产业互联网金融以企业为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场景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由于产业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目前数字化的比例仍然很低，金融服务远未达到面向个人端的数字金融智能化、便捷化的程度，金融科技发展将是下一个蓝海。

产业互联网金融的现实意义在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还是世界性难题；不仅仅是银行自身的问题，还与小微企业自身特点有关。小微企业属于金融业长尾客户，存在抵押品不足、信用资质差、信息不对称、生命周期短等问题。传统金融机构在开展小微金融业务时，也存在获客及尽职调查成本高、担保不足、风险成本高、风控流程长等问题。

借助产业互联网金融，通过对“五全信息”的合理运用，一是可以降低获客成本，二是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存在的信息、信用孤岛问题，三是能够实现智能风控，四是可以有效提高审批效率，为小微企业提供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

产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关键节点被逐步打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金融的底层逻辑是信用，在“五全信息”的驱动下，企业运营数据可以与金融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信息流转带动信用流转，从而解决传统金融供给无效的问题。

以人工智能在企业中的应用为例，当前人工智能主要有八大关键技术，分别是深度学习、增强学习、模式识别、机器视觉、数据搜索、知识工程、自然语言理解和类脑交互决策。在这八大关键技术的支持下，制造业得以做到自感知、自适应、自学习、自决策，从而实现了生产的智能化、供应链的智能化、产品创新的智能化、企业经营的智能化。在此阶段，大量结构化、可靠的数据成千上万倍地增长，被采集、清洗、积累后，产生的数据利用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进行大数据的交叉验证，从而使得金融资产数字化，数字资产标准化。多方资金按照不同标的的需求匹配进各类生产环境，将金融交易产品化，利用信息集成、交叉验证、资产穿透、溯源管理等手段，提升对金融业务风险管控能力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综合服务能力。

数字化平台与金融机构各尽所能、各展所长是最合理的发展模式。合理的数字化平台，应能够通过四种渠道取得效益：一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调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二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三是通过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四是实现数字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优化红利。

同样，与数字化平台合作的金融企业，也可以通过四种优势为合作项目取得效益和红利。一是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二是企业信用判断的优势。数字化平台对客户的信用诊断相当于X光、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代替不了医生的诊断治疗。客户的实际信用调查及风险防范是金融企业的强项。三是资本规模的优势。数字化平台尽管有巨大的客户规模，但缺少融资规模10%以上的资本金。只有银行、信托、保险等专业的金融企业才有这种资本实力及与时俱进的扩张能力。四是社会信用的优势。不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老百姓，与有牌照、有经验的金融企业打交道往往更放心、更顺手。基于上述分析，数字化平台要与专业的金融企业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其长、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数字化平台也要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产业，收集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形成最好的发展模式。

数字化平台与金融机构要形成明确的各方共赢的效益格局。万流归宗，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业务的发展，最终都要让各方受益，降低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获得合理的收益，并将这些效率红利，合理地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和金融机构及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流归宗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三、创新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有助于完善中国的创新体系，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基建战略的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基础设施。过去中国的创新更多体现在引进海外基础研究成果方面，是“从1到N”的创新。在“从0到1”的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方面相对不足，然而关键环节的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新基建战略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加快布局一批以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基础性的原始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等，破除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力争在世界科技前沿取得突破。

首先，要加大对“从0到1”环节的基础研究投入。尽管2020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突破2.4万亿元，占GDP比重的2.4%，已经是全球第二位；但是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关键性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2020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 467亿元，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研发投入总量的6%，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占比多为15%~20%，差距较大。要切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将基础研究投入从2020年的6%，在2025年提高到8%，争取到2035年达到20%，与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持平。

其次，研发要围绕数字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着力科研攻关，克服从“万物发声”迈向“智慧网联”，进而实现“数字孪生”的过程中，在芯片、传感器、通信、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和算力这六个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避免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局面。

再次，研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中国不仅仅要补齐关键科技领域的短板，还要主动进行超前研发，力争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取得突破，尽快掌握一批“人无我有”的尖端科技，对其他国家在某些领域对中国“卡脖子”的行为进行均衡威慑。只有在科技领域形成均势，才能够避免在科技博弈中处于被动，达到以斗争求合作的战略目的。人类科技最终是要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并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最后，在创新体制上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率由现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甚至40%，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调创新体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动力。

新基建将助推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40年），标志着人类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王朝的后期，清朝的闭关锁国让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拉开了距离。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1860—1950年），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煤炭等成为世界财富的源泉，并促使交通行业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逐渐形成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朝覆灭、军阀混战，接下来又是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开始走上工业化的轨道。二战结束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1950年至今），人类进入了“信息文明”。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为信息的流动而风云变幻，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在这一阶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文明也发展到空前发达的程度。中国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这次工业革命，但并非引领者。工业化与信息化并重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正在深入推进的数字经济，就相当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即将迎来“数字文明”的新时代——数字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仅要深入参与，而且要努力成为引领国之一。在这一次工业革命中，人类优化分配资源的方式因为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资源的丰富而发生了改变，并因此创造出大量社会新需求、消费新模式。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资源、海量的数据资源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具有创造数字文明新发展模式的良好基础，因此我们必须从文明更迭的角度，理解、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党中央提出的新基建战略，抓住机遇谋发展，努力弥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短板，同时要在社会经济领域突破短板，创新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让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