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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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本世界观的转变:互为主体,万物共生

正如德鲁克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所主张的,“哲学领域的转变:从由机械因果主导的笛卡儿式世界观,转向由模式、目的和过程主导的新世界观”彼得·德鲁克. 已经发生的未来. 汪建雄,任永坤,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这种新的世界观在数字化时代,已经被广泛运用在各个创新领域,也正如德鲁克所言,“其间同时涵盖了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两类活动”,“同时也提供了社会秩序的一种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个人与社会成为相互依赖的两极”。

自互联网技术普及以来,很多人之前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改变,且让人无法理解。进入2010年以来,到处都充斥着被称为“黑天鹅”或者“灰犀牛”的事件,而产业逻辑和行业边界也在不断被调整,我们甚至无法用一个清晰的界限去描述一家企业到底属于哪个行业。

在《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伊藤穰一,杰夫·豪. 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 张培,吴建英,周卓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一书中,伊藤穰一和杰夫·豪提出9大原则来帮助人们驾驭动荡时刻,应对当下的挑战。它们分别是: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以及系统优于个体。当我们去理解这9大原则时,能明显感受到,影响世界的要素发生了根本改变。我还记得伊藤穰一说过一段话:现如今,动手尝试一件事比坐在那里试图想明白要不要尝试还廉价;提前描绘好产品图常常比边做边解决更复杂、更昂贵。指南针已替代地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都需要在广泛联系中动态发展,而不是静态的、按照最初设定的框架去发展,如果采用后者,那么被淘汰是必然的结局。

现在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基于长远和变化的思维模式,都具有乐于协助、寻求合作的特征,都更在意“整体”与“生态网络”,能超越只顾自己利益的“零和游戏”。企业更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所有的事物都被联系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言,“无限的游戏”需要更多人参与其中,使得游戏一直存续下去,因此人们彼此的联系会更加持久,互动会更多,也更需要共享。

这一切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基本世界观的改变,这既是德鲁克的观点,也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依然沿用工业时代的世界观,那么就无法发展出面对现在,以及面向未来的战略,甚至会导致我们无法融入当下和未来。

马丁·海德格尔说过,人生在世的生活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叫作主体和客体,就是把人当成主体,把外面世界的万物当成客体,在这种方式里,人认为自己是主体,可以利用世间万物,可以改造自然、主导外物,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彼此外在的关系。另外一种叫作人和世界,人和世界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构成的关系,人构成世界,世界构成人,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这与王阳明讲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是非常相似的。

张世英先生认为,在“主客二分”中主体性的特点有三个:第一个特点是重视个人的独立自主,重视个人的主体性,即独立自主性;第二个特点是在思维方式上重理性分析,非此即彼,彼此分明;第三个特点是重个人的经验,此外也更强调超时空的抽象概念。

张世英先生同时认为万物一体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重视群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第二个特点是在思维方式上重分析、重直观整体、崇尚由此及彼;第三个特点是比较重视现实的生活,不崇尚抽象的概念世界,强调精神和自然的所谓实际性的合一。根据张世英先生在2019年“世界哲学大会”上的讲话整理。

张世英先生特别强调网络世界到来后,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两种模式。网络世界里的微文化和微世界让个人与自我得到了充分表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思想、感情都可以在微世界里自由地表达,但是网络又不是个人主义,网络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大家互相依存。网络世界有两个特点,既强调个体的自我独立,又强调万物互联一体。也正是这两个特点,导致基本世界观的改变。

关于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的《第一哲学的沉思》(又名《形而上学的沉思》或《沉思录》)至今仍然是许多大学哲学系的必读书目之一。事实上,在过去的整个工业时代,我们基本上是按照笛卡儿的世界观来认知世界的。笛卡儿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观点:第一,确立主体的独立地位,并建立主体与客体相对而存的“两分法”;第二,“主体同一性”假设,即“所有的主体都具有相同的心智框架”,因此主体之间是可以彼此“抵达”的。

笛卡儿在《谈谈方法》笛卡儿.谈谈方法.王太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中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鲁莽和偏见,只接受自己能判断得非常清楚和确定的,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真理。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曾下结论说,女人比男人少两颗牙齿,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

第三,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

第四,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按照笛卡儿的价值观去处理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我们形成了“整体即部分之和”的基本世界观,同时也有“部分决定整体”的内涵,这个基本世界观帮助我们通过识别、了解部分来获知整体。这种基本世界观,让我们特别关注各个部分的运动,关注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基本世界观也让我们默认了如德鲁克所说:“它暗含着整体行为取决于各部分的行动,暗含着除了部分之和及部分之间的结构与关系外,作为整体其实并无其他。”

在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中,这种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也因此形成了我们对于感知外界环境变化的习惯,我们习惯于用笛卡儿的方法论,想办法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然后综合成整体。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发现,整体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但是它不再是部分之和,不再能够通过识别、感知各个部分来加以认识。这有点像听音乐,单靠倾听单个音符根本无法感知旋律,构成整体的内容已经不再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需要通过对整体的理解来认识部分,就如我们可以从曲调中辨明音符那样。这也就是张世英先生所说的,网络世界既强调个体的自我独立,又强调万物互联为一体。

在今天,“量子”一词被广泛理解,其价值正是因为调整了笛卡儿主义的认知。在“量子”的概念中,物质、能量、时间、距离、速度、方向等全都融入了一个单一的、不可分的过程。在量子力学里,当几个粒子相互作用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被综合成为整体性质,就无法再单独描述单个粒子的性质,而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时,则称这种现象为量子缠结或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正如量子纠缠是一种纯粹发生于量子系统的现象,在经典力学里找不到类似的现象那样,在数字化时代,我们也无法沿用工业时代的认知来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

也许你也感知到了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们描述外部世界的语境发生了改变,“颠覆”“迭代”“融合”“跨界”“生态”等概念不再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相关,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和模式,如果你想用原有的基本世界观去理解这些新概念,则会陷入一种混乱之中,这也是数字化时代到来,大量传统企业家陷入焦虑的根本原因。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同样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必须清晰地理解基本世界观改变所导致的根本性变化:企业不会再由其规模来界定,规模如果不能带来经营模式上的变化与创新,也就无法显现出规模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迄今为止依然思考、生活、行走在“笛卡儿坐标系”下,企业组织与战略依然在此框架之下,因为整体是部分之和,我们依然是以线性结构来界定行业和市场。但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虚实结合的世界、无限的游戏、不断进化的环境、改变的基本世界观不再有明晰的线性结构,也不再是连续和可预测的整体。因此,无论是企业的战略,还是产业的发展,以及组织的进化,都必然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