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韩愈诗文文献发展史概述
本章主要厘清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的历史发展概况，并为部分重要韩集文献撰写叙录，概括其特点，以期对清代韩集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本章分为清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间段，考察每一个时期韩集文献状况，呈现有清一代韩集文献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清前期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述（顺治—雍正朝）
一、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况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秩序受到重创，学术文化随之变化。清初学者将明亡归罪于明末空疏心性之学，主张恢复程、朱理学。对于统治者来说，此时文治亦更重于武功，于是提倡以儒家道德观来一统思想，维护统治。正如学者分析：“要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必须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时，迅速辅以‘文治’，来收拾民心，钳制民心。特重‘文治’，强调道与‘武功’并，对挥八旗铁骑入关的清皇室来讲，无疑是心智远高于他们的先祖的。强化以儒治儒，较之一般所谓的以汉治汉，显然更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1]故在统治者与学人的双重努力下，程、朱理学成为清初官学。武道房说：“对于清初学人普遍主张向宋学复归，试图以程、朱理学取代王学以救治晚明以来恶化了的风俗人心，清廷顺势而为，也想借助程、朱来统一思想以巩固统治。”[2]在理学思想的主导下，清初统治者、文人倡导一种醇雅文风，使文坛回归雅正。陈水云说：“‘醇雅’的实质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宣扬儒家诗教传统，强调言情不轻佻，出辞不陈俗，思想醇正，不怨不怒，中正平和。”[3]顺治帝时已对文风提出了“纯正典雅”[4]的要求。康熙帝论文亦明确提出：“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5]康熙帝《御选唐诗序》曰：“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6]此选本对韩诗极为推许。雍正帝则明确颁下谕旨曰：“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7]清初统治者已对明代文学进行反思，强调文学重新回归儒家传统。
清初学者文人也提倡复兴儒家文教观，强调为文雅正醇厚。清初学者阎若璩对晚明以来的浮靡空疏学风和文风大加斥责：“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远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8]阎若璩的观点在清初较有代表性。清初古文家们承续传统儒家文论思想，倡导醇厚雅洁文风，面对晚明文学风尚对千百年来的道统、文统的冲击，重建以儒家经史学为灵魂的文统，端正学古方向，复兴儒家传统文学观。清初古文大家魏禧《答计甫草书》论及文之醇雅与豪肆，曰：“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韩子曰：‘及其醇也，然后肆焉。’”[9]魏禧极力赞同韩愈观点，肯定了醇雅是文章的基础。代表官方意愿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揭示正统古文在明末走到‘极敝’的地步，清初方回归醇正，重新遵循衍至唐宋八大家的古代散文文统”[10]。清初上至统治者，下到文人学者倡导儒家正统思想，寻求文统与道统的合一，提倡醇厚文风，呼吁文学归于雅正，济世致用。韩愈秉承儒家道统、文统，关心民生，倡导为文根柢《六经》，先醇而后肆，并主张为文要将载道和事功相结合，要与反对佞佛崇老、抨击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等社会改革相结合，如《论佛骨表》《平淮西碑》等，用《六经》中的圣人之道为理论指导，力图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从而批评邪恶，扶持正义，对世俗的迷惑进行解释。韩愈提出“不平则鸣”之文论观念，弥补事功之外问题，将诗文创作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抒情言志。韩愈诗文创作及理论正契合清初社会现实，故继宋之后再一次受到统治者以及文人学者的高度重视。理学名臣蔡世远（1681—1734）因韩文载道，气盛言宜，教授乾隆皇帝学习古文以韩愈为宗。乾隆作《闻之蔡先生》诗：“常云三不朽，德功言并重。立言亦岂易，昌黎语堪诵。气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对韩愈甚是推许，并于诗前自述曰：“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皇考命入尚书房授读，余时学为古文，先生谓：当以昌黎先生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至今作文资其益。”[11]清初文人学者承继韩愈古文理论，倡导“文以载道”、“推陈出新”之文论，提倡醇厚雅正之文风。评点家也通过评点韩文助推古文复兴，故而清初产生了一批韩文批点本。专批韩文的有吴辂《韩昌黎文启》、林云铭《韩文起》、李光地《韩子粹言》、沈訚《唐韩文公文》、卢轩《韩笔酌蠡》，合批本有孙琮《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文》、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戴名世《唐宋八大家文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焦袁熹《此木轩昌黎文选》、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唐宋八大家类选》，皆选韩文较多，多数重在分析韩文蕴含的儒道思想。清初韩诗日益受推崇，也产生了一批韩诗选批本，如汪森《韩柳诗合集》、汪懋麟《韩诗选》、严虞惇《批韩诗》、杨大鹤《昌黎诗钞》、余伯岩《韩愈诗》等。此期还出现了韩诗单行注本——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此本在宋人韩集注本基础上进行删补，是第一个韩诗单行注本，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部分重要韩愈诗文文献叙录
清初韩集文献十多种，以下对部分重要韩集文献撰写叙录，以便了解清初韩集整理研究的概况。
（一）林云铭《韩文起》
林云铭（1628—1697），字西仲，福建闽县人，清初古文家、时文家。林云铭一生著作丰富，有《庄子因》《古文析义》《韩文起》《吴山鷇音》《楚辞灯》等。林云铭从文章学角度解析《庄子》，在《庄子》研究中有重要的影响。《古文析义》在当时也流传广泛，甚至超过《古文观止》。
林云铭嗜好韩文，研治韩文数十年，选韩文一百五十九篇，详解韩文行文特点，成《韩文起》十二卷。此书成书过程极为艰难，最初完成的书稿毁于康熙年间闽南事变，之后作者凭记忆又重新评点，并几经修改，最终定稿。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新安友人王殿扬帮助付梓。随后又有日本文政二年（1819）刻本，文政六年（1823）刊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翻刻本，1915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都依据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为底本。《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韩文起〉提要》，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地藏有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晋安林氏挹奎楼刻本。
（二）汪森《韩柳诗合集》
汪森（1653—1726），又名文梓，字晋贤，号碧巢，安徽休宁人，其祖父时迁至浙江桐乡。汪森与其兄文桂、弟文柏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皆善诗。汪森康熙间拔贡，历官广西临桂（今桂林）、永福、阳朔知县，桂林府通判，迁知河南郑州事，官终户部江西司郎中，其事迹载《清史列传》。汪森工于音韵学，精于文学，与黄宗羲、朱鹤龄、朱彝尊、潘耒交往密切，常切磋文艺，与朱彝尊合编选 《词综》。“碧巢书屋”为其著述之处，“裘杼楼”为其藏书之地，汪森藏书为浙西之首。辑有《粤西诗载》二十四卷、《文载》七十五卷、《丛语》三十卷、《丛载》（称《粤西三载》）、《韩柳诗合集》（不分卷）、《虫天志》等，著有《小方壶存稿》十八卷、《小方壶文钞》六卷等。
汪森高度评价韩诗，与叶燮观点相同，认为韩愈继李、杜之后另辟一境，开宋诗门户，并对后世论者多重韩文忽视韩诗加以批判。《韩昌黎诗集》后总评曰：
昔人所称文章，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昌黎先生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歌纵横排宕，力去陈言，意境为之一开，风格为之一变，李、杜以后，一人而已。自庐陵欧阳公得先生遗集，学为古文，而眉山、临川诸公一时并起，其声诗之盛，蔚然虽成大观，大抵仰范乎杜而取径先生者为多。乃近代之论者惑于以文为诗之说，辄以无韵之文而掩先生之诗，甚至于河汉其言而不敢望，是犹登培塿而忘泰岱之观，听幺弦而弃钧天之奏也。吾故表而出之，俾论文者知所择云。[12]
从中可见汪氏编选韩诗缘由，因不满论者质疑“以文为诗”的观点，以韩文掩盖韩诗之成就，故选韩诗评点，彰显韩诗特色。同时汪森也指出了宋代大家学杜必由韩入的诗学路径，体现了韩诗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汪森《韩柳诗合集》不分卷，无目录，清稿本，全四册，韩诗三册，收录全部韩诗，应是最早的韩诗批点单行本，书中有眉批、题下批、诗后评。清初重真诗，倡导儒家诗教传统。此批本是清初诗学语境下的韩诗批点成果，总体上侧重分析韩诗中的性情以及温柔敦厚的风格特点，也盛赞韩诗奇险雄鸷之貌，揭析韩诗易晓古质之风。汪氏或评韩诗创作技巧，如《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祝融告休酌卑尊”句，眉批曰：“此句祝融行火，鬼神恍惚，可畏可愕，全从虚处着笔，正是实写题面处，至其字句之奇崛，仿佛赋家精采。”突出了韩诗以文为诗的创作特点。或溯韩诗渊源，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如《双鸟诗》题下评曰：“奇纵之文，意近《离骚》，文兼《庄子》，有此游戏笔墨。”评《元和圣德诗》曰：“一气旋转，历落参差，是太史公笔法。”或探析韩诗与李、杜相论，从中可见韩诗得李、杜之神，能自成一体。评《调张籍》曰：“公之并推李、杜，非因世人所称，实自有兼得处。他人学识才薄，因不能并历两公之藩，无怪乎偏好耳。”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曰：“起结清旷超脱，是太白风度，然亦从《楚骚》变来。”评《醉留东野》曰：“意感愤而气豪荡，其音吐亦在李、杜之间得之。”或评韩诗风格，如评《寄卢仝》曰：“起结极佳，以其无一字支蔓也。老极，洁极。”汪森工于用韵，也注意韩诗用韵之巧，如评《病中赠张十八》曰：“极言论文之妙，有纵有擒，可悟行文之法，亦大概如此，最为亲切可思也。用韵极险极辣，欧阳公谓韩诗得宽韵则傍借。”或分析一种诗体特点，如评《叉鱼招张功曹》曰：“公诸律诗，格律极细，诸长律每能赋物入微，乃知文章家用心如许纤悉也。”[13]汪森对韩诗之风格、创作技巧分析简练精准，是清代重要的韩诗批点文献。此书完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有稿本，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三）汪文柏《杜韩诗句集韵》
汪文柏（1662—1722），字季青，号柯庭，清代诗人、画家、藏书家。藏书楼有“古香楼”、“摛藻堂”、“拥书楼”。康熙时，汪文柏任东城兵马司正指挥，后调北城，改任行人司行人。为官正直廉明，关心民生疾苦。汪文柏学问渊博，结交多文坛名宿。朱彝尊《汪司城诗序》曰：“柯庭年方少，结交皆老苍，扬扢风雅，气足夺人，嗣是海内称诗者相与订揽环结佩之好。”[14]汪文柏诗学前人能推陈出新，不落窠臼，朱彝尊评曰：“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以宋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柯庭则能去陈脱近，独出新裁，是足称也。”[15]著作有《柯亭余习》《古香楼吟稿》等。
汪文柏《杜韩诗句集韵》三卷，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分为上、中、下三卷，卷上又分上、下两卷，卷中、卷下又各分上、中、下三小卷，总八卷，吴引孙《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著录此书云：“《杜韩集韵》八卷，练江汪文柏辑，康熙丙戌刊。”此书将杜、韩诗句按平水韵摘出，编于字下，诗句不标诗题。凡杜、韩所未押者，则存其韵于部尾。卷上为上平生声韵；卷中为下平声韵；卷下之上为上声韵，中为去声韵，下为入声韵。汪氏认为杜、韩诗“格律天纵，不主故常，诸家卒莫出其范围”，故取杜、韩二家诗句编入四声，“以为吟咏者取资”。如序曰：“吾辑杜、韩韵以为鹄，世有解人从此悟入，句法、章法渐可得矣。”[16]朱彝尊评曰：“又尝摭韩、杜韵语以为诗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诗之日进于格也已。”[17]此书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洞庭麟庆堂刻本，光绪八年（1882）姑苏来青阁刻本，前者藏黑龙江省图书馆，后者藏山西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著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康熙本影印收录。
（四）李光地《韩子粹言》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又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清初著名理学家。著述丰富，有《离骚经注》一卷、《朱子语类四纂》五卷、《榕村讲授》三卷、《韩子粹言》一卷、《榕村全书》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榕村韵书》五卷、《榕村全集》、《礼记纂编》十卷等。
李光地既选评韩文又选评韩诗，选评韩文五十四首，编成《韩子粹言》一卷。李光地虽从理学角度选韩文，重道亦不轻文。所选韩文中，序十一，书十六，墓志铭类选《孔子庙碑》《南海神庙碑》及《柳子厚墓志铭》三篇，“五原”中选《原性》《原道》《原人》《原鬼》四篇，基本是韩愈明道之文，也代表了韩文的风格特点。李光地对韩愈及其诗文极为推许，在《韩子粹言序》中曰：“韩子之文之学非汉以下，其周之衰讲切于孔氏之徒者乎？故言其继孟子者非独文家如欧、苏称之，虽二程亦云。……若文之一道，则其至者简质明锐，以视西汉能者，邈乎过之，八百年来声谷响幽，不可追矣。公言学圣人之道自孟子始，吾亦言学古之文自公始。虽然，公平生不以文人自域，而公之学由文入者也。故其所玩爱以嬉者并传于今不废。”[18]李光地认为韩愈以古文传圣人之道，其文简质明锐，似西汉风格，其后无人能追及，学古文应先从韩文学起。李光地此选本目的即是为了教授士子，《序》曰：“今摘公文授子孙辈，则择其发于理济于事者，而文之简质明锐，亦似非他酬酢所及。欲令后生识文章之正的，且以发明公之雅志。”[19]他的选文标准和意图一目了然。此选本有眉批、旁批，有题解，文末有评。评点内容主要有阐释文意，探析章句技巧、风格，归纳段落大意。从评语来看，基本符合了他的选文标准，如《为裴相公让官表》文后评曰：“韩公虽于俳句之文，而辞之质直，气之荡动若此，此所谓拨去其华存其根本者。”《改葬服议》文后评曰：“叙述断制简洁明晓，韩公独步。”此本康熙五十二年（1713）教忠堂刊刻，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酉堂翻刻。除两种单刻本外，《韩子粹言》还收录在《榕村全集》中。《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有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韩子粹言提要》。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多地藏有《韩子粹言》单行本。
（五）卢轩《韩笔酌蠡》
卢轩（生卒年不详），字六以，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进士，曾直武英殿。卢轩心仪韩文，研治韩文三十年，并折衷前人研究韩集成果，取醇去驳，成《韩笔酌蠡》三十卷，取杜牧之“杜诗韩笔”之语命名。此书首先为宋荦序、程崟序；次赵德《文录序》，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次《韩笔叙说》，主要是宋人评论韩文的资料；次凡例、目录；后为正文。此书有夹注有总评，主要采用宋人成果。词语注释、异文校勘、音韵考释方面主要用方崧卿、樊汝霖、祝充、朱熹等家成果，以朱熹《韩文考异》为主，其中采用朱注不注名，其他家则冠以姓氏。韩文断句处用不同符号区别，凡用韵处、换韵处也用不同符号标明。卢轩详解韩文创作技巧，宋荦评曰：“六以为之摘其醇，芟其驳，而自为钩勒点次。凡章法、句法、字法及波澜意度之所以然者，莫不犁然有当，而一一如见作者之用心。”[20]卢轩生前将手稿交予程崟，其殁后，雍正八年（1730）程崟为之刊刻，乾隆十五年（1750）程崟又复刻，并增方苞评语于页眉上，现有清刻本藏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处。《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韩笔酌蠡提要》。
（六）何焯批《韩昌黎集》
何焯（1661—1722），字润千，一字屺瞻，晚号茶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先世曾以“义门”旌，世称其“义门先生”。何焯与汉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阎若璩为友，曾寓居阎家，切磋论学，后又相继拜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为师。何焯著述丰富，有《诗古文集》《语古斋识小录》《道古录》《义门读书记》《义门先生文集》《义门题跋》等。何焯通经史百家之学，长于考订，校《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流布较广。全祖望为其作墓志铭，曰：“长洲何公生于三吴声气之场，顾独笃志于学，其读书茧丝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审必核，凡所持论，考之先正，无一语无根据。”[21]
《义门读书记》是何焯读经、史、集部著作后的读书校勘记，初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光绪六年（1880）又有苕溪吴氏重修本，其中有《昌黎集》五卷。此本收录韩集批语依据底本应是何焯批注东雅堂本《昌黎先生集》，但何焯原手批本在公私书目中无记载。何焯批韩诗成果后又被过录到膺德堂重刊顾嗣立秀野草堂本《昌黎先生诗集注》中，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多地图书馆。而过录本中韩诗批语详于《义门读书记·昌黎集》中所收录的韩诗评语，可见何焯研治韩集应是未间断的。《义门读书记·昌黎集》校、注、评、考融为一体。评语既有章句技巧、风格、源流的分析，又有韩集意旨的阐释，而对韩集章句之义的发明宗于程、朱义理。何焯的韩愈研究体现了清初实学与理学并起下批注韩集的特点，在清代韩集文献中亦具代表性。
（七）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
顾嗣立（1665—1722），字侠君，号闾丘，书室名秀野草堂，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曾官庶吉士，以疾归。顾嗣立博学有才名，喜藏书，工于诗，著有《秀野集》《闾丘集》等。
《昌黎先生诗集注》十一卷，收诗四百一十三首，基本依据李汉《韩昌黎集》体例编排。顾嗣立曰：“陇西李汉编定公全集共四十卷，首列诗集十卷，得古诗二百一十一首，联句十一首，律诗一百六十首，今序次悉仍其旧，复採入外集诗五首，遗诗十六首，更于文集中。”[22]此本按体裁编排，列自序于书前，次各卷目录；次方崧卿、洪兴祖所作韩愈年谱；次《新唐书》《旧唐书》本传；次凡例；后部分是诗与注释。注释体例仍仿旧注，直接散入诗中各词语下。顾注本号称是对前代旧注的删补，但基本上承旧注，补注的多是韩诗中诗句出处及人物传，因而缺少新意。此本以词语注释为主，较少诗意笺释和艺术特色分析。在异文出校方面，顾嗣立所作较多，但有些诗只出校异文缺少考证。此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顾嗣立秀野草堂初刻。顾嗣立是清初著名刻书、藏书家，因而此书刻印精美，属于韩集文献中上乘之本。《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著录。此本现藏多处，《中华再造善本》中有收录。其后出现多种以此本为底本的批点本，如黎简批《昌黎先生诗集注》。清道光十六年（1836）膺德堂重刊秀野草堂本，过录朱彝尊、何焯韩诗批语。
（八）沈訚《唐韩文公文》
沈訚（生卒年不详），字师闵，清初古文家，江苏吴江人。沈訚善古文，评析古文精深详赡。沈彤《赠沈师闵序》评其：“吾兄师闵读古书四十年，于左、屈、司马、杜、韩之所为用力尤多，沉潜反复，至于千周，神理文辞罔有乖隔，默而息焉则已。苟有所讲论，直如左、屈、司马、杜、韩之自讲且论也；于他书之有未尽善者而究切其利病，直如左、屈、司马、杜、韩之相与究而切之也，则其所获何如哉！”[23]
沈訚嗜好韩文，著《唐韩文公文》十二卷，选韩文七十二篇。此书扉页题《唐韩文公文》，版心刻《韩文论述》，故又名《韩文论述》。沈訚将前六十篇按年编排，后十二篇按李汉《韩昌黎集》编次，从中可以见出韩文发展变化轨迹，曰：“前六十篇不用类编而用年次，欲学者有以见公少时文未尝不烦、不疏、不浅，至三十后乃渐简渐密渐深。自少及老，凡五六变而得大成，则古人之文，其成亦由于工夫，可以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后一十二篇照李氏本先后次之，以其年不可考故也。”[24]此书首先为沈彤序、徐大椿序，次自序、凡例，次为目录，然后为正文。正文题下标明作年，文中有夹批、旁批，每篇后有总评。此书重在详解韩文章法技巧，无词语注释，为初学者指导作文门径。沈訚序之曰：“而于规矩绳墨为独详，其接落斗榫之紧凑，属辞上下之钩连，举十一于千百，略示其端倪而已。”[25]钱泰吉《沈师闵〈韩文论述〉》评曰：“有志读韩文者，当访求师闵之书。”[26]可知此书见重于当时。此本初刻于雍正十二年（1723），徐大椿序作于乾隆四年（1739），现在流传版本多有徐氏序，应为乾隆四年（1739）后再次翻刻时增入。此书乾隆间刻本尚友斋藏板全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存文三十七篇，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天津大学图书馆等亦藏有此本，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收录仅三十七篇。
（九）杨大鹤《昌黎诗钞》
杨大鹤（1646—1715），字九皋，号芝田，清初江苏常州武进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有《剑南诗钞》《昌黎诗钞》等。
《昌黎诗钞》分上下两卷，选韩诗一百五十三首，按体裁编排，各体皆有。此本首先为杨大鹤自序，次目录，次正文。题下有题解，主要介绍写作背景；正文中有旁批旁注，主要注词意、音韵，考人物，也有阐释诗歌本事。部分诗后有简单评论，评创作技巧、风格，多引用李光地韩诗评语。书中还有少数眉批，或批创作技巧，或注音韵、训诂。总体来说，杨氏批注内容较少，其选诗意图与标准主要通过所选诗歌体现出来。此本选诗涵盖了韩愈生平各个阶段的作品，有似作者一生履历变化的晴雨表，韩愈不遇时期创作所占比例较大。作者代表性作品基本都已选入，应该说此本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能体现韩诗特点的选本。杨大鹤认为诗与文，虽然一有韵，一无韵，但殊途同归，性质相同，都以传圣人之道为旨归。杨大鹤序曰：
柳柳州之言曰：文之用二端，辞令褒贬，本乎著述；导扬讽谕，本乎比兴。二者旨乖，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每难其兼。以余观之，诗与文岂二物哉？《三百篇》勿论矣。彖象爻辞，叶韵十八，非《易》之诗乎？“明良喜起”，五子咸怨，非《书》之诗乎？原田每每，《祈招》愔愔，非《春秋》之诗乎？郊庙歌辞，燕享赠答，非《礼》之诗乎？若《乐》与《诗》之原出于一者，又勿论矣。下迨《庄》《骚》、贾、马，太史所录，《甘泉》、《太玄》，同工异曲。韦孟谏书，源流《小雅》；孟坚叙传，纯用四言。诗与文，不为二物久矣。[27]
杨氏举例论证诗文功用一途自古有之，但到南北朝分道扬镳，诗绮靡言情，文独载道，至韩愈出又重新合一，曰：“于是昌黎韩愈氏出，奋然特起为古文，而诗与文复合为一。”[28]言外之意是韩愈诗歌有传道之旨，韩愈不仅文起八代之衰，诗亦拯救前代萎靡之风。在杨氏看来，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振兴诗文之功大矣。
杨氏对韩愈及其诗持一种完全肯定态度，把韩愈看作传圣贤之道者，“一生以身任道，以诗文贯道”。杨氏品评韩愈操行极高，善于提携后进，培养了一批韩门弟子，使道统思想发扬光大，在序中曰：“史称公操行坚正鲠亮，无所避忌。于进贤造士惄如饥渴，奖借济引成名者甚众。自李、杜二大家未尝造就一人，惟公悯恻当世，大拯颓风，教人自为。经公指授皆称韩门弟子，如孟郊、张籍、皇甫湜……数传之后，继诸子而起者犹号为韩门诗派。终盛唐三百年，诗道之盛未有盛于昌黎者也。”[29]杨大鹤对否定韩愈的观点极力反驳，竭力为其辩护。如后人批评韩诗以文为诗，失去诗歌真谛，杨氏则认为：“近世之论直谓昌黎于诗本无所解云耳。‘蚍蜉撼大树’、‘鱼鳖警夜光’，多见其不自量已。通计公门人李汉所编诗三百八十篇，求其不合于《六经》圣人之道、四始六义之旨者，无一焉。”杨大鹤对韩愈的评价显然有拔高之嫌。有人讥讽韩愈晚年生活有失儒家伦常，对此杨氏也极力辩解，序曰：
论者又曰昌黎身任圣人之道，而以博塞贻讥，又颇蓄声伎，见于张文昌诗，有“坐出二侍女，合弹琵琶声”等语为证，得毋人与文二乎？是又不然。西汉张禹以经学为帝王师，弟子戴崇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安知公意不比之《毛颖》《送穷》，以为文字之戏。公自有诗曰“妖姬坐左右，柔指发哀弹”……此二事何足为公辨？……读昌黎诗者，得吾说而存之，亦可无惑于近世之论也已。[30]
杨氏举汉代经学家张禹之例替韩愈辩解，承认其蓄妓，但并不影响传道者之身份，从另外一种角度也可以看出杨大鹤评价韩愈放置于历史背景下，更为人性化。但杨氏对自己韩诗选本的作用评估稍显自负之气。从《序》中足以看出他对韩愈甚为服膺。此本初刻于雍正年间，今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另外，清初藏书家钱陆灿曾用朱笔批校《昌黎诗钞》，此批校本为近代藏书家罗振常所收藏，书前有罗氏墨笔跋曰：“此《昌黎诗钞》为杨氏原刻，钱湘灵除评点外并校改其字画，知乃初刻成时杨氏托为校正者，用开化纸印，虽寻常刻亦有精彩，故书不可不取初印也。”[31]
（十）陈仪《兰雪斋韩欧文批评》
陈仪（1679—1742），字子翙，号一吾，书房名为“兰雪斋”，自称兰雪先生，河北文安人，清代学者、治水专家。康熙五十四年（1715）进士，授翰林院侍读，晚年热衷于治水事业。陈仪学识渊博，善诗古文辞，对佛经道教也深有研究。陈仪与方苞、何焯交往密切，方苞甚为欣赏其文。陈仪著述繁富，有《学庸口义》《读离骚》《毛诗臆评》《金刚经臆说》《楞严经臆说》《南华经解》《易经评选》《战国策评选》《直隶河渠志》《兰雪斋诗集》等。
《兰雪斋韩欧文批评》一卷，选韩文十篇，欧文四篇，有夹批、圈点、文后评。韩文选《画记》《新修滕王阁序》《送董邵南序》《送廖道士序》《送王秀才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殷员外序》《送杨少尹序》《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主要分析韩文创作技巧。如评《画记》曰：“分类叙法，然人中有马，有诸物；马中有人，有诸物；诸物中有人，有马。试合而谛观之，见人也马也诸物也，亲合错杂而妙书现于纸上，不然竟成账僧矣。文之妙法也。”[32]陈仪分析韩文技巧高妙，形神兼备。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此篇纯是空中设色”。韩文用笔神龙变化，含蓄而有韵味，此文巧于选取事件，将一生平淡之幕主刻画得栩栩如生。林纾也盛赞此文技巧曰：“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空衍无可著笔，而昌黎文字乃灿烂作珠光照人，真令人莫测。”[33]陈氏评《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曰：“无一字为侯生求荐，无一字不为侯生求荐矣。”突出韩文用笔之精妙。此书有清乾隆抄本，现藏天津图书馆，《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藏本汇刊·丛部》据此本影印收录。
（十一）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文》
孙琮（生卒年不详），字执升，号寒巢，浙江嘉善人，清初藏书家、文学家，诸生。孙琮以隐士自居，居于“山晓阁”读书，工诗，善选评典籍，有《山晓阁文集》《山晓阁诗》《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山晓阁选明文全集》《山晓阁选柳柳州全集》《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文》《山晓阁词集》《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文》等。
《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文》四卷，又收入《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文》《山晓阁选古文》中。孙氏主要评析韩文风格、章法技巧。既有详细分析，又有形象概括，利于士子作文。如评韩愈《杂说》其一曰：“此与《获麟解》同一机杼。如一段说云之弗灵，一段又说云之灵；一段说龙非藉云而灵，一段又说龙必乘云而灵。夭夭矫矫，笔笔变动，真如神龙变幻，东云没爪，西云露甲，莫测其首尾。”[34]将韩文创作技巧概括得形象可感。评《蓝田县丞厅壁记》曰：“一篇小文，妙在处处写得如画。前幅写县丞不敢可否事，惟吏是命，真画出一个小官奉职、狡吏怠玩光景，活活如生。后幅写斯立为丞，喟然兴叹，对树时吟，又画出一个高才屈抑、困顿无聊风景，活活如生。真是传神阿堵。”[35]其评语富有散文韵味，抓住了韩文特点，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韩文的创作技巧。又如评《毛颖传》曰：“借游戏小题，撰结一篇奇文。妙在写家世，便有兴衰之感；写遇合，便有出处之奇；写才学，便见学富五车；写性情，便见超俗不群；写宠幸，便见信任无两；写朋友，便见处处必信；写退休，便见衰老投闲；写子孙，便见族姓繁衍。色色写到，色色如生，色色点染，色色涉趣。所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一盂水，结百尺蜃楼，有此异观。”[36]此文被文家称为千古奇文。孙琮评语如行云流水，总结韩文行文之妙精准形象。此书有清康熙年间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
（十二）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编选过时文，受士人欢迎。与钱谦益、黄宗羲、张履祥有交游，学宗程、朱，卒后，其“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诗句被传播，遭牵连被戮尸，著作亦被禁毁。著有《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钞》《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等。
《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八卷，成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选唐宋八家文一百八十五篇，韩文三十三篇。书中有自序、吕葆中序，次凡例、目录，次正文。吕留良提倡读古文不在数量之多，而在精熟，曰：“夫读书无他奇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仅口耳成诵之谓，必且沉潜体味，反复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己出，虽至于梦呓颠倒中，朗朗在念，不复可忘，方谓之熟。如此之文，诚不在多，只数十百篇可以应用不穷。”[37]故其所选八家文数量较他家少。吕氏此书为士子作文而选，《凡例》曰：“是编本为初学学文者设，只发明行文之法，不得泛设议论，惟于作文之缘由及其人之本末行事略为附载，寓古文读书论世之意，盖取诸王闻修《续编》者为多。”[38]此书重在分析文章创作技巧，并附作者本事以助读者理解作者的创作，是谓知人论世之法。为了士子更好理解八家文，吕氏对文章作了段落层次标示。《凡例》曰：“大段落用‘—’，小段落用‘∟’。古文惟段落最要，批古文惟段落最难。盖段落有极分明者，有最不易识者。其间多有过接钩带，显晦断续，反复错综之法，率由古人文心变化。故为此以泯其段落之痕，多方以误人。即如《原道》一篇，传诵千年，至今鲜人勘破，故段落分则读文之功过半矣。”[39]一篇中纲领或主要字眼也用符号标示。此本侧重于评析创作技巧，如评《杂说》其四曰：“一起一收，中分三段，逐段转接处，笔法变化入妙。”吕留良也善于文章段落衔接处的分析，以助于读者理解作品。此书有康熙吕氏家塾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据此影印收录。
（十三）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恕斋，又号敬庵，河南仪丰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一生政绩卓著，为官福建及江苏时最为显著。张伯行学宗程、朱，倡办书院。其学识博通，一生著书丰富，有《正谊堂文集》《困学录》等，辑有《二程语录》《道统录》《道统源流》等。
《唐宋八大家文钞》十九卷，韩文三卷。首张伯行序、罗伦序，其次各家文引、作者本传，其次正文。张伯行从理学角度选文评文，宣扬程、朱理学，甚少关注文章创作技巧。韩文被认为最得圣人之道，入选六十篇，位居第二。评《五箴序》曰：“先儒谓昌黎因文以见道，观此序知其省身克己之勇如此，固非文人所能及也。学者亦可因是以自奋矣。”[40]张氏评析中流露出教化士人之意。此书完成于康熙年间，有同治五年（1866）福建正谊书院刊本，同治八年（1869）正谊书院续刊本，藏多地图书馆。
（十四）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
储欣（1631—1703），字同人，号在陆，江苏宜兴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举人，后试礼部不遇，遂绝意仕进，杜门著书以终。储欣博通经史，尤善古文辞，以制艺为业。《清史列传》评其“为文谨洁明畅，有唐宋家法，而于苏轼为近”。著有《在陆草堂集》六卷、《春秋指掌》三十卷、《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五十二卷、《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等。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五十二卷，韩文八卷，按体分类，八家文之外，又增入李翱、孙樵两家文。储欣早年习韩文，成年后深入研析，序曰：“欣年十五先君子授以韩文，读之跃喜。二十以还剔厘训诂，商量句断，抉发奥赜，吟绎指归，然后喟然而叹，以为韩之文当富于海也。温故获新，老不忍释，于是以先生全集择善书者录在净纸，装成八本，锦囊贮之，不顷刻去离几席，又录诗二本别为一函。”[41]可见储欣尊崇韩愈，盛推韩文。此本有圈点，有批注，文后评语多析文章风格、意旨、创作技巧。受清初实学风气影响，附“备考”于文后，对文中人物、地名等进行注释。《凡例》曰：“备考，便后人也，然必艰深者始稍加注释，其易晓及彼此集中互见者概无注。”[42]通观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和《唐宋八大家类选》中韩文评点，其分析文章体现儒家道统思想，如评《潮州刺史谢上表》曰：“韩文专精神致志虑之作，气盛思精，字镕句炼，天地间有数文字。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为是，不复思愆恋阙者，非纯臣也。看韩、苏贬谪后，是何等忠悃。”[43]乾隆御选《唐宋文醇》以此为基础，多采用储欣评语。储欣善于揭示韩文与先秦、秦汉文的密切关系和师古不拟古之作法。如评《答陈给事书》曰：“层次法度，昌黎本色。其串合数层，累累如贯珠，最得《国策》妙处。”[44]又评《送石处士序》曰：“不是以议论行叙事，正是以叙事行议论耳。此法自韩而创，然大较由《史》《汉》出，而公尤变动不测，参差历落，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45]《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完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此影印收录。
第二节 清中期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述（乾隆—嘉庆朝）
一、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况
清初文风恢复醇雅，至清中期，温柔敦厚、清真雅正之风已成为主流。文人学者提倡诗文要有载道功用，具有政治伦理价值。沈德潜曰：“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旨，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46]韩愈诗文因其醇雅载道一面，受到统治者及文人学士的大力推崇。乾隆帝《御制题宋版韩昌黎文集》盛赞韩愈曰：“载道惟文语不磨，齐昌黎者更伊何？唐家制度传垂露，宋氏椠铅存擘窠。真是起衰空八代，弗惭济弱息千波。言宜长短因气盛，玩味多年收益多。”[47]可见乾隆帝研习韩文多年。乾隆曾为沈德潜集作序曰：“昌黎因文见道，始有是语，固不必执风骨体裁与李、杜较甲乙。而归愚叟乃能深契于此，识夷守约，敛藻就澹，于向日所为壮浪浑涵、崚嶒矫变、人惊以为莫及者，自视若不足，且有悔心焉。是则李、杜、高、王所未到，而有合于夫子教人学诗之义也。”[48]此期出现了代表官方意旨的选本《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是为“御选”而发的说教，是乾隆前期学风的展现，都极力推崇韩愈。尤其是《唐宋诗醇》，其序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将韩诗提高至《雅》《颂》地位，且与李、杜并立：“夫诗至足与李、杜鼎立，而论定犹有待于千载之后。”这是清代继叶燮之后又一次对韩诗的至高评价。莫砺锋评《唐宋诗醇》“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将韩诗评为可与李、杜鼎立，言下之意是韩愈的造诣超过白居易，这就把韩诗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49]。御选《唐宋文醇》《唐宋诗醇》代表官方态度，无疑提高了韩愈在清代的地位，扩大了韩愈的影响力。乾隆十五年（1740），沈德潜选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选韩文较多，对其评价较高，应是当时学韩风貌之体现。沈氏还批点过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乾隆三十四年（1769），陈明善编选《唐宋八家诗钞·韩吏部诗钞》，盛赞韩诗。其它八大家系列韩文选本如秦跃龙《唐宋八大家文选》、刘大櫆《精选八家文钞》、高嵣集评《唐宋八家钞》、许鸿磐《唐宋八家文选》等，选韩文数量居多，对韩愈在清代地位的提升不无裨益。诗文之外，韩愈学识人品也颇受赞赏，叶燮门生薛雪曰：“韩昌黎学力正大，俯视群蒙；匡君之心，一饭不忘；救时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恶太严，进不获用；而爱才若渴，退不独善。尝谓直接孔孟薪传，信不诬也。”[50]
随着清初理学的保守与僵化，加之统治者为稳固统治大兴文字狱，并兼采稽古右文政策，学者便沿着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倡导的实学思潮向纵深发展，至乾嘉时期汉学逐渐崛起，考据学大盛。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经学著作的研究中，还波及到集部著作的整理中。韩诗多用奇险冷僻之词，包揽知识十分广博，向来被认为难解之诗。要解读韩诗，首先要解决字词障碍，弄清创作时间，考证事实，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考据功夫。此期在考据学兴盛中心地区产生了一批韩集注本，安徽桐城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江苏吴县陈景云《韩集点勘》、安徽当涂黄钺《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浙江瑞安方成珪《韩集笺正》、江苏吴县沈钦韩《韩集补注》及其批注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这些韩集注本多以校勘、考据见长，笺注韩集精深。江苏嘉定王鸣盛《蛾术编·韩昌黎》中也有韩诗批注数十首，考韩诗编年，注释词语。
与江浙地区兴起的笺注韩集风气相对应，僻远的岭南地区也掀起了整理研究韩集的热潮。岭南地区宗韩形式多样，产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韩集文献。如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李宪乔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冯敏昌《韩昌黎诗选》、李黼平著《读杜韩笔记》，韩文选本有林明伦《韩子文钞》。
二、部分重要韩愈诗文文献叙录
（一）御选《唐宋文醇》
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因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皆偏向于为科举服务，乾隆三年（1738），由乾隆皇帝御选，张照等辑评，以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为蓝本，选韩愈、柳宗元、孙樵、李翱，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十家文，其中韩文九十九篇，十卷。此选本“御选”标准是“序而达，达而有物”，体现乾隆时期清真雅正的文学思想，引领文坛风气，韩文正符合这一标准。《唐宋文醇序》曰：“昌黎韩愈生周汉之后几五百年，远绍古人立言之轨则，其文可谓有序而能达者然。”[51]《唐宋文醇》评语多重明理载道、经世致用思想内容的阐发，也有文风及章法技巧的分析。集评多引宋儒言论，清代主要引李光地、沈德潜评语。
（二）御选《唐宋诗醇》
乾隆帝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韩诗五卷。乾隆十五年（1750），由乾隆皇帝御选，梁诗正等编纂的大型唐诗选本，选唐宋六家诗，“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52]。其中选韩诗一百零三首，占韩诗总数四分之一。此选本编选宗旨是发挥诗歌教化功用，遵循孔子删诗标准，补当时选本之不足，与《唐宋文醇》相应合。《四库全书总目》曰：“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又曰：“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53]当时馆阁文臣对韩诗评价较高，认为韩诗“本之《雅》《颂》，以大畅厥词”，“今试取韩诗读之，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54]。此选本尊杜之外，便是宗韩，给韩诗以高度肯定，将其与李、杜并举，再一次奠定了韩诗在清代的极高地位。此选本中韩诗评语主要征引宋明诗话及方崧卿、樊汝霖评语，采用清代李光地、顾嗣立、俞玚、沈德潜研韩成果，或阐释韩诗创作背景，或解析韩诗思想内容，或分析韩诗风格及创作技巧。
（三）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
沈德潜（1673—1769），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曾任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乾隆二年（1737）开始编选唐宋文，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三十卷，其中韩文六卷，九十四篇，位居第一。此选本为初学者学习古文指导门径，“俾读者视为入门轨涂，志发轫也”。编选标准是“文道合一”，体现康乾时期正统文学思想，与《御选唐宋文醇》《御选唐宋诗醇》主旨相合。沈氏序曰：“文之与道为一者，理则天人性命，伦则君臣父子，治则礼乐刑政，欲稍增损而不得者，《六经》、四子是也。”[55]而八家之文“皆以言载道，有醇无驳者”。文中有眉批、旁批、总评、圈点，或考典事，或分析立言之意，或评析章法技巧、探析文法源流，体现沈氏复古与创新相结合的古文理论。选韩文以明道为主，且须含蓄蕴藉，故五《原》全选，具有抑遏蔽掩特点的书序和歌颂功德的墓志较多。此选本刊刻较多，流布广泛。《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曾传入日本，日本幕府文豪赖襄（1780—1832）进行增评，有清光绪十一年（1885）和刻本。
（四）陈兆崙《陈太仆批选唐宋八大家文读本·韩文选》
陈兆崙（1700—1771），字星斋，号句山，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乾隆元年（1736），陈兆崙应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后迁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后又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清史列传》。陈兆崙旁涉子史，学识广博，曾担任《世宗实录》馆纂修，并兼《三朝实录》馆校对，又任《大清会典》《明纪纲目》《续文献通考》纂修官。陈兆崙精通六书经义，对《易》《书》《礼》都有论述，旁征博引，不专一家之言。陈兆崙诗文“不以气炫才，不以词害志，醇古澹泊，清远简放”，为京师士子奉为“文章宗匠”。陈氏又兼工书法，梁同书称他是“不以书法成名而其书法将传于世”的书法家。著有《紫竹山房文集》十卷、《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陈太仆批选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批点过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陈太仆批选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独尊韩愈，选文一百一十七篇，韩文四十篇，柳宗元文十二篇，欧阳修文十八篇，王安石文五篇，曾巩文十篇，苏洵文十三篇，苏轼文十二篇，苏辙文六篇。此选本中评注较少。陈兆崙对韩文极为推崇，《韩文选序》曰：“退之之文如玄圃积玉，触目琳琅，不可施以别择……故吾于八家选约之又约，至以四十首读韩，韩之妙岂尽于此哉？不得已也！”陈氏在序中也表明了选韩文的标准，曰：
盖吾意欲汝曹专主于韩，然较他家则但录其大制作，有关经世学术者存之。是何也？凡游燕、赠答之作，他家既不能胜韩之理，则韩之大足以括之矣。而就中割爱未登，如墓志铭，乃史氏之体，体尚实，不主乎文。而谀墓又未必皆实，故尽略之，独存《柳子厚墓志》一篇者，韩、柳之交古今有数，不可不深长思也。《原人》《原鬼》极精创，而势奇险如山石嵚岑，可偶一坐卧而不可常，则姑置之。吊祭文多韵语，别是一格。送行如《张童子》《殷员外》等作，简质如理，而或韵度不长，沾溉有限，卒亦阙焉。《浮屠文畅》，《原道》之支流，又可略也。[56]
陈氏以经世思想为标准，虽表明重道亦不轻文，但不选无关教化之文，必然忽略了文章的艺术特点，则会错过韩文中一些精彩的篇章，不能全面展现韩愈的古文魅力。韩愈序书成就卓然，却入选甚少，序文只入选两篇。《韩文选》分上下两卷，上卷二十篇，下卷二十篇。文中眉批主要评创作技巧，具体到字句的分析；文后又有评语，或阐释文旨，或评文章风格、写作特点，但都较简单。从其注评来看，陈兆崙认为韩文在风格方面大气磅礴，气势如虹。其中尤推《论佛骨表》，评曰：“此表乃公平生第一篇文字，在《原道》《原性》之上。”[57]评语中透出陈氏对韩愈人格的推崇，也体现其选文的标准。此书完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767），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紫竹山房影印手批本，今存台湾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存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东书局石印本。
（五）陈明善《唐八家诗钞·韩吏部诗钞》
陈明善（生卒年不详），沈德潜门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编选《唐八家诗钞》，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八家。清初王士禛欲选此八家诗，未成，陈明善继而选之。沈德潜为其作序曰：“是钞也，有以补从前选本之所无有，以成渔洋未成之志，有以升后来选家搜讨之法。”[58]庄存与序之曰：“吾知是书出，流布艺林，当与廷礼《品汇》《正声》诸集并垂久远也。”[59]庄氏评价虽然过于拔高，但可看出此选本体现沈德潜尊唐一派诗学观。其中《韩吏部诗钞》二百零二首，在八家中位居第三，占韩诗总数近二分之一。除应酬诗及后人赝作窜入者外，韩诗大都入选，入选比率在所选诗人中最高。陈明善在序中表明选诗标准和目的：“严樵川曰：学诗，以识为主，立志须高，入门须正。立志不高，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肺腑。入门不正，头路一差，愈骛愈远，终是野狐外道，不可救药。呜呼！诚确论也……渔洋之欲选此八家也，殆严氏之意欤！明善园居多暇，取八家集汇钞若干卷为课本，请正于沈归愚、庄养恬两师，皆许可，谓当公诸同学。”[60]此选本以儒家正统思想为目的，作为教科书，也是符合此期诗坛主流诗学观的韩集文献。此选本无评语，作者的选诗标准通过所选诗作表现出来。陈氏自序曰：“坊刻诗集评点、笺释为多，是集只录原注，余皆省却，见浅见深，随时领会，不敢妄加一字。”[61]选而无评，士人通过所选诗歌领悟其奥秘，选者不强加个人的情感和文艺观于学人。诚如周裕锴所说：“事实上，从评点中我们可得到的仅仅是评点者自己的主观感情和艺术趣味，而不可能指望获得文本意义或作者意图的正确解释。”[62]但多数大家的评注对作品的解读是比较贴近文本的，对读者赏析作品也是有很大的引导作用。此选本完成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今有清刻本存国家图书馆。
（六）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方世举（1675—1759），安徽桐城人，方苞从弟。方世举布衣一生，但交游之士多为清代名流学者。方世举学识渊博，著作丰富，既有诗集，如《春及堂集》《江关集》；又有诗话著作，如《兰丛诗话》；还有诗歌笺注及杂著，如《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汉书辨注》《世说考义》《家塾恒言》《杂庸轩读书杂录》等。另外，方世举批点过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
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十二卷，是一部集大成的韩集注本，开创韩诗编年编排的体例，得到学界高度认可。此书是乾嘉考据学影响下韩集整理文献的代表。此书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刻，后被多次翻刻，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多地藏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中有著录，《续修四库全书》依据雅雨堂刻本影印收录。
（七）林明伦《韩子文钞》
林明伦（1723—1757），字穆安，号穆庵，广东始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改庶吉士，官衢州知府。与福建古文家朱仕琇友善，常以古文相切摩。著有《诗集》一卷、《文集》二卷、《学庸通解》二卷、《读书迩言》一卷。
林明伦嗜好韩文，选韩文一百三十五篇进行评点，为官衢州时成《韩子文钞》十卷，以供士子习文之用。刘声木评其：“平生最好昌黎文，录文百三十五篇，篇分细段，段注其义法于下。凡文章离合顺逆之法略备于此，以便后人诵习，成《韩子文钞》十卷。”[63]林明伦自序曰：
自周之衰以至于唐，千有余年之间学圣人之道者，皆不能无难于老庄申韩之说。勃兴韩氏，师尊孔孟，张皇仁义，诋排佛老，大声疾呼，导群迷而归之正。扶树教道之功，孟氏以来，未见其比。而其为文，词必己出，不泥古陈，搜抉怪奇，归于顺从。其至者，先儒以为高出迁、固，魏晋以下不论也。其学正，故其文醇，其为之也难，故其传之也久。明伦读而好之，为之不能，窃自谓知之。因手录其文百三十五篇，篇分细段，段注其义法于下，以便观览。后来守衢州，州人士颇晓读古文，然识不先定，则往往为俗本所乱，因刻是编，畀之诵习。凡文章离合顺逆之法，略备于此。而其所以为文之本，则韩氏详其书，学者当终始究之，毋徒震其奇焉。[64]
林明伦认为韩愈承续孔孟道统，学正文醇，有扶树教道之功，且韩文离合顺逆之章法具备，适合士人研习古文之用。《韩子文钞》重在剖析韩文章法技巧，如评《送石处士序》曰：“‘有荐石先生者’下便可直叙去，却接‘公曰先生何如’一句，以见乌公之急于求贤，而文字又有照管，故妙。此与《尧典》‘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及《左传》‘晋魏绛对悼公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如何’，《汉书》霍光数昌邑王之罪未毕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可悖乱如是耶’，皆于闲谈中着一忙笔，写得当日情事如画，真千古奇文也。”[65]林明伦列举《尚书》《左传》《汉书》章法作参照，文中看似突兀的疑问，实是凸显乌公急于求贤，故急切间发问。林明伦于细微处准确地分析了韩文创作技巧，并以史的眼光梳理了此种技巧在先秦经典中的运用情况，从中可看出韩文与先秦、秦汉文之渊源关系。林明伦对韩文的分析也顺带解惑了《左传》研究中的一个疑问，即传统观点认为“有穷后羿”后有佚文，在林氏的分析中这是一种创作形文技巧，本无佚文。而在《左传》研究中，日本学者竹添光鸿（1842—1917）运用了与林明伦相似的分析，即认为晋悼公急切知道《夏训》下文而着急发问，省却了后续问题，竹添光鸿的分析被认为解释了这一疑惑，但此解晚于林明伦近百年。林氏颇喜韩愈文从字顺之文。评《杂说》其一曰：“此公文法度之最整齐者，而从来选家界划多不能清。盖先存一好奇之心自眩其识耳。通篇龙云相承，一丝不乱，于兹可悟文从字顺之法。”[66]又评《进士策问六首》曰：“就经书人耳目所习熟不经意者，撮举一二条已足观人学识，不必繁文奥义也。文亦古淡有余味，可为后世科场策问之法。”[67]对韩文风格，林氏也略有评点。如评《潮州请置乡校牒》曰：“气格纯厚，极似西汉文景诸诏。”[68]此批本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衢州府署文起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等多地。
（八）李宪乔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李宪乔（1746—1797），山东高密人，清中期高密诗派代表。乾隆四十一年（1776）及第，乾隆四十五年（1780）官岑溪，之后一直生活于广西。著有《少鹤诗钞》《偶论四名家诗》等。李宪乔心仪韩愈，批点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此书完成于粤西时期，具体年代不可知。李宪乔原手批本佚失，但有数种过录本传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有王拯录，李宪乔、施晋批点的过录本，今藏山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李宪乔韩诗批语被近人程学恂抄袭编成《韩诗臆说》二卷。李宪乔用自己的诗学思想批点韩诗，在韩诗评点文献中较有特色。
（九）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
黎简（1747—1799），乾嘉时期岭南著名诗人、书画家，布衣一生，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二十五卷、《药烟阁词钞》一卷、《芙蓉亭乐府》等。黎简“诗由山谷入杜，而取练于大谢，取劲于昌黎，取幽于长吉，取艳于玉溪，取僻于阆仙，取瘦于东野。锤凿锻炼，自成一家。”[69]黎简手批顾嗣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秀野草堂本《昌黎先生诗集注》，此书几经周折，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墨笔、朱笔、墨绿笔三色眉批，应非一时批点，有些眉批后注有“二樵”二字。黎简批注内容有词语注释，字词校勘，艺术特色评析，个别诗标出韵脚。黎简倾向于宋诗派，从对韩诗的评析中可以看出其尤为赞赏韩愈具有奇险雄豪气势的长韵之诗，如《送惠师》，眉批曰：“韩诗奇肆处多，绵远处少。‘自然严且神’与‘悬瀑垂天绅’二句绝佳。”[70]评《岳阳楼别窦司直》曰：“此种诗片段宏博如金钟大镛，发生则满天地，未暇择其佳处，又无佳处可择也。”[71]评《利剑》诗曰：“此种体大抵非昌黎得意之作，短句本非其所专，如《忽忽》《河之水》等是也。”[72]黎简也肯定浅易有情韵之诗，对《条山苍》一诗，黎简评曰：“浅语深情。”[73]
清代韩集研究者身份不同，他们的思想、人生观各异，研治韩集的方法、角度、态度迥异。在清代韩集研究者中，黎简与方世举都是平民学者，二人解读韩诗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对待韩愈诫子诗都持批判态度，认为韩愈以名利诱子读书，而与清代其他学者的态度泾渭分明。方世举在《示儿》诗中引苏轼评语：
退之《示儿》诗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云：“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所示皆圣贤事也。[74]
方世举引用苏轼评语，表明其与苏轼观点一致。又评《送进士刘师服东归》曰：“昌黎训子侄诗，多涉于名利，宋人议之，可也。”[75]评《符读书城南》曰：
按：此诗之旨诚不能不为富贵利达所诱，宜为君子所讥。黄鲁直以为劝奖之功与孔子同归，毋乃称之过当。然其警戒惰学者至为恳切。蒋之翘以为但可作村塾训言，亦兼切利病。[76]
从方世举对这几首诗的评价看，他对韩愈教子行为颇有批评味道。黎简评《刘生诗》曰：
昌黎《示儿》诗，惟谈贵势。此诗曰“往取将相酬恩仇”，教儿岂在贵势，将相岂为“恩仇”耶？我不解古人立言之旨，何肯为之曲说。[77]
黎简也认为韩愈以富贵诱子读书、以恩仇激励年轻人做将相的行为有悖正道。韩愈教子诗，宋以降评家观点牴牾扞格，主要的批判者有苏轼、方世举、黎简等。苏轼兼容儒佛道思想，为官时为民请命，贬谪时淡然处之。黎简与方世举都是平民学者，一生不入仕途，没有把潜研学问作为进身之阶，都曾被荐举为官，但皆拒绝入仕，甘愿做平民学者，却奉守儒家思想，又都受佛教影响。方世举母亲奉佛，自己也精通佛理，交往之士有僧人、道士。黎简自号石鼎道人，妻女信佛，自己深受佛教思想影响，与僧人也多有来往。方、黎与苏轼心态淡然一面相契合，这应是他们对此诗所持观点一致的缘由之一。
（十）沈端蒙《韩文公诗集》
沈端蒙（生卒年不详），乾嘉时期浙江湖州德清人，著有《史记集注》《战国策编年集注》《韩文公文编年集》《韩文公诗集》，其中《韩文公文编年集注》已无记载。沈端蒙自序曰：“《韩文公文集编年集注》讫，间取诗读之，其中有疑误，虑亦为详求考订焉……而于注韩文时间亦留心于韩诗，亦不能无疑误焉。因又略加考订，再定兹编，亦名为《编年集注》。”[78]
《韩文公诗集》八卷，又名《韩诗编年笺注》。此注本首为沈端蒙自序，次为方世举注本中自序，次每卷目录，然后是正文。注的形式有题解，夹批，有些诗后有笺语。笺语吸取方崧卿、廖莹中、何焯、方世举、林云铭几家成果，但主要采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笺释部分的成果。每首诗题解中先写明创作时间和作者年龄，这是与其他韩集注本的不同之处。如《北极一首赠李观》题解曰：“贞元八年，公二十五。”只注明时间，缺少考证。诗中夹批多是分析诗歌创作技巧、风格，间有校勘，也有纠正前人注考失实处，无词语注释。从整体来看，此注考证不够深入，自己观点较少，但其中也不乏精切评语。沈端蒙欣赏韩愈传道之诗，如将《嗟哉董生行》放入卷一之首，评曰：“理正辞纯，取作压卷，甚觉冠冕，唐人诗集俱在下风。”[79]董邵南怀才不遇，欲归附河北藩镇，韩愈为之作诗，暗含对违礼社会的讥讽。从沈端蒙对韩诗的态度可看出其对韩愈人格极为赞赏，但对韩诗不免有拔高之嫌。如《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诗后评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欲为圣贤事业也，先生之志则大矣。”[80]从沈端蒙的评析中可看出，其对韩愈评价极高。此注本有乾隆间敦化堂刻本，藏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
（十一）王元启《读韩记疑》
王元启（1714—1786），字宋贤，号惺斋，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福建将乐知县，在任三月而罢，颇多善政。厘讼狱，禁赌博，平盐价，修桥梁道路等，皆悉心为之，将乐县百姓以为抵他令数十年之功。王元启谙熟典籍，博闻强识，文法韩、欧诸大家，为学宗程、朱，专于《易》，精于历算。翁方纲《皇清例授文林郎赐同进士出身署福建将乐县知县惺斋王君墓志铭》曰：“幼即有志圣贤之学，不为时俗文字……先生为学以宋五子为宗，说经尤精于《易》，而为文一本韩子……先生博及群书，勤考证，工文词，而笃守程、朱之旨，终身勿贰，诲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谓真儒也。”[81]王元启一生历主书院三十年，成就许多人才。翁方纲对其评价极高，《墓志铭》曰：“孰能博综汉唐而笃执程、朱，渊哉！若人不见是图，学则伯厚东发，教则鹿洞苏湖，盖超出乎籍、湜，绍述间而独为韩之徒。”[82]王元启详细事迹载《清史列传》。著有《祗平居士文集》《惺斋论文》《惺斋杂著》及《读韩记疑》《勾股九章论》《恭寿堂家训》《周易下经》补注等，并传于世。评点《震川先生集》稿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王元启尊崇韩愈诗文，研习韩集五十余年，著成《读韩记疑》十卷。评韩诗曰：“若其江河万古，则杜之与韩真所谓泰华双岧峣者也。《雅》《颂》之作非二公谁托？”[83]王元启之评是继御选《唐宋诗醇》之后，又一次将韩诗提高至《雅》《颂》的位置，与杜诗比肩。王元启评点《震川先生集》中也常将韩文作为品评归有光文之标准。其子王尚玨《读韩记疑跋》曰：“先子自幼诵法昌黎，编摹五十余年，随时考订注记书额，功力最为专久。”又曰：“先子之于是书，盖所谓性命以之者也。”王氏倾注毕生精力研治韩集：“丙午六月病笃不能兴，乃为辍业。易箦之前一日，呼不孝尚绳至卧榻前，语以《顺宗实录四》有‘戊午’二字宜改某某，时已气喘舌挢，听之殊不甚了了矣。”[84]《读韩记疑》可谓凝聚了其一生心血。马纬云曰：“五十年间三易其稿，成《记疑》十卷，用力可谓勤矣。”[85]
《读韩记疑》体例仿照朱子《韩集考异》，无诗文原文，只摘句注释。王元启以知人论世方式考释韩集，曰：“余读昌黎诗，私为考论其世，凡德、顺、宪、穆四朝行事及公毕生遭际履历一一恍然如见。”[86]此本对旧注之误阙进行细致纠正和补充，沈德毓曰：“凡故时刊本中篇题、异字、错简、晦义、伪作以及洪《谱》之疏漏，方、樊诸家好奇踵谬之说，《考异》所未及是正者，补阙纠讹，一一疏通而证明之，俾无失作者之意，而并有以慰朱子待后之心，洵属有韩集来目所未见之书。”[87]王氏善于用文史互证方法考证韩愈诗文编年，校勘异文，笺注诗文意旨，其中不乏独到之见。后世韩集文献如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等对其成果都有借鉴。如《杂诗四首》，王元启笺曰：
此诗似为顺宗时群小依附叔文而作。蝇蚊雀鸠，皆指一时欲速侥幸之徒；黄鹄忍饥，则公自谓。又考《顺宗实录》，叔文与韦相同餐阁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畏不敢言，郑珣瑜取马归卧不起。卒章“喑蝉”二语，盖指佑、郢、珣瑜；蛙蝇之鸣，则当时内外怨毒、远近疑惧之人。以此推之，疑贞元二十年公令阳山及俟命衡阳时作，因编次在后，故韩氏误指为元和中作。然诗所刺讥，与元和事不类。[88]
王氏以史实为据考证此诗作于贞元二十年（804），宋代韩醇定此诗为元和十一年（816）作，与史实不符，故屈守元注本引用王说。
王元启宗程、朱理学，笺注韩集体现了这一特点。但王元启过于用自己的思想强解韩集，疏解名物词义归于义理，有“《六经》注我”之嫌。例如阐释《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曰：
序分三节，首节冀其有合，次节虑其无合，而以此行为卜，谓河北俗化美恶悉于董生之合不合验之。末复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则朱子之论详矣。董生仁义人也，使河北能用此仁义之人，必不至于不臣而习乱。苟其不臣而习乱，必不能用此仁义之人。故董生此行，公于河北有厚望焉。评者乃谓公不欲其往，送之实所以留之，则不知公意正望董生以仁义化彼不驯之气耳。盖公悯恻当世之诚，触处流露如此。后人无此襟期，无怪乎读公文者一一如扣盘扪籥也。偶读张履祥《备忘录》，谓儒者立心须与天地民物相关，否则终不免为小人儒而已。愚谓举念便与天地民物相关，惟韩子足当此语。如李实聚敛小人，忧思一见以申其忠告之诚。河北悍藩，忧思藉董生之仁义以化导之。此等胸襟，岂小儒所能具无惑乎？《上李实书》，则疑其有干进之嫌。《送董生序》一再勉励之以行，则反疑阻使不往。至近人讥董生愤己不得志，欲求合于不奉朝命之逆藩，是以具臣之所不为者目此孝慈行义之人，岂所语于知人论世之学哉？[89]
其他韩集笺注者多认为韩愈此序旨在劝阻董生，河北藩镇背叛朝廷，已非昔日之燕赵。王元启观点则与诸家不同，从韩愈“举念便与天地民物相关”的角度分析，认为此序勉励董生，希望董生此行能感化河北强藩，“意正望董生以仁义化彼不驯之气”。王氏分析可以作为阐释韩文的另一种思路，但要慎重对待。又如《答李翊书》中“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注释曰：“此句惟孟、韩二子能然，由其理足而气盛也。他家终未免修饰于句字之间。”又“念生之言不志乎利”句，注释曰：“学道学文，先须绝去志利之念，此真孔、孟嫡传。”对韩集的阐释充满儒道气息。
《读韩记疑》完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其子刊刻于嘉庆五年（1800），同乡马纬云协助整理校勘，“今年令嗣尚玨以是书商刻，粤东官事之暇，钩探众籍，躬事校雠”。[90]其后又有嘉庆二十五年（1817）刻本。《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有著录，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多地藏有此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钱塘汪大钧食旧堂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有收录。
（十二）梁运昌《韩诗细》
梁运昌（1771—1827），初名雷，字慎中，一字曼云，又字曼叔，晚号田父，福建长乐市江田人，梁章钜堂兄。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后因母病归里，不复出，闭门读书，谢绝人事。梁运昌精通篆刻、绘画、音乐、医卜，善书法，喜杜、韩诗，倾力研究杜诗，历数十年。著有《秋斋别集》《杜园说杜》《苏诗钞》《秋竹斋诗存》《劳薪集》《陈氏古音考订》《读诗考韵新谱》《四书偶识》《韩诗细》等。
《韩诗细》七卷，选韩诗四百零四首，是韩愈诗歌的单行本。梁运昌分析韩诗踵武杜诗，《序》曰：“昌黎诗以工部为矩彟，盖有意于轶宋齐而上追黄初正始者，其本色之作高闲澹远。”宋代以来对韩诗的非议，梁氏皆为不满，曰：“宋人于昌黎诗殊无定论。欧阳文忠以杜诗多俗句，退之所不肯道。刘贡父则以退之近体为不工，至陈后山之徒，遂有以文为诗之诮。余谓诸说皆过也。”[91]韩诗用奇险之语、怪癖之词，但梁运昌同样为韩诗辩护，他认为韩诗特点是“大雅平正”，韩集中几首奇险之韵的诗歌都是“一时游戏之笔”，且受孟郊影响。梁氏认为只有通观全诗才能对其有正确的认识，他著《韩诗细》目的正在于通析韩诗，进而为韩诗中存在的非议做辩解。梁运昌在《序》中说：
视唐初绮丽之习蔑如也。其才情豪赡而泽于古者深，时有汪洋恣肆之辞。视大历诸子以五言为长城者，抑又末矣。初诣蕴藉如此，盖得诗家之正轨，其后与东野为埙篪，始喜以艰涩之辞，凑险僻之韵，然亦一时游戏之笔，在集中不能三五篇。余方恨退之所守之不坚，而尚奇喜异者顾独标此种，以为此昌黎体也……而攻韩者亦但约略以为言，何尝取全诗分别观之？遂使昌黎蒙千载之讥，不亦惜哉！余故以韩诗胪为数种而略为之说，使读是编者，知昌黎之所为诗大雅平正，未尝矜尚奇异。[92]
梁氏认为韩诗“得诗家之正轨”，奇险艰涩之诗寥寥无几，且是学于孟郊。梁氏观点虽非主流看法，但从中可见其对韩愈之极力回护。此批本按体裁分类，在《凡例》中梁氏对每类诗作了概括说明，从其总结中可得知韩诗与前人的承继关系及韩愈的开创之功。如论五古曰：“五古三种，其大雅平正者乃是少陵嫡派。今人于此种宜学杜不必学韩。杜部伍森严，有绳尺可循。而韩诗复加以汪洋恣肆，未免令人作望洋之叹，杜易学而韩难学也。”[93]论七古曰：“七古峭调始于少陵，于崎峭艰难中，裁散为整，嵚崟历落，风致黯澹。盖常意常语，避庸避俗乃用此体。独昌黎纯用单行而不加装饰，自然鲜丽，于少陵之外又创一格。此种造诣惟昌黎能之，今人无其高古之笔、幽丽之辞，不能学也。”[94]论联句曰：“联句从前所未有，创始昌黎，亦惟东野能与对垒，无第二手也。”[95]梁氏对韩诗几乎完全持肯定态度。此本按体裁细致归类并加以评析的编排体例，便是“细”的一种体现，但最能显露这一特点的是对韩诗细密的分析。注释形式采用眉批、旁批、诗后评三种，或注创作背景、时间，或阐释诗旨，还有少数校勘。诗后总评分析诗歌创作技巧，如章法结构，句法、字法技巧。因梁运昌精通音韵学知识，在评析韩诗时多分析韩诗的用韵特点。梁运昌常把韩诗和杜诗比较而论，分析二者的异同。通过读梁氏评析，读者了解到韩愈于细微处对杜诗的接受与创新，这也是其评析韩诗的一大特点。此注本之所以以“细”命名，梁运昌在《序》中已说明：“名之曰细者，盖取条理细密之意云尔。”梁运昌韩诗评析在历来韩诗批本中较为细致。此批本完成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有寒青山馆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长乐县志》卷十九《艺文志》著录此书。
（十三）黄钺《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
黄钺（1750—1841），字左田，号左君，又号壹斋，安徽当涂人。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内阁尚书、军机大臣，在朝历时二十七年。黄钺一生敏而好学，诗偏向宗宋，在学术上颇有造诣，著有《壹斋集》《壹斋诗集》《萧汤二老遗诗合编》《奏御集》，另有《画友录》《泛桨录》《游黄山记》《两朝恩赉记》《二十四画品》等。他善画山水花鸟，尤长画梅，学于王原祁，与山水画家董邦达齐名。
《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十一卷，是在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基础上增注而成，体例仍按顾注本编排，并保持顾注本中传、各家年谱及注内容。黄氏所增添内容以眉批形式刻于页眉上，便于读者区别。黄钺不满韩集旧注多有舛漏，攻韩诗多年，在前人注本基础上补注。正如其子黄中民为之撰《后序》所言：“先勤敏公，宗仰昌黎先生之诗。以各家注虽称完备，然犹有遗漏，且引据有未详确者，故自乾隆壬辰迨道光辛卯，日事丹铅点勘，不惮广搜博览，以增其未备，证其伪舛，垂六十年所著乃成，洵有功于韩子，可以公诸同好矣。”[96]所增内容有注、有评，注主要包括释词意、音韵等，还纠谬旧注；评包括评析诗歌创作手法、风格，另外还有为诗歌分段，总结段意。整体来看，黄氏增注内容不多，新意较少。黄钺所评析的角度总体来讲偏向于分析韩诗“以文为诗”的特点，欣赏韩诗典雅的风格。如评《元和圣德诗并序》曰：“典丽矞皇，颂而不谀，《雅》《颂》之亚。”[97]此注本黄中民道光二十八年（1848）广陵二酉堂刊刻，咸丰七年（1857）四明鲍氏二客轩翻刻。《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有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此书提要，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多地藏有四明鲍氏刻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有二酉堂刻本。
（十四）沈钦韩《韩集补注》
沈钦韩（1775—1832），字文起，号小宛，为学甚勤，工诗文，多宗韩，藏书处名幼学堂，江苏吴县人。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道光三年（1823）官安徽宁国县训导，与黄丕烈、阮元有交往。沈氏擅长训诂考证之学，长于经、史考证，著有《汉书疏证》《左传补注》《幼学堂诗文集》《韩集补注》《王荆公诗补注》等。沈钦韩认为“宋人之注韩昌黎集，空疏臆测，为可笑也”，故潜心研治韩集，历时较长。《韩集补注》是沈钦韩在批注清初冠山堂重修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基础上而成。《韩集补注》仿朱熹《韩文考异》体例，无原文，定稿之前几易其稿。此本既有对韩集中名物、典故、职官、音韵的考释，亦有对文章意旨、史实、人物的评析，旁征经史文籍，正如沈氏所说“既注昌黎集，于唐之典故确得考证”。同时吸纳了清代学者如陈景云、顾嗣立等人的成果，考证详实精审，不乏真知灼见，可补诸家注之不足。《韩集补注》有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刻本行世，民国九年（1920）番禺徐绍棨据此本重印，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等多地藏有此书。
沈钦韩批注东雅堂本《昌黎先生集》，通篇用朱笔批注。马其昶校注东雅堂本《韩昌黎文集》时，曾得沈氏初稿。沈氏两本相较，互有异同。沈氏批注本中的评注未完全付梓，尤其是对沈德潜等人的驳斥之语，未被刊出。同样《韩集补注》中有些内容，批注本中亦无，可见沈氏研韩用功之勤。此批注本现存国家图书馆。此外，沈钦韩曾批注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完成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历时二十几年，此书现藏于韦力芷兰斋。韦力说：“钤大印者，为沈钦韩批校本也，卷首首行下有墨笔题‘吴沈钦韩记注’，并钤有‘文起手校’白文方章，卷十末有‘乙卯岁三月八日竟此卷钦韩’，卷中则眉批处处，笔法老道，批校内容有议论，有训诂，有考证，长短不一。”[98]
乾嘉时期有存目而未见流传的韩诗选本，如颜懋侨（1701—1752）《李杜韩柳诗选》四卷，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家诗。颜懋侨，字痴仲，号幼客，曲阜人，工于诗。乾隆十三年（1784）赠文林郎，四氏学教授。其著作丰富，有《履月轩稿》《玉磐山房集》等。《山东通志·艺文志》著录此书：“《李杜韩柳诗选》四卷，颜懋侨编。”
第三节 清后期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述（道光—宣统朝）
一、韩愈诗文文献发展概况
道光以降，社会出现了千古未有的变局。在民族危机下，各种学术思想出现复兴、融合的趋势。内忧外患的困境唤醒了一部分士人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意识，经世致用之学再次兴起。争论已久的汉学与宋学开始调和，“道咸以后的学风已趋调和汉宋，朴学与理学的对立已为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所消解”[99]。士人面对异族入侵、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慷慨昂扬的士气，便从传统思想中寻找维系世道人心的精神支撑，故而理学再次兴盛。桐城派后期主要代表曾国藩调停汉宋之争，以宋为主，兼采汉学之长，继承桐城派义理、辞章、考据文论思想，融入经济的成分，为治世服务。其编《清经世文编》所收文章多是清代关于经世治用的实学文章，显示了向经世致用回归的学术倾向。此书还收有理学家方苞、程晋芳等人的学术文章，意在复兴理学，教化风俗。晚清一些有识之士敢于言论，但不敢直接谈改革，便从古书中寻找济世良方，发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图改革，今文经学随之兴起。此时考据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乾嘉时期朴学远离社会现实，故而开始转向社会实用方向，运用考据学严谨客观的治学精神和方法钻研科学技术，探求经文义理，为现实服务。
面对民族危机，晚清士人对韩愈、杜甫甚为推崇。这与乱世之音所需要的精神依托息息相关。钱谦益曰：“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100]杜、韩诗产生于乱世，抒写乱世，也为乱世所需。杜甫、韩愈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是晚清士大夫最好的济世良药，以儒道自任的思想更契合士大夫振兴国家的心境。韩集根柢《六经》，蕴含儒家正统思想。爱国志士推崇韩愈其人其集，从中寻找浩然正气和爱国热情，以振奋人心，挽救民族危亡。如学者总结：“动荡的时代促使文人将视线转注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注重文学的时代意义、社会作用，强调诗文经世致用的目的和提倡批判现实的精神。”[101]晚清学术思想的融合在韩集的编辑、整理中也表现得异常鲜明。高澍然《韩文故》、俞樾《读韩昌黎先生集》、魏源的韩诗批点、陈澧、陈宗颖父子批点《韩昌黎先生文集》等，将韩愈诗文评点与社会现实相联系，挖掘韩文中正统思想，为治世服务。尤其是在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风气下，文学领域里兴起的宋诗运动也开始寻找打通中国诗歌的结合点。宗宋者扶韩归杜，打通魏晋至唐宋的诗歌境界。在宗宋派的倡导下，韩愈再次备受关注。宋诗运动代表曾国藩、郑珍、莫友芝都批校过韩诗。诗话著作中论韩分量较重，如刘熙载《艺概》、陈衍《石遗室诗话》，深入分析韩诗的特点及价值。晚清也不乏研究韩文的著作，如刘成忠《韩文百篇编年》、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等，对韩文技巧的分析深入透彻。桐城古文派晚期表人物大也多都对韩文进行过批点，如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蔓延至广西的桐城派古文代表如王拯、龙启瑞等皆批点过韩文。
二、部分重要韩愈诗文文献叙录
（一）高澍然《韩文故》
高澍然（1774—1841），字时埜，号甘谷，晚号雨农，古文家、理学家、方志学家，福建光泽人。《韩文故》十三卷，序中高澍然明确选文标准：“就全集删伪窜者、用时式者、脱误不可读者、未醇者，存二百九十八首，加评注焉，名曰《韩文故》。”[102]主要是选明道之文。此书完成于道光十六年（1836），是高澍然晚年著作，凝聚其一生研韩心得，由其抑快轩刊刻，今藏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有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韩文故〉提要》。
（二）方成珪《韩集笺正》
方成珪（1785—1850），字国宪，号雪斋，又号宝斋，浙江瑞安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官海宁州学正，升宁波府教授。方成珪博综群籍，精研小学，善诗词，工书法，尤勤于校雠、考证。陈准《〈韩集笺正〉跋》评其“治校勘考证之学，与钱警石泰吉友善，名亦相埒，而为学审慎过之”。方成珪家中万卷藏书皆亲自点校，治学至老不倦，宝研斋为其藏书和校书之处。清代著名学者黄式三甚赏其才华，称“瑞安治考据之学自成珪始”，朴学大师孙诒让对其推崇备至。其校勘《集韵考正》十卷、《字鉴校注》五卷、《韩集笺正》五卷、《干常侍易注疏证》一卷《集证》一卷、《敬业堂诗校记》一卷等，有《宝研斋吟草》一卷、《宝研斋诗钞》二卷。《集韵考正》是小学类韵书集大成之作，影响至今，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方成珪著《韩集笺正》五卷，体例同朱熹《韩文考异》，无原文，摘句注释，书后附其编《昌黎先生诗文年谱》。方成珪不满宋人注，此本重在纠正宋人旧注，序曰：
明东吴徐氏东雅堂韩集，藏书者家置一编。盖以朱子《考异》止辨正诸本异同暨莆田方氏《举正》所从之当否，未暇它及也，以《考异》散附正文句下。自王留耕始稍有笺注，疏不为赅备。建安魏本广采众说，又未免失之太繁。惟此本录《考异》之文，节取魏本各注，易于循览耳。但徐氏所采实用南宋廖莹中世
堂本，莹中为贾似道门客，学问芜浅，所采辑多不精审，又经徐氏重刻，例不标注家姓名，往往有强彼就此，胶轕不清者，则亦未得为善本也。[103]
方成珪逐一分析了宋人注本优缺点，认为宋注存在着繁冗拖沓、注释不当、学术不规范等问题。《韩集笺正》运用“知人论世”方式，以达“以意逆志”目的。方成珪悉心研治韩集多年，参互钩稽多种文献，对韩愈一生行事及作品中人物爵里逐一考释，考证韩愈诗文创作时间，诠释职官典制，阐释作品意旨。方成珪序曰：
珪于此集悉心研悦，积有余年，其所援引必为寻究本源，其人物爵里及韩子一生出处，则考之新、旧《唐书》、司马温公《通鉴》、皇甫持正《碑志》、李习之《行状》、程致道《历官记》，吕、洪二《年谱》，参互钩稽，实事求是，《文苑》《文粹》亦旁资校证焉，并酌录何义门《读书记》、陈少章《韩集点勘》、王惺斋《读韩记疑》、顾侠君、方扶南各注，以广见闻。[104]
可见方成珪广引正史、文人别集，并参考诸家注韩成果。校勘异文是《韩集笺正》又一特点。方氏认为校勘要注重识字工夫，不仅要通其读音，还要深明其原流正变，训诂异同。校勘韩集异文注重梳理源流，依据诸种版本对校。方成珪音韵学知识深厚，也善于从音韵学角度校勘韩集。方氏所注所校亦有附会之嫌，但部分成果被后世多家研韩者借鉴。此书完成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民国十五年（1926）由瑞安陈准为之刊刻。《清史稿·艺文志》《中国丛书综录》有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据此本影印收录。
（三）陈溥《韩昌黎先生诗钞》
陈溥（1805—1858），字广敷，号稻孙，江西新城钟贤（今江西黎川县中田乡）人，晚清文学家、理学家。陈溥师从梅曾亮，得桐城古文义法，文多理学之作，诗多道学气。包世臣评其：“泛览百家，为诸臣冠，诗文亦有卓荦之概，然自率资性，未见真实工力。”[105]陈氏批点古诗文十多种，著有《陈广敷先生诗文钞》《霞绮集》《诗说》等。《韩昌黎先生诗钞》一卷，选韩诗四十四首，按时间编排，收于《陈氏丛书》中。陈溥主要从理学角度选诗，在卷首题曰：“但取其有道气可耳，尚未成章。”[106]所选韩诗无联句，都是古体诗，且多是韩愈不遇时作品，这类诗歌最能体现韩愈雄直浑豪的诗风和桀骜不驯的人格，又不失《雅》《颂》遗风。陈氏评语不甚多，常以“狷直”、“二《雅》之遗”、“朴劲”、“直气”等简洁语言论韩诗古淡质朴的风格，分析诗歌言外之志。《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中“海风吹寒晴，波扬众星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句，评曰：“古色斑远，绝是三代气候。此岂李、杜、苏、黄所能比？”[107]陈溥对韩诗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四）刘成忠《韩文百篇编年》
刘成忠（1818—1884），字子恕，咸丰二年（1852）进士，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小说家刘鹗之父。刘成忠历充武英殿协修、国史馆协修、纂修、福建道监察御史、河南汝宁府知府、开封知府等职。刘成忠善于河工算学，引进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治理黄河，功绩卓著。著有《河防刍议》《因斋诗存》《吹台随笔》《因斋杂记》《军务日记》等。
刘成忠少时即读韩文，晚年又重研韩文，解析韩文之法，著成《韩文百篇编年》三卷。刘氏曰：“取少所读公文，约取八十首，朝夕玩索，凡法之所在则标出。”[108]此书按年代编排韩文，分为上、中、下三卷。以年编之，可见韩文变化之迹，序曰：
神理气韵因年而异者，迄未有以辨其畦珍也。今年春阅《五百家韩文注》，见公文多有年月，因补足百篇，分年而列之。孰为少作，孰为中年、晚年作，一经排次，蹊径判然。凡百篇中不可得知其年者，唯七篇而已。综而观之，不独公文与宋以后之文其高下之不同者见，即公文之自少至老各有其高下者亦见。[109]
清初沈訚《唐韩文公文》部分韩文按年编排，还不属真正编年体韩文文献。《韩文百篇编年》是现存规范成熟的编年体韩文文献。乾隆时期沈端蒙曾有《韩文公文集编年笺注》，但未见传世。《韩文百篇编年》首先是作者自序，后分卷评注；每卷先是目录，次是正文，正文题下有题解，简单考作年；文中有夹批、夹注；文后有总评，重点分析韩文字法、句法、章法技巧以及风格特点，其中不乏精辟之见。此书同治十年（1871）初刻，又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食旧堂石印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等地。
（五）陈澧批《韩昌黎先生集》
陈澧（1810—1882），字兰甫，或兰浦，号东塾，广东番禺人，晚清汉学家，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陈澧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地理、古文、骈文、书法等，先后受聘为学海堂书院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著有《东塾读书记》二十五卷、《东塾集》六卷附《申范》一卷、《东塾杂俎》十四卷、《公孙龙子注》一卷、《汉儒通义》七卷、《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河防杂著四种》、《菊坡精舍集》二十卷、《摹印述》一卷、《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三统术详说》四卷、《声律通考》十卷等。陈澧立足汉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宋学，强调通经致用，是晚清汉宋调和的集大成者。《清史列传》记载：“其于汉学、宋学能汇其通。”[110]其治学与现实联系，尝曰：“吾之书但论学术，非无意于天下事也。”[111]陈澧自述读书经历：“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之学、北宋司马温公之学、胡安定之学、唐韩文公之学、陆宣公之学、晋陶渊明之学、汉郑康成之学。”[112]陈澧认为韩愈承继道统，是师法对象：“学之为言效也，必当寻师，寻师则必求古人，郑君也、陶令也、陆宣公也、韩文公也、胡安定也、司马公也、朱子也、顾亭林先生也。”又曰：“注疏：陶、陆、韩、胡、司马、朱，细读诸家书，此是求圣人之路。”[113]陈澧力肯以古人为师，昌黎则是首选，其《与周孟贻书》曰：
前者在学海堂，足下问读书之法，欲以仆为师，仆辞不敢……今别有以告足下，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昌黎《进学解》曰：“先生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昌黎读书法也。上归《尚书》《春秋》《左氏》《易》《诗》，下逮《庄》《骚》、太史、子云、相如，此昌黎作文法也。篇末言孟子、荀卿，此昌黎之学之大旨也……昌黎一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一一自言之，又屡言之，灿然而可见，确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足下性所近矣。仆劝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读之，又取《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熟读之，然后披览百家，提要钩玄，一一如昌黎之所为，而尤以孟、荀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学，一一奉以为法，积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虽与李习之、皇甫持正如骖之靳，不难也。[114]
陈澧以韩愈读书、作文为范型，解之甚细，并将韩愈作为追溯先秦、秦汉文之舟楫，奉为孔孟道统思想的接续者。陈澧对韩愈读书为文之法及宗旨的解读正符合当朝的文学风尚和学术旨趣，从微观的学习方法到宏观的道统、文统思想，韩愈都被作为师古的首要典范。陈澧在书院中教授士子习韩文，学韩愈读书之法，必然有利于扩大韩愈的影响，推动岭南宗韩之风的发展。
陈澧批《韩昌黎先生集》有两种，一种所用底本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陈昌齐（1743—1820）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另一种所用底本是同治九年（1870）广州述古堂刻《昌黎先生文集》，其子陈宗颖又增批其上[115]。两种批本批注内容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前者侧重评点韩文艺术特色，中有文字校勘，后者深入挖掘韩文中蕴含的儒道思想，将韩文的批点与社会现实相联系，以为治世之用，体现陈澧后期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也是晚清汉宋学调和下韩集整理的典型。两种批本今藏中山大学图书馆。
（六）俞樾《读昌黎先生集》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章太炎、吴昌硕皆出其门下。俞樾是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四十余年。俞樾治学以经学为主，继承皖派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专治文字学的传统以及孙诒让的古礼研究，号称朴学殿军。旁及诸子学、史学乃至戏曲、诗词等，为学可谓博大精深。
俞樾《读昌黎先生集》一卷，是其研读韩集的成果。就读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参照前人旧注，对某些观点进行考证纠谬，主要内容侧重校勘方面。俞樾依据韩集文献主要是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韩文考异》、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集》、东雅堂《韩昌黎先生集》、陈景云《韩集点勘》。此书选韩诗十五首，韩文十五篇，不录原文，摘句考释，校勘以理校为主，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考证过程旁征博引。此书同治十年（1871）刊刻，光绪七年（1881）收入《俞楼杂纂》，光绪二十八年（1902）收入《春在堂全书》三十五种，今藏国家图书馆等地。
作为古文经学家，俞樾对韩集的注释、校勘多有发覆，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过于质实而失诗歌真谛的问题。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赦书一日行万里”注曰：
愚按：一日万里，无此神速。虽极言之，不应如此也。“一日”疑“一月”之误。据《答张徹》诗曰“赦行五百里”，以一日行五百里计之，刚一月可行一万五千里，故举成数而言，曰“赦书一月行万里”也。[116]
对于此句的校勘，俞樾过于注重字面意思，有失诗歌蕴藉之美。
（七）李详《韩诗证选》
李详（1859—1931），字审言，号愧生，扬州兴化人，晚清《选》学研究专家。李详小学功底深厚，工诗文考证，善于利用《文选》与其他文集互相发明。李详推崇韩诗，对韩诗评价极高。其《韩诗萃精序》曰：“余更益以公《城南联句》云‘蜀雄李杜拔’。以公刚方屈强之性，于并世诗人服膺赞叹如此，又能遗貌取神，不相剽袭，自成一家，独立千秋。此韩公之诗，所以与天地比寿，日月齐光者。”[117]又曰：“余少好公诗，在光绪己卯、庚辰之间，背诵无遗……与郑君苏戡相习，郑云：‘由宋以来，诗人纵不能学杜，未尝不于韩公门庭周历一番者。’余抚掌以为明言。嗟乎！伊挚言鼎，轮扁语斤。余得戡此论，深幸吾道之不孤，而韩诗其将大昌也。”[118]李详研习韩诗已久，对韩愈推许嘉誉之情溢于言表。李详一生著作丰富，有《愧生丛录》《〈颜氏家训〉补注》《王荆文公诗补注》《文心雕龙补注》《文选精粹说义》《选学拾渖》《杜诗证选》《韩诗证选》《韩诗萃精》等。
《韩诗证选》一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二年（1910）期间刊登于《国粹学报》，后收入《李审言文集》。序曰：“唐以诗赋试士，无不熟精《文选》，杜陵特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多，惟宋樊汝霖窥得此旨……余据樊氏之言，推寻公诗，不仅如樊氏所举，因条而列之。”[119]宋樊汝霖评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是《文选》体，李详藉此潜心研治《文选》，并以之注释韩愈学《选》之诗。李详笺注韩诗六十九首，多以《文选》注释韩诗。李详注释韩诗用典出处，也侧重解释韩诗语境。其中也有少部分不是学《文选》之诗，李详注其典故出处。李详《韩诗证选》在笺注方法上与其他注家无显著区别，但集中用《文选》证韩诗却是一种新的角度，从中可直接看出韩诗与六朝诗赋的密切关系。李详另有《韩诗萃精》讲稿，完成于民国十五年（1926），已散佚，《韩诗萃精序》收入《李审言文集》，《序》曰：“窃尝论诗必具酸咸苦辛之旨，济以遒丽典赡之词，始能及远。李、杜之诗善矣！学韩公诗，于《骚》《雅》、陶、谢，一一具在。韩不称陶公，有极似陶者。余故罗缕其词，揭其篇目。”[120]由序可推测此书应注意抉发韩诗与陶诗、谢诗渊源关系。
晚清还有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也是重要韩集文献，将在下篇中探讨，此不赘述。清代后期也有佚而见存目的韩集选本，如彭应珠《杜韩诗文选注》十卷，《云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彭应珠，字真崖，生活于同治时期，黎平（今属贵州）府举人。
[1] 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6—17。
[2] 武道房《从宋学到汉学：清代康、雍、乾学术风气的潜移》，《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
[3] 陈水云《评康熙时期的选词标准》，《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4] 图海等《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八年辛卯三月”条下，《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438。
[5] 朱轼等《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一年五月”条下，《清实录》第6册，页116。
[6] 《御选唐诗》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张廷玉等《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七年七月”条下，《清实录》第8册，页116。
[8]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册，页50。
[9] 魏禧《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247。
[10] 张修龄《清初散文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35。
[11] 乾隆《怀旧诗·闻之蔡先生》，《御制诗四集》卷五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汪森《韩柳诗合集》，清稿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注：本书所引汪森韩诗评语皆出自此本。
[13] 汪森《韩柳诗合集》，清稿本。
[14]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四部丛刊》本，页482。
[15]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四部丛刊》本，页482。
[16] 汪文柏《杜韩诗句集韵》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7]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四部丛刊》本，页482。
[18] 李光地《韩子粹言序》，《韩子粹言》卷首，清教忠堂刻本，本书所引皆出自此本。
[19] 李光地《韩子粹言序》，《韩子粹言》卷首。
[20] 宋荦《韩笔酌蠡序》，卢轩《韩笔酌蠡》卷首，清刻本，藏国家图书馆。注：本书所引卢轩韩文批语皆出自此本。
[21] 全祖望《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311。
[22] 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凡例》，《昌黎先生诗集注》，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刻本。
[23]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 续笔 三笔 四笔 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页1005。
[24] 沈訚《唐韩文公文凡例》，《唐韩文公文》卷首，清刻本。
[25] 沈訚《唐韩文公文凡例》，《唐韩文公文》卷首。
[26] 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19册，页35。
[27] 杨大鹤《昌黎诗钞序》，《昌黎诗钞》卷首，清刻本。
[28] 杨大鹤《昌黎诗钞序》，《昌黎诗钞》卷首。
[29] 杨大鹤《昌黎诗钞序》，《昌黎诗钞》卷首。
[30] 杨大鹤《昌黎诗钞序》，《昌黎诗钞》卷首。
[31] 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页138。
[32] 陈仪《兰雪斋韩欧文批评》，清乾隆抄本。
[33]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页50。
[34]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文》卷四，清刻本。
[35]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文》卷四。
[36]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文》卷四。
[37] 吕葆中《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序》，《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38]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凡例》，《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卷首。
[39]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凡例》，《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卷首。
[40]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二，正谊书院本。
[41]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韩昌黎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2]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3]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韩昌黎集》卷八。
[44]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934。
[45]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页935。
[46]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唐诗别裁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页4。
[47] 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 乾隆《沈德潜归愚集序》，《御制文初集》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 莫砺锋《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50] 叶燮等《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108。
[51] 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文醇序》，《御选唐宋文醇》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条，页1728。
[5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宋诗醇提要”条，页1728。
[54] 《御选唐宋诗醇·韩昌黎诗序》，《御选唐宋诗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首，清刻本。
[56] 陈兆崙《韩文选序》，《韩文选》卷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东书局石印本。
[57] 陈兆崙《韩文选》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东书局石印本。
[58] 沈德潜《唐八家诗钞序》，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卷首，清刻本。
[59] 庄存与《唐八家诗钞序》，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卷首。
[60] 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卷首。
[61] 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陈明善《唐八家诗钞序》卷首。
[62]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336。
[63]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页350。
[64] 林明伦《韩子文钞》，衢州府署文起堂刻本。注：本书引林明伦韩文批语皆出自此本。
[65] 林明伦《韩子文钞》卷六。
[66] 林明伦《韩子文钞》卷一。
[67] 林明伦《韩子文钞》卷二。
[68] 林明伦《韩子文钞》卷十。
[69]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98年版，页5958。
[70] 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刻本。
[71] 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
[72] 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
[73] 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
[74] 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郝润华、丁俊丽整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注：本书所引方世举韩诗批语皆出自此本。
[75] 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八。
[76] 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九。
[77] 黎简批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刻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注：本书所引黎简韩诗批语皆出自此本。
[78] 沈端蒙《韩文公诗集注》卷首，清刻本。
[79] 沈端蒙《韩文公诗集注》卷一。
[80] 沈端蒙《韩文公诗集注》卷二。
[81] 王元启《祗平居士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页474。
[82] 王元启《祗平居士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页474。
[83] 王元启《论诗一则》，《祗平居士集》，页484。
[84] 王元启《读韩记疑序》，王元启《读韩记疑》，《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页583。
[85] 王元启《读韩记疑序》，王元启《读韩记疑》，页583。
[86] 王元启《读韩记疑序》，王元启《读韩记疑》，页583。
[87] 沈德毓《读韩记疑序》，王元启《读韩记疑》，页473。
[88] 王元启《读韩记疑》，页495。
[89] 王元启《读韩记疑》，页529。
[90] 马纬云《读韩记疑序》，王元启《读韩记疑》，页473。
[91] 梁运昌《韩诗细序》，《韩诗细》卷首，清寒青山馆抄本。注：本书中所引梁运昌韩诗评语皆出自此本。
[92] 梁运昌《韩诗细序》，《韩诗细》卷首。
[93] 梁运昌《韩诗细凡例》，《韩诗细》卷首。
[94] 梁运昌《韩诗细凡例》，《韩诗细》卷首。
[95] 梁运昌《韩诗细凡例》，《韩诗细》卷首。
[96] 黄中民《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后序》，黄钺《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卷首，咸丰四年四明鲍氏刻本。
[97] 黄钺《韩昌黎先生诗集增注证讹》卷一，咸丰四年四明鲍氏刻本。
[98] 韦力《沈钦韩批校〈昌黎先生诗集注〉十一卷》，《芷兰斋书跋初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页175。
[99] 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389。
[100]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868。
[101] 王镇远、邬国平《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
[102] 高澍然《韩文故序》，《韩文故》卷首，清刻本。
[103] 方成珪《韩集笺正序》，《韩集笺正》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10册，页585。
[104] 方成珪《韩集笺正序》，《韩集笺正》卷首，页586。
[105] 包世臣《答陈伯游方海书》，《艺舟双楫》卷三，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页73。
[106] 陈溥《韩昌黎先生诗钞》卷首，光绪九年刻本。
[107] 陈溥《韩昌黎先生诗钞》卷四。
[108] 刘成忠《韩文百篇编年序》，《韩文百篇编年》卷首，光绪二十六年食旧堂石印本。注：本书所引刘成忠韩文批语皆出自此本。
[109] 刘成忠《韩文百篇编年序》，《韩文百篇编年》卷首。
[110] 《清史列传》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5636。
[111] 汪兆镛纂辑《碑传集三编·陈澧传》卷三十三，台北文明书局1985年版。
[112] 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道光二十四年条，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页33。
[113] 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二卷，1931年第三期，页171。
[114] 陈澧《东塾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7册，页215。
[115] 李福标《〈昌黎先生文集〉清同治广州述古堂刻陈澧父子批点本考述》，《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4期。
[116] 俞樾《读昌黎先生集》卷一，载《春在堂全书》，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117] 李详《韩诗萃精序》，《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907。
[118] 李详《韩诗萃精序》，《李审言文集》，页907。
[119] 李详《韩诗证选序》，《李审言文集》，页35。
[120] 李详《李审言文集》，页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