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现在的中国人，小学生假期出国游，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国门。“文化大革命”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一九七八年，“文革”结束，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总理谷牧带队，选了二十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出访西欧五国。行前，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嘱咐好生考察学习。

代表团组成后才发现，二十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吃冰激凌，有人怕凉，就有人说：“可以加热一下嘛。”言谈举止，土里土气，笑话不断。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世界舞台上竟是这样地手足无措。

生活小不适应还好说，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处处吃惊。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五千万吨，只有两千名职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产四十万吨。而国内，年产五千万吨煤大约需要十六万名工人，相差八十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三百五十万吨，职工七千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两百三十万吨，有六万七千人。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二十年。震惊之下，代表团问我使馆：“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回答是：“不敢讲。”

代表团六月归来，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

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李直率地说，你要交朋友，要引资，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停止他们设在华南的广播电台。邓回国后断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输出”，转而大胆引进外资，改革体制，直至提出一国两制。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他回忆说：“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尽管邓小平当时已七十四岁。”认错是痛苦的，但这更见一个伟人的伟大。

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一九八四年，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压印着极精美的花纹。大家就考我，是什么物件。当时中国还没有纸巾这个词，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的阔气，又这样的浪费呀！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杯，晶莹剔透，比玻璃杯还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许久，一直带回国内。喝热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机上走廊很窄，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该送咖啡了，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潜台词是：“你这个中国土包子！”我一时羞愧难当，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这就是当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

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春风中慢慢融化。责任制、承包、下海、商品经济等，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

一九八〇年春，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我到山西五台山下一个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即考上清华大学，却因出身不好，被退回乡里务农。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学两门外语，研究养猪技术。公社猪场连年亏损。改革春风稍一吹动，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说：“我愿承包公社猪场，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愿受罚。口说无凭，立个军令状，以此相押。”说罢将存折“啪”的一声，扣在桌子上。书记也豪爽，说：“如若有失，你我共担。”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大大盈利。这篇稿子见报后，一个月竟收到五千多封来信。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科学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

还有更破格的。一九八一年二月，我去采访一个煤矿，矿长是学采煤专业的大学生，长期在矿上工作。我去时他正戴着安全帽下井。稿子见报不久，他突然被任命为省长。一届任满后又调任煤炭部长。那几年经我报道过的普通人，就有四人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那时，新人成长、重用，真正用上了那个词：雨后春笋。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和随后的日子正是一个产生了巨人和奇迹的时代。

当时虽然大力启用知识分子，但也只能用一小部分。你想，从错划右派，知识分子下放，到十年内乱再次打压，民间窝了多少人才啊。我们一个小小记者站每天挤满上访的人，有申冤的，有要工作的，还有申报发明的。他们以为报纸可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我忽发奇想，提出“像开发矿藏一样开发人才”，组织一个人才开发公司，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省政府大力支持，随即拨款四十万元。这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家人才公司，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

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强烈地想摆脱贫穷，要发财致富。长期穷的原因不是自然条件不好，也不是人懒，是政治上的束缚。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驱，自通有无。这一招，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却弃之不用，还避之如瘟疫，防之如猛虎。当时国家供应短缺，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撵、要抓、要罚，人为地制造穷困。

我那个家乡出煤，煤矿工人有钱但无肉吃。一日一青年农民就趁天未亮时背上猪肉到矿上去卖。突然有谁喊了一声：“来人了！”那青年慌急间剁肉，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左手上，齐刷刷断了四指。这就是那个春风未绿江南岸的黎明前时刻的悲剧。

随着大气候的变暖，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群众来信”《是赶集还是撵集》，当日便报纸脱销，甚至有人上门要加订报纸。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冰冻十年的市场，哗啦一下，春潮澎湃。

晋南平原产芝麻，一个叫朱勤学的农民从收音机里听到城里副食店缺芝麻酱，就立即手磨一小罐到北京推销，一下拿到上百吨的订单，还带出了一个靠做芝麻酱致富的“麻酱村”。我采访时他拿出自己订的十几种报刊，大谈如何利用外部的科技信息、商品信息。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我很快在报上发了一个头条《听农民朱勤学谈信息》。

马克思说：“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一八六六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历史证明，国门打开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思想解放，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