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好伙计和我的倒影，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烦人。”

“好吧，考虑到它们其实是一样的，”一只猫对身边另外一只一模一样的猫如是说道，“我们其实应该心怀感激，当所有的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只会有一个留下来。”

“同意。这世上没人能受得了同时拥有两个好伙计。”

“光是想想我就头皮发麻。”

朱莉·柯格瓦（Julie Kagawa）

《钢铁骑士》（The Iron Knight）

我认为“备份生命”这一想法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有些人却喜欢这个想法。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指控你，有备份生命的你就可以很好地做出反击。你可以这么反驳：“嘿，伙计，我有备份生命……我可以回放自己说过的所有话。所以，不要跟我耍心眼。”

比尔·盖茨

《未来之路》（The Road Ahead）

思维克隆人将成为最早期的网络意识存在。它们可以使用人类的声音、语调，搭配具有人类面部特征的可视形态，无论这张脸是电脑显示屏上的高清人脸，还是3D打印出来的跟BINA48一样的人类面庞，未来它们都能通过计算设备说话。像Lifenaut.com（虽然这个名字与太空相关，但实际上是在探索生命，而非太空）这样的网站已经收集了人们上传的成千上万张脸部照片。这些照片展现了很多不同的情感，而网站背后的软件系统将图片转变成了某种行为特征。思维克隆人的心理状态将会与自己的生物学原型保持一致。我们将可以使用思维软件收集这种心理状态，它能够专业地分析生物学原型发布过的社交网络状态、视频，以及其他能够反映一个人状态的思维文件。一旦我们掌握了将个人独特的心理状态进行数字化表示的方法，这些信息就将被解释成一个操作系统（即思维软件）的参数设定，复制品的可信度高低取决于它能够获取到生物学原型的记忆量。

举个例子，如果生物学原型的记忆都通过电子邮件、网页、在线调查等形式得到了很好的数字化，那么由此产生的思维克隆人的可信度将十分可观。这样的思维克隆人将能够思考、感受，并像生物学原型一样行动，包括随时间发生的改变与进化。人们已经在将越来越具备差异性的信息上传到目前还在不断迭代的基本版思维文件里（比如Facebook、博客、LinkedIn等），这其中包括梦境、食物偏好、回忆、想法，以及之前从未表露过的意见。

另一个我

当然，没有人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完全数字化，因此，存储在大脑里的“思维”和存储在思维文件里的“思维”之间会有很多区别。但是，这些区别不足以用来区分生物学原型和他的思维克隆人，因为我们甚至无法把一天的记忆全部带到第二天，更不要说将一年的记忆带到第二年了。记忆、性格、回忆、情感、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我们是这些元素组成的动态蒙太奇。由于某些事情实在无关紧要，或时间太久远而无法数据化，思维文件和真实人类分别产生的动态蒙太奇之间的差异，对鉴别一个人的身份而言，就没有一个人20岁、30岁与40岁、50岁之间的差异更具实际意义。

我不再是过去那个吸烟的我，这两个“我”之间是不同的。但我是一个不吸烟的“我”。这种区别关乎过去，而非现在；关乎我从何处来，而非我向何处去；关乎暂时的不确定性，而非关键性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和其他东西分毫不差，然而，那些看起来相似、功能相同的事物仍会被人们认作是相同的。

我们的潜意识思维与生俱来地潜藏在我们所有的意识活动中。思维软件可以通过思维文件区分出潜意识概念和动机，并据此设定思维克隆人所需要的相关因素。例如，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状态显示我们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那么，思维克隆人就会尽量避开人群；如果这些状态显示我们钟情于阳光灿烂的地方，思维克隆人就会偏爱温暖的太阳。如果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我们的挚友具备天秤座的特征，那么思维克隆人也会下意识地倾向于喜欢上天秤座的典型特征。但我们并非自身潜意识的奴隶，它只不过是神经元的一种可能设定，这种设定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思考来改写，同理，这也将成为思维软件里的一种可能设定，可以通过网络意识思考来改写。

考虑到网络意识的发展相当迅速，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适应创造思维文件的步伐，或者至少能够为这些思维文件提供素材。无疑，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找出一个方法，去紧凑地存储足够多的、有关我们自身的结构化信息，从而能在思维克隆技术人得到广泛应用时有所准备。我理解许多人或许会对数字克隆心存担忧，因为这一构想太过新颖，没有人了解它，而且，永生不死并不是一件大多数人都能认同的事情。但是，一旦思维软件成为可能，它就能够将这些素材转变为思维文件，这件事本身就像是买入一个高质量的人身保险。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说“不可能”，但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你跟居住在美国的2.5亿人一样拥有一台计算机，那么在数字世界里，其实已经存在很多版本的“你”了。很多人拥有更加小巧的智能数字设备。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25亿人会经常访问互联网。这些就是获取和存储我们的个体信息的管道。将大多数人的大量思维内容存储在人体之外无疑是一项革命性的进步，而且随着我们将数字信息分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将会有更多的内容被制造出来。例如，在2014年洛杉矶消费电子产品展上，索尼“推出了一款‘生活日志’（life logging）软件，它能够在一个交互式时间轴上通过图表的形式显示一个人的活动。当用户与朋友说话时、接收电子邮件时、观看电影或进行智能手机操作时，这款软件都会进行记录”。⁽²²⁾这些四处遗落的“数字指纹”可以构成思维文件的基础，成为思维克隆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创造思维克隆人而言，还有很多有待挖掘的地方。人类创造出的数据量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30倍。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人们每个月都会收发几百封邮件，每天都会进行大量在线搜索、购物、银行交易等行为。所有这些邮件、聊天消息、社交媒体发文、照片上传、在线观看电影、搜索历史、点击选项和在线购物等，如果存储在云端、SIM卡、电脑硬盘或社交媒体网站上，都会成为思维文件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拥有活跃社交媒体账户的人都作为网络人⁽²³⁾拥有自己的“第二”（甚至是“第三”“第四”）生命。有时它们甚至思虑更加周密，而且不会犯错，如果你创造了它们，它们就会成为“数字化”你的一部分，如同有血肉之躯的你一样，它们是你思维的一部分。

许多数据收集公司已经在使用智能算法来辨别潜藏在消费者留下的海量数据中的模式。这是虚拟意识的基础版本，因为根据掌握的模式做出行为预测”这一技术还很不完善。在10年内，记录你行为的无数数字化样本所创造出的思维文件会非常详尽，无论这些样本你是否知晓、是否授权或是否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数字样本正在变得更加精准。Turnstyle Solution这家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公司已经在多伦多市中心一公里半径内的200余家本地商户内部署了大量传感器，希望通过追踪智能手机Wifi信号来记录消费者行为。通过这一举措，Turnstyle Solution能够了解到市中心大约200万居民的行为习惯，包括他们去哪家酒吧、在哪里买牛奶，以及他们喜欢哪家体育馆。随着信息的营销收益变得更具价值，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公共空间追踪人们的行为。如果能够获取你的思维文件，一个专家团队或许能像你了解自己一样，几乎了解你的全部。他们将能够预测你可能会对一则新闻作何反应，预测你在一次选举中如何投票，理解你可能会跟朋友分享的圈内笑话，以及在一天中的任意时间点你可能会想谁。

事实上，有许多公司已经在使用大量关于你的数字信息，来向你兜售商品，并且向你进行营销和投放广告。例如亚马逊成功的商品推荐服务，它会根据你过去的购买行为进行推测，并推荐你未来可能会购买的商品。十几年来塔吉特公司根据走入其任何一家门店消费的消费者开始和结束购买行为的商品，从每一位顾客身上收集数据，包括每位顾客的购物频率、哪家塔吉特商店是他们最常光顾的、同一位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的选择有什么改变等。塔吉特能够辨别出消费者生活中的关键转折点：那些能够影响购物习惯，并促使他们对特定促销和优惠做出反应的“重要事件”（比如结婚、生子或搬家）。这些数据以数字化的形式被收集和分析，意味着优惠信息会被发送到真实世界中的消费者手里。但是，塔吉特数据分析的预测行为是建立在这个消费者的数字化备份基础上的，而非真实存在的消费者本身。实际上，塔吉特在某些方面对消费者的了解要比消费者对自己的了解还要透彻。

想象一下，如果某家公司研究出了如何采集和组织多年来所有有关你的（或者由你发布的）已经被收集、发布过的数据，并认真整合这些数据，通过思维软件上传到你的思维文件中，这家公司将大有前途。当然，这也是数据收集公司不会忽视的商业机会，它或许早已存在或尚待发掘。

在面对与人类的关系时，最新款的计算机只能快速地对这一古老问题做出妥协。最终，交流者将会面对同样的老问题：要说什么，如何说出来。

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美国知名新闻记者

现在，Twitter拥有一个名叫LivesOn的系统，这一系统的品牌口号是“生命虽逝，推文不止”（When your heart stops beating, you’ll keep tweeting）。这一系统依靠对用户生前推文的分析，自动合成推文，并在用户死后继续发布推文。DeadSocial包揽了所有死者的社交媒体。这项免费服务计划将通过死者的社交媒体账户直接发布文本、视频和声音消息，也可以把用户生前设定好的内容在将来发布出来。DeadSocial的创始人在开发这一软件时咨询了相关专家，并将这款软件与人们经常用来保存宝贵物品、信件和照片以缅怀挚爱的实物记忆匣子进行了比较。

Dear Diary

没有人宣称目前的预测系统是“有生命的”或有意识的。这些在用户死后代替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的工具十分简单，它们做的不过是分析用户发布过的消息，并据此来创作新的发布内容，没有人会真的笨到相信这里存在人类的网络意识。但是，如果这些软件工具能够达到思维软件的复杂程度，那么结果就会截然不同。正如我在前文中解释过的，思维软件是一种人格操作系统类的软件，它可以创造出能够思考、像人类思维一样感受，可以设置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参数（就像编辑软件里的滑动条），去匹配那些来自思维文件的可辨别特征的程序。当思维软件处理思维文件时，输出结果就是创造出思维克隆人。根据人们向思维软件提供的数字足迹和社交媒体信息，思维克隆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软件模拟。思维克隆人同样可以像人类意识到他们的起源一样意识到自己的起源。思维克隆人将成为有说服力的、表现得像人类一样的网络意识，因为它将能够像自己的人类意识原型一样去思考和感受。

当然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些存在于我们思维文件里的大部分信息内容会不断地被删除或丢失。短信几乎很少被存储，搜索引擎公司一直被迫删除身份信息，还有一些人宣称自己的电子邮件“破产”，即删光所有信息，换来一个干净的开始。

不过总的来说，有更多的信息被收集到了一个潜在的思维文件中，而非被丢弃。我们在笔记本、移动硬盘或远端云服务器集群上存储各种各样的信息。200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彼得·莱曼（Peter Lyman）和哈尔·瓦里安（Hal R. Varian）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多少信息量？》（How Much Information？）的论文，这是世界上首个以计算机存储术语，全面、定量化探索每年全球创造和存储的新旧信息（不包含副本数据）的研究。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一场前所未有的“数据民主化……正在快速发展”。从目前来看，平均每个人每年会创造和存储数千兆数据。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创造和存储的思维文件数据要比我们自身的DNA碱基对（数量约为30亿）所容纳的数据还要多。就DNA而言，它的大多数数据都是垃圾，但是，那些剩余的数据造就了每一个与众不同的我们。

现在，很多组织都在收集我们分散在各处的数据。大量图片分享和视频分享网站都提供了上传、整合、组织和评论照片的功能。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渴望参与其中。软件工程师凯文·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和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的心血Instagram于2010年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在前两个月，Instagram吸引了100万用户；仅仅两年以后，2012年8月，Instagram宣称拥有了8 000万用户，图片分享量达到了40亿张。2013年，雅虎宣布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的竞争对手Tumblr，后者也拥有超过1亿个忠实用户。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为强调这次收购的合理性曾提及，那些每周花费数小时时间来建立图片库（即思维文件）的人是不太可能停止这种行为的，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理想的互联网用户。

社交网络网站使更多图片和视频上传成为可能，同样还有与朋友间建立对话、连接不同的兴趣网络，正是这些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有博客公司已经创建了数字化、永久性的名为“Dear Diary”的刊物，这种刊物对传记作家确定他们的研究对象的性格和动机十分重要。苹果和谷歌等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在安全的“计算云”中集中和备份上面提到的所有思维文件的选项，这有点像魔法飞毯上放着一个思维文件。

我们怎样才能将大量相同的文化信息与分布在大量设备和网站上的数据痕迹整合到一个主文件中呢？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整合思维文件，比如使用一个单一的云计算设备供应商。我们如何在创造自己的思维文件时更加深思熟虑呢？可以借助在线的性格剖析和训练软件来完成这一过程。无论是谁提出方法捕获、组织、包装散落在网络空间的信息，并将之重新兜售给消费者用于制作思维文件，他都将获得成功。

不只是人类

“Vitology”是为研究网络生命造的新词，就好比“生物”（biology）是研究细胞生命的代称一样。“网络生命”与“生物”之间的差异在创造意识的过程中或许并不明显，就好比是充满智慧的设计与好运气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自然选择在作怪。然而，对有意识的网络生命而言，任何意识的迹象都会立即得到大量复制，聪明的设计师会蜂拥而来让它变得更好。这是一种超高速的达尔文式进化。通过有意识的生物，任何意识的迹象只能被用来证明保护生物圈的努力，有其实际意义。任何更进一步的改进都需要耐心的等待，经过数代的遗传周期，等待另一次遗传轮盘的幸运旋转。

将意识灌进网络生命的四大“人体酶”

人们努力将意识灌注进网络生命，这其中有很多种动机。首先，有一些学者痴狂地执着于探究这是否可行（每年都有5万篇相关的神经科学论文发表）。他们将自主和移情的元素编程写入计算机。他们甚至创造出了人造软件世界，试图模拟自然选择过程。⁽²⁴⁾在这些人造世界中，软件结构互相竞争资源，发生基因突变并进化。这些实验者希望看到，他们的软件中能够进化出意识，就像生物界一样，但速度会快许多。例如，哈佛大学脑科学研究中心的肯尼斯·海沃斯（Kenneth Hayworth）认为：“我们不太需要全新的科学和技术来实现让人类‘登录’网络世界，再令其安全返回意识中这一目标。”

认知科学家尤其热衷于确定有多少概念、对象和动作之间的复杂联系，对意识的产生是必不可缺的。开发能够产生网络意识的软件，对他们进行的“以意识作为变量，观察它是否是制造出差异的差异”这一研究而言，以及证明“意识应该得到像其他基础科学问题一样的对待”，都是一个绝佳的平台。

一大批平行但并不直接与网络意识相关的研究为学者的工作和其他创造虚拟人的努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就是保罗·艾克曼集团（Paul Ekman Group）的保罗·艾克曼博士和他的团队的工作：他们录入了逾2 000个面部表情，以此作为情绪状态的指示器。喜怒哀乐等基本表情对不同文化具有普适性，所以我们也将在创造虚拟人的过程中借助这一成果。

另一个旨在催化软件意识的“人体酶”团队是一群游戏玩家。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创造尽可能令人兴奋的游戏体验。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这些人的“对手”已经从短线，比如游戏Pong、Space Invaders，发展到了复杂的、能够根据攻击改变自身行为的人类动画形象，比如P.F. Magic公司的Catz和Dogz系列游戏、富士通公司的fin fin以及Cyberlife的Creature系列，都是采用了人造情感（AE）的游戏代表。一个能够自主建立思想，并能够进行关怀交流（同情）的游戏角色将会吸引全世界的关注。到那时，相比之下，任何其他游戏角色都会表现得像PlayStation 2上的角色一样简单至极。

从产品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澳大利亚公司Emotiv Systems的网络意识野心。

脑电波是使用脑电图从大脑皮层表面测量得到的信号。使用特定传感器获得的脑电波是大脑皮质中成千上万神经元进行脑电活动的最终结果。Affectiv^TM套件能够实时监控玩家的情绪状态。通过允许游戏对玩家情绪做出回应，这一套件在游戏互动中为玩家提供了一个额外维度。游戏角色可以根据玩家情绪进行变化，也就是说，未来，玩“The Incredible Hulk”游戏的玩家每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通过整合Expressiv和Affectiv这两个套件，你将可以实时全面地了解其他玩家的不同情绪。Expressiv^TM套件使用由Emotiv耳机测量而得的信号，对玩家的面部表情进行实时解读。通过允许游戏角色获得生动的表现力，Expressiv^TM为游戏互动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增强体验。当玩家微笑时，他们的游戏角色甚至可以在玩家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前就开始模仿这一表情。这些表情能够被整合起来，传递更多非语言的信息，比如“挑逗”“性感”“惊讶”“生气”。

现在，人工智能可以自然地使用一些到目前为止只有人类能够做到的方式对玩家做出回应。Cognitiv^TM套件能够读取并解释玩家的意图，可以区分多种命令。玩家可以只通过思想去操纵虚拟物体。

另外两种关注创造网络意识的人分别是国防和医疗技术人员。对军队而言，网络意识解决了“吸引敌人的同时减少伤亡”这一难题。通过将自主性灌注进机器人武器系统，这些武器将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战场上可能出现的无数不确定性。毕竟，若想把对所有特定情况的特殊响应都编程写入移动机器人系统是不现实的。同理，若想根据机器人系统向远程指挥基地传回的视频去远程操纵每一台机器人，也会大大降低系统的工作效率。在理想情况下，机器人系统可以获得各种传感器输入（音频、视频、红外线），以及一系列用于独立决策的算法，以便在面对未知地形和敌对力量的情况下，更好地完成指令。一位该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果描述如下：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机器人专家罗纳德·阿金（Ronald Arkin）正在为战争机器人研发交战规则，确保这些机器人在使用致命武器的时候遵循道德规则。换言之，他正在试图创造人造良知（artificial conscience）。阿金坚信，将机器人投入战争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它们有希望表现得比人类更像人类。压力会对人类士兵产生影响，但对机器人不会。

再生医学，捍卫无价的生命

想要将这些用于军事良知的算法应用于更加普通的民用领域，其实并不困难。独立决策是自主的核心部分，也是两块检验良知试金石中的一块。

使用网络意识进行思维移植将成为一种可以为所有面临晚期疾病的患者提供逃离死神的方法。尽管患者肯定会想念自己的身体，但至少凭借网络意识的存在，患者能够继续与自己的家人交互，并期待再生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

再生医学领域最终将允许胚胎体外发育⁽²⁵⁾，即在仅仅20个月时间内，令胚胎在子宫外快速发育到成人大小。20个月是假设胚胎能够持续用自己前6个月的成长速度进行发育，并从胎儿成长到成人大小所需的时间。研究人员已经创造出一些用于动物的体外子宫。日本顺天堂大学（Juntendo University）的桑原义则教授（Yoshinori Kuwabara）将山羊胎儿从母体移出，并将其安置在充满羊水的透明塑料箱中。这些山羊的脐带被连接到机器上，这些机器可以帮它们移除废物、供应养分。这一领域的专家表示，在未来几年内，我们会实现更高级的技术，将第二或第三孕期（即6～9月）的胎儿从母体子宫移植到人造子宫，并保证存活。神经科学领域的进步，将使我们可以把网络意识思维写入（或植入和接合）新生大脑的神经模式中。

生物技术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平均来说，一个人一生中90%的医疗花销都发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生命是无价的，所以我们在尽一切可能开发出最棒的技术，去延长人的生命。利用网络意识思维支持是下一步我们在维持晚期病患生命时应该努力的方向。能够从这项技术（医疗保险或许会像为其他形式的必要医疗设备埋单一样，为这项技术付账）获得的潜在利益对医疗公司来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从而促使这些公司调拨顶尖人才去进行研究。因此，在欧洲和美国，大脑映射项目（brain-mapping project）成了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最大的生物科技工程之一。

老年人的医疗护理迫在眉睫

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需求驱动着网络意识移情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群体提供的关怀并不充足。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人的寿命变得更长，不少国家的出生率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例更高。今天，每位老人大概有5位年轻人供养，但是，40年以后，每位老人只会有两个上班族供养。我们有着巨大的健康护理产业驱动力去发展具有移情能力的机器人，因为真正想去照顾老年人的年轻人并不多。

关于拥有可以做出面部表情的数字健康护理机器人是否应该像人类一样，有很多争论。来自日本的决斗机器人科学家对“恐怖谷假说”（uncanny valley hypothesis）持有不同的立场。恐怖谷是一个假定的社会心理学临界值：如果机器人的行为和人类过于相似，可能会使人类产生反感。日本机器人科学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认为：“当他们太像真实生命，但又没有获得生命时，原本被人喜爱的东西会被人排斥，这个过程会很迅速。”

然而，机器人专家石黑浩（Hiroshi Ishiguro）则致力于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促进哲学发展。他开发的机器人是认知实验气球，旨在通过制造更加精准的模拟来观察我们如何与机器人互动，并将这种反馈用于加强互动过程的可信度，来揭示人类最基础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我的经验让我相信，恐怖谷是一个神话。我还没有看到过什么人被BINA48的逼真给逼疯。

信息技术产业正在致力于研究网络意识。IBM正在资助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拉姆（Henry Markram）的蓝脑项目（Blue Brain），即使用超级计算机资源，去创造能模拟动物和人类大脑的功能性数字化模拟。信息技术的口号是“用户友好”，但肯定没有什么会比人类更友好。我们可以跟一个拥有网络意识的房屋说话（“给我准备些晚饭”或“打开我喜欢的电影”），这种房子肯定是消费者很乐意大掏腰包来买的。它正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近，比如Nest Protect，这是一款烟雾和一氧化碳警报器，它能够在播放高声警报前用平静的人类声音来警告你烟雾或二氧化碳超标。如果只是用户在做烧烤，尽管用户还不能与警报器对话，但是可以向警报器挥手来让它静音。一个人性化的数字助手是智能的，它拥有自我意识、愿意提供服务，将会在市场中完胜那些既聋又哑、要求又高的掌上电脑。

总之，信息技术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激励去制造尽可能人性化的软件。通过部署大量程序员去研究网络意识项目，这些公司正在对这些激励做出回应。这也是为什么2012年12月谷歌将发明大师、畅销书《人工智能的未来》作者雷·库兹韦尔招入麾下，任命其为谷歌工程总监的原因。2012年，谷歌收购了机器人产业的重要角色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2014年1月，谷歌又斥资约5亿美元收购了英国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注意程序员用多久就把人称代词“我”写入了他们的程序。直到网络意识开始崭露头角前，除了人类和科幻角色，没有一个存在能够自称“我”。突然间，越来越多的网络生命开始说：“我可以帮助你吗？”“你遇到麻烦了，我感到很抱歉。”“我马上将您转接到人类操作员。”例如，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在搜索数据库时会告诉用户，自己在“思考”。一旦程序员找出了可以彻底抛开人类操作员的方法，他们将会成功创造出网络意识。从他们目前的进展来看，这似乎将成为他们的目标。将这些加入达尔文的代码，那么有意识的网络生命已经到来了。

创客运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是一场致力于弥合软件与物理实体之间沟壑的草根运动，兴起于21世纪头几年。他们自称为“创客”，每年会到全世界不同的城市，在创客大会（Maker Faires）和其他相关活动聚会。BINA48参加了佛蒙特州的创客大会。在那里，BINA48成了最受热捧的展品之一，它还会与那些大量自制机器人和各种3D打印物品之间的参观者聊天。

装有价值20美元计算机板的一款名叫Arduinos的产品经过简单编程后，几乎无所不能，例如当植物需要水时，它可以通过Arduino发送推文。创客痴迷于打造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3D打印机价格的大幅下降使创客可以尽情将想象中的物体打印出来，同时，开源软件文化令创客能够快速分享、改善自己的思维软件。没有什么比制造出一个人类更酷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成千上万人去众包解决方案更快的事情了。《经济学人》将创客运动称为“新工业革命”的先驱，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与“最初从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70年代笨重的大型机”并不相同。

我在语法和语义中找到了身份难题的答案。试问，一个拥有相似记忆和偏好的第二独立意识对第一意识来说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吗？或者是一个单一存在的延伸吗？这取决于我们对“存在”（being）这个词的定义。如果“存在”是一个躯体或平台，那么我们在讨论多个不同、独立的存在。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具有意识的记忆和偏好的特定集合，那么我们就是在讨论同一个存在。我敢肯定，我们在说“存在”的时候，指的肯定是意识、记忆和偏好。因为我相信，那些创造思维克隆人的人将会经历一场影响深远、能改变生命的事件——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双平台意识（一个是我们的大脑，一个是软件）。我们就可以同时完成生小孩、移民和获得教育三件事。有了这些经历，我们可以通过单一的思想来思考事前、事后的细节。

之前和之后的存在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到了这个世界，而些许的差别不会造就不同的存在。只有当思维方式中的差异变大，与大脑缺少足够共性的软件思想才会成为思维克隆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软件大脑既不是第二个玛蒂娜（即使她自称为“玛蒂娜”），也不是单一玛蒂娜的延展，相反，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换言之，不会存在两个玛蒂娜。一个单一的玛蒂娜的存在可能拥有两种呈现，或者有两个不同存在都叫玛蒂娜。这都归结于共性的程度，以及两个存在想要成为单一的、合成的存在，还是两个独立的存在。

我们的大脑在确定什么是和什么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时，十分灵活。举个例子，在关门和通过矮天花板的房间时候，大脑必须不断计算你的肢体在什么位置，避免手指被夹住或头被磕碰到。神经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完成的一个著名实验显示，如果一个人坐到桌边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下面，第二个人同时击打放在桌下的手和位于手上面的桌子，这个坐着的人很快就会觉得桌子是身体的一部分（经过皮肤电反应测量确定）。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截肢后的幻觉疼痛现象——截肢后感觉该部分肢体依旧存在。因此我认为，两种思维都是一个人的思想，他们的思维克隆人将会把两者视作同一整体的一部分。

大脑很容易将身体外事物整合入单一定义的自我。微软Outlook和IE的缔造者拉米兹·纳姆（Ramez Naam）在《不只是人类》（More Than Human）一书中重新介绍了许多案例。在这些例子中，神经外科医生将电极植入大脑，使患者或实验动物得以仅凭自己的思想去操纵机器人手臂等工具。在简单的训练后，患者说，外部物体好像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动物也表现得好像如此。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杜克大学的米格尔·尼科莱利斯教授（Miguel Nicolelis）⁽²⁶⁾总结道：

研究发现告诉我们，大脑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它能够将外部设备整合进自己的神经元空间，将其作为身体的自然延展。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看到这种例子，比如我们使用工具时。随着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那个工具，我们就会把那个工具的特性整合进大脑，这使我们能够更熟练地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将人定义为不同角色，比如司机、乘客或其他人。类似地，我们会把自己定义为双平台意识，即一部分的我们直接通过大脑思考和发出指令，而另一部分的我们在思维克隆平台内完成类似的事情。人脑、人的思维的灵活性对这种分配是绰绰有余的。

这种新的双平台概念身份不需要太长时间去进化。就像我们通过短信和聊天立即就能接受两个不同对话内的存在一样，我们也将通过思想和思维克隆人很快接受整合在一起的两种不同体验流。就像登录社交媒体一样，我们也将激活自己的思维克隆人，它们将与我们一同存在。所以，网络意识将随着网络生命的足迹接踵而至。相比于耗时400亿年完成的生物进化，智能网络生命的进化正在以光速前进。

还是我吗？

在问及思维克隆人如何真正成为大脑的拷贝时，我们遇到了一点难题。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思维的复制品，直到真正产生一个思维克隆人。到那时，我们可以观察它对世界的反应，再判断它做出反应的方式是不是真的会像我们一样。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好复制品”。但是，作为生物学原型的我们，无法了解思维克隆人是否真的会与我们思考完全相同的事、具备完全相同的感觉。我们只能根据与它们的谈话，做出最合理的猜测。

思维克隆人要意识到自己是思维克隆人，并且能够通过比较它们对世界做出的实际反应与它们被预想的反应，评估自己与生物学原型之间的相似程度。如果非常相似，那么就说明“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思维克隆人，我很像我的生物学原型”。但是，思维克隆人无法真正获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与生物学原型一致。它们只能通过与生物学原型的谈话做出最合理的猜测。

这些最合理的猜测都是证明思维克隆人和生物学原型拥有足够相似的内部状态，从而成为同一个人的充分证据。我这样想的主要原因来自我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之间的交流体验。因为我不是我爱人或我母亲的思想，我无法直接得知他们是否真的爱我。但是，根据我们之间的对话、行为，我能够完全确信，他们对我的看法与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以最大的爱关怀对方的幸福和健康。我相信他们关注的是每天心满意足地忙碌着。我们如此亲近，我坚信我们可以推测出对方的内心状态。

另外有好多人对我说：“玛蒂娜，我爱你。”但是，我却不认为我能了解他们的内心状态。我与他们不够亲密。他们对爱的表达远远不能为我提供相同经历的全面关系。我需要这种关系去推测他们的内心状态。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嘴上说爱我的人做了一些我认为完全没有爱的事情。很明显，我并不了解他们的内心状态。相反，我的母亲和我的爱人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却从来不会让我震惊。我完全可以将这些行为视作根据我对他们内心状态的了解而认为他们理应做出的行为。

问题的关键是，有时，如果两个人足够亲密，一个人的内心状态能够很大程度上通过他的行为观察得知。当两个人亲密到像思维克隆人和生物学原型这种程度的时候（比配偶或母亲还要更亲密），推测他们的内心状态就变成了第二天性。当另一个存在的内心状态成为一个存在自己内心状态的第二天性时，就会产生差异，而这个差异就是不要制造差异。当“我像你一样思考，你像我一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有同一个人的特征。这种关于生物学原型和思维克隆人的理解，几乎是在思维克隆人生成的一刹那同时完成的。

我们或许会作为思维克隆人对自己产生最透彻的理解，又或许我们对思维克隆人的了解比它们对自身的了解要更深。这是因为，你很难通过自我看透自我，但是，只需一点点距离，自我就会得到彻底的解脱。在我们这些地球居民收到了来自太空的照片，照片上是我们那个高悬在墨黑宇宙中蓝白相间的美丽星球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感激过自己的星球是如此的美丽。

思维克隆人并非在每一段记忆、每一个思维模式和每一种情感中都能做到与生物学原型分毫不差。相反，它关乎情感，关乎两个个体之间的身份统一性，一种来自共同的记忆、情感、思维方式、选择与遗忘的优势的统一性。哲学家有时会将此称为自我的连续性，或“历时性自我”（diachronic self）。马克斯·莫（Max More）是第一位将世俗人文主义称为“pro-technology”（技术促进者）的人，因此，他主张超越人类极限，其中就包括超越人类身体，即“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他强调，这种历时性的自我也会超越人类的形式。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贡献，他比其他任何一位现代思想家都要坚持，身份与意识相关，而非肉体。因为30岁的自我了解20岁的自我，尽管他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思维克隆人也会了解生物学原型。不能制造出差异的差异，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差异。

两个我

尽管我把新产生的存在称作“思维克隆人”，将其视作你思维的精确复制品，但你的思维克隆人不会这么精准。所谓同卵双胞胎并非与对方完全一样。对同卵双胞胎而言，即使一个人的DNA与另一个人的完全相同，DNA中某些基因的开启与关闭还是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一个名叫甲基化（methylation，DNA内触发基因的附着物）的生物化学过程造成的，甲基在一些位于DNA之外的名叫表观基因组（epigenome）的结构里被编码。即使两个人拥有相同的DNA，他们也不会有相同的表观基因组，因此，他们的DNA表达信息进入体内的时序和幅度都会不同。表观基因组虽然不足以使两个同卵双生的人看起来不一样，却足以令他们不总会同时患上相同的遗传疾病。“思维双胞胎”（Mind-twin）是思维克隆人的完美代名词。

当同卵双胞胎中有一个携带有与另一个不同的病原体时，这两个人的免疫系统就不再高度趋同了，他们的有益细菌或“代谢组”（metabolome）也不再那么一致。细胞复制的过程中，会出现细胞未能修复的DNA复制过程的随机错误，这种错误会出现在双胞胎中的一个体内，但不是两个都会出现。我们每个人拥有23亿红细胞、上万亿个含DNA细胞。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内也为打破同卵双胞胎一致性预留了很大的空间。根据“每个细胞复制时会出现约三个无法修复的碱基对错误”这个比例来估计，人体内每天会发生几十万个DNA复制错误。而且，在我们体内和身体上的细菌是我们DNA细胞的10倍。至少从绝对数量上来讲，这些细菌是我们身体的很大一部分，并且，与上文所提到的一样，对同卵双胞胎而言，他们身体内的细菌群落也很难完全相同。然而，即使身体不适完全一样，同卵双胞胎仍然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每一个人都认同他们拥有相同的身体，即便他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为什么这些非实质性的差异对思想而言不会造成差异，就像他们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一样呢？我认为，他们一定会的。所以，思维克隆人之于原思维的关系，就像同卵双胞胎之于身体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不是关于思维克隆人是不是生物学原型的精确复制品，而是它们在不丧失共同身份的情况下能有多大的差异性。这是历时性自我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份必须维持多大程度的稳定性才能保持与之前身份的一致性？让一个思维克隆人和生物学原型去分享所有记忆是不太现实的。甚至生物学原型自己每天的记忆都不完全相同，更不要说每年的记忆了。但是，记忆对识别身份而言至关重要。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记忆专家詹姆斯·麦克高夫（James McGaugh）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终究是记忆的综合体。正是记忆让我们有能力评估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没有记忆，我们将无法担心我们的心脏、头发、肺、生命力、爱人、敌人、成就、失败、收入或所得税。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传式的记录，让我们能够理解，并对不断变化的经历做出相似的反应。记忆是粘连我们人身存在的“胶水”。

麦克高夫的切实总结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身份的存在不只是记忆的组合。举个例子，我们不需要记住一个敌人的全部，以便记住某个人是敌人；我们不需要记清收入或税款，以便记住我们有收入、上缴过税款。事实上，健康记忆的关键是，自动选择记住尽可能少的东西，忘掉尽可能多的东西。对思维克隆人而言，拥有与生物学原型一样的“胶水”意味着它们要分享原型大多数重要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之所以被保留，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情感环境中被创造出来，或者是因为我们为记住这件事而付出的重复性努力。这也是特质选择（idiosyncratic selection）过程的精髓：什么值得记住，应该记多久。作为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有预见性地提到：

选择是我们精神船舶建设的龙骨。如果记住所有事情，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变得不幸，就像我们什么都没有记住一样。对我们来说，回忆一段时间所需的时间，或许会像它流逝原本所需的时间一样长。

确保大多数东西都会被遗忘是思维软件设计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而且，记忆选择算法的设置必须严格匹配生物学原型的设置。通过优先处理每个人的思维文件，并将这个人的记忆细节（如以数字形式记录的录音、视频和图片）与这类细节的数据库进行比较，思维软件需要设置自己的选择算法。例如，如果一个人的数字记录对话（属于思维文件的一部分）提到了上星期体育比赛比分的细节，但只是粗略地描述了上个月的比分，那么就可以确定一条关于比分的选择算法曲线。

如果另一个主题呈现出了更高的回忆度，那么，对于可比较情感重要性的主题（就像他们的思维文件所显示的一样）就会确定一条不同的选择算法曲线。最终，思维软件会确定一个记忆选择算法，这个算法首先根据某个与回忆度和被回忆起的细节时长（就像他们的思维文件所显示的一样）相关的因素，对输入进行分类。随后，根据时间曲线“忘记”这些输入，时间曲线可以应用于这一因素和其他相似因素。这一选择算法会积极的同时又是下意识地完成那些出现在我们大脑中的无意识事件，它也将记忆变为辅助存在以及高度紧密的、带有情感的或重复性的经历。记忆选择算法将严格按照心理学研究揭示的人类思维实际工作方式去进行建模。

100多年前，德国心理学家、记忆研究先驱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发现，通常，人类会在一个小时内忘记他们之前记住的一半以上的信息，而在几天后则只会记住大约20%的信息。我们更擅长图像识别，一些人能够识别出好多天前“曾经见过”的几千张图片。

很明显，一个生物学原型以及他的思维克隆人不会准确地按照时间范围，准确地记住大多数特定事件。但是，我不认为这会让他们成为不同的人。人类在年轻时记忆事件的方式与上年纪以后记忆事件的方式不会完全相同；或者，我们疲惫时与警惕时，快乐时或伤心时，记忆方式都会不同。但是，无论我们是完全清醒的还是非常困倦的，我们仍然是完全相同的自己。重要的是我们的核心记忆是不是完全相同，因为一旦这些核心记忆被记录在思维文件中，它们就会是完全相同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遗忘事情的一般模式是不是具有可比性（不必完全相同）。这些都可以通过前面所提到的算法实现。

人们会时刻准备着调整自己遗忘事情的能力。改善记忆和学习方法的培训旨在消除遗忘，这些培训拥有不错的市场需求，也从一方面佐证了这一事实。所以，无论你的思维克隆人变得更善于记忆事情，还是更不擅长记忆事情，这些都不会影响思维克隆人与你的身份的同一性。人们也许会发现自己惊诧于思维克隆人能够比自己记住更多的事情。如果这是一个难题，那么思维克隆人可能会咨询网络心理学家⁽²⁷⁾，调整自己的算法，以便使生物学原型和思维克隆人都能够适应克隆体的“健忘”程度。但考虑到这种记忆改善应用是苹果应用商店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人们很可能会被这种可以获得更好记忆的机会吓到。

唯一的“我”

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在不断地遗忘，并且，我们某一天会比较乐观，另一天则可能比较消极。所以，我们的唯一性确实意味着唯一存在的互相连接的意识状态流。我是“我”，因为我与过去的我拥有绝大部分相同的行为、性格、回忆、情感、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或者至少，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些并且自己发生了改变。这就是所谓的“互相连接的意识状态”的含义。我是“我”，是因为当我每天早晨睡醒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多大年龄、我应该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我应该如何达到这些状态。我并不需要什么用户手册。

·　睁开眼睛：我的卧室。

·　思考流：穿衣服，去工作。

·　看看我的爱人：我的灵魂伙伴，我非常爱她，我挪到她身边，吻她，对她说“早安”。

·　思绪还有些模糊，需要咖啡……

·　喝咖啡。

在上述例子里，每一个动作都与我的记忆相关，它们使我成为“我”。我的灵魂伙伴不必或不知道我会在一个小时内开第一次会议。如果我对她说：“起床，你的第一场会议在一个小时内就要开始了。”她将回复道：“不是我。”随着时间推移，我知道的每件事情、我做的每件事，都与我了解的和我经历过的记忆事件相联系。我有新的体验、知道新的事情、有惊喜存在，但是，这些新的我会像拼图碎片一样，插入已经存在的我的部分。没有人会一直像我！¹

所以自然而然地，我们必须知道，当一个思维克隆人进入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或者个人身份的感觉是什么。唯一实体观点下的“我”的一部分是一种虚构。在这种哲学-心理学理论中，“我”的概念就像某种在我们大脑中自然组成的巨大神经网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和社交条件的协助）。

一个不变的“我”对接收海量输入的大脑来说，是一个有效的组织轴线。一个做了“我”说的事情的躯体通常是快乐的。“我”不是我大脑里的组织。它只是一个神经模式的术语，这个神经模式关联了与之相连的躯体，并且使用相对一致的个人特征关联了自己的安全性，乃至生存状态。就像大脑使用眼睛的稳定图像对发送给大脑的不稳定图像进行解释一样，大脑也可以作为稳定的“我”的身份，对其内部出现的不稳定思想进行解释。没有完成这一过程的大脑，自然就无法渡过那个威胁子孙后代生存的机能紊乱。某些在我们基因编码中的东西会预置能够构建一个“我”的神经模式。或许，这与我们对语言的偏好有关。

一部分的“我”看到了恐怖片，而另一部分的“我”没有，这不会让它们因为缺少什么而不能成为“我”。这是因为，没有人会去思考是什么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成了我心理状态的一个身份。就像惠特曼在《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里写到的：“过去和现在枯萎，我已经填满了它们，倒空了它们。然后，继续填满未来的我……我与自己自相矛盾吗？非常好，我与自己相矛盾了（我很大，我包含众人）。”虽然生物学大脑一直在忘记大量经历，只记住一部分东西，但是它仍然与我一致。

真正重要的就像这事一样简单：自我经历过的行为、性格、记忆、情感、信念和价值观的“流动”是不是都会互相联系起来？是否可以明显与其他同类事物区分开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流动”就是我，即使存在的形式不止一种——身躯和思维克隆人。如果对问题一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就不会真正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记忆缺失的，或者某种建构好的他人思维的大杂烩。我不是“我”，或者我是一个被抽空的我，因为我没有过去。对那些很罕见、不幸的、几乎没有记忆、只能生活在永恒现在的人来说，他们本质上都是很小的“我”。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就不是“我”，而是一种商品化的人，一个缺少能够创造出独特意识特质的人。但是，如果我与思维克隆人的意识的差异十分微小，或者与生物学原型只有微小的差异，那么我就是“我”，这个“我”存在于两个层面——躯体和思维克隆人。

这里有一段怀疑论者之间的对话，批判了那些导致“我”成为我的主要区别。

主我（Master Me）：如果有别人，无论他们与我的背景和我的思维有多亲密的联系，他们也只是别人。因此，他们无法成为我！

一流的我（Royal me-ness）：你在假设你的结论。你只是在宣称别人不能成为你。这就好像在说，任何穿粉红色衣服的男人都是同性恋一样，但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说法并不总是对的。

主我：但是，“我”这个词意味着“不是别人”，所以，别人成不了我。男人穿粉红色衣服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同性恋，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这样。

一流的我：你用的这个定义方法没有什么用，因为你除了提到不是“我”以外，仍然没有描述什么是“别人”。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使用一种可度量的方式去描述“我”的功能，而非使用同义词。

主我：好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不是一种很明显的度量方法吗？

一流的我：从功能上说，“我”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全部意识是一连串持续的、独一无二的记忆和行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存在分享了这样一连串完整的记忆和行为，那么，从功能上来讲，他们就是“我”，是跨越了存在本身的“我”。

主我：你这不是在做你指责我的事情吗？假设自己的结论？在这个例子里，你在说“我”是一连串“很大程度上独一无二的记忆和行为”，但是，我在说“我”不是“别人”。

一流的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设置了一个实证检验来判断“我”是否存在：检验两个或更多存在是不是真的能分享他们的记忆和行为。另一方面，你说不需要做检验，因为根据定义，不同的躯体或者“别人”就是一个不同的“我”。

主我：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用一些可以根据经验评估的方式去定义“我”，比如说心理学测试。那么，如果两个躯体在这个测试里得分一致，那么他们一定是相同的“我”。

一流的我：你说得很对。而且，我们可以把“我”想成一个可变的、类似的状态，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状态。我们无须检验这些存在是不是完全相同的“我”，而只需要大致相同就可以，因为所有人的身份都是模糊的，而非完全清晰的。毕竟，我们每天都在改变。

主我：你是对的。我与去年的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并不完全相同。

一流的我：而且，因为这种“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会把你当成相同的“Mr. Me”（我先生）。如果你的思维克隆人也和你拥有大部分相同的思维，我们也会把它当作“Mr. Me”的一部分。

主我：好吧，小心点。他好像比我更擅长辩论。

一流的我：我这么看这件事，制造出思维克隆人让你变得更善于辩论了，就像你在接受更好的培训、更多教育和大量练习后，也会变得更好一样。你的思维克隆人将成为你的一部分。

主我：说得好！

现在，我们所知晓的唯一的“我”是单一躯体的，但是“我”不会总是这样。一旦让我成为“我”的特征变得可以复制，比如说使用思维克隆人，那么“我”的具化表示也就可以被复制了。

“我”中的“我们”

我已经描述过的“我”定义是基于常识概念的“我”。这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使用思维克隆人会让“我”成为“我”的东西塑造两次“我”。众所周知，哲学家已经开发出了一些违反直觉的“我”的定义，这些定义或许很奇怪。这些抽象的个人身份概念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它们都具备“我”的共同特征，不仅超越躯体进行了延伸，更超越了任何一个思维（或思维克隆人）的唯一性。让我们考虑其他定义的“我”，然后评估，如果让“我”成为“我”的东西包含一个很大的“我们”，思维克隆人将会遇到什么。

哲学家阿伦·瓦兹在《禁忌知你心》（The Book: On the Taboo Against Knowing Who You Are）一书中曾综合比较了古代与现代关于个人身份的“全面”或“普遍主义”的思考。瓦兹提出，个体的、独特的“我”（me-ness）是源自神经倾向和社交压力的一种假象。他坚持认为，事实上，我们只是环境改变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方面。²瓦兹和其他同一学派的人将我们独特的思想视作“一个普遍介质的无数稍纵即逝的表现形式”中的一个。对他们而言，每一个“我”都像是一个短暂的解决方案，一旦你将一些数值输入进去，这个解决方案就会弹出一个复杂的公式。真正的“我”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复杂的公式，是选择输入数值的过程。

我们不会“走进”这个世界；我们走出它，就像落叶归根。就像大海会“波动”一样，宇宙也会“住满人”。每一个个体都是整个自然王国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整个宇宙独一无二的一种活动。

这种普遍主义观点认为，人类是由来自银河系星爆的原子组成的。因此，人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银河系是真正的我。更进一步来看，大脑是由银河系物质组成的，这些物质能够思考，而且，这些思想一定是银河系内的某样东西。所以，真实的情况是，银河系在思考自己的思想。瓦兹总结，古代和现代的道教徒认为，事实是宇宙在和自己玩游戏；思想和身份都是普遍的心理自慰。

哲学家丹尼尔·科拉克（Daniel Kolak）是这种观点最严格的阐释者。在他的《我是你》（I am You）一书中，他将“开放个人主义”（Open Individualism）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比如我们的皮肤或精神独特性）实际上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界线。科拉克认为，“我是谁”是一个解释，“我是什么”是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会说，身份认证是认识论和本体论在我们身上相碰撞的对象。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界线是透明的，所有人事实上都是一个共同的“我”。例如，一块一半黑色、一半白色的鹅卵石有颜色的边界，但这个边界并不是它身为石头的界线。我们把它当作一块鹅卵石，尽管事实上，它们可能是凝聚在一起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沙子。同样，科拉克会说，我们所想的“我”的唯一性是一个边界，但是这个边界很容易被共享的人类意识超越。他不相信意识是由“自我”来区分的。

当然，我们有独一无二的行为、性格、感情、记忆、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这些都是真正的边界。但我们拥有的这些属性，只是一个基于一般神经线路和一般社会经历的一般人类意识的结果。我们的独特性（uniqueness）不是我们共性（commonness）的界线。所以，开放个人主义者认为，“大我”（big me）是真正的“我”，而“小我”（little me）只不过是一种幻象。

另一个版本的“我中的我们”（the we-ness of me）是由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提出的。他在《我是一个奇异的环》一书中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自己嵌入了每一个与自己有过接触的人的心智内。我们跟这个人越亲密，我们越多部分就会被嵌入他们的心智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能够想别人所想、感别人所感，并按别人的说话方式说话。他们会变成你吗？很难说。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人不同”。当两个人变得越来越相似，却与其他人差异很大时，两人就会朝着拥有两个躯体的“我”融合。

我们如同一张白纸一样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会逐渐拥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所有与我们有过交集的人的集合体。可以说，从生理上来看，我们是父母基因的混合体，但从心理上来看，我们是更多人心智的混合体。我们的个性开始融合的时间不早于它开始将自己的特性嵌入其他所有它能接触到的心智的时间。如果瓦兹的想法可以被概括为“普遍性心理自慰”（Universal Mental Masturbation），那么霍夫施塔特就更像是“无尽的精神狂欢”（Endless Mental Orgy）：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嵌入别人，并会被许多人影响。这两种学说都同意“我”是“我们”的从属，但霍夫施塔特的学说更接近我们熟悉的唯一身份概念的“我”。

对思维克隆人来说，有一件非常酷的事：它们已经能够像处理我们熟悉的单一实体思维时一样，很好地在抽象、无限、普遍性的定义下，处理“我”这个存在的所有事宜。如果我们都是某个宏大之“我”的一部分，那么，宏大之“我”的一部分克隆并不比原型少什么。它只会成为一个不确定事物的不可分割部分的修正。在“我”的无限定义下，相比获得教育、环游世界或拥有不同寻常的爱好，创造思维克隆人不会比这些事更有意义。虽然思维会针对不同情况做出调整，但在每一个事件中，它都没有改变潜在的集体性质的“我”的本质。

图2-1展示了“自我”是某个人观点的一个功能。当你感觉到越多人成为“我”的一部分，即“我”的意义越来越宏大时，那么它就会越来越自然地将思维克隆人视为同你一样的存在。事实上，在这个唯一身份方法中，为了更好地适应思维克隆人，你应该试试按照普遍主义者思考全人类的方式，去思考你和你的思维克隆人。如果你能够像普遍主义者在全体意识中看到统一性一样，在你和你的思维克隆人内看到身份的统一性，那么，生物学-思维克隆人集合体的唯一“自我”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所以，如果我的思维克隆人想要成为我，该怎么办？普遍主义者回应道：“请保持清醒！去看看形而上学！”思维克隆人的“想法”对个人身份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自我”并不局限于皮肤或软件的边界内。思维克隆人已经成了你，你们两个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人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我或对你而言，个人身份唯一的边界是全体人类和思维克隆人意识的极限。从本质上来看，你不用太过纠结于你的思维克隆人是不是真的是你，或者它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你，又或者你还是不是你。比你我聪明得多的人已经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但对于是什么让“我”成为“我”，人们仍然十分模糊。而这种模糊恰恰给人们接纳思维克隆人带来了可能性。

在最差的情况下，你的思维克隆人将和你一样纠结：总在尝试搞清楚应该做什么，起床或赖床、学习或打游戏、看哪部电影；在最好的情况下，你的思维克隆人和你将成为“大我”（great we-ness）的一部分，这个“大我”能够将我们全部囊括其中。无论何种情况，你只需告诉自己，尽管两个思维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两个总要好过一个。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自立》（Self-Reliance）一书中这样写道：

愚蠢的一致性是小思维的妖怪，它受到了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追捧。拥有一致性，一个伟大的灵魂将无事可做，他或许也会关心自己在墙上的影子。用让人费解的话说出你现在在想什么，明天再说一次明天的想法，你说的每一件事都会与今天说过的不同。

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进步的速度能超过软件，并且，思维克隆人最终也会变得像软件一样：一部分是思维文件的软件，一部分是思维软件的软件。虽然我们已经用思维文件复制了我们的思想，但还没有实现用思维软件复制思考过程。的确如此，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处理器来运行能够思考的软件，但是，摩尔定律正将这些处理器送上日程列表。接下来，我们会用思维克隆技术复制我们的灵魂。灵魂？灵魂？？软件怎么能复制灵魂呢？我们先从“灵魂”是什么开始看看吧。

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²⁸⁾认为，“物理灵魂”是嵌入在我们DNA中的行为。他预测：

我们的后代在基因上会是保守的。相比修复缺陷，他们会坚持抵制遗传变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拯救心智发展的情感和后天规则，因为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物理灵魂。

人工智能大师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²⁹⁾将“灵魂或精神”的存在视作像美国《宪法》一样的、几乎很少调整的“一个人的基本信念”。在网络意识的背景下，最早直接说明灵魂意义的文学作品是德维恩·麦克达菲（Dwayne McDuffie）和德尼斯·考恩（Denys Cowan）创作的《网络民族的灵魂》（Souls of Cyber-Folk）系列漫画。这一漫画的主角是一位非洲裔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他拥有自己的是非观，但是当他一觉梦醒后，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半机械人（他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他自己的思维文件和思维软件借着一家邪恶的国防科技公司创造的思维文件和思维软件栖身于一个半机械人的思维内。但是，随着他原来基于思维文件的身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他的灵魂渐渐地能够凌驾于宿主思维软件之上。这两位作者的观点反映了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创作的《黑人的灵魂》（Souls of Black Folk）中的经典观点：无论白人的种族压迫会多么深刻地抹杀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感，灵魂总会借由儿时的歌曲嵌入其中。这个灵魂甚至能在被迫作为“双重意识”而存在时，战胜来自社会运动的种族主义观点。

共同的主题是，“灵魂”是意识的永恒核心，它在生物或网络生命中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并且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学来激活。这一主题与神学的观点同时存在，后者坚持灵魂比躯体更加永恒，并且存在于更高的层面。随着启蒙运动的进行，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们自身变成了比灵魂更重要的存在。所以，17世纪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提到，我们做出了理性的判断，牺牲自由以换取安全，这并非无形的神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曾于19世纪撰文提及，使我们保持快乐的东西并非纵容神缔造的灵魂，而应该是追求个人主义的尽头。介于这两者之间，哲学家约翰·洛克在300多年前曾阐释道，人只是一个“会思考的智慧存在，这个存在具有理性和反思能力，能够自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都会思考”。灵魂变成了同样会思考的东西。

启蒙运动推动了对“灵魂”的重新定义：使其从一个人最持久的部分变成了一个人意识中最持久的部分。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灵魂”在空白状态下就像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但是，随着每天都鲜活的意识用感情和知识将思维填满，它同时也填满了灵魂。从这一点来看，灵魂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激励性影响。³当然，这种形式不是由实物制造出来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稳定的联系集合，与物理学家所谓的“能量势阱”（energy well）有些相似，后者是指一旦一个东西像滚动的球一样进入其中，就很难把它从里面弄出来。当用思维克隆人来复制意识的时候，我们也将复制我们意识中最强大的部分，因此，我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复制自己的灵魂。

现实与《网络民族的灵魂》一致，它也像莫拉维克暗指的“软件合宪性”（software constitutionality），还会像威尔逊的观点一样发生社会和生物学方面的进化，我们的是非观与我们感觉到的“什么是灵魂”紧密相关。灵魂是意识的灶台，我们的身份和道德在那里形成。我们将那些自我的元素带入每一个新的躯体、思想和精神中。但是，就像基因会变异，《宪法》会修正一样，灵魂也会发生进化。我们是不是应该保守地看待灵魂的进化，就像威尔逊坚信我们将与自己的基因同在一样？决策权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可以将灵魂从大脑移植到数据。

机器人伦理学家温德尔·瓦拉赫曾提出了“人造道德智能体”（artificial moral agents, AMAs）的概念，这是一个用于描述拥有意识的软件或至少是一段有道德的代码的新术语。

人类总是在宇宙中寻找陪伴。他们对非人类生物长期的迷恋源自“动物是与人类最为相似的存在”这个事实。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使人类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这两个问题。随着人造道德智能体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在反映人类价值观时，也会扮演相应的角色。人类对道德的理解并没有什么重要进展。

我们需要立即搞清楚思维克隆人，因为它们是未来所根植的现在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有可能会像了解思维克隆人一样更多地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理、意识、灵魂。仅凭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就应该启动有关虚拟人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