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英格兰王国的宗教改革（1547-1553）

精彩看点

查理五世对英格兰王国的态度——亨利八世领导的宗教改革——英格兰王国各教派的状况——爱德华六世即位——萨默赛特公爵、英格兰护国公爱德华·西摩执政时期的宗教改革——爱德华·西摩对苏格兰王国的措施——英格兰王国的各种问题——爱德华·西摩对法兰西王国的策略——爱德华·西摩失势——爱德华·西摩倒台——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执政——英格兰王国宗教改革进程——约翰·达德利的计谋——简·格雷——约翰·达德利黯然离世

“查理五世誓要掌握整个欧洲的控制权，但如果不镇压要求改革的新教，他完全无法达到目的。如果不能征服英格兰王国，查理五世就无法平息宗教改革的动乱。”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的此番评论解释了查理五世与他的儿子西班牙的腓力，即后来的腓力二世对待英格兰王国的态度。这对父子为巩固政权谋划的一切都建立在老旧的政治观念之上。在这种政治观念中，欧洲就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的各国联盟。但英格兰王国一马当先，打破了神圣罗马帝国权倾欧洲的常态。由于兹事体大，奥地利王室和西班牙王室决不能姑息英格兰王国的反叛行为。

在英格兰王国，反教皇运动由来已久。英格兰教会从未毫无保留地服从教皇。英格兰王国也有十分严苛的法律防止教皇侵犯本国教会的权利。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时期，英格兰王国以严苛的法案防止教皇侵犯本国权利。在欧洲各国普遍不满教皇保罗三世的关头，亨利八世对教皇保罗三世尤其不满。当时，英格兰王权正值顶峰，英格兰王国议会还赋予亨利八世“英格兰教会最高领导人”的头衔，并且撤销了教皇保罗三世在英格兰王国拥有的所有权力。自此，教皇保罗三世不再凌驾于英格兰教会之上。

亨利八世执政期间，消除教皇保罗三世的权力对英格兰王国的影响或许才是亨利八世及大部分英格兰民众的本意。亨利八世本就打算让教条保持不变，但同时要确保这些教条不受教皇保罗三世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教会已明显不可能完全摆脱教皇保罗三世的影响。“新学人士”不断为宗教事务争辩，对宗教和原始习俗进行对比。在“新学人士”面前，当时留存的许多体制逐渐崩塌。目睹这一情况后，许多“新学人士”心生忧虑，并且暗忖道：“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由于担心改革会带来更多问题，许多“新学人士”又支持原先的教皇体制，认为教皇体制比外界流传的新体制更可靠。因此，英格兰人民重拾往日信仰，决心不再随意发动起义，开始为教皇保罗三世而战。

英格兰人民的心态和“新学人士”十分相似。起初，英格兰人民似乎在一味地无视教皇保罗三世的权威。但目睹修道院被解散的惨状后，英格兰人民马上意识到，国王成为教会领导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初，修道院被大批解散时，许多民众拍手称快。但不久后，他们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任何理由感到高兴。修道院的土地落入更加刻薄的地主手里。政府再次开始征收百姓不愿缴纳的各种税款，国家金库似乎永远资金紧缺。看着修道院的断壁残垣，再联想到如今的日常生活，英格兰人民不禁回想起过往与修道院息息相关的庄严时刻。大多数英格兰人必然都期盼慢慢恢复旧教会制度。

然而，这批英格兰人民遭到一些虔诚的新教教徒的反对。这些新教教徒坚定地认为，旧制度下，恶性事件频发，只盼着进一步推进宗教变革，消灭旧制度的残余。

只要亨利八世在位一日，新教和天主教激进分子将一直受到镇压。此外，亨利八世还会将他自己的立场，即保留旧制和抵制教皇保罗三世强加在所有人身上。然而，晚年的亨利八世似乎也走上了深化宗教改革的道路。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桀骜不驯。他的父亲，即教皇派领袖托马斯·霍华德也因儿子的脾性遭到质疑。因此，亨利八世愈加倾向于推动宗教改革发展。

1547年1月28日，亨利八世驾崩。在遗嘱中，他任命了一届由十六个成员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摄政委员会成员大部分为“新学人士”。亨利八世的幼子爱德华六世成年之前，摄政委员会将主持国家的大小事务。英格兰王国宗教改革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摄政委员会成员的具体行动。

摄政委员会似乎已察觉到自身处境的艰难。风波四起时，必须要由一人的坚决意志领导整个国家。因此，摄政委员会将这一重任交给其中一个成员，即萨默赛特公爵、英格兰护国公爱德华·西摩。据说，爱德华·西摩是由亨利八世授意获封萨默赛特公爵爵位的。身为爱德华六世的舅舅，爱德华·西摩完全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

作为新教首领，爱德华·西摩很快表现出宗教改革的意图。在宗教改革过程中，爱德华·西摩获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的帮助。亨利八世执政晚期，托马斯·克兰默受神圣罗马帝国改革家的影响，形成了逐渐成熟的改革思想。爱德华·西摩和托马斯·克兰默马上通力合作，让英格兰王国成为遵循新教教条管理教会的国家。

宗教改革初期，英格兰王国先是启动了全国大巡察。巡察委员被派到各个教区，检查教会工作的进展是否正常。所有神职人员都收到了一本由托马斯·克兰默编撰的布道书和经过伊拉斯谟释义的《新约全书》，并且必须在教堂中诵读这两本书。《公祷书》出版后，教会事务得到了简化和统一。《公祷书》由托马斯·克兰默对旧祈祷书做出改动后编撰而成。如今，英格兰人民仍将《公祷书》视为爱德华六世时期的第一本祈祷书。《公祷书》出版后又经过多番修改和内容增补。此书的1662年修订本更是广为流传。托马斯·克兰默的《公祷书》与英格兰教会如今使用的《公祷书》内容依旧一致。《公祷书》发布的三个世纪后，即19世纪，人们依旧对它心怀依恋和敬畏。这足以证明，托马斯·克兰默的克制思想和个人智慧一直都为世人称道。从各方面来看，英格兰王国的旧制度大厦行将倒塌已有迹可循。比如说，在大斋节期间，托马斯·克兰默公然吃起了肉；各教堂内的圣像被拆毁；英格兰王国议会已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神职人员结婚。新制度的目标，就是要用《圣经》取代惯例，成为人们的信仰根基。

上述宗教改革措施，得到了英格兰多数有识之士的赞许，在伦敦及许多大型城镇也都颇得人心。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措施都是在未经大部分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因此，到处有不满的情绪在悄然发酵。爱德华·西摩也只有在顺利管理其他事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为自己的宗教改革措施打下坚实基础。下面，让我们一同探讨爱德华·西摩是如何在其他计划中取得成功的。

爱德华·西摩先是转移目标，试图使苏格兰王国和英格兰王国结为联盟。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都曾试图与苏格兰王国联手，因为他们都清楚，只要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王国为敌，时刻打算伺机而动、乘人之危，那么英格兰王国就不可能在欧洲维持独立状态。1542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驾崩，留下襁褓中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继承苏格兰王位。亨利八世曾努力撮合玛丽·斯图亚特和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爱德华·西摩也有此意。起初，爱德华·西摩和苏格兰王室多次协商联姻。协商联姻未果后，他竟悍然出兵苏格兰王国。1547年9月10日，在距爱丁堡不远的平基，英格兰军队和苏格兰军队交战。在平基战役中，苏格兰军队大败，损失惨重。然而，爱德华·西摩无暇乘胜追击，急需赶回英格兰王国主持大局。因此，爱德华·西摩返回英格兰王国，最后未能收服苏格兰王国。

两国交战后，在英格兰王国，战功赫赫的爱德华·西摩一时风头无两。但这时，他开始对早已不堪重负的英格兰人民课以重税。此外，由于爱德华·西摩已在苏格兰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苏格兰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老盟友法兰西王国的怀抱。苏格兰王国的众多领主决定，让年幼的苏格兰女王玛丽和法兰西王太子弗朗索瓦结婚，从而让苏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结成唇齿相依的联盟。1548年8月，苏格兰女王玛丽被送往法兰西王国。到适婚年龄前，她都需要在法兰西王国接受教育。这时，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结盟的一切希望都已灰飞烟灭。最终，爱德华·西摩为两个王国结盟做的一切努力都适得其反。

爱德华·西摩想要促成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联盟的计划落空了。不久，他在英格兰王国将面对更大的困难。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执政时期，英格兰王国已有不少经济问题。尽管没收了许多教会财产，英格兰王国仍旧债台高筑。于是，国家下令让货币贬值，以帮助英格兰政府还债。但在举国动荡不安的状况下，这个政策带来了许多灾难性后果。货币贬值后，物价被推高，这对商人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商人如果以更高的价格购入商品，便能以更高的价格将商品卖出。但货币贬值使耕作产生巨大的变化。修道院解散风波过后，大量土地突然被转手，劳动者得不到更高的薪酬。许多大型农场转归地主个人所有。这些地主也很快意识到，将种植作物的大型农场改为牧场更容易获利，因为他们可以将英格兰羊毛高价出售到佛兰德斯。因此，大型畜牧业开始成为英格兰王国的主要农业形式。

从多方面来说，对劳动者，上述变化都有害无益。牧场如果想获利，就必须拥有足够大的规模。小地块将会用于种植作物，利润也相对较少。大型牧场增加后，小型耕作农场数量势必锐减，小农户人数也会下降。此外，牧场需要保持安静，远离喧嚣，所以牧场周边的村落必须拆毁，从而为牧场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与耕作农场相比，牧场需要的人手更少。因此，许多人纷纷失业，牧场劳动者的薪酬也保持在较低水平。

然而，问题远不止如此。从前，持有土地的修道院十分仁慈，没有将自身的权力行使到极致。但新的土地所有者与修道院相差甚远。他们把所有废地和公共用地围了起来，使许多家庭丧失了唯一的营生手段。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穷人为何会不满政府的作为，并且将自身的悲惨境况归咎于宗教改革。修道院已不复存在；人民的生活大不如前。人民盼着能恢复旧制。1549年夏，民间恢复旧制的情绪高涨，英格兰王国许多郡县的农民陆续揭竿而起。起初，暴动很快得到平息。但一系列暴动令爱德华·西摩警醒——他开始察觉到让农民怨声四起的各种乱象。尽管如此，他并不愿看到农民阶层反对新教的局面。因此，爱德华·西摩命各地方长官深入了解民情，并且命人拆除了公共用地的围墙。此举触怒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贵族阶层，导致受人怂恿的农民开始向罪恶昭彰的贵族追偿。之后，起义愈演愈烈，诺福克郡尤甚。在罗伯特·凯特的领导下，诺福克起义军队伍日益壮大。后来，沃里克伯爵安布罗斯·达德利率领一支大部分由神圣罗马帝国雇佣兵组成的部队镇压起义。终于，经过一番鏖战后，安布罗斯·达德利成功平定起义。

在处理土地问题时，爱德华·西摩的所作所为促使英格兰土地所有者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至于被他激怒的农民阶层，最终也被镇压。爱德华·西摩对法兰西王国的政策与当初对付苏格兰王国的政策一样，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认为，英格兰王国必须与法兰西王国讲和，即使要以让出布洛涅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里要补充一句：亨利八世执政时，英格兰王国曾从法兰西王国手中夺走了布洛涅。直到今天，这一功绩都让英格兰人十分得意。然而，爱德华·西摩的计划并不受待见，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眼见英格兰王国内乱迭起，对查理五世毫不忌惮的法兰西王国在忙于对付神圣罗马帝国的同时，还于1549年8月往布洛涅派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显然，布洛涅很快便会回到法兰西王国的怀抱，因为爱德华·西摩手下兵力不足，在战场上根本不是法兰西军队的对手。

除了上述各种困境，爱德华·西摩也已人心尽失。他处死了自己的亲弟弟托马斯·西摩。爱德华·西摩的举动无论多么大义灭亲，都让全英格兰人民十分震惊。毫无疑问，托马斯·西摩身为海军大臣，一直都渴望取代兄长爱德华·西摩在英格兰的地位。这个时代，众人皆因地位和权力而野心勃发、极尽盘算之能事。为攀附权贵，同样胸有城府的托马斯·西摩仓促迎娶了亨利八世的遗孀凯瑟琳·帕尔。凯瑟琳·帕尔去世后，托马斯·西摩又打起了亨利八世之女伊丽莎白·都铎的主意。托马斯·西摩曾尝试离间年幼的爱德华六世与爱德华·西摩，并借机获得爱德华六世的信任。托马斯·西摩也招兵买马，预备向爱德华·西摩公然叫板，还将假币纳入国库，导致英格兰政府财政吃紧。后来，托马斯·西摩因上述种种罪名受到指控。1549年，他被送上断头台。自此，爱德华·西摩再除一个对手，但遭到异常强烈的反对。人们认为，一个人即使野心再大，也不应以同胞的性命为牺牲品。

爱德华·西摩尽管对新教怀有真挚的热忱，但依旧渴望成就自身的事业。他行事无比骄横与傲慢。他对待爱德华六世十分严苛，并且对其施加诸多约束，自己则摆出一副像国王一样高高在上的姿态。给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写信时，爱德华·西摩常会以亨利二世的“兄弟”自居。他还在斯特兰德给自己打造了一座华丽的萨默塞特宫，用尽一切华贵物品，将萨默塞特宫装饰成与他高贵地位相称的模样。为了给萨默塞特宫腾出空地，他下令拆除教区的教堂，并且在各个教堂的废墟中挑砖拣瓦，用以兴建自己的宫殿。爱德华·西摩目中无人的态度，让他身边的人十分不满。他的一个朋友毫不避讳地给他写信说：“您最近脾气愈加暴躁。无论针对何事，您的言行总与您脑中的想法不一致。”

很快，爱德华·西摩的反对势力推举出一个领导者——约翰·达德利。约翰·达德利是亨利七世执政时期的朝臣埃德蒙·达德利之子。亨利八世即位后不久，埃德蒙·达德利便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处刑。亨利八世总是乐于展现自己既能伏虎降龙又能选贤任能的形象。因此，约翰·达德利渐渐成了亨利八世的心腹，被封为莱尔子爵，并且成为亨利八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还被任命为枢密院成员。爱德华·西摩获封萨默赛特公爵的同时，约翰·达德利也获得了沃里克伯爵爵位。由此，约翰·达德利的权势逐渐凌驾于摄政委员会之上。同时，英格兰政府还将镇压农民起义的指挥权交给了约翰·达德利，而非爱德华·西摩。战胜起义军首领罗伯特·凯特凯旋后，约翰·达德利开始公开叫板爱德华·西摩。最终，摄政委员会与爱德华·西摩爆发争端，双方开始组建军队。爱德华·西摩发现，自己的名声已一落千丈。因此，1549年12月，爱德华·西摩被迫投降，交出护国公之位，为自己的种种恶行请求宽恕，并且主动退休。爱德华·西摩虽暂逃一死，但其势力过于强大，让对手觉得很受威胁。因此，只有彻底夺去爱德华·西摩的性命，才能保证政权的顺利更替。爱德华·西摩为再度掌权筹划，打算在伦敦号召起义，以求自保。最终，爱德华·西摩因犯下重度叛国罪，1551年被判死刑，并于1552年命丧断头台。

爱德华·西摩倒台后，约翰·达德利顺势成为英格兰政府首脑。尽管众人都不看好爱德华·西摩同法兰西王国讲和的计划，但约翰·达德利仍要被迫接手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言和的事务。当时，夺回布洛涅希望渺茫，因为英格兰王国已入不敷出，也没有一兵半卒。爱德华六世成年以前，野心勃勃的英格兰政府已将英军主要兵力投入战争。英格兰人同样活得捉襟见肘，饱受宗教纷争的侵扰。因此，1550年春，英格兰王国不得不同法兰西王国握手言和，并且因此重获布洛涅的控制权。同样疲于战争的苏格兰王国也加入了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联盟。对亨利二世来说，如果要腾出双手帮助神圣罗马帝国新教教徒，给予查理五世沉重打击，那么和谈与结盟至关重要。

与爱德华·西摩不同，约翰·达德利并没有深厚的宗教信仰。除了对权力的渴望，他没有其他个人利益追求。起初，天主教希望约翰·达德利能够废除爱德华·西摩采取的一切针对新教的措施。但约翰·达德利也许在担心，如果真的这样做，就会再次巩固爱德华·西摩在人们心目中的领导地位。此时，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已形成非常明确的新教观念。约翰·达德利不可能和爱德华六世发生正面冲突。毕竟，约翰·达德利曾宣誓要以国王的名义为国王的利益执政。上述局面使天主教大失所望。最终，约翰·达德利声称支持宗教改革，协助推行各种新教性质更加明显的措施。

查理五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取得的胜利，使许多神圣罗马帝国宗教改革领军人物被迫逃亡到他国寻求庇护。在英格兰王国，托马斯·克兰默仁慈地接纳了这些逃亡的改革人士。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改革人士接触后，托马斯·克兰默的个人思想也愈加偏向于新教。逃往英格兰的改革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殉教者彼得·马特·韦尔米利和马丁·布策尔。两人被派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新教理论，他们的改革思想获得了全英格兰路德派牧师的强烈赞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热情受到极大鼓舞，但许多违法改革行为也由此滋生。在许多宗教事项上，人们意见不一，这十分值得警惕，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团结向来都取决于宗教信仰是否统一。为统一宗教信仰，英格兰王国再次修订《公祷书》。英格兰议会也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教会必须使用《公祷书》，并且任何参与《公祷书》规定以外宗教活动的行为都将受到处罚。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和伦敦主教埃德蒙·邦纳因参与不合规定的宗教活动而遭到怀疑，随后被剥夺主教之职，身陷牢狱。为了更明确地界定英格兰教会改革的范围，托马斯·克兰默效仿欧洲大陆的改革家，制定并颁布了《三十九条信纲》。《三十九条信纲》和《公祷书》一样，自托马斯·克兰默时起便经过诸多改动，但总体内容与颁布之初无异。

眼下，英格兰王国无疑已走上信奉新教的道路。但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仍需假以时日才能完全深入人心。一些新教传教者野蛮的不法行为让民众十分畏惧变革的趋势。因此，政府必须出面制止过激的改革行为。如果有人控诉宗教改革人士心胸狭隘，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宗教事务并不只关乎宗教改革人士的个人观点。一定程度上来说，国家统一的维护取决于社会秩序和国家实力。

遗憾的是，爱德华六世在位时期的政治家几乎都各怀私心。许多主要神职人员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无关紧要的争论上。无论是改革后的教条，还是教条中体现的智慧与仁义，抑或是推崇改革的政治家的人格魅力，都无法打开无知大众的心门。爱德华六世麾下充满改革热情的杰出政治家基本都会对爱尔兰王国下手。他们打算禁止爱尔兰人使用爱尔兰语，并且规定爱尔兰人在做礼拜时只能使用英语。强制性的语言推广，正是宗教改革在爱尔兰王国无法成功的原因之一。统治者将改革措施强加在人民身上，口口声声说要加深爱尔兰民众的新教信念，却用一种爱尔兰人根本不明白的语言传播教义。

英格兰宗教改革依旧没有发展为全国性运动。政治领袖转信新教，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为了个人利益。真正接受和热情传扬新教观念的，是一大批虔诚的转信新教者。大部分英格兰人还是愿意遵守法律的，但仍对旧制心存眷恋。自旧制被废除后，旧制的坏处早已被遗忘，但人们如今已深刻感受到变革的诸多负面影响，认为是这些变革的弊端让他们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爱德华六世孱弱的身体让改革拥护者十分惶恐。亨利八世的遗嘱规定，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的公主玛丽·都铎，将成为爱德华六世王位的继承人。然而，玛丽·都铎从未忘记自己的西班牙血统，也牢牢记着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因此，在玛丽·都铎的心中，英格兰王国的宗教改革时刻在提醒她，从前自己失去合法继承人地位时，是多么颜面扫地。玛丽·都铎同样记得，自己还有查理五世这个表兄，而查理五世在神圣罗马帝国施行的政策更让她永志不忘。由于玛丽·都铎有可能继承王位，英格兰执政党人惴惴不安。执政党人知道，如果玛丽·都铎继位，他们将自身难保，其计划也会付之一炬。

爱德华六世的身体每况愈下，明显命不久矣。因此，约翰·达德利制订了一项新的计划来改变王位继承规则，使情况对自己和新教更有利。爱德华六世深信，自己有责任在天主教即将卷土重来之际，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有人告诉爱德华六世，依照亨利八世的遗嘱，他有权像父亲一样确定继任者。但爱德华六世忘了，父亲亨利八世确定继承人的权利，是议会法案赋予的。确信自己有权选定继承人后，爱德华六世便立即像亨利八世一样意志坚定。他严厉、专横的命令，扫除了法官们一切法律上的顾虑。出于道德考虑，托马斯·克兰默即使对爱德华六世的举措有诸多疑虑，也不得不在这位意志坚定的年轻国王面前低头。年纪轻轻却命不久矣的爱德华六世用自己无力的双手，画出一幅新制度的蓝图，保证只允许信奉新教的女王统治未来的英格兰王国。

爱德华六世表示，亨利七世的女儿玛丽·都铎和伊丽莎白·都铎都并非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他妹妹玛丽·都铎一脉比他姐姐玛格丽特·都铎一脉更有继承王位的资格。玛丽·都铎的大女儿弗朗西丝·格雷嫁给了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萨福克公爵夫妇的长女简·格雷嫁给了爱德华六世指定的王位继承人，即约翰·达德利的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约翰·达德利盼望着伦敦的新教舆情能够成为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继承王位的后盾，希望不断通过联姻加强家族内部的联系。同时，约翰·达德利也相信，法兰西王国会协助自己阻止查理五世的表妹玛丽·都铎继承王位。

1553年7月6日，年仅十五岁的爱德华六世驾崩，英格兰王国宣布简·格雷为新任女王。但英格兰人民对继承人的变更感到十分诧异，只能默默接受简·格雷登上女王之位的现实。英格兰人民素来尊崇法律，也暂未因宗教纷争产生强烈的派别观念，所以并未开始采取过激的暴力措施。约翰·达德利很快发现，要让民众全力支持自己，完全是痴心妄想。此外，他并没有抓获玛丽·都铎。玛丽·都铎已逃往挪威，并且成为挪威女王，被称为玛丽一世。许多被流放的勋爵也逃到挪威，投奔玛丽一世。祸不单行，约翰·达德利已和他自己选定的女王简·格雷产生龃龉。简·格雷虽然年仅十六岁，但远比同龄人聪慧，对自身政治事务有着极高的责任感。听闻自己即将成为女王时，简·格雷立马惊喜又恳切地祈祷，希望上帝能赐予她力量，让她行使王权，为国家谋福祉。约翰·达德利发现，他无法让简·格雷成为自己的傀儡。这时，单纯为谋私利与约翰·达德利联手的人认为，约翰·达德利日后即使继位为王，也无法绝对控制王权。于是，这群乌合之众便开始散去。

至此，约翰·达德利的计谋全盘落空。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起兵攻打玛丽一世，但麾下的将士让他大失所望。最后，约翰·达德利心灰意冷，泪流满面地在剑桥宣布玛丽一世为英格兰女王。众望所归之下，玛丽一世进入伦敦。遭到废黜的简·格雷被关入伦敦塔。约翰·达德利由于被控犯下严重叛国罪，最终被处以斩刑。在断头台上，他对人民表示，他是为旧教复兴大业而死。纵有再大的野心，约翰·达德利最后也只能屈从于近年来的宗教改革。尽管如此，人们不再可能对他抱有任何怜悯之心，因为他一生中，除了拼尽全力追求个人利益，没有任何正面作为。计划更换王位继承人时，他轻虑浅谋，漏洞百出。约翰·达德利总是做尽蝇营狗苟之事，一辈子与宗教对立，个性虚伪而懦弱，最终成为宗教改革的拦路虎。爱德华六世在位时期，约翰·达德利之流全盘掌控着英格兰王国的政务。正因如此，新教才无法在英格兰王国更深入人心，以致英格兰王国日后波澜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