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记录不可能没有虚构成分。世界舞台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身边不仅有朋友对他们心怀倾慕，也有失意的对手和政治敌人对他们满怀怨恨。那些风云人物的所说所做无不带有传奇色彩。他们的故事，有些是杜撰的，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极少有或根本没有准确事实。因为风云人物外在的行为是公开的，所以相关记录不会完全是错的，但他们的动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就只能任由他人想象了。人们喜欢相信邪恶的东西，而不是良善的。因此，这些风云人物的形象会因叙述人对他们的认同度不同而不同，但关于他们的记载极少有非常正面的。一个人越突出，谈论他的人就会越多。关于他一生的故事都有时下最新的版本，有最权威的专家明确担保，内容贴切，言之凿凿，有精确的时间、地点、场景，只不过大部分都是恶意的谎言罢了。这些故事如果写成书面文字，在之后一百年的传记中反复出现，就可能以假乱真，或者至少几乎被当成真的了。这些故事里就算没有恶意的谎言，也会有作者丰富的想象。人们信或不信，讲给别人听或不讲给别人听，全凭他们自己的意愿。死亡能结束小人物的纷争，也能解除权力的约束，让人们可以对大人物评头论足。君主是最大的受害者。活着时，他们只能听到奉承的话，一旦离世，报复性的丑化描述便会随之而来。越杰出的君主，人们对他的弱点阐述得越细致入微。伏尔泰说：“这是难以言喻的乐趣，因为君主活着时，我们不能发表不利于他们的言论，否则会掉耳朵。”君主们虽然已经驾崩很久，他们的是非功过却留了下来。对君主们来说，别人怎么评说他们的性情，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像尤里乌斯·恺撒或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人来说，世人对他们所作所为的评判，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伦理价值来评判，邪恶的行为就应受到应有的惩罚，促进人类福祉的行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而不是个人的真正性情是否被准确了解。完全准确地了解某个人是不可能的，哪怕大概了解一个人都很难。国家的统治者行事有公开的理由，这些理由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是获得了允许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利益关系出现了，能解释统治者所作所为的环境不复存在。于是，研究者只有在骄傲、野心、恐惧、贪婪、嫉妒或肉欲等因素中寻找解释，出于自己满意、憎恨或嘲笑的目的寻找别的动机，以此来自圆其说。只要研究者的道德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他就不会造成伤害，也不会遭受任何痛苦。残忍和欲望正是遭人憎恶的对象。在研究塔西佗笔下的提比略时，研究者学会了憎恶提比略的残忍和欲望，尽管提比略可能只是因为塔西佗这个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仇恨古罗马贵族而创造出来的。荷兰国王“沉默者威廉”的宣言也不过是对敌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诽谤。但在新教传统信仰中，腓力二世是欧洲天主教迫害精神的典型代表。现在争论这些也没什么用了。历史的趋势是，无论这些看法准确与否，都必须遵循良好的道德底线。干涉叙述者无害的幻想以纠正谬误，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谬误。君主因被指控犯下罪行而接受历史这一特别法庭的审判。有时，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会被证明根本不是罪行，这些罪行中的受害者理应承受这样的命运。为了某些伟大、有价值的目的，严厉的惩罚是有益的，是必不可少的。在读者看来，为读者认定的残暴行为解释，就是为暴政辩护。读者一门心思寻找可以让自己接受的解释，却发现一些事迹能为他已认定要憎恶的行为开脱。对读者来说，了解到这些即便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会让他的是非观受到重创。洗白传统观念中的恶棍被当作是浪费心思，因为这种洗白如果成功了，其价值观也是有瑕疵的；如果失败了，就是枉花了心思，应该受到谴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悖论上。君主们已经驾崩，他们的事迹得以流传下来，世人的责难写就他们的墓志铭。至于真正的是非功过，自有人来评判。

一个人在世间功德圆满，寿终正寝后，除那些间接的和无形的影响之外，他对世界再没有直接的和实际的影响，他的功过册已经合上，对他的判决已经宣布，他可以自此安息了，这是常识性的裁断。但如果逝者生前的所作所为仍然在产生影响，他们的法则和他们行为的影响依然活跃，依然在发挥作用，人们对他们发起的运动仍然争论不休，情况就不一样了。有时，浩大的革命可以归因于某个人的意志和决心，当这个人离世后，革命仍在继续。那么将这个人的性情作为攻击他或维护他的论据就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仍然有人不断地激烈谴责或维护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改革；这场似乎已经盖棺定论的改革再次死灰复燃；亨利八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站在他旁边帮助他重塑英格兰王国宪法的政治家和神职人员是什么样的人，成了20世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好树不会结恶果，坏树也结不出好果。罗马天主教教徒从批判亨利八世及其追随者的行为到批判他们个人，又从批判他们个人到批判他们的行为，说宗教改革是反抗上帝为统治世界而指定的权威，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种邪恶的行为。反抗基督教会的恶念只可能源自堕落的心灵。因此，改革的发起者想必是邪恶的，很有可能早就有人对他们的行为做过最坏的解释了。他们还会反过来，说亨利八世的罪孽与罪行是公认的历史事实，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一样；说在这么坏的人手里，什么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说亨利八世就是看得见的魔鬼之仆，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中，他不过是个工具，而一切都是魔鬼的杰作。如果与亨利八世同时期的天主教教徒对他形象的刻画是准确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各种推断就不可避免了。然而，这个形象是由那些被他伤害了信仰、触动了利益的人描绘出来的。因此，这个形象值得怀疑。在诽谤的土壤中，宗教仇恨根深叶茂，因为这些诽谤一开始就假定每一项指控都极有可能是真的，与被指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在负责指控像亨利八世一样危险的对手时，天主教作家会很轻易相信亨利八世邪恶的一面。不过，天主教教徒并不是亨利八世唯一的指责者，各教派、各教区联合起来一起谴责亨利八世。英格兰王国高教会派对亨利八世的怨恨就像天主教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对他的怨恨一样深。高教会派教士承认并支持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决裂，这一决裂是亨利八世帮他们实现的。但他们痛恨宗教改革的内在原则，就像雷金纳德·波尔或天主教神父约翰·林加德一样。他们讨厌神职人员受世俗权力控制，要求恢复被亨利八世和英格兰议会剥夺的宗教特权，渴望恢复教会的独立性。因此，他们同样满怀胜利的喜悦揭露亨利八世性格中的污点，并且用现有记录中能找到的每一项对他的指控加深这些污点的印象，无论这些指控是经过证实的还是未经证实的。在他们看来，当时这些指控证据充足，他们有权把这些指控当作事实。

新教教徒作家同样决绝无情、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事业与亨利八世这个声名狼藉的盟友分离。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相信她母亲安妮·博林的清白是一种荣誉与忠诚。如果当时有人利用伪造或虚假证据陷害安妮·博林，好让她为简·西摩让路，那必然会很明显。我们都清楚的事，亨利八世和议会自然更清楚。在亨利八世这个“暴君”犯下的一切可恶罪行中，再没有比判安妮·博林死刑更体现他卑鄙、懦弱的了。新教教徒作家坚持认为安妮·博林是无辜的，一致谴责亨利八世、大臣和议会。除发现亨利八世杀害了自己妻子安妮·博林之外，新教教徒作家还发现亨利八世掩盖了真相。一开始，英格兰王国的宗教改革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教义上的。教会官员贪得无厌、专横跋扈，让普通信徒愤愤不平。改革者的第一步是打破使自己烦恼的宗教枷锁，最后结束神职人员的世俗权力。追求宗教信仰自由是后来才出现的，并且是从英格兰人的思想中慢慢发展出来的。习俗让人们习惯了宗教迷信，对自然的敬畏让宗教迷信受到了保护，震慑不信宗教者的神秘恐怖传说则让宗教迷信免受追责。英格兰人民自古以来就接受教导，如果怀疑信仰，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英格兰人虽然乐于接受神职人员在人性方面和自己一样是有瑕疵的普通人，但还是会把作为国家机构的教会和传授教义的教会区分开来。古老的信念不会一下子就改变。亨利八世做了很多事，他对个别路德教教徒的保护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给英格兰王国带来了英语版的《圣经》。他任命休·拉蒂默为主教。他彻底地、永远地剥夺了教士利用职权和自身权威惩罚他们所谓的“异端邪说”的权力。但当来自罗马天主教的桎梏被解除后，极端新教教徒的热情就消失了。不尊重英格兰人民认为神圣的东西和观点伤害了极端新教教徒的感情。议会控制了教会法庭，通过《六条款议案》取代了教会法庭。民众运动发展到后期往往会变得轻率。英格兰王国宗教改革最卓越的特点就在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它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六条款议案》在执行过程中有所缓和，是一项可接受的、也许能有效控制过激行为的措施。在神圣罗马帝国也是如此。马丁·路德起义很久后，萨克森和黑森仍然有再洗礼派教徒被烧死。让·加尔文认为火刑柱是对圣父、圣子及圣灵三位一体教义怀疑者的恰当惩罚。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不仅赞成烧死女巫，而且将世俗神父送上绞刑架。亨利八世不能无视多数英格兰人的感情。亨利八世自己也不过是英格兰人中的一员，会跟随英格兰人民的脚步。然而，新教传统观念认为，用《六条款议案》血淋淋地镇压新教教徒是专制暴行，亨利八世可以并应该立即采取包容原则，包容新观念，并且更严厉地压制旧观念。清教徒和福音派信徒忘记了是亨利八世给他们带来了英语版《圣经》。他们忘了，是亨利八世压制住主教，才打开了他们的布道坛。他们把亨利八世归入迫害者之列，或者跟着支持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天主教教徒一起肤浅地嘲笑亨利八世，说他前后矛盾。

亨利八世的性格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轮番谩骂。英格兰理智的那部分人则保持沉默。演说家和作家是新旧两种信仰的狂热信徒，他们提供了许多亨利八世的材料。19世纪和20世纪坦率的哲学思想家已经接受了这个人物的传统形象。他们希望保持公正的立场，平等对待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不过，他们还是微微偏向了天主教教徒一方，希望安抚这个受到不公正诽谤和压迫的可敬团体。但哲学思想家大肆抨击英格兰宗教改革早期改革者的暴虐，其激烈程度甚至连雷金纳德·波尔本人都会满意，雷金纳德·波尔的言辞已经成为他们观点的基础。

如果没有亨利八世约束教皇，自由主义哲学在英格兰王国甚至可能在整个欧洲都会备受责难。不过，像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这样的作家无疑已经做到了一件事情。他们已经表明，要把亨利八世和大臣分开来谴责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谴责亨利八世，但放过托马斯·克兰默就无法做到。新教教徒作家，从托马斯·伯内特到罗伯特·索锡，都试图牺牲亨利八世来拯救宗教改革的主教和政治家。托马斯·克兰默、休·拉蒂默和尼古拉·里德利被描述为圣徒，尽管他们的主人亨利八世是个恶棍。但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用冷酷公正、毋庸置疑的笔调指出，在亨利八世所有最成问题的行为中，他自己的大臣和教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枢密院、议会、法官、陪审团都选择审判他暴政下的受害者，这些人中一些人是积极协助者，至于其他人，在亨利八世的行为真的涉及犯罪时，允许自己受贿或被吓到默许。各种各样描述中的君主及国家本身，由于其代表人物的罪行，都染上了同样可憎的颜色。可以说，他们其实比亨利八世本人更坏。亨利八世至少可以辩解是受到了自己野蛮本性的粗俗诱惑。但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假设，那些贵族与法官牺牲安妮·博林，或者托马斯·莫尔，又或者约翰·费希尔，有什么可以姑息的呢？他们甚至连个人惧怕权力滔天的暴君这样的借口都找不了。因为亨利八世没有土耳其禁卫军或罗马禁卫军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或执行他的命令。他只有一百人的皇家卫队，人数不比一个二级贵族的普通追随者多。天主教领袖对亨利八世攻击教会感到愤怒，如果可以，他们会召集外国军队推翻他，他们坚信亨利八世软弱无比，推翻他易如反掌。除为数不多的卫兵之外，他们大肆宣扬亨利八世除依附被他疏远的臣民之外，别无庇护。这样一个国王能够行使什么奇怪的影响力，凌驾于英格兰王国的贵族、绅士、学术界和市政当局之上？他怎么能强迫这些人自愿成为他残忍行为的工具呢？最奇怪的是，他似乎不需要任何保护，他的个人声望很高，即使是在那些反对他公共政策的人当中也是如此。起义似乎一触即发，但没有人图谋杀害他，倒是经常有人想谋害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当英格兰的北方人武装起来进行求恩巡礼时，领导者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获胜，是不是废黜亨利八世？结果发现，任何一个提出废黜亨利八世的人都会被人民撕成碎片。

就算如查尔斯·狄更斯所说，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历史书页上的“一块血渍油污”，其同时代的英格兰人依然是这个君主的最佳臣民。托马斯·卡莱尔说，每个国家都会拥有它应得的好政府。克伦威尔们和克兰默们的英格兰王国，霍华德们和菲茨威廉姆斯们的英格兰王国，赖奥思利们和佩吉特们的英格兰王国，其组成人员似乎比人类有记载的任何国家的成员都要卑微。罗马天主教教徒也许有理由说在英格兰这样一个民族中，不可能出现有利于任何人类灵魂的宗教改革。在所有关于英格兰王国会回归原始天主教教会的论据中，这无疑是最有力的。

然而，英格兰王国并没有回归原始天主教教会的打算。历史记载了什么就是什么，但英格兰王国仍然坚持维护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赢得的自由，没有意识到这些自由带来的耻辱，也没有意识到它接受的故事版本是否有任何需要解释的地方。亨利八世、枢密院及议会的立法是现在的《大宪章》。《上诉法案》和《至尊法案》主张国家独立，拒绝接受外国主教、王子或君主在英格兰王国范围内作梗。几个世纪以来，神职人员一直统治着帝国中的帝国，他们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约束，只受自己的法律约束，对人民的灵魂和身体行使不负责任的司法权。限制神职人员的法案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成为受法律约束的主体。教皇也不能特赦任何人免于承担正常的义务。神职人员的特权被废除了。宗教法庭因其让人无法容忍的种种罪孽被清理，或者被强制接受合理的约束。宗教机构被镇压，它们敛收的巨额财富被用于国防。比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牛圈里的粪堆更难清除的滥用职权行为被遏制了。这些杰出的成就都是顶着教皇的诅咒实现的，无论恐吓手段有多卑劣，在超自然力量的幽灵还未被驱除时又有多可怕。这些杰出的成就也是直面让最强大的心脏也为之颤抖的极大危险实现的，哪怕愤怒的神职人员煽动人民反抗，哪怕愤怒的欧洲天主教以教皇的名义威胁会兵戎相见。这些杰出的成就，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国王和臭名远扬的大臣所能取得的。但他们又做得如此出色，他们的成就几乎被原样纳入英国宪法。这场宗教革命，是现代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革命，是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完成的，以坚定的态度、议会的果断行动、坚决的执法手段完成的。亨利八世的立法影响的不只是英格兰王国。实际上，每一个伟大的国家，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采纳了亨利八世所立法案的主要条款。教皇再无法妄称有权力废黜国王，免除臣民的效忠义务，或者买卖违反国家法律的特赦令。国家法院不用再向圣轮法院提起上诉。教皇的宝库再不能靠国家神职人员的掠夺来充盈，或者靠教皇常驻教区的官员去敛收。主教和神职人员代表大会已经不能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独立立法。犯下罪行的神职人员也会受到与普通人一样的惩罚。宗教改革法案的高质量是由其持久性所保证的。很难想象，构思和实施这些法案的政治家出生于普通家庭。这场宗教改革不是亨利八世个人性格导致的。如果除某位君主性格的优缺点之外，改革再无其他引人争议之处，那么这个君主早就无人评论了。这场宗教改革是由所有改革领袖的性格决定的。他们和亨利八世一起，缔造了这场有益于世界的革命。亨利八世做的一切都是和他们一起做的，并且是通过他们实现的。是不是可以相信与主流看法完全相反的品质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比如，托马斯·克兰默这个创作或翻译了英格兰国教祈祷书中经文的主教并不像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或约翰·林加德描述的那样是个可怜虫？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是亨利八世发动的宗教改革的延续，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从一个被污染的源头流出的小溪如此生机盎然，这可信吗？

在接受这个令人脸红的结论前，在最终诅咒这群在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或献出了生命以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前，至少可以先暂停一下。只有心浮气躁、囿于成见、没有思想的人才能对下结论的困难如此轻描淡写。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我想知道宗教改革的真正历史是什么。它是这么引人思索，我甚至可以撇开后来作家的争论谩骂，向记录改革发起者行为的文献求证，这些文献是改革发起者自己留下的。幸运的是，亨利八世摒弃旧俗，每年召开一次议会。无论是重整王国，还是处理自己的混乱家事，亨利八世都会把上议院和下议院成员纳入枢密院，没有枢密院委员的同意，他什么都不敢冒险去做。主要法规序言中对亨利八世所做的一切动机做了清晰精确的叙述。这些叙述至少有可能是真的，它们并不是在为亨利八世辩护，而只是对表面上看起来暴力和武断的行为做出解释。如果这些解释是正确的，那它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一段纷繁复杂、困难重重的时期。但从整体来讲，这是一段被成功克服的艰难时期。这些解释向我们揭示了那些被严格执行的严厉措施，是为了必要的公共目的，无关谄媚或卑劣，也不是对无常暴政的一味迎合，而是在危险的动乱时期自然而然的自我保护，也可以说是对世袭君主制中偶发事故的补救。这些叙述清楚明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什么不端字眼。字里行间可以读到大众情绪的爆发，读到整个英格兰民族之心被触动时的跳动。我们看到既有的体制被连根拔起，宗教偶像被推翻，受伤的崇拜者愤怒发狂。在这样的危机中，谣言势必满天飞，其中有一些是谎言，有一些是半真半假的谎言，夹杂着些许事实碎片，由恶意或昏乱的脑子孕育，这些正是百姓以讹传讹的因素。宗教改革不是一场孤立的革命，赌上的是人类的自由。全欧洲都在看着英格兰王国，因为它是宗教改革命运的关键。如果宗教改革在英格兰王国被摧毁了，天主教教徒就有了全面胜利的保证。因此，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在口传笔述这场改革，忙得不可开交。天主教教徒把亨利八世描绘成撒旦的化身。必须承认，亨利八世的家务事给了他们这样想象的机会。诽谤之雨倾盆而下，虽然亨利八世胆大，但有时会畏缩不前。他向查理五世抱怨在法兰西王国和佛兰德斯流传着对自己的诽谤。查理五世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幽默地回答说：“如果有机会对君主指指点点，人们肯定会指指点点，君主又管不了人们的嘴巴。”亨利八世是个容易遭到诽谤的对象。但如果公务人员制定的政策一旦招人诽谤，并且这些诽谤足以以假乱真，那么公务人员中名声最好的人恐怕也早已劣迹斑斑。神职人员是欧洲的发言人，他们有讲坛，他们写书和小册子。神职人员有理由憎恨亨利八世，并且对亨利八世的恨意强烈得就像亨利八世是魔鬼本身。但有些人的敌意是一种对亨利八世的恭维，他们诽谤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领导者几乎和诽谤亨利八世一样随心所欲。在阅读和权衡了四十年前的印刷文稿或手稿中能找到的一切后，我自己得出结论，亨利八世的所作所为只能在《法令全书》中找，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国会法案》的序言确实代表了受过教育的英格兰王国普通教徒对亨利八世的真实看法，他们比我们有更好的机会去了解真相。现代英国人也许可以不受悖论或愚蠢指责的影响，接受他们的权威说法。

带着这样的感想，以《法令全书》为指南，我写了《英国历史——从托马斯·沃尔西倒台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的开头部分。对我的这本书公开发表的评论基本都是负面的。天主教作家继承了他们祖先的传统和脾气，相信天主教历史学家的专业丛书。新教教徒不相信我为《六条款议案》制订者所做的辩护。世俗评论家认为我强加给他们一个亨利八世作为“模范丈夫”的印象，动辄出言相讥，并且因我的故事版本与他们相信的故事版本不一样而愤慨。他们相信的故事版本是经过许多大人物前辈认可的。然而，公众对我要说的话很感兴趣。许多人读过这本书，并且现在还有人在读。因此，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必须再次调查事实。由于我仍然是唯一坚持被正统历史学家视为异端观点的人，我必须决定自己死后我的作品要以什么样的状态在世间留存。自我写的早期卷册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史料又增加了许多。我的朋友布鲁尔先生和盖尔德纳先生兢兢业业，对大英档案馆的大量手稿进行了分类、编目和按日历编序。当时，这些手稿我们只能使用一部分。英国历史手稿委员会已经检查了英国大家族中的私人收藏并做了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巴黎、锡曼卡斯、罗马、威尼斯、维也纳和布鲁塞尔等国外各地的档案是我自己搜索的，但更多的是由我专门委托的学者帮忙搜索的。就这样，我们读到了常驻亨利八世宫廷的外国大使的信，我们了解了这群训练有素、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意见，虽然不是完全不偏不倚，但弥足珍贵。他们每天都在讲述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作为天主教教徒和天主教国家的代表，对宗教改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敌意。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也更愿意报道宗教改革及宗教改革的发起人亨利八世最不好的方面。但在传统刻板观念形成前，他们就记下了这些，所以他们的叙述是新鲜的，并且具有原创性。作为身处当时那个世界的人，他们写给自己主人的又都是秘密信函，因此他们虽有偏见，但很诚实。不知不觉中，他们也做出了一项无比重要的贡献。查理五世的大臣与心怀不满的英格兰贵族和神职人员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并且伙同他们秘密煽动叛乱。这也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当时的英格兰政府必须面临的危险。查理五世的大臣非常清楚地证明，《至尊法案》严厉和不容置疑的要求是对有组织的叛国行为进行合法和必要的防护。

对我已经出版的作品进行增补是势在必行的。用显微镜观察花瓣或昆虫的翅膀，简单的轮廓线条与表面会被分解成复杂的有机组织，具有奇特、美丽的细节。这些信的效果也是如此。我们的所见所闻正是那些生活在自己所描述的场景中的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在当时的谣言中，我们追溯那些后来被加以阐述，变成公认事实的故事的根源。我们读了无数的逸事，有些逸事有清晰的真事印记，但许多逸事不过是出于恶意或一时兴起捏造的故事，不比现代社会流传的、成千上万的类似逸事更真实。这些逸事尽管有人担保是亲眼所见，但让人能明显地看出来是谎言。通过这一切，读者需要选择自己的立场，自己来判断真伪。读者知道许多关于自己同时代杰出人物的报道都是假的。那么读者也可以同样确信，当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可以随意撒谎。读者可能会受同情心的影响，接受符合自己信条或见解的事实，会和其他人一样更相信人性邪恶的一面，尤其是关乎亨利八世和其他著名人物。君主活着时享受了许多夸大其词的恭维，驾崩后就必须付出代价，被人揣测最坏的一面。我认为，仔细阅读所有我搜集到的文件，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亨利八世的故事，也更贴近事实。细节的丰富让故事更有趣。那些以前对我们来讲只不过是人名的个人，加上写信人对他们的清晰看法后，会变得更加生动。但我现在认为，正如我四十年前想的那样，在那样一个狂风暴雨、天昏地暗的时代，矛盾重重，混乱不堪，法令书仍然是最靠谱的指南。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那些在被解释前看来毫无理由的残忍的行为，现在看来都是合理公正的。比如，处决约翰·费希尔主教就无可争议。西班牙大使欧斯塔塞·沙皮本人的话证明，约翰·费希尔为了教皇的利益，召集外国天主教军队并催促其入侵英格兰王国。

我发现，除纠正一些无关紧要时刻的小错误之外，再没有什么需要收回或改正的了。但此外，我发现还有很多可以补充的地方。问题是考虑到对那些已经购买本人《英国历史——从托马斯·沃尔西倒台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的人要公平，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补充最好。把原书分成几个部分，再将新材料插入正文或备注中，这会让许多朋友不得不再买一本新书，或者只得接受不够好的原书。他们是最不应该被这样对待的人。因此，我决定在写增补卷时将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加以更具体的讲述。历史主体就按原样保留。我认为书中包含了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叙述，真实叙述了导致16世纪各种动荡变化的直接原因，真实叙述了其中人物的性格与原则。我只需要填补某些不足之处，把那些目前还不明确的地方加以阐述。至于其他内容，我不用假装客观公正。我认为宗教改革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散布全球的巨大力量根源，并且将英格兰人的天赋与品格刻印在了人类的品性中。我想尽我所能不去相信我的同胞有多邪恶，因为他们完成了这件对全世界有益的事业。本着这样的信念撰写的书中不可能完全没有神话元素。即使是那些就在我们周围的事物，即我们看见的、接触的事物，我们感知到的也不是它们的真正面目。我们只能感知自己的感觉，而我们的感觉是某些事物和理解它们的感官能力综合产生的结果。我们只能感知自己的感受，而我们的感受是我们的感知器官与感知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在我们形成的每一个结论中，在我们被强化的每一个信念中，仍然有一个主观因素。物理科学如此，艺术如此，我们对自己本性的推测如此，宗教如此，纯粹的数学也是如此。我们用来推论的曲线和直线图形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在我们的推理思维之外，没有任何外在存在形式。历史更是如此，我们没有直接的感知帮助我们形成认知，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叙述，他们的信仰必然受到他们个人性格的影响。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提防自己的同情心，但又不能完全摆脱自己同情心的影响。在判断特定叙述的真实性时，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必须部分基于证据，部分基于他认为可能或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可以盘问证人的法庭上，某种程度上，不确定的因素可以消除。然而，考虑了种种因素后，法官和陪审团往往还是会被激情和偏见蒙蔽双眼。当我们面前什么都没有，只有四起的谣言时，我们不知道是谁造的谣言，也不知道这些谣言有什么依据，我们被迫去考虑各种可能性。新教教徒相信宗教改革是真理战胜谬误的胜利，不可能达成和天主教教徒一样的结论。天主教教徒认为宗教改革是一种诅咒，也不可能得出与中立的哲学家相同的结论。哲学家对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都抱有高高在上的、仁慈的蔑视。就我自己来说，我只能说因为有这种官能，所以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我什么也没隐瞒，我没有刻意扭曲一切与我自己的观点相抵触的东西。我接受有充分证据的事实。除转述传闻或偏见之外，我拒绝写任何找不到支撑材料的东西。但无论接受还是拒绝，我都努力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即与人类本性的普遍规律不一致的事件不应被轻易接受为事实，而证明一段诬蔑是虚假的，只要证明它没有有效证据就已足够。

最后，我忍住没和那些观点与我不一致的作家争论。斤斤计较地反驳每一个对亨利八世或其大臣行为的不利说法，既惹人生厌又毫无益处。我的监督者太多了，不可能一一答复，他们都如此杰出，无论回答谁的问题都会引起反感。那些想看谩骂亨利八世、托马斯·克兰默或托马斯·克伦威尔作品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作品，从学校手册到精心制作的历史学家巨著。对我来说，讲述我脑海中呈现的故事就已经足够了，让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自证清白就已足够。

在漫长的历史中，英格兰民族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马丁·路德引用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一句话，说在欧洲有三个真正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和英格兰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国王之王。他如果命令各国的国王，国王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顺服或不顺服。法兰西国王是驴子之王，他随心所欲地命令自己的人民，人民像驴子一样服从。英格兰国王是忠臣之王，忠心耿耿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服从他的命令。这就是人们眼中16世纪40年代英格兰人的祖先的特点。在当红历史学家的笔下，我们的祖先屈从于一个嗜血的暴君，使自己蒙羞。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些当红历史学家可能弄错了。亨利八世的臣民不比前人或后人好，也不比前人或后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