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

这一本书酝酿的时间已很久了，下笔的时候，颇多迟疑。要写的人物，是那么异类，用传统的视角不行，但换了新法，又常常不得要领。在中国，写一个“叛徒”，是冒险的事，类似的书，不正受到种种指责么？所以，几年来，思路时断时续，观点似乎也在渐渐修改，内心的冲突，从未断过。

我们中国人，是愿意以纯粹的方式打量他人的，似乎眼中，揉不得杂色。而这个世界，正是以杂色构成的。周作人之于我，一方面在学识上是个参照，现代以来，像他那样博览群书的人，十分少见。另一方面，他的逆于常人的空漠，散淡后的绝望，让我产生了自省的感觉，似乎那里，也映着我们这代人的某些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有许多徘徊在苦与乐、明与暗之间，内心流动的，就有周作人式的情调。虽然这一情调隐隐地含着灰色，但那不经意间闪动的意绪，恰好写着文人的宿命。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界是禁谈他的名字的，原因自然复杂得很，这里主要遇到了道德问题。后来思想解禁，周作人忽地又热了起来，其出版物，从历史的封尘里走了出来。我自己，也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这个远去的灵魂有了交流的机会。那时我还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接触到《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心里为之一亮，好似久违了的朋友，在那温馨的文字里，感到了悠长的亲情。我体味到了另一种情感，它像宁静的湖面涌动的波纹，给人浑朴的力量。我发现了自己和他的某种共鸣，他的文字唤起了我的一种长眠的情感，这些本应流出的情愫，不知为何从未开启过。那时我暗暗地感谢着他，如果不是读了这类文字，我还不会发觉自己存在着非冲动的、岑寂的审美偏好。实在地说，周氏提供给人的精神远不及鲁迅复杂，但是他的智慧表达式，那种不露声色的情感的喷吐，以及知识论的视角，使我看到了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某种缺失。在左翼思维覆盖一切的时候，周氏的某些思想，或许可以疗救激进思想的病症。

在随后陆续地读解他的作品时，我对其精神的认识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我感到了他内心的冲突、焦虑，以及思想的不能自我圆通。周作人过于自我，以至于在“为己”与“为人”间的选择里，常常倾向于前者。他与鲁迅的反差，映出了知识人选择的另一种可能，而这一选择对于血性的青年而言，是充满了暮色的。周作人在文坛的寂寞，实属必然。

由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对我而言是个诱惑。他与自己的友人和学生形成的文化沙龙，对今人都无不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苦雨斋之于现代中国，好像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它的孤僻、陌生、远离烟火，许久以来备受轻漠。但现代史上悲剧的缘由，却被苦雨斋里的文人们，多少预示到了。那个沙龙里的忧患、内省，以及自得其乐，与中国的活的人生，其实也是大有关联的。

在被喻为边缘化的知识群落里，苦雨斋的影子拖得很远。现在喜欢性灵小品者，是那么众多。我在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舒芜那里，都能感到周氏的遗韵。周作人对读书人的影响是内在的，你读一读黄裳，难道看不到知堂的情调？在董桥、谷林等人的身上，也有“文抄公”的神采吧？钱锺书在文字中，多少讥笑过周氏的文风，但我读他的《管锥编》，好似也能找到两人相近的地方。现代以来，倘论及读书札记类的写作，都不由得要谈到苦雨斋主人。这很类似章太炎之于学术，鲁迅之于小说。在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他们给后人的暗示，是不能小视的。

苦雨斋这个知识群落，在文本上留下的话题是众多的。我读俞平伯、废名的文字，以及晚明以来的野史、札记，感到其间有一种起伏不断的流脉，而周作人，大概是这个流脉里的最重要的代表。中国文化中，“载道派”的写作与“言志派”的创作一直并行不悖。但到明清两代，旧路已死，文人要在文章中翻出新意，已经大难。桐城派后来的文章渐入窄门，文章老朽之气浓浓，“五四”以后，有了新式散文，面貌才为之一新。远离道统，近于心灵，很类似于词、小令，或择古人意绪之支脉，或以西域思想指陈人间，以性灵为本，缓缓流来。有一点知识，一点品位，一点兴趣，后人谓之书话，或讥为小品。这其间，周作人的影响，不可漠视。鲁迅而外，能在小品文上自成一家，且影响深远者，现在难见了。

但周作人之于后来的文化，还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学识的问题，那其间的文化苦境，谁能说不是一种预言？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情结无所不在，而“革命”之外的文化母题，又有谁在思考？周氏于乱世之中，寻到一块自己的园地，由激进而中庸，由中庸而绝望，走的是另一条苦路。本欲绕开绝境，但却陷于绝境里，我们于此，当能警觉些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说，走进这个人的世界，会很有意味。我在目前的文人那里，很难遇到这类的存在。我曾说过，“五四”以来的散文家和学问家，值得久久打量的，惟有周氏兄弟。那是很难得的精神实体，它矗立在那儿，给着后人以漫长的回味。在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的今天，静静地打量这远逝的灵魂，会别是一番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