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德意志人挺身而出

1813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表题为《致人民》的演说，以激情澎湃的语调恳请全体臣民贡献力量，将德意志从法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但到底谁是“人民”，连国王自己似乎也不甚了然。演说伊始，国王设想的听众还是“勃兰登堡人、普鲁士人、西里西亚人、波美拉尼亚人、立陶宛人”；但随着演说的情绪色彩越发浓厚，他对听众的称呼转变成了“普鲁士人”；在最后呼吁国民齐心对抗“外敌”时，他又将人群称为“德意志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似乎知道，自己的臣民拥有多重的国族认同。在和平时期，强烈的地域归属意识遮蔽了国族情感，但在德意志对抗外敌的时刻，人们的地域意识也将退入幕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德意志为建立民族国家而战的强烈执念将贯穿始终。

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走入穷途末路；也正是在这一年，奥托·冯·俾斯麦出生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和大多数同时代的德意志人一样，抗法战争的故事在俾斯麦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1806年，拿破仑率法军在耶拿与奥尔施塔特两场会战中大破普鲁士军队，将整个普鲁士王国纳为附庸。1807年，普鲁士迎来了在很多人看来比战败更悲惨的厄运：在《蒂尔西特条约》中，普鲁士不得不将易北河以西近半数领土与人民让给法国。这一让步极具羞辱性，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也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之前法军进犯时，他曾因犹豫不定，给人们留下了优柔寡断的印象，也与伟大的先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形成了鲜明对比。弗里德里希二世戎马一生，还曾在1757年与法国交战，他时常身先士卒、深入险境，甚至有多匹坐骑因此中弹。凭借这些经历，他在民众当中赢得了“老弗里茨”这一亲昵的绰号。相较之下，弗里德里希·威廉能够夸耀的或许只有他那美丽而广受欢迎的妻子——路易丝王后。路易丝王后聪慧、坚毅，富有魅力，众所周知，她曾在蒂尔西特直面拿破仑，试图为普鲁士争取更有利的和约条款。她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却为她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然而，这也使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形象相较之下更显懦弱了。此时的他已从柏林逃到东普鲁士的边鄙之地，不但在会战中惨败，还失去了首都、尊严和人心。但普鲁士的悲惨遭遇也令许多德意志人义愤填膺。共同的屈辱与羞耻感或许无助于构建民族传统，但这确实在德意志人当中缔造了一种共抗外侮的纽带，可供未来的领袖利用。

奥托·冯·俾斯麦的父母新婚宴尔之际，法国军队攻占了他们位于易北河以东数英里外的故乡申豪森（Schönhausen），沿途肆虐乡里，犯下不少暴行。和德意志沦陷区的大多数人一样，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在1813年发出抗法号召时，卡尔·俾斯麦和他的妻子威廉明妮也为之欢欣鼓舞。为了恢复德意志的尊严与荣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人们理应为此战斗乃至献出生命。然而，讽刺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本人的软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德意志社会空前高涨的民族抗战热情。1810年，34岁的路易丝王后英年早逝之后，她便成为德意志爱国主义运动的精神象征，这些运动将会促使一代又一代普鲁士政府号召全体德意志人共同参与统一大业。年轻的王后不惧拿破仑的强权、为普鲁士和德意志挺身而出的形象，也极大地鼓舞了陷入悲痛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1812年冬天，随着拿破仑的大军在远征俄国期间终于遭受重挫，弗里德里希·威廉总算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他在1813年春天发表了重要演说，号召全体普鲁士人团结在国王之下，团结在（极具凝聚力的）“祖国”之下。来自不同阶层、信仰、性别、世代与地区的大批普通人响应国王的号召，加入志愿军部队，“捐金换铁”，成立慈善俱乐部与社团，并积极照顾伤员。

然而，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的过程极为艰难。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共有29万德意志人应征参战。1813年10月，战争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迎来高潮，交战双方在这场会战中动用的兵力多达50万，创下20世纪以前欧洲陆地战争史上的最高纪录。这场会战在后世也被称为“民族会战”，成为德意志通往民族国家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根据这一历史叙事，德意志人民在这场会战中奋起反抗法国侵略者，最终砸碎了外国统治的枷锁，实现了民族解放。早在1814年，已有人呼吁在莱比锡战场上设立纪念碑，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等哲学家也不断为此类诉求宣传造势。1898年，莱比锡“民族会战纪念碑”正式开工，碑体设计高度达299英尺，即使在数英里外也清晰可见，其规模在今天仍堪称惊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座纪念碑建造资金的主要来源不是联邦政府与帝国皇帝，而是民间捐赠与莱比锡市政当局拨款。1913年，超过10万民众参加了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德意志民族国家诞生神话的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俾斯麦这一代德意志人几乎都是在1813年抗法战争（他们称之为“解放战争”）的英雄美谈与无畏气概的熏陶下长大的。1813年响应国王号召入伍的120 565名志愿兵组成了名为“后备军”（Landwehr）的部队，是普鲁士陆军（总兵力为29万人）的一部分。除了这些部队，还有许多来自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志愿兵组成“自由军团”（Freikorps），加入抗法战争。这些志愿兵之所以成为国族神话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抗法战争中表现出旺盛的斗志，促成了拿破仑的最终落败，更为重要的是，与宣誓效忠于普鲁士王国的正规军不同，这些人效忠的对象是他们的德意志祖国。在这些部队中，吕佐夫（Lützow）志愿军曾为普鲁士作战部队提供八分之一兵力，他们所使用的制服配色最终成为德意志爱国主义运动经久不衰的象征——德国的黑红黄三色旗正是从这支部队的黑色制服、红色绲边和金色铜纽扣中衍生出来的。

有趣的是，与英国和法国的集体记忆不同，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观念中并未占据核心地位。诚然，最终击败拿破仑对德意志人来说是件好事，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反法同盟中的作用确实也得到了承认，并在击败拿破仑之后的和会中受到尊重与严肃的对待。但在德意志爱国主义者看来，莱比锡才是本国历史真正的决定性时刻。与普鲁士军队在荷兰土地上参与的宏大决战相比，在德意志腹地爆发的“民族会战”更具吸引力。即便如此，1815年仍是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地区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起，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形成，德意志诸邦终于有机会在其中为自己占据一席之地。

维也纳和会（1814—1815）的艰难谈判令普鲁士深感屈辱与不安。普鲁士王国自认在土地划分问题上有话语权，试图将萨克森王国的土地纳入自己名下，好将势力范围伸入德意志中部。普鲁士的主张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的支持，却遭到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的坚决反对。当时，奥地利是和会的东道国，也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相对发达的德意志邦国，普鲁士因此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意瓜分萨克森王国，从中获得约40%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方面在瓜分萨克森时指名要求获取维滕贝格（Wittenberg），那里正是近3个世纪前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发起宗教改革的地方。这段历史早已成为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核心篇章：学生与知识分子在瓦尔特堡（Wartburg）举行大规模政治集会，那里正是路德被天主教会宣判为异端后曾避居300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马丁·路德也正是在那里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他之所以受到统一运动的尊崇，既是由于他对德意志语言统一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是由于新教徒爱国者在他发起的宗教改革和300年后的抗法解放战争之间发现了许多相通之处。他们相信，无论面对的是法国的拿破仑还是罗马教皇，德意志终将凭借自身实力与人民意志打破外敌的桎梏。对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而言，将维滕贝格让给普鲁士并无大碍，但在普鲁士谈判代表看来，拿下维滕贝格是他们在和会中必须达成的目标。

在维也纳和会决定的其他版图划分方案中，对日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莱茵河沿岸的大片土地被划给了普鲁士。英国希望在中欧建立起一个可靠而稳健的德意志强国，以遏制法国的潜在扩张倾向，填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势力退出比利时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因为奥地利也不愿维持对心怀不满的比利时人费力不讨好的统治，并乐于将这一重担转交给普鲁士，于是，各方轻松达成了共识。就这样，普鲁士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将整个德意志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这些位于西方的新领地与普鲁士王国传统的领地之间还隔着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黑森—卡塞尔等小国，有些美中不足，但普鲁士借此将势力扩张到莱茵河一带，令自身的实力、资源和人口大大增长，并为几十年后的霸权奠定基础。

因此，1815年是德意志帝国崛起历程中关键的转折点。在拿破仑以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虽已颇具文化影响力，仍只是历史的暗流，直到拿破仑的侵略让德意志陷入存亡危机，民族主义才终于成为将大众团结起来的旗帜。人们不但踊跃入伍，组成后备军与自由军团抗击法国，扭转了解放战争的局势；而且坚持不懈地发起“捐金换铁”等民间运动，支持抗法斗争。在这一时期，德意志各邦的男女老幼都切身体会到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萌芽中的民族国家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很多人都为保卫这些宝贵的财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集体经历与记忆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心理纽带。正如历史学家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在其讲述德意志文化史的名著中所指出的那样，拿破仑战争的经历对德意志人的凝聚效应，只有200年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可以匹敌。一种牢固的防御性民族主义精神开始在德意志形成，它推动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也将把帝国带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