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很无奈，但一定有出口

上普陀山，是因为一种城市病。这种病，大概在山里人听来，闻所未闻。

植物性神经紊乱，在我身上的表现是：时不时心跳加速，气急，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有病，时时刻刻都想往医院冲，和医生一聊，病就好了。而这种病的由来，也是因为另一种城市病：过度减肥。

在城市里自我折磨了一年，我决定先前往海岸，给自己一点时间适应即将来临的改变，仔细思索整件事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让海洋的韵律、山的挺拔感发我，帮我进入一个简单的存在处境，继而出现那个“突然之间就好了”的奇迹。

也因为这个迁居的大计划，新年伊始，我也终于有了对下一年的计划和梦想，这是很多年都不曾有过的。

好事多磨。因为疫情，一个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春节，让前往普陀山定居这件事无限期后延。除夕当天，普陀山封岛，寺庙关闭。之前有人说，这是明朝以来，普陀山首次关闭寺院。后来我听人转述寺庙里师父的话，说其实不是。康熙年间，为收复台湾，也曾有过一次海禁，普陀山包括沈家门等沿海地区的僧侣、居民全部内迁，直到台湾收复后再次开放。

景区于3月20日春分那天开放，但寺庙大门依然紧闭。收到消息的那天，突然有种被赦免的激动。很多人说，普陀山如果寺庙不开，还不都是白搭！我已经顾不上争论“普陀山是否等同于烧香拜佛”这个问题了，先放我进岛再说。

上岛那天，下雨，降温，余杭、临安等地都下了雪。拖着家当来到码头，和猪年春节上岛求姻缘那日目睹十万大军的盛况天差地别。

到普陀山定居并不只是挪个城市那么简单，登船这个仪式让迁移这个动作无限拉长，感觉像是换了一片土地。15分钟的轮渡，从朱家尖到普陀山，从此岸到彼岸。轮船是一个契机，摆渡着众生从红尘到佛门，同时，这趟航行又能与人相遇，让人心生期盼。

进岛后，花300元办了一张普陀山入山年卡，算是唯一可以证明我和这座岛屿的关系似乎比主客稍微近了点。

我住的地方叫合兴新厂，普陀山最北面，而“厂”字还沿用了旧时对渔民所搭建茅蓬的称呼。合兴新厂和码头在北，香火最旺人气最盛的前寺区域在南。第二天我就向南走了一遍，公交车要经过索道、古佛洞、宝月庵、飞沙岙，再到法雨寺，步行约1小时。

晚清后，百余家农民来山搭建茅蓬，租种寺院土地，垦荒砍柴。原各寺庵茶房（服务员）、挑夫、轿夫和泥、木、漆、石匠等，陆续从原籍台州、温岭和苏北等地携家属亲友进居庵院、茅蓬，人数不断增加。

从结构上来说，合兴属于“生活区”，都是农民自建房，景点不多，最大的是宝陀讲寺和万佛宝塔，讲寺被列为第四大寺，里头藏龙卧虎，潜藏着许多北大清华的高才生，不轻易出来。两天一晚的常规游客一般没时间到这一带，除非需要借助索道登佛顶山。另外，像《普陀山志》里提到的其玉庵、弥陀庵等，都只剩标识，庵是早就不在了，弥陀庵原址新造了一栋难看至极的房子，其玉庵的身影只能从农家乐的门牌号中看出。

张、洪、翁是这里的大姓。据说现在普陀山大和尚道慈就是合兴塘头人。我们住的宿舍在合兴新厂，房东姓洪，兄弟两家出租两栋农民房当作小旅馆，一栋楼里有三层十多个房间。自己住旁边的平房，前院拥有一大片土地，后山的竹林有春笋冬笋，日常蔬菜无须发愁。

而我发愁的恰恰是一日三餐。

首先是距离远，到菜场约12公里，要么走后山，爬山路一个小时可以走到，公交车一趟十来元，骑车得看天气，也可以让老陈工作所在的开元观堂酒店（此后文中“酒店”若不特别注明，就是开元观堂酒店）司机来接。但我不愿麻烦人，也不习惯行动依靠他人。

其次是终究难让我提起兴趣的一日三餐。我对美食本没多大热情，何况还要自己做。除去睡觉，十多个小时里，需要做三顿饭，洗三次碗，日复一日，想想都糟心。

我在思考一些解决办法，比如，和房东搞好关系，要点菜，蹭顿饭；或者，将就吃吃酒店每日10点和4点的酒店员工餐，大锅菜油了点，时间错乱了些，但是省力。

生活很无奈，但一定有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