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这本书是一部很厚的理论教科书（原书超过800页）。就我目前所知，这样的书常常要么是出版社想引进，然后寻找愿意接下翻译任务的译者；要么是“大佬”级的学者基于教学项目，召集团队共同翻译。但这两种做法都不是这本书的来由；这本书是我自己主动想翻译，然后才接洽出版社，并由我一人独自完成的。众所周知，学术著作翻译虽然是学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但今天对于国内的教学和科研人员来说，翻译是完全不被承认的工作。而且国内学术著作的翻译稿费相当微薄，“安慰”的性质居多。所以学术著作翻译在今天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会想主动翻译这本书呢？原因跟国内绝大多数进行学术翻译的学者的动机差不多：因为我有一股想为国内学界作点贡献的热忱，这样的热忱让我想做一些不计较得失，只求有意义的事。而翻译这本书的意义，至少有几点。

第一，这本书有助于继续推动国内的社会（学）理论发展，不论是在科研还是在教学上。理论对于社会学来说无比重要。它为这个学科提供了正当基础，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切入点与进行方针，并且最终能将所有经验研究凝结成为我们带来知识的社会运作原理分析。中国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视思想的深度而非仅盲目地一味追求技术，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不论各位学者自己的研究兴趣或专长是什么，想来都会还认可理论的重要性。

而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社会学的批判任务与保守任务》（“Kritische und Konservative Aufgabe der Soziologie”）中所说的，社会学的理论工作至少有两大重点：一方面，维护社会的稳定续存，这在学术研究上也表现在我们必须对古典理论有充分的掌握，继承传统；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当下身处的社会，对古典理论进行翻新，借由在当下所翻新的理论来对我们的社会进行当代诊断，进而建立能改善社会的实践方针（在本书的中译本前言和导论的最后，两位作者也提到了几乎一样的观点）。我有一种感觉，当下国内社会学界在古典理论的讨论方面表现良好，但在重视与推动理论翻新与当代诊断方面略显不足。近年来，关于社会理论当代发展的专著或教科书，不论是翻译，还是我们自己撰写的，都相当欠缺，我们自己也缺乏理论创新的意识或勇气。因此我们可能常误以为社会理论在近年来没有什么发展，但实际上是我们与整个国际最新的发展脱节了却还不自知。我们今天亟需一本介绍近代与当代（相对）较新的理论发展的教材。而本书在新颖度和全面度方面都是很优秀的。

第二，这本书相对来说深入浅出、好读易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理论教科书，虽然是二手介绍教材，照理说应该适合初学者阅读，但却常常翻译或撰写得对初学者非常不友善，甚至感觉比原典还难读懂。这些书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多半是因为作者或译者在缺乏解释的情况下，直接运用与堆叠大量的专有名词，让刚入门的读者摸不着头脑。加上学术的书面用语本来就偏生硬，使得很多教科书不有趣，更不好读。但这本书却几乎没有这个缺点。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的学术专有名词，这本书的作者，约阿斯与克诺伯，在初次提到时都会先耐心地用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例子进行解释，在用字遣词上也刻意以口语化的风格来撰写。因此，即便这本书无法跟引人入胜的小说相比，但对初学者来说应该比其他很多教科书都好读多了。

第三，这本书在国际视野方面比许多其他的理论教材都更为广阔。正如这本书多处提到，且已众所周知的是，最晚从1970年开始，社会理论发展的大本营在很大程度上移向（或迁回）欧洲了，特别是德、法两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美世界的社会理论就完全不值一哂，而是说我们必须对欧陆的社会理论要有极高的重视。但不讳言的是，可能是因为语言上的隔阂（毕竟德语或法语是小语种），我们今天关于社会理论的知识，还是过于依赖英美国家的输送。市面上可见的社会理论翻译教材，几乎都是译自英文著作。虽然这些书都会谈到欧陆理论，但当中提及的欧陆理论都已经被英美国家作者基于他们的动机、利益、思维模式等因素过滤了一番，难免有不恰当的扭曲或忽略。不过，本书没有这样的毛病。本书是由德国学者撰写的德文教科书，在德国理论的介绍方面无疑是最原汁原味的。这里值得一提的小八卦是，本书的其中一位作者约阿斯跟我私下聊天时谈到，他在出版本书之后，哈贝马斯第一时间就读了这本书，并写信给作者，非常认可与赞赏这本书对他的理论的介绍。不过有趣的是，没过几天，哈贝马斯又赶紧再回信给约阿斯，补充说“其实你的其他章节也是写得很不错啦”。这回信透露出哈贝马斯拿到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兴致盎然（或很自恋？）地翻到第九、第十讲看看介绍自己理论的部分。这种与理论大师有着直接互动的情况，想来是绝大多数英美国家的理论教科书少有的。

除了德国理论，本书作者之一约阿斯也会法语，并且显然因为地利之便，所以与法国学界有许多直接的合作，对法国理论有非常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本书第十六讲对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图海纳的介绍，为我们呈现了更完整的法国社会理论的图景，是其他理论教科书中相对少见的，也因此极有价值。

但这并不代表此书对英美世界的社会理论的掌握就不足了。事实上，本书作者之一约阿斯对美国社会理论的掌握，即便放在美国本土都是数一数二的。约阿斯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读硕士的时候，适逢德国热衷引入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风潮，其硕士论文对美国的社会角色理论进行了极为细致且全面的梳理，并在之后正式出版，成为德国当时很重要的一本介绍美国最新理论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则进一步仔细、完整地研究了美国知名的象征互动论始祖米德（George H. Mead）的思想，出版后甚至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影响甚巨。后来他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是美国学界很重要的标杆（这些在本书第十九讲有充分的介绍）。此外，约阿斯至今仍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定期客座教授，并曾多年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北美社会研究所所长。这都显示出约阿斯对英美社会理论有充分的掌握，甚至本身就是领军人物。而且约阿斯还担任过国际社会学会的副会长。本书最初的原型，就是约阿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授课讲稿；从本书的章节安排上也可以清楚看到，本书对英美世界的社会理论的掌握同样非常充足。因此本书虽然是由德国人撰写的德文教科书，但在2009年也被翻译成英文，成为英语世界相当重要的教科书。以此而言，本书可说是“世界级”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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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本来是想自己来编写一本当代社会理论的教科书的，这本书仅是我的参考之一。但出于上述三个理由，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发现这本书若只是当作自己的参考，太可惜了。因此决定自己把书翻译出来，以飨读者。原书出版于2004年，2011年出了修订版，加入新的前言，并有一些补充更新。这部中译本即译自修订版。

本书的翻译有两个原则。

第一，本书原文偏向口语化，文笔通畅好读。因此我在翻译上，也要求译文必须通畅好读。但有时候，有一些专有名词或句子，放在德文里可能没问题，但翻译成中文后，无论如何就是无法一目了然。我和约阿斯讨论过，决定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要么是我请作者改写成更好懂的句子，要么是由我来改写句子，但会把改写后的句子译回德文让作者决定是否可以这样改写。因此有一些翻译，会与德文或英译都不同，因为这是我和约阿斯根据中文情况来改写的。例如第九、第十讲，原文有一个概念“Rationalitätspotential”，直译是“合理性潜能”；这个词汇对初学者来说八成会完全不明所以。因此在我和约阿斯讨论之后，它被约阿斯改写为更口语的“进行合理辩论的可能性”。或是原文有时候会用上“相对化”（Relativierung）这个词汇，虽然读者不一定会完全无法判断这个概念的意思，但中文翻译起来就是不够流畅。作者用这个词汇，其实多半是要说某个理论不再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因此我在翻译上，遇到这个词就不一定会按照字面译为“相对化”，而是根据文字通畅度弹性翻译。

第二，本书主要介绍的是英、美、德、法的社会理论，当中也有不少引文。遇到这些引文时，我很希望可以直接从原文来翻译，但可惜除了中文之外我只懂英文和德文，（至少目前还）不懂法文。所以在正文中，关于引文以及所引用的文献，如果是英文和德文，我直接从原文翻译，若有文献资料我也是直接给出原典资料。但关于法文引文或文献，如果有英译，我根据英译翻译；如果没有英译，我才根据德译翻译。文献也是以英译本信息为主。之所以以英译为优先，是因为我预设绝大多数读者多少懂些英文，但可能并不懂德文或法文。因此如果我根据英译来翻译并给出英译本信息，那么读者若有兴趣想对照英译本或进一步阅读完整文本时，能更容易找到资料。出于同样的理由，本书最后的专有名词索引，虽然主要从德文译出，但每个专有名词都同时会配上英文，以使读者能更简单地掌握；至于书末参考文献则完全以英译本为优先。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专有名词索引与人名索引所列出的页码，是德文原版的页码，亦是中译版的边码。另外一些细节，例如文中提到的一些学者，在原书出版后、中译本出版前不幸过世了，那么生卒年信息也会随中译本出版而更新；这类小事就不再赘述。

本书在第十二讲介绍吉登斯时，曾提到吉登斯作为近代知名的原创理论家，也编写了大量教科书，这是很不寻常的；有趣的是，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本书作者身上。本书作者之一约阿斯也位列当代理论大师名录，除了本书第十九讲他介绍了自己的新实用主义社会理论之外，他在战争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领域也有非常深厚的研究，出版了多本影响甚巨的著作。因此本书不是一部由外行人或并不真的进行原创理论研究的教师拼凑而成的讲义，而是由极为专业的学者所呈现出来的长期研究的智慧结晶。然而有时候这也会让本书——正如在导论里作者自己坦言的——表现出作者自己的学术偏好或立场。例如在第十一讲介绍卢曼时，就格外明显。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作者明显刻意地提到战争社会学或宗教社会学的议题。虽然这不是坏事，因为看看一位理论大师如何在自己建立的独特立场上对其他理论进行批评与提问，无疑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读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该学习的是作者批判与提问的方式，而不是在毫无反思的情况下将作者的立场奉为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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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虽然是我自己翻译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却很幸运地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特别感谢约阿斯教授。他除了很热情、即时地回复了我所有的问题之外，甚至还在2018年秋季邀请我到他目前任教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我在柏林安排了非常优渥舒适的居住与工作环境，当然也让我得以在这段时间，能时常与他碰面讨论翻译事宜。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于力平与毛衍沁两位编辑，非常包容我的翻译工作，也时常在第一时间提供协助。也感谢好友，台湾中山大学的万毓泽教授，他指出了前几讲的若干翻译问题，并提供了重要建议。最后要感谢我的四位学生，胡珊、黄心烨、王海亮、吴晓光。在刚开始与出版社联系时，胡珊帮了我很大的忙。黄心烨、王海亮、吴晓光则通读了全书的初译稿，以学生读者的身份提出了许多修正建议，并且也帮我做了不少繁琐的技术性工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这本书的翻译不会如此顺利且愉快。

常常在学术译作的译者前言（或后记）最后，译者都会说类似“能力有限，力有未逮之处请读者见谅；若有讹误，还请不吝指正”之类的话作为结尾。但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看似自谦，却其实是大实话的话。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能力不足，就不该做这项翻译工作。读者花钱买书，并不是为了要包容、见谅一本质量不佳的译著，更不是为了要帮忙指正书中的不足之处。所以在这最后，我宁愿说：谢谢读者购买本书，请安心阅读。希望各位读者不仅能从这本书中获得知识，而且也可以获得乐趣，或许还能进而一起参与到社会理论研究的世界中。未来有机会、有缘分，也许我们能碰面，届时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畅聊学术。

郑作彧

2020年9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