兢业付出为特奥，志愿服务成终身
——贺乃尧口述

贺乃尧，男，1944年出生。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原主任，主任医师，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志愿者医生，国际特奥会HA—SOSS区域临床顾问，中国特奥会特邀讲师。

口述者：贺乃尧

访谈者、撰稿者：李慧波，中华女子学院教师

访谈时间：2017年10月16日、2019年3月1日

访谈地点：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

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问：贺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贺乃尧：我家是北京的。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崇文区雷家胡同。我还记得解放前夕的情景。那时候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国共双方还在谈判中，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我记得有流弹打在市区胡同里，不知道是从哪一方面打过来的。当时家家都是平房，为了防止玻璃被粉碎，大家就把纸贴在玻璃上，贴成一个个小方格子，防止流弹把整块玻璃震碎。即使玻璃被震碎，也只是碎纸粘的那部分。大人把被子盖在八仙桌上，我们弟兄几个就钻在八仙桌底下，大人管着不让出来，也不让我们上街，怕万一有流弹打过来。再清楚的印象就没有，就记得钻桌。

问：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多久呢？

贺乃尧：持续了没多久吧，后来北京就和平解放了。

问：您能谈一下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吗？

贺乃尧：我那种家庭状况，没有条件上幼儿园。

问：直接上的小学？

贺乃尧：对，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上小学了。在我们弟兄五个里面，我第一个上小学。1952年，我在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入队，我是我们学校第一批少先队员。1953年，我父亲把我们全家从雷家胡同搬到海淀101中。因为我们在雷家胡同住的时候，我爸爸在和平门师大附中工作。101中学从老区搬来北京以后，需要从北京各校调一些骨干教师，我父亲就被101中学选调过去了。我们家也从崇文门搬到101中学了。我们弟兄几个对101中学的环境都很熟悉，对圆明园里面的环境也很熟悉。

我中学是在101中学就读的。我爸妈是101中学的老师，但是我考学都是自己考上的，从小学考初中，从初中考高中，都是自己考的，没有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而在这里上学。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我们年级6个班的考生中，我考了第三名。从101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军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称哈军工，第四军医大学和军事外国语学院。因为第四军医大学当时到北京招生的首长正好是北京人，我报了第四军医大学，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机遇，最后选择当了医生。所有的军校都要政治上保送，即不仅要成绩合格，身体合格，而且要政治合格，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报军校。我当时报考的时候要到301医院检查身体，在第一次体检的时候，学校通知我复查，检查我的肺部有问题，我当时还挺紧张的，觉得可能去不了军校，后来医生说是因为感冒，过几天就好了。

问：您是哪年上的大学？

贺乃尧：1962年。我在西安读了6年，1968年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

问：您毕业了之后到了什么地方？

贺乃尧：我毕业以后到了南京军区。我们毕业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所以不像以前那样由学校来提分配方案，而是由革委会组织群体讨论的。我们那批有一百多个来自北京的同学，100多个来自上海的同学，50多个来自天津的同学。所以，回北京的名额很有限。我们大队还不错，分配方案相对公平、公正、公开。我们大家不约而同提出一个能回到北京的方案：第一，老人在，是独子；第二，有女朋友在北京；第三，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自己报名，群众评议。这个方案公布以后，我一看我跟哪条都不沾边，所以干脆自动放弃回北京，因为争也争不过别人。

我选择转业地点的时候，主要看哪个军区的业务水平比较高，有发展空间。从老师和同学提供的信息里得到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和广东军区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都不错。想到沈阳军区太冷，广州又太热了，南京军区相对而言离家近点，就到了南京军区。但是南京军区范围很广，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我到南京军区报到以后，又被分到了浙江舟山，它位于定海县。正值1968年，还讲政治，讲出身，浙江舟山属于东海前线，比较重要。组织认为我的政治条件好，政治可靠，就把我分到那里了。不过还好，没把我分到前沿小岛，而是在本岛上，本岛实际根本感觉不出是个岛屿，很大。我从1968年到那儿一直待到1987年转业。中间到上海进修过1年。

问：您转业到北京以后，在康复中心工作，是吧？

贺乃尧：对，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它是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现在正在筹建康复医学院，它有一个康复医学研究所，有一个康复工程研究所，有一个附属医院，就是北京博爱医院，我是在北京博爱医院。1987年，我到北京以后，就到康复中心工作。我去的时候康复中心还是水泥墩子，正在招兵买马，我在人事处的指令下，去参加选人调人，采购医疗器械。那时候编制少，还不分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三个科合起来叫一个五官科，后来我任主任。随着医院的扩大，三个专业也就分开了，我成了口腔科主任。

深受父亲潜移默化

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报考第四军医大学，是父母帮您参考的吗？

贺乃尧：父母倒是没有参与，报军医大学不影响报考地方大学，比如有人因为身体条件不合格，没有被军校录取，可以根据高考成绩再报地方院校。我当时除了报考第四军医大学之外，还报了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系。不过，我最后被第四军医大学录取了，所以，其他的学校我就不用考虑了。

我参军除了有保送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作为长子，希望替父母分担责任。我父亲母亲虽然都在101中学工作，但都是一般的教育工作者，那时候我奶奶还在世，父母的工资要供养我们一家八口人。所以，我要替父母分担责任，如果我到部队去，全部都是免费的，可以给家里减轻一点经济压力，这种思想在不由自主地影响着我。

我父亲3岁、我叔叔10个月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受封建传统束缚，我奶奶一直没有改嫁，完全靠自己做手工，做针线活，把我父亲和我叔叔拉扯大。所以说，我主动报军校为家庭分担责任也是受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父亲为了早日能够解决家里的困难，他13岁初中毕业后就到织布厂当学徒，之后在织布厂当童工，最后累得几乎吐血。我奶奶一看，这样下去孩子的命都没了，就不让我父亲去织布厂了。我父亲好不容易养好病之后，通过亲朋介绍，到和平里的师大附中工作，他开始在师大附中实验室里当实验员，后来被安排到教务处。

我父亲书法好，字写得很漂亮，所以，学校也很器重他。他一直在师大附中搞教务工作，被调到101中学后也是搞教务工作，如学校的教学安排、期末的考试等有关学校教务方面的事情，他在这方面有经验。我父亲去世的时候，101中学给他的评价很高，悼词中写道：他为101中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原来老区来的校长、领导都对我父亲评价很高。父亲母亲都是很平凡的。

问：您父母是不是从解放区过来的？

贺乃尧：我父母不是从解放区过来的，他们的祖父母，就是我的曾祖爷爷那辈就到北京来了。父亲母亲很多年都没回过原籍绍兴，2001年，家里条件好了以后，我们陪着老人南游，去寻根问祖。到杭州、绍兴去了一趟，老人挺高兴，是挺难得的一次体验。

问：您母亲念了书，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为数不多的。

贺乃尧：对，听我母亲讲，我外公挺开明的，虽然说是女孩子，还是一定要让她读书，可能读到初中。用今天标准讲，读得太少啦。

从小学雷锋，一直做好事

问：您在接触特奥之前，参加过其他类似于志愿者服务的活动吗？

贺乃尧：那个年代还没有“志愿者”这个称谓，但上世纪50年代中期，教育战线践行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从一个侧面对学生进行了正确的人生观教育。我所在的101中学当时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报纸和电台宣传过。我上初中，我们在颐和园勤工俭学，我先后去过石舫饭厅当服务员，在后厨帮厨师杀鱼、洗菜、涮餐具，后来又和几个同学去排云殿、玉兰堂当解说员……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我们的劳动观念，也增长了知识、接触了社会。

在第四军医大学读书期间，我利用寒暑假组织回家探亲的同学们参加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读大学的时候，只有寒暑假能回来，平时回不来。那时候坐火车到北京，要坐十多个小时。我们就在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上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卫生，为旅客打水，在春节期间到动物园帮助工作人员卖元宵，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餐厅为北京春节环城赛工作人员端菜、送饭。此外，我们在学校还组织参加慰问老教授活动。

转业之前，我除了在海边防医院完成部队医疗任务，还经常去农村、去海岛为农民和渔民进行防病治病巡回医疗。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又简称为“三支两军”，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个决定发出后，我曾参加过地方公社和县里的社教运动，还参加过培养“赤脚医生”的教学工作……细想起来，这些和特奥志愿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些阅历不仅充实了我的人生经历，也为后来的岁月奠定了基础。

第一批特奥医务志愿者

问：您是如何走进特奥会参加医务志愿者工作的？

贺乃尧：我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医生，在特奥健康计划项目里主要负责口腔项目。特奥健康计划项目包括健康微笑、明亮眼睛、灵敏听力、趣味健身、提升营养、健美双足、健康检查的筛查和健康教育。

2001年12月份，在西安召开第三届全国特奥会前夕，我们国家决定开展特奥健康计划，国际特奥会对此非常重视。当时的国际特奥会东亚区主席荣德根先生和美国一家医学院院长马克先生一起在北京讨论此事。他们已经物色王兰主任负责趣味健身项目，所谓趣味健身，就是检查运动员的脊柱、四肢、肌肉的张力、活动能力、活动度等。王兰主任跟特奥会负责人推荐了我，说我个人条件不错。经过中国特奥会和国际特奥会的沟通，很快就通知我去参加面试。荣德根先生和马克先生一起在残联机关对我进行了面试，也可以说是面谈。他们向我介绍了特奥健康计划项目，我也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们进行了介绍。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共识。他们告诉我一个月之内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参加培训，并让我做好准备。这个培训是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全国曲棍球比赛期间举办的，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医生都参加了这个培训班。

问：中国就派您一个人去参加培训了？

贺乃尧：口腔科就派我一个人去了，在我之前，温州医学院有一个眼科大夫好像也去参加过培训，具体我记不清楚了。

问：您在美国学了多久呢？

贺乃尧：学了大概一个星期。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单位就职，是科主任，所以也不好意思向单位请太长时间的假，短短几天时间就回来了。

问：谈谈您第一次参加特奥会的情形？

贺乃尧：从圣地亚哥培训回国后，我把培训情况向中国特奥会进行了汇报。中国特奥会的负责人就告诉我：“今年要在西安召开第三届全国特奥会，我们这次要开展眼科和口腔科两个健康项目，你准备一下，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这次特奥会上。”在此期间，国际特奥会也不断把特奥健康计划项目的一些资料寄给我。

在第三届特奥会正式举办之前，陕西省成立了第三届特奥会筹委会，负责运动会后勤医疗方面的负责人姓何，何院长让我负责健康计划方面的事宜，主要包括对开展口腔科和眼科健康计划的准备，以及对相关专家医生志愿者的邀请。大概在2002年6月份左右，中国特奥会专门派我到西安，这次主要是敲定展开特奥健康计划的一些细节问题，如器材和印刷材料的准备和检查等。因为我们国家以前没办过特奥健康计划项目，我就把所有要用的东西全部都列入清单，然后按部就班地去进行准备。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在特奥会上开展特奥健康计划项目，国际特奥会、中国特奥会和陕西省都非常重视。2002年9月8日至13日，第三届全国特奥运动会在西安举办，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以及民政部部长阎明复都出席这次全国特奥会。国际特奥会和国际特奥会东亚区也都来人出席了本次特奥会。同仁医院口腔科大夫李兰老师和我一同参加了这个活动，活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国际特奥会、中国特奥会还有陕西省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很满意。结束的时候，马克先生代表国际特奥会给我发了一个水晶奖杯作为鼓励，奖杯上还刻有我的名字。通过这次实践，我们掌握了特奥健康计划的整个流程，我也从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这是件公益事，是积德行善的事，所以智障孩子包括家长对这种福利性的检查非常支持。在这次特奥会上，我们国家的筛查率创造了当时历届国家开展特奥会健康计划项目的筛查率之最。其中，口腔专业的筛查率达到86%，眼科稍微低一点。在别的国家，比如美国，因为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比较好，开展这种活动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一些特奥运动员包括他们家长对这项活动就不是很在意。参加得多了，就觉得没多大新意。美国专家跟我讲，美国特奥会健康项目的筛查率能到百分之四五十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次特奥计划项目，除了一些运动员因为生病不能到现场之外，绝大部分运动员都参加了。当运动员看到我们还给他们发一些小礼品如帽子、眼镜、太阳镜等，就更感兴趣了，积极性也非常高。当然，我绝对不是小瞧这些孩子，而是觉得这种能激发运动员兴趣的活动形式是非常好的。后来，我们国家在开展特奥会健康项目时，也都去联系一些资助单位，给参加健康体检的运动员发一些小礼品。

15年服务了三十地

自从第一次参加特奥健康计划项目之后，我就知道，既然开了这个头了，肯定以后还要为此付出更多。从那以后，有关特奥活动只要能参加，我都去参加，从2002年算起到现在，我参加特奥志愿活动已经有15个年头了。特奥健康计划这几年发展很快，已经逐步跟国际接轨。

中国举办的几次大型的全国特奥会健康计划我基本都参加了。除了参加2002年在西安举办的第三届全国特奥会之外，我还参加了2004年在哈尔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特奥会，以及2010年在福州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特奥会。其中，在第五届全国特奥会之前，我参加了两次福建省筹备组的筹备会，对口腔专业的准备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另外，2007年，我们国家在上海举办了国际特奥会夏季运动会，我也参加了。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了开幕式，规模很大。

平常各省举办的一些单项比赛我也去参加，比如田径比赛、球类比赛等。球类又分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各种比赛，这些比赛一般都选择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举办。有的比赛是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残联的体育培训中心位于顺义区，条件非常好，在那儿开展过全国田径比赛、游泳比赛、举重比赛等项目。此外，我在青岛、大连、西安、长沙、武汉、西宁、成都、嘉兴、秦皇岛、福州、温州、上海、南京、黄山、彭山、九江以及蒙古乌兰巴托等三十多个地方参加过特奥会的健康项目，有的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比如我去过温州两次，其中一次是参加温州医学院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培训中心成立大会挂牌仪式，跟着残联领导和国际特奥会东亚区官员一块儿去的。再如西安、成都、福建等地都不止去过一次。

我每到一个地方，特别在一些新开展特奥运动的地方，首先要对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特奥会的意义，健康项目的意义，志愿者的工作流程，需要准备的物品，以及在检查中与智障运动员相处的注意事项，如怎么从心理上、感情上给他们以关心和关爱。让志愿者明白如何做才能让特奥运动员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各地培育了一批特奥医务志愿者，他们都是特奥健康项目的医疗骨干。这为今后整个特奥健康项目的发展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对于一些常规的特奥比赛，我们培训的当地的医务志愿者完全可以独立地在当地组织和开展工作，这样就不用从北京调志愿者过去了，节省了成本。

刚才说过，2002年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特奥健康计划培训，2012年，我再次到美国参加培训，这正好是我做特奥医务志愿者的第十个年头。这次参加培训的成员是国际特奥会健康计划项目专业组的几个医疗顾问，我是口腔专业组的顾问，口腔组又叫Special Smiles，中文是健康微笑，这次和我一起去美国参加培训的还有眼科专业组的顾问朱建波大夫，趣味健身专业组的顾问王兰老师，以及营养专业组的顾问冯颖大夫。

在这几年中，我除了参加特奥运动会健康项目以外，还到各个培智学校去讲课，讲课的对象既包括培智学校的老师，也包括智障孩子及他们的家长。此外，我还参加中国残联在暑假里举办的全国特奥日活动，也可以说是智障孩子的夏令营，我不仅给这些孩子们讲课，而且在讲完课后给他们体检，这些活动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当然，这些也是我们能做到的，只要是中国特奥组织的活动，我能支持的一定支持，能参加的一定参加。

问：您到培智学校讲课也是特奥会安排的？

贺乃尧：对，我去培智学校讲课也是特奥会安排的。特奥的活动除了健康计划以外，有家长论坛，还有专门针对智障孩子的课堂。现在听说残联准备开展少儿健康讲堂，是针对年龄偏小的群体开展一些宣讲任务。

问：您讲课的内容主要针对口腔方面的注意事项吗？

贺乃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智障孩子的特点而准备的口腔卫生保健知识。但有时候会涉及别的专业，比如我讲智障儿口腔疾病预防课程时，除了讲牙齿的健康及如何治疗以外，还要讲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包括孕妇在怀孕早期的注意事项。在胚胎发育的第四周到第七八周的时候，正好是胎儿颌面部的发育时期，如果在这个期间孕妇感冒、病毒感染或者过敏，都会影响胚胎器官的合成发育，可能会形成唇裂或腭裂。我会从预防角度告诉孕妇要按时进行产前检查，包括染色体检查。这些都可以减小智障孩子的发生率，或者减少包括口腔在内的一些先天畸形的出现。我还会从营养的角度去讲课，比如我会讲智障孩子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吃油条等，因为含矾的油条对智力发育很不好。家长听了后，觉得挺满意的。总之，整个内容就是围绕特奥活动，围绕智障儿健康等议题开展。我们尽力而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难忘的事，永远的爱

问：在服务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感动的事情？

贺乃尧：大概在2015年，有一个女孩通过中国志愿者协会的介绍来参加特奥口腔专业的志愿服务。这个孩子在工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不仅自觉自愿地去服务，而且服务态度非常好。她不仅能够通过语言和肢体动作把自己的关爱传递给智障孩子，而且还不断地与智障孩子的家长进行沟通。

这个女孩年纪不大，大概二十四五岁左右。特别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她是利用回国休假的时间参加志愿者服务的。她当时在美国读书，一般来讲，休假时间不会太长，美国的寒假比较短，只能每年趁着暑假回来一次，假期对她而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很多人家都是独生孩子，她完全可以在假期找自己的同学玩，或陪陪自己的家人。但是她主动报名去参加志愿者服务，第一次报名没有报上，后来在网上了解到中华志愿者协会，她就自己上门去找中华志愿者协会，中华志愿者协会才把她吸收进来。那段时间正好在顺义的体育中心有个全国特奥日活动，她就来做志愿服务了。

我分给她的任务是负责宣讲口腔卫生。具体流程是：拿着卡通教具——一个很大的牙刷和一个刷牙宝宝，先让孩子们演示一下自己是如何刷牙的，然后我们的宣讲员再给他们演示一下正确的刷牙方式，演示结束以后，再让运动员按照正确的方式刷牙，同时检查一下他们接受的程度如何。在整个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一直关注她，她不管是向运动员进行宣讲也好，还是演示也好，娓娓道来，非常有耐心，有时候还跟运动员进行简短的互动，孩子们也很喜欢她，她很有人缘，我觉得她确实不错。活动结束以后，我跟她进行了简单的交流，觉得这样的志愿者很值得尊敬，后来还为此写了一个稿子。像这样的志愿者我遇到的不止一个，但她是比较典型的，给我印象挺深的。

一个特奥志愿者的风采

2016年7月19日至20日。一场少有的大暴雨降临北京。几十名来自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口腔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京媒集团医院及北京体育大学的专科医生和受中国特奥会委托由中华志愿者协会医疗救助委员会组织的三十五名来自北京医科大学等院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冒雨来到顺义中国残联体育培训中心，他们是来参加2016年第十个全国特奥日主题活动的。

中心综合馆外大雨瓢泼，馆内特奥健康计划中“明亮眼睛”“健康微笑”和“趣味健身”三个项目的筛查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在“口腔”专业组区域，报到、筛查、宣教、礼品发放几组横向排开。每个台前都有身着“志愿者”和“特奥”标志的志愿者和口腔专科医生顺序就位。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职责，认真、细致地登记，填写各项表格、照存档照片；在经专科医生检查并做出评估意见后，智障孩子们来到宣教和礼品发放组。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是一名文静、开朗的女大学生。她手握彩色的卡通教具，认真指导智障孩子正确的刷牙方法，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她娓娓动听的讲解，幽默友善的互动，让家长和智障孩子都全神贯注地加入其中。就连几个有自闭症的孩子也一反常态、跃跃欲试。就这样一批批、一个个地不停讲解，几批下来口干舌燥。

这位儒雅、干练的大学生就是本文要介绍给大家的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Rice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在读留学生胡丹宁。她从高中时就开始参加志愿者活动：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帮助工作；在北大妇儿医院为住院的病儿补习数学、语文、外语；到美国读书后仍然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学校、社区或教会组织的募捐、助老等等公益活动。说起来也是个“资深志愿者”了。但是这次参加特奥活动对她来说却是第一次。

在和她交流参加特奥体会时，她毫不掩饰地说：初次接触智障孩子还有些怕呢。不知怎么相处，心里还有些紧张。但是想到第一天培训课时老师讲解的内容和方法，心里顿时坦然了。不应人为地在智障孩子和健全儿童间刻意划分界限，要把这些智障孩子看成是弟弟、妹妹。这样紧张情绪就很快放松、消除了。她很钟爱这个平台，热爱宣传指导工作。她说这种既形象又生动的传授方式对智障孩子来说效果很好。许多孩子来时紧张，走时都笑了。这种表情是彼此都能感受到的。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不远万里回国过暑假。她本可以在假期里和父母姐妹亲人团聚；她可以到凉爽的风景名胜地旅游歇息；她可以在舒适的房间里静心读书、听音乐，可是她没有。她主动从网上查阅到中国特奥会的招聘志愿者的信息，然后亲自向中华志愿者协会医疗救助志愿者委员会夏强老师报名，和医疗救助委员会的战友们一起来到中残联体培中心参加特奥活动。这位非学校集体参加的“单兵行动”者是这次“7.20”特奥主题日的一朵花蕾，是我们这个大学生志愿者群体的一个典型！一个当代大学生的青春之歌！她和她的同学们、战友们素质高、心态好，将对智障孩子的爱融化到每句话、每个微笑中。这也是中华志愿者协会医疗救助委员会组织多年的服务宗旨和精神风貌。值得鼓励和点赞！

我们相信在她的奉献精神鼓励下，将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大学生志愿者加入特奥队伍中来！他（她）们将会像种子一样到处开花、结果。他（她）们将从老一代的特奥工作者手中接过火炬，为特奥事业的发展、为特奥事业新的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就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志愿者的风采！

这也是中华志愿者协会团队的光荣！

撰稿：贺乃尧　2016年7月22日

另外让我感动的事情，是在服务过程中要根据智障孩子的不同情况灵活进行处理。近年来，自闭症的孩子比例在逐渐上升。有些孩子的自闭症的状况非常严重，家长有时候都控制不住他们。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讲了孩子的整个治疗过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父母花了很多钱想尽办法带着孩子到美国看病，找了不少专家，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和好的治疗效果。这个孩子属于躁动型，就是安静不下来。

有一次，他去参加特奥活动，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流程让他接受检查，他肯定不会适应。常规的检查是进来以后先到第一站登记，然后到第二站检查，先张嘴，然后医生拿手电去检查口腔……针对他这种状况，我们就商量好从他的兴趣出发来打破原来的检查流程，破例一次。我们先把他带到卫生宣教那里，那里有卡通娃娃，这些卡通娃娃不管在哪儿都很受运动员和家长的欢迎，我们就先通过卡通娃娃把他的兴趣搞起来，趁他正高兴的时候，在他张嘴的短暂的瞬间对他进行检查。那天还真不错，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给他顺利地检查了。像这样的自闭症的儿童，不能强硬去给他进行检查。在我们设计的筛查表里，明确规定如果运动员坚决拒绝检查，不能强迫，只能停止检查。

在检查中，我们还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四川绵阳举办第六届全国特奥会的时候，我们正在进行健康筛查时，一个挺胖的小男孩突然蹲在地上，表情很痛苦，很难受。我于是就去问志愿者发生了什么情况，志愿者说这孩子的牙上面有洞，我判断这孩子可能是得了急性牙髓炎，我给他检查了一下，确认是急性牙髓炎。治疗方式是先开髓，把洞磨开，再把里面的脓和分泌物引流出来，这样疼痛就缓解了。当地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派的人力挺全，赶紧把他送到绵阳市口腔医院做了急诊处理。像这种突发的情况，有时候也会有的，要根据情况判断处理。

荣誉是鞭策也是动力

问：您参加志愿者有哪些收获？

贺乃尧：我个人感觉参加特奥会的收获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本身这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我把对智障孩子的关爱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献给了他们。在跟智障孩子和家长的接触过程中，我确实挺受教育，挺受感动。虽然现在国家对于这个群体非常重视，政策上给予许多优惠，比如特奥运动员和家长参加特奥会活动全都是免费等，但是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智障孩子，确实是挺大的精神负担。倒不是说没有条件去养活他们，家长担心的是，等他们老了以后孩子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千方百计，甚至把钱都花光了也心甘情愿，这种心情确实挺令人同情的。

第二，我通过参加特奥会志愿者工作结交了朋友。不管是国际培训时认识的也好，还是在国内开会时认识的各国的医生志愿者也好，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欢乐。特别是在几次大规模的特奥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要举办很放松的Party，庆祝胜利，庆祝成功。他们在圣诞节还给我寄贺卡，我们的关系从工作中的战友变成了朋友。这是一笔精神财富，也是一种收获。

第三，参加特奥活动使我的生活更充实，更丰富了。我今年75岁，已经退休10年。上次中国特奥会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只要你能走得动，能盯得住，希望你一直参加我们的特奥活动。”我说：“我也有这个愿望，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况且有你们一路相照。”他们很照顾我，平常的买票订票都不用我操心，到现场以后我们一起工作，很多体力活他们都抢着去干，不管是年轻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大家一起干，一起完成任务，一起去分享劳动后的快乐，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正是这种力量，支持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参加这项活动。

国际特奥会、东亚区特奥会、中国特奥会都对我的工作给予很大的鼓励和肯定，有些表彰会让我去参加，我曾获得东亚区杰出医务志愿者称号；2005年获得全国特奥先进工作者称号；有一年我和朱建波大夫还获得东亚区的优秀志愿者奖励。在2015年和2016年圣诞节，连续两年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邀请，他们邀请特奥工作者及一些智障运动员代表到美国使馆官邸开圣诞Party。上一届的美国大使和大使夫人都是国际特奥会的高级顾问，特别是大使夫人对特奥工作很热情。组织上给予我荣誉，对我是一个鞭策，也是一个动力，因为这些原因，我坚持到今天，只要在我有生之年还有精力和体力，我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和知识贡献给特奥事业。

问：您太了不起了，向您学习！

期待落实后期治疗

问：您对特奥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贺乃尧：困惑我的一个事情是，特奥健康计划仅仅是为智障运动员提供在训练以及在比赛当中的医疗保障，平时的体检和治疗还没有落实。我曾和东亚区前任主席荣德根先生探讨过这件事，希望特奥会东亚区拨一部分钱，把这部分钱给某个医院或者某个诊所，让这些机构免费为智障人群提供检查及后期的治疗。为此我也跟一些医院包括我自己工作的医院说过这个事情，但是前几年医院讲经济效益，医院都搞创收，面临的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在没有政策支持的前提下，为残疾人服务这一块，一般医院难以接受。

在对特奥运动员的健康筛查中，我们会发现一些疾病。有些措施会很快见到成效，比如有视力障碍的运动员，我们会在检查结束之后给他们配副眼镜，或者配副太阳镜。但是有些运动员所患的疾病是必须要到医院治疗才行的，比如有的智障孩子的龋坏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进行口腔卫生保健。但在目前，当我们检查出这类疾病后，只能告诉家长到哪个医院去做治疗，告诉他们如何让孩子去保护牙齿。可是，这种病人到医院治疗配合难度比较大，更不用说花费了，所以，他们的疾病不一定能够得到彻底治疗。

这么多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好的解决，最后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我们检查出的病人只能拿到一张体检通知书，我们让家长拿着体检通知单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是他们是否带孩子到医院，孩子能否配合医生治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智障孩子的家长和我们也有一样的感受。

可喜的是最近这两年，与社区挂钩以后，在这方面有所改观。比如从去年开始，北京煤炭医院给口腔检查出现问题的一部分智障孩子做了治疗，家长反响也挺好，但不是检查出多少病人就能治疗多少病人，只能是有计划、按批去给这些人做治疗。如果今后的服务面积、广度和深度能再大点就更好了，否则只有一个检查，没有后期治疗，这些运动员和家长都觉得不能解决问题。有些孩子尤其那些成绩比较好的运动员，经常出去参加比赛，每次体检的时候总是看见我们这几个医生，他们也有点儿皮了。

困惑我的另外一个事情是各个地方对特奥的认识有差异，包括对特奥的重要性的认识，对智障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认识等差异。总体来讲，东部沿海城市，大城市的人对特奥的认识和了解多一些，培智学校的实施、环境和条件也要好一些。偏远的地区相对差一点。当然有些地方也不算是太偏僻，但对特奥的认识和了解也不够。有一次我们去了某个省的一个培智学校，那里准备得不是很充足，如果单是物质准备不足，还可以现买，来得及，但如果人员准备不充分，这个项目就无法顺利开展。有的地方提供给我们的培训对象根本就不是口腔医生，这样就保证不了检查的质量。

有的时候，虽然特奥会给某个地方发了文件，告诉他们要给医务志愿者准备的东西，可能是他们没理解，也可能是没有经验，反正准备得不是那么充分，所以有时候开展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如意。我们既然要开展这个项目就要负责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临时处置一些问题，争取把任务完成好。

就国际上而言，我觉得国际特奥会对我们国家智障人群的支持幅度应该再加大，因为中国毕竟是全世界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投入的财力、物力的比重也应该更大。特别是上海在2007年搞了那么大规模的世界特奥运动会，国际特奥会也说这在任何国家都搞不了，只有中国。所以，国际特奥会对中国的特奥事业是抱有希望的。希望国际上对中国特奥人群的支持能够有更进一步地提高，这样的话，不仅对中国智障孩子有好处，而且对他们家人也是一种慰藉和支持。同时我也希望这些特奥孩子们能够珍惜今天这种好的生活条件，好的社会制度，发挥他们的潜能，把自己的身心锻炼得更好，让社会、让国家高兴，也让他们的父母高兴、放心。

问：贺老师，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动摇，比如不想参加？

贺乃尧：不想参加倒是还没有，但是就感到难度挺大，我也挺着急的。总希望能有一种途径把现状改善一下。比如前面提到的智障孩子们的后期治疗的问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因为筛查的目的是让这些智障孩子们的疾病能得到治疗。

平衡好本职与志愿者工作

问：您在没有退休之前就参加特奥志愿者活动，您单位支持吗？

贺乃尧：单位总体来说是支持的，特奥活动至少要进行3天，当时我还没有退休，所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在时间上必然会有些紧张。特别是前几年讲效益，我如果去了，就会少一个劳动力，科室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尽量参加双休日的特奥活动。有时候，我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如果单位特别忙，实在去不了，我也就不去了，如果能去的话，就尽量过去。如果碰到一些大型的特奥活动，国际特奥会或中国特奥会点名让我参加，医院也支持，如在上海举办的国际特奥会，以及福州、温州举办的全国特奥会我都参加了。既然医院这么支持我，我回来以后，尽量把工作补上去。

问：您单位参加特奥志愿者的人多吗？

贺乃尧：我退休以后，我所在的科室有两个大夫在参加。一个王大夫，还有一个女研究生小刘大夫。我毕竟年纪大了，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我总有解甲归田的那一天，有年轻大夫的接班，挺好的。

一辈子以工作为重

问：您当时在舟山的时候，平时陪孩子的时间多吗？比如说陪他们写作业、陪他们玩等。

贺乃尧：在舟山相对不多，因为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除了门诊以外，还要在病房管病人、做手术，挺忙的。还有就是，舟山是几个岛，不像现在，有跨海大桥，工作的时候也会去其他岛上。

问：当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时候，您是怎么来处理的？

贺乃尧：那时候就是以工作为主。因为我们科门诊和急诊在一起，所以我虽然是口腔科医生，也得参加值班。有一年春节，正吃年夜饭，急诊室打电话，说来了一个部队的枪伤病人，我赶紧就过去，处理好以后再回去。像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好讲，本身的职业决定的。

问：家务劳动谁干得多？

贺乃尧：不好意思地讲，家务劳动主要靠我爱人。但是我能帮的还是要帮，不可能是甩手掌柜。不能做饭，最起码得打个下手，帮个忙。

问：您参加特奥工作对家人有什么影响？家人有没有参加？

贺乃尧：我爱人还是很支持的，我出去也没有说不要去什么的。我家人没有参加。

问：贺老师，您除了做志愿者工作之外，还有别的兴趣爱好吗？

贺乃尧：我喜欢旅游，但是以前孩子小，条件不具备。现在有条件了，这几年去了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方，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受的限制越来越多，除非有子女陪着。前阵子我和孩子们从成都租了一辆SUV车，带当地司机，沿着川西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二郎山、大渡河绕了一圈，几天的时间开了一千五百多公里，玩了一趟，我都不敢相信自己。除了到最高的地方有点儿高原反应外，其他感觉挺好。不过孩子考虑周全，在成都已经买好了氧气瓶。也到近的地方旅游，有条件就多转转，但现在有时候要照顾晚辈。

不了的特奥情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从小加入少先队，以后加入共青团，再加入共产党。我18岁考入第四军医大学，经过部队的历练和思想教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在支撑着我。我觉得，国家培养了我，需要我服务、付出的时候，在我还没有不能动的时候，我就有责任去付出。更何况为残疾人服务本身就是一种积德行善的事业，而且组织上信任我、培养我、鼓励我，给我荣誉，我没有理由不去做好它。至于说做到什么程度，还是我刚才说的，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精力和体力会差一些，以后参加这种活动的机会或频率会逐渐减少，但是，我对特奥事业的关心不会减步，不会退下来。有时候，我会在网上关注国际特奥会、中国特奥会、国际特奥会东亚区的信息。我跟特奥会的领导也都有接触，包括现任的特奥会东亚区的总裁以及国际特奥会的柯宾、史蒂夫、马克先生，我觉得这是一种情分，也是缘分。

回顾17年参加特奥工作走过的历程，我很感动，是特奥事业培养和教育了我。使我能为智障的运动员们和他们的家长服务，用我的知识和爱心给他们带来帮助、带来快乐、带来知识、带来希望。特奥活动激发了我对智障群体的理解和尊重，他们用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用对待人生的乐观、豁达的情怀让我见证了生命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