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辨析
孙: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紧密联系,但二者似不能等同,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任: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既有交集又有不同。首先,区域国别研究是从历史、语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视角对某一特定区域或者国家开展的研究,自然会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交集。如果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区域国别研究是对某一国家或特定区域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这当然属于一种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在具体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不可能不涉及对象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战略、政治人物等议题,因而,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有密切的关联性。然而,区域国别研究又不能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前面提到,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以特定的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探究,强调掌握对象国的言语,在开展研究时要深入到对象国的社会之中进行深度田野调查,讨论的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而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着重关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及对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变动进行规律性探索。相比较而言,区域国别研究所涉及的方面远远超过对外关系研究的范畴。如果用图示表示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两个存在交叉部分的圆圈:
此外,应该看到,区域国别研究由于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要求对对象国的各个方面都展开研究,因而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显著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特征。这就需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要基于学科导向的培养模式,须在某一学科中具有专门的训练,同时,最好又傍及其他一两个学科,形成一种一定意义上说是复合的培养模式,力求使研究者兼具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在过去,一个从事特定国家或区域研究的学者可能是个“通才”(如早期的汉学家),但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高度专业化、分科化的条件下,培养“通才”几乎是不可能的,某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必然是多学科的研究,必然要求开展来自不同学科人员的协力研究。要用好各个学科的“专才”,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作用,在综合性的研究平台上整合多个学科的研究力量,组建研究团队,共同聚焦某一特定区域或国别,以求对这个特定区域或国别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才能是深入的、有成效的。
孙:您曾说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旨在对国际事务进行规律性总结,强调“共性”;而区域国别研究则旨在对某一国别或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全面考察,强调“个性”。您倡导“有学科意识的区域国别研究”,请问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导向不同的理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强化区域国别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
任:学问都是相通的。前面讲到,国际关系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强调对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变动进行具体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和机制,正如你提到的,这种研究既可以是细致入微的,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25应该看到,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须要有“源”和“本”。而区域国别研究恰恰能够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一定的来源支撑。现实表明,有益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往往是从微观的案例研究入手,研究者在对特定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探索规律和机制,然后通过扩大研究范围,不断对既有规律加以补充和修正,最终提炼出宏观、深邃的社会科学理论。比如,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久负盛名的“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这样产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研究起点是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探析。经过研究,约翰逊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政府发展经济的意愿及政治管理模式起到重要作用。26在考察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约翰逊放宽视野,继续研究了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发现它们的发展路径与日本有许多相似的内在机制,于是,在此基础上,他又发展和完善了“发展型国家理论”。27这一案例生动地展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之间健康的互动关系。作为区域国别专家的约翰逊和作为理论建构者的约翰逊可以说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区域国别研究绝不仅仅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原材料”,实际上,它还为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提供了标尺。尽管社会科学理论强调规律性、普适性,但或许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实中,引进外国社会科学理论和考察某一国的现实问题,或多或少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这时就体现出区域国别研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修正作用。在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映照下,社会科学理论可能会遭遇到解释力困境,这恰恰是对理论进行修正、完善的良好时机。如能立足于新的现实基础,反思原有理论的缺失,进而提出新的完善了的理论论述,那将有效扩展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路径,推动理论探究的深入。
简言之,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绝不是两相孤立、相互排斥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二者天然存在互相促进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鲜活的素材和来源;另一方面,理论能够激发和启迪研究者提出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修正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尺和参照。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观照实践,高屋建瓴,但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在国际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的研究不能“空对空”,而应当放到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从而进一步发展。只有这样,理论研究才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
还需指出,当前,在社会科学学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存在一种并不健康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有的学者过度看重理论,事事以理论为先导,出现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现象。不少学者将时髦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作绝对真理,在现实研究中简单套用。为了维持理论的解释力,不少研究者甚至不惜“阉割”现实,在研究中选择性地使用材料,凡是符合理论的就采用,凡是不符合理论的就舍弃。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丧失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把区域国别研究变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推进对特定区域或国别的认识,甚至造成“学术殖民化”的现象,限制了社会科学自我修正和发展的潜力。实际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倒过来”,研究者必须从某一区域国别及数个区域国别的现实出发,扎实推进实证研究,然后在归纳、概括、比较、提升的基础上反思、修正和发展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