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上大学的时候，英文老师布置作业，让我们就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写一篇小论文，要求写出一点新意。我们问老师，这个主题已是无数人写过无数次，凡是能想到的已经都写完了，怎么能写出新意来呢？老师说，有一万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就会有第一万零一篇有新意的论述。题目可能是一个，但人的思想是无穷尽的，知识创新也就是无穷尽的。莎翁说，“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因为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无限延展的。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最悠久的理论，也是被研究、被使用次数最多的理论之一。在不少人看来，现实主义理论已经完全成熟，对现实主义的研究再难出新。随手一翻国际关系文献，现实主义理论名家迭起，研究论述汗牛充栋，被引率之高也是令人咋舌。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领域更是如此，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与实践、布热津斯基的地缘大棋局、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悲剧，无一不是渗透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可以说，现实主义至今仍然是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支撑。就此而言，现实主义理论的创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宋伟教授的新著《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即将出版，让我给这本书写一个小序，我欣然同意，因为看到宋伟教授的书稿，当年英文老师的话就再次回响起来，“知识创新是无穷尽的”。“位置现实主义”的提出，就是一种理论创新，是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在知识领域大胆假设、缜密构思和严谨论证的结果。这部书稿的字里行间，始终包含了创新的意识，再次表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即便是在现实主义这一历史悠久的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上面，创新仍然有着无穷的潜力和无限的空间。

二

理论始终在不断创新中发展。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主要理论，也是与其创新相关的。一代一代知识的生产者不断努力，继承理论的核心思想，结合大千世界的变化发展，不断丰富理论的内涵，不断塑造新的知识生长点，才有了现实主义理论的今天。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将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爱德华·卡尔是奠基者。在一战后理想主义思潮盛行的时候，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以实力和利益两大要素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想。虽然他没有构建一个高度严谨的理论体系，但他的思想为其后现实主义的演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硬核，无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取向如何，实力和利益始终贯穿于理论经络之中。摩根索是集大成者。他勾勒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阐释了权力、利益、道德等基本概念，构建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厦。华尔兹是开拓者。他以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方式塑造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系统理论，以最简约的方式划定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以国际体系结构、亦即大国实力分布为自变量，以体系秩序稳定和体系大国行为为因变量的结构理论至今仍具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的体系结构研究方式也成为包括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的重要借鉴。

现实主义理论这几个重要的里程碑，无一不是知识再生产的产品，也无一不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创新的结晶。其间，现实主义的理论还有很多颇有新意的发展。比如权力转移理论，就是在国际体系结构这个重要变量上实现了突破，将实力的消长作为国际体系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使得华尔兹静态的结构现实主义成为动态变化的理论。再比如，结构现实主义之后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重新回到国家层面，更多地从国内要素而不是从国际体系要素考量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国家政策的取向，研究成果也显现出诸多新意。

理论演进，其命维新。

三

宋伟教授的《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是一部讨论大国外交、有着鲜明创新点的理论研究著述。概括起来，似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位置，位置界定利益。国家利益驱动国家行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广为接受的一个假定，但对于国家利益是如何界定的这一重要问题，则是众说纷纭。现实主义一般是将生存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并且认为这些利益是不会发生变化的。提出位置界定国家利益，亦即位置性利益，这就将大国在国际实力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和大国在国际秩序关系中的站位作为基本的解释性变量。如果说实力格局是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变量的话，秩序站位则无疑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表明一个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位置现实主义在构建理论时，依照这两个标准将大国分为四类：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非争霸国。据此，既可判定利益，亦可分辨敌友。比如，霸权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捍卫霸权地位与霸权秩序，霸权国的主要对手是争霸国；挑战现有秩序的是霸权国对手，支持现有秩序的则是霸权国朋友。

二是国家整体利益，整体利益确立国家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一贯重视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解释大致有三种，一是一成不变的根本利益，即上文提到的生存安全；二是古典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重视的国内政治进程，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决定的，因此随着政治进程的波动而变化；三是认定国家具有整体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相对稳定，但也是可变的。虽然这些解释各有道理，但生存安全这类根本利益过于抽象且一成不变，很难解释国家的行为及其变化。国内政治进程变动不居，博弈结果反复无常，难以形成可以操作的解释性变量。国家整体利益说有助于确定一个清晰的主导性变量，也会对外交政策具有比较明确的指导意义。那么，国家，尤其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是否有一个实在的整体国家利益呢？位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是有着整体国家利益的。比如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维护霸权地位，争霸国则是争夺霸权地位。围绕国际体系领导权和国际秩序满意度提出国家整体利益是位置现实主义的一个鲜明创新点，使得大国对外政策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也使外交政策研究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三是实然与应然的结合。现实主义历来强调实然，介入应然成分，并以实然托应然，以应然对实然，是位置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位置现实主义不仅仅关注物质性实力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在规范性研究方面提出了合理的论断，指出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作者之所以称之为外交政策理论，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位置界定国家利益，国家就需要根据自身的位置确定其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作者假设，当争霸国和霸权国的实力差距很小、亦即20%以内的时候，实力关系紧张，同时争霸国挑战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秩序关系紧张，故双方战略利益关系紧张，争霸国是霸权国的主要对手；综合国力达不到霸权国实力80%的门槛、且支持现存国际秩序的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是霸权国优先联盟的对象。另外对于争霸国等其他类型国家也有一些明确的假设，比如审时度势、合理进退。这些假设从国家实力位置和秩序满意程度考虑国家间关系和国家战略设计，框定对外政策的应然范畴，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不仅在理论上显现新意，而且对于设计大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而言，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四

我认识宋伟教授已近二十年了，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个勤于思考、敢于质疑、力求创新的学者。记得在一次交流中，他对我的《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提出问题，认为维护霸权实力地位、打压那些实力接近的国家，可能不是霸权国的唯一主要考虑。霸权国更多关注的是这些大国是否在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上与自己保持一致。后来，在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上写成的著作《捍卫霸权利益》，提出了霸权制度地位的观点，不仅考虑了实力地位问题，也更多地阐释了制度地位，这一思考导向了在秩序关系的创新。在以后的交往中，这一印象日益加深。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在许多学术会议上都会听到他的反思性提问。

宋伟教授还是一个十分认真执着的学者，对研究持之以恒、一丝不苟。二十年来，作者一直在思考现实主义的突破和发展，有一次我甚至劝他“暂时忘记现实主义”。多年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本书的理论构建部分说明作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准确把握和精到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求合理创新。从本书的个案研究中，作者的认真态度更是可见一斑。对于位置现实主义的验证，作者使用了19世纪的个案，包括英国、德国和俄国，美国和法国、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等。大量的史料说明了作者的自信：“符合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时候，外交政策就能取得成功；偏离了位置现实主义预期的时候，就容易遇到挫折。”

日前和一位同龄学友谈起学科的发展，都希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能够涌现一批中青年的学者，心无旁骛、执着学问，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宋伟教授的研究中，感觉到专注和执着，体会到勤思和求新。做学问的人都知道，任何理论的构建都是艰难的，一定有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经历；任何创新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也必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结果。无论什么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追求学问的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但学人的执着精神永远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学人的创新意识也永远是知识生产的不朽灵魂。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其乐无穷。

秦亚青

2020年3月6日于京西厂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