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寄语
方法是评价一项研究的最基本的要素
——祝贺《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出版
欣闻《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即将出版，特此祝贺！
记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一本叫《方法》的杂志，但它实际上是一本社会科学杂志，因此《社会研究方法评论》是国内有关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的独一刊物，将为社会研究方法本身的讨论和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空间。
笔者经历了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社会研究方法从萌发到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并有幸参与其中。20世纪80年代初，我虽然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社会学第一届和第二届讲习班，但仅仅是入门而已，对于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方法的认识还比较幼稚。我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先后发表了《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3期，《社会学研究》前身）和《论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4期）。我在参加“五城市家庭婚姻研究”课题时通过手工计算完成了《我国城市家庭结构变动及其发展的模型研究》（《人口研究》1987年第5期，后又发表在该刊英文版），这是我的第一个定量研究成果。
伴随着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深入，历经八年断断续续地写作，终于出版了《社会研究方法》（万卷方法丛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也算是我长期以来在学习社会研究方法过程中所思所得的一个结果。此前还应邀撰写了《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合作完成）（《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发表的《社会研究与问题意识》（《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获《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三刊全文转载）揭示了社会研究存在的重要问题。
因此，我个人的学习过程或许能够折射出中国社会学研究包括社会研究方法研究从“野蛮到规范”“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感方法是评价一项研究或学术论文的最基本的要素，也是评价一篇有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标。虽然这种观点或许被人说成是“唯方法论”，但是我始终认为一项研究成果无论结论如何具有现实意义，或者在理论上如何具有重大突破，凡是研究方法不规范、不适当的都应被否定。2021年公布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表彰的是教授们的研究方法”，即“怎么‘干净地’识别因果关系，就是这次诺奖得主得奖的原因”。
这次的诺奖成果也许会对社会研究方法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即社会研究方法不仅仅在于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更重要的是探索建立变量之间因果性关系的指标，即能“干净地”识别因果关系的测量指标。
尽管国内社会研究方法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留学归来的学子也使得社会研究方法基本上能与国际同步，但是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经验研究中都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在不少学术论文中经常会将文献研究与文献梳理混在一起；在田野研究中，理所当然地以为是在运用“参与观察”；量化研究中指标的适用性问题——指标能否成为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表征；工业文化背景下与农耕文化背景下的测量指标是否具有相容性；质性研究（包括田野调查）和量化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术分工；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常识性问题，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解决，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仇立平[1]
祝贺与期望
《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即将创刊了！这是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一件值得热烈庆贺的喜事！
回想40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社会研究、第一次实际做社会研究、在1982年第10期的《青年研究》上发表我基于这项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社会研究方法在我国学界的系统介绍、传播和引进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也只是懵懵懂懂地尝试着去做了。直到1985年我考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才开始相对系统地学习了社会研究方法。从那时起，我一边认真地学习巴比教授的《社会研究方法》教材，一边参考贝利教授的《现代社会研究方法》教科书，一边结合当时国内社会学界的社会研究实践，写出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批社会研究方法的论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学术著作。可以说，从我进入社会学的学术领域开始，对社会研究方法的研究、探索、评论、教学、传播，就一直伴随着我的学术生涯。在我目前发表的150余篇学术论文中，多达三分之一是有关社会研究方法的；我独立撰写的著作总共才6本，其中5本都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在大学从教的40年中，社会研究方法一直是我教授的主要课程之一。许多大学邀请我去给老师、研究生做讲座，讲的主题和内容基本上也都是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
但长期以来，我也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总觉得国内学术界缺少了一份专门探讨社会研究方法的学术期刊，导致许多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缺少学术交流。研究方法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也影响到许多实际社会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的质量。
现在，《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创刊了，这不仅仅是社会学类的期刊中又多了一个成员，更重要的是它弥补了中国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社会研究方法期刊方面的一个重大空白！
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推动这个学科不断前进的两个轮子。好的理论可以让人感受到大师深邃的目光和思想的光芒；而好的研究方法则会使人们感受到严密的逻辑、精巧的设计所带来的让人心服口服的力量。
我相信随着《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的发行，社会学界、社会科学界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广大研究人员和大学中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从这个新的学习、交流、探讨社会研究方法的平台和窗口中得到的启发也会越来越多。我衷心祝愿《社会研究方法评论》越办越好，在帮助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期待着！
——风笑天[2]
2006年的一天，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到我家约稿，征求对计划中的万卷方法丛书的出版意见。我听到了他们的计划，可谓喜忧交加。喜者遇到了同道知音，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进行社会研究方法的推介，终因无法筹集到巨额出版资助而作罢；而今天竟然有人找上门来，岂不喜从天降？！忧者，以我的经验，这样一个出版计划，需要一大笔资金，而且短时间难以盈利。出版社能否承受？我为出版计划的前途而忧虑。一晃，16年过去了，今天万卷方法丛书已出版140余种，成为国内社会研究方法出版的第一品牌。可以说是成绩斐然！更为可喜的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和方法研究室，又再一次与重庆大学出版社联手，推出了《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将研究方法的推介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方法的倾向。专业刊物既没有研究方法的版面，也没有专业的研究方法编辑，以致偶尔刊登的研究方法文章的质量也差强人意。《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的问世当使这样的局面有所改观。
值此《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即将问世之际，评论的两位编辑，赵联飞和赵锋先生请我写一篇寄语。展纸走笔的时候不禁想起40年前，笔者奉费孝通先生之命，为创建社会学研究的前身《社会学通讯》进行的调研。为此我几乎访遍当时在京的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吴泽霖、史国衡、袁方和张之毅先生等。费老叮嘱一定要仔细聆听他们的意见。当时我刚刚踏进社会学的门槛，对社会学了解甚少，对于办刊物更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所访问的几位前辈，无不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对办社会学刊物的意见。这次访谈使我受益匪浅，对办刊的宗旨方针有了一定的认识。回来后我将诸位先生的意见汇集成一个报告交到所里，费老和当时所里其他领导根据报告，讨论确定了办刊的方针。所以，我希望《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在创刊之初，也能充分调研，尽可能访问学界翘楚，仔细聆听他们的意见。
办好研究方法刊物，编辑首先要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把握全局，这样才能了解刊物需要什么样的稿件，构建什么样的高质量的栏目，找到高质量的稿源。15年前，我在为万卷方法丛书组织《国外社会研究方法经典丛书》的翻译时，撰写了题为《社会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总序。本人殷切期望，《社会研究方法评论》也能够适时组织撰写和刊发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续篇，相信通过这类讨论，一定能够进一步明晰刊物的方向，并吸引一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刊物的建设。
好刊物都有自己有特色的栏目，要办好方法研究也应当有自己的特色栏目。为此，笔者给出几个建议：首先，关于调查的调查。近年来，动辄就有斥资数百万的调查项目立项，但这些调查的质量究竟怎样，不得而知。因此，似乎需要有这样一个专栏对这些调查做一些回望和评估。笔者正在对自己历年所做的抽样调查进行评估，第一个调查——中国五城市调查的评估报告即将完成。
其次，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应用有赖于研究方法的教学，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开辟一个高校社会研究方法教学情况研究的专栏，以推动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完善和进步。有可能的话，应该再组织一次中外著名高校社会研究方法教学情况的调查。
最后，近年来，以万卷方法丛书为代表，国内译介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方法著作。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好书如果不下大力推广，也难免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建议《社会研究方法评论》专门设立一个对它们进行评价和导读的栏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祝《社会研究方法评论》越办越好，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习讨论的又一个重要平台。
——沈崇麟[3]
中国大陆社会学之恢复重建迄今已有40余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回想恢复之初，虽有如费先生、雷先生[4]等社会学前辈之支持指导，但当时我们这些社会学之新兵还是需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进入社会学之门。因此，我们深切体会到，作为一门以经验研究为特色的学科，社会学之研究方法对于所有的社会学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本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历来重视方法研究，今又创办《社会研究方法评论》集刊，愿意为引领社会研究方法的前进方向以及促进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研究之深入做出自己贡献，这是一件有利于社会学发展的好事，应该大力支持。我衷心希望《社会研究方法评论》能以开放的心态与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社会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和见解，及时介绍国内外在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新经验、新进展，以飨社会学人之需，助社会学研究水平再上一层楼。
——杨善华[5]
[1]仇立平，上海大学教授（退休），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原主任，《社会》原执行主编。
[2]风笑天，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讲席教授。
[3]沈崇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退休），曾任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室主任（1992—2004），社会调查与数据处理研究中心主任（1992—2017）。
[4]即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编者注
[5]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北京大学教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