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孙犁印象

昨夜下了一场暴雨。孙犁同志住的院子里，还留有一个个水洼。

孙犁同志住在一座有台基的西式平房里。我跟苏晨同志去访问时，他正坐在房前半月形的台基上一面吃早饭，一面同《天津日报》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谈话。早饭很简单，一碗面汤，大约里面放有豇豆，颜色微红；一小碟咸菜。没有饭桌，小碟就放在一个高几上。当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带我们走上台阶，向他作了介绍之后，他急忙把面汤和咸菜放到台基的矮墙上，进屋给我们搬凳子。

他的住房是用书柜隔开的两个房间，陈设很简单。房外台基上倒是种了许多盆花。我没注意它们是些什么花，只觉得经过一场夜雨，枝叶很青翠。

院中有几棵大树，还有几栋别的房子，看来住户不少。

孙犁同志今年六十九岁，视力已经不佳了，但精神还好。他身材瘦高，穿一件白汗衫，一条土色的短裤，一双圆口布鞋。可能由于从青年时代起，就读《白洋淀纪事》的缘故，我一看到这位清清素素的老者，立即联想到他曾那么传神地描写过的白洋淀和荷花淀的湖水，那无边无际、可以织席、可以隐藏抗日健儿的芦苇。清清素素，这是孙犁同志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清澄得像湖水；他朴素得像芦苇。在天津这座繁华的大城市里，在他入城三十几年之后，他身上还使人感受到一种冀中的泥土味。

他坐在小凳上，同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

苏晨同志请他以老前辈的身份，对如何办好《花城》提些批评与建议。他爽朗地笑了。他说：“不要这么严肃，不要这么严肃。我确实感到你们的刊物办得不错。至于说缺点与不足，我还没认真想过。以后我注意一下，有什么感觉，一定写信告诉你们。”

我们希望孙犁同志到南方走走。他说他有这个愿望；他还风趣地说，他有个学生在南方当公安厅长，他到那边安全是有保障的。

大家都笑了。他告诉我们，多年来他很少外出，连上街也很少。前年上了一次街，还被自行车撞了。平日几乎是足不出户。但南方，他还是想去走一趟的。

说到创作，他说因为身体不好，写东西很吃力，一年也只能写一个集子了。他话中有几分遗憾，我听着却有几分惊讶。年近古稀，身残体弱的孙犁同志，一年写一本十余万言的集子，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呵！他伏在案头，春种秋实，周而复始，确像一个勤恳的老农夫，难怪他把自己的居室取名为“耕堂”了。

孙犁同志足不出户，闹市隐居，但他的心却不是闭锁的。从这颗心里发出的热流，流向许多地方，流到许多人身上。

谈话间，我自然联想到他刚刚出版的《秀露集》。《秀露集》中有不少篇，是他给中青年作者的复信和为他们的新集写的序。这些中青年作者当中，有五十年代就知名的刘绍棠、丛维熙，有年仅二十二岁的铁凝。在这些书信和序中，灌注了老作家多么真诚的关心和热情。

呵！在给铁凝的信中他说：“你年纪很小。每逢想到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湿。我并不愿同你们多谈此中的甘苦。”他在给丛维熙的信中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这些朴实无华的话，不仅表达了老作家的深情，也说明了老作家的为人。有一批中青年作家，自称“白洋淀派”。我想这除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处女作，是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之外，还因为在文风上、精神上，他们从这位以描写白洋淀而闻名于世的老作家那里吸取了营养的原因。没有老作家的关心，他们中间一些人是成不了气候，跳不过“高栏”的。孙犁同志在《刘绍棠小说集》序中写道：“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孙犁同志带出了一批作家，一代作家，看着他们载歌载舞，他怎能不高兴呢？对一位老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吗？因恋栈而带来的“后无来者”的悲哀，同孙犁同志是无缘的。

我是孙犁同志作品的老读者，见了孙犁同志，我更相信“文如斯人”这句话的道理了。孙犁同志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一，它像作者本人那样朴素真实。孙犁同志至今还不断告诫青年作者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他认为，现实主义有真假之分。那种为了新鲜应时，投其所好，循迹准声，以希取宠的作品，绝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应反映时代，但不能投时代之机。认为反映了当前时代之急务，就是现实主义，其实是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必然写出虚伪的东西。

望着坐在小凳上的老人，我浮想联翩。

我再次想到白洋淀的湖水和芦苇。

孙犁同志对生活的淡泊，对事业的执着，对别人的关心，不正像白洋淀的芦苇吗？有人对芦苇是轻贱的，但白洋淀的人民却很爱它，因为它能够编席；因为它具有朴实无华，闇弱不扬，无求于人而贡献于人的高尚品格。

忽然我想起孙犁同志谈创作的一句话：“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用这句话来说明孙犁同志的生活态度，不也是非常切当的么？

1981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