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亲不疏的师生情谊

陈梦家自1934年入燕大研究院国文系做容庚先生的学生，两年后毕业留校，业务上继续接受容庚的指导。1937年陈梦家南下，继而赴美游学，1947年回国，容庚已然到岭南大学执教了。尽管分多聚少，但他们的师生情谊始终保持，从未间断。不管在哪里，陈梦家总会有信致容先生嘘寒问暖。凡容先生北上，陈梦家定会陪同请饭。

如果说闻一多是陈梦家走上学术道路的引路人，那么容庚则是他学术道路的奠基者。尽管如此，在陈梦家的心目中，闻先生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容先生。这并非缘于闻先生与容先生在学术水平方面孰高孰低，而是闻先生的人格魅力大大超过了容先生。据与陈梦家熟悉的人回忆，他生前家里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闻一多的照片，并多次讲过，他认为一生中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闻先生。陈梦家与闻一多亦师亦友，而容庚在他的眼里，只是曾经教过他的一个老师而已，私人感情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陈梦家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他都会保持联系，学术圈内的人更是如此。若抛开他与容庚的师生关系，他们之间几十年的交往，大概与陈梦家和唐兰的交往差不多，尊重却并不亲近。容庚做过陈梦家的老师，在交往中始终以前辈自居，而陈梦家在容庚面前也总是以学生的面貌出现。他们没有深交。

1936年，陈梦家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并与亦在燕大西语系任教的赵萝蕤完婚，住在燕东园的容庚曾设家宴请陈梦家夫妇，以示祝贺。在燕大任教的陈梦家，教课之余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对陈梦家的成就，闻一多大加赞赏；而据说容庚对他的学术成果则不以为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闻一多毅然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继而到云南蒙自、昆明。陈梦家则步恩师后尘，并经闻师推荐，到迁至长沙的清华大学（当时是国立临时大学的一部分）任国文教员。而容庚则脱离了私立性质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到伪北大任教去了。这次离开虽然背上了“文化汉奸”的包袱，却侥幸躲过了1941年冬燕京大学遭日寇占领，学校被解散，教授被捕，遭受折磨的灾难。

自此，他们天各一方。但在做学问上，陈梦家和容庚都没有放松。容庚在伪北大教书之余，于1941年出版了《商周彝器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通论，详述青铜器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分15章；下编是分论，将青铜器按用途分为4大类。全书共30多万字，附图500幅，征引详博，考据详备，堪称材料宏富、图文并茂。这是一部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加以科学分类的著作，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陈梦家自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字学和《尚书》通论，不久晋升为副教授，课余仍从事学术研究，从“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研究”（陈梦家著《尚书通论·序》）。这一时期发表论文多篇，如《五行之起源》《梦甲室字话》《认字的方法》《书语》《释“国”“文”》《介绍王了一先生汉字改革》。此外，还汇编和撰写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老子今释》《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六国纪年》等。因当时的条件所限，这些著作有的只是完成了初稿，并未及时发布或出版，如《六国纪年》在《燕京学报》发表，1955年12月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西周铜器断代》是他1939年春昆明的讲稿，1942年秋在昆明北郊龙泉镇据三代拓本曾复写一遍，直到1956年才在《考古学报》上陆续发表；《尚书通论》是1942年秋在昆明北郊龙泉镇的棤庐村居“因治西周年代和西周金文，乃以余暇试作《尚书》的研究……经营二年，始具粗稿，用以试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以后远行，置于行箧之中。北京解放以后，曾不顾众议之所非，又在清华大学讲过一期”。《尚书通论》1957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4年秋，陈梦家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文字学，这一去就是四年。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的时候，他的两位老师，闻先生已作古一年，容先生则去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