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谋略”与“伪证据”

笔者曾仔细阅读前引陈梦家的三篇文稿，特别是他的那篇演讲，陈梦家明确地表示：“我是研究文字学的，我是爱护汉字的，也提倡简化字。”所谓反对汉字简化，是建议简化字要有根据，不要创造。他对于那些需要简化的字且简化得好的，像“鐵路”的“鐵”字简化为“铁”字，则表示肯定。容庚批判引用陈梦家使用的简化字，并非是国务院公布以后才有的简化字，是陈梦家在演讲中指出的“（一）古已有之。（二）习惯上已有的。（三）同音代替”。这三种，陈梦家认为“不应属于简化字的范围”。作为老一辈古文字学家的容庚，自然明白陈梦家写给他的信中使用的所谓“简化字”是“古已有的；习惯上已有的”。之所以拿出来，作为批判的证据，一是他的确拿不出实打实的证据来，二是他认为除极个别的文字学家能够识破他的“谋略”外，广大的读者不会识破他拿出的居然是“伪证据”。容庚的做法，陈梦家自然明白，但是到了如此地步，成了“落水狗”，只能让他人痛打；成了“破鼓”，只能让人乱“捶”了。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容庚谨言慎行且与时俱进，尽管罩在他身上的“文化汉奸”的阴影依然存在，但他在历次运动中却始终安然无恙，直到1983年3月离世，终年89岁。而他的学生陈梦家却因“口无遮拦”，早于他17年即已离开人间了，终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