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序二 天下几人识梦家

陈梦家先生的人生阅历极为丰富。他在人生旅途中各个阶段的人际关系和朋友亦不相同。

陈梦家出生于一个祖辈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亲陈金镛先生是一个爱国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母亲出生于牧师家庭,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在他的师友中,不乏信奉基督教者。

因自幼与家人一起准时早晚祷告和礼拜,诵读基督教赞美诗和听牧师宣讲《圣经》故事,自童年起,陈梦家即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岁前,他已经开始写一些无格式的小诗。

1927年秋,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他先后与在该校任教的闻一多先生和兼课的徐志摩先生结识,并在闻、徐二位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写一些以格律约束的诗,并与同校外文系的方玮德结为诗友。1929年,他以陈漫哉的笔名,在由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上发表《一朵野花》《为了你》《你尽管》《迟疑》等诗,引起诗界的注意,并先后与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罗隆基、胡适、余上沅、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陈西滢、凌叔华、邵洵美、方玮德、方令孺、孙毓棠、孙洵侯等有了往来。

1931年,陈梦家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得到律师执照。1932年3月初,受闻一多先生邀请到青岛大学任其助教。当年暑假,因青岛大学风潮,与闻一多先生同离教职,但与在该校任校长的杨振声和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在中文系任教的闻宥、游国恩、方令孺、沈从文,以及任教务长的赵太侔、时任校长室职员的吴伯箫等在若干年后一直保持着友谊。也正是在青岛大学的短时间任教,他开始了对古代宗教、神话和礼俗的研究。

1932年秋季,陈梦家到北平,通过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廷芳博士的引荐,拜访了父亲的老友司徒雷登先生,并决定在宗教学院短期就读。就读期间,他得到了宗教学院赵紫宸先生的赏识,并得到了他的千金、燕京大学校花、已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才女赵萝蕤的青睐,不久他们成为一对恋人。此间,他还常去清华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先生家请益,通过闻先生的引荐,结识了清华大学的部分教授和闻先生的学生。1933年初春,陈梦家离开了北平。夏初,陈梦家先是抵达上海,入秋,到安徽芜湖广益中学任教,开始与赵萝蕤通信。

1934年春,陈梦家再次回到北平,当年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他经常出入赵紫宸先生和陆志韦先生、刘廷芳先生宅邸,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燕京大学读研期间,师从容庚先生专攻中国古文字学,并得到郭绍虞、陆侃如、郑振铎、邓之诚、张东荪、洪业、顾颉刚、钱穆等先生的教益。燕京大学有多名外籍教授,陈梦家与他们也多有互动。陈梦家在燕京大学先后两次做学生,与同期在校就读的许多师兄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如吴世昌、费孝通、侯仁之、蒋荫恩、周一良、顾廷龙、张兆麟、陈翰伯、萧乾、王世襄等。

1936年1月18日,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同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任教期间,他与同期任教的中外籍教师都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和年龄相近的青年教师,如著名历史学家聂崇岐、著名地方志学家朱士嘉、研究先秦古史的刘节、法学家张友渔、蒙元史研究家韩儒林、佛学家董璠、社会学家雷洁琼和赵承信、教育家廖泰初等过从甚密。

1937年“卢沟桥事变”,陈梦家离开北平,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1937年秋到1944年夏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讲授古文字学、《尚书》通论。在此阶段,陈梦家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以及同时期在清华大学和之后的西南联大任教的许多教职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为中国文学系的有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陈寅恪、唐兰、刘文典、罗常培、浦江清、王力、沈从文、李广田等;其他学科的有冯友兰、吴有训、潘光旦、叶企孙、毛子水、汤用彤、金岳霖、钱端升、罗隆基、吴宓、钱穆、饶毓泰、张子高、郑桐荪、周培源、向达、吴晗、陈之迈、陈岱孙、张政烺、雷海宗、孙毓棠、张荫麟、郑华炽、江泽涵、朱汝华、叶公超、闻家驷、钱锺书等。因陈梦家夫妇一度在云南北郊的龙头村居住,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驻扎在附近,陈梦家与这三个单位的大多数人员也有了接触,彼此间有了来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李济、赵元任、梁思永、董作宾、夏鼐、胡厚宣等,大多是这个时期结识的。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平的时候就有走动,而此时梁思成夫妇与陈梦家夫妇同住在一个小村落里。陈梦家与陶孟和此时虽然没有太多来往,但彼此间印象很好。在昆明时,陈梦家还与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和居住在龙头村的古琴家查阜西成为知心朋友。

以上人士中,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陈寅恪、冯友兰、吴有训、叶企孙、汤用彤、潘光旦、毛子水、金岳霖、吴宓、钱穆、钱端升、唐兰、刘文典、罗常培、董作宾等,陈梦家始终以师长待之;而袁同礼、查阜西、梁思成夫妇、浦江清、王力、沈从文、钱锺书、吴晗、孙毓棠、郑华炽、胡厚宣、张政烺等,则以好友视之。总之,在那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给陈梦家联系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同年秋,陈梦家与赵萝蕤告别西南联大,离开昆明,飞过喜马拉雅山,经过印度,又乘船18天到了芝加哥大学。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而赵萝蕤则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学习。

陈梦家在美国的日子里,与胡适等故旧时有往来或通信。因大多的老友故旧不在一个城市,他们通信多,晤面少。在美国期间,陈梦家与胡适晤面也很有限。《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只记载了1945年7月8日,在纽约羊城酒家公宴袁同礼先生时,主人中有陈梦家(来自芝加哥)。其他几位主人分别是:王重民夫妇(来自华盛顿)、尤桐(来自普林斯顿)、陈鸿舜、朱士嘉、冯家升、王毓铨夫妇、杨联陞。除了同在美国的朋友外,国内或因公短期赴美,或去美国讲学的亲戚朋友,陈梦家夫妇也一定要与他们晤面,热情款待。其间,赵紫宸、冯友兰、袁同礼、梁思成、韩寿萱、查阜西、罗常培、陶孟和、全汉升、周培源、钱端升、杨振声、袁敦礼、董作宾、朱汝华等都与陈梦家夫妇晤面或通信。

在美国的四年里,陈梦家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收集流散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古铜器资料方面,为此他通过胡适、袁同礼、王重民、陈西滢、陈之迈、卢芹斋等人的各种关系和渠道,得以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与古董商。1947年,他前往欧洲,出入贵族王侯之家,走遍藏有铜器的博物馆,收集中国青铜器的资料。

1947年秋,陈梦家谢绝了美国罗氏基金会负责人关于留美定居的邀请,告别了继续留在美国读书的爱妻赵萝蕤和美国的好友,毅然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中,有一部分是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时的师长,如梅贻琦、朱自清、潘光旦、陈寅恪、金岳霖、叶企孙、郑之蕃、张子高等,这时冯友兰尚在美国。另一些则是教龄、年龄相近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同事,如周培源、江泽涵、浦江清、吴泽霖、吴晗、华罗庚、周一良、许维遹等。之后,李广田等也陆续到清华大学任教。除了同辈的,尚有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教过的学生,如朱德熙、马汉麟,以及由天津调来的王逊等。

陈梦家回国后不久,1947年的秋冬之际,曾去西北考察敦煌和沿途古迹。他在旅途中,应胡宗南邀请彻夜长谈三个晚上,胡宗南极为欣赏这位学识渊博、头脑清醒的浙江同乡,临别时赠陈梦家黑羊羔皮袍一件,陈梦家则回赠芬兰小刀一把。这次西北之行,陈梦家有机会结识了西北军将领邓宝珊将军,拜访了时在西北任教的顾颉刚和故旧。

陈梦家在中文系任教的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主任一职。这个文物陈列室是1947年11月间在梅贻琦校长支持下,由中文系与历史系、营建系、人类学系联合组建的,在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指导下开展工作。艺术史研究会主席,先是由营建系负责人梁思成兼任,后梁思成因故辞去,暂由邓以蛰兼任。

为了筹建文物陈列室和为陈列室搜集古物,陈梦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逢休息日,他都会进城出入于古董店和出售古董器物的私宅,与各路古董商人和破落皇亲贵族的后人周旋。在陈梦家回国后使用的一个精美的皮面通讯录上,记满了京沪二地的重要古董商贩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其中包括:卢芹斋的卢吴公司北京分号的代表叶叔重;沪上古书画鉴藏家谭敬、丁惠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人普爱伦的指使下,组织盗卖和毁坏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等北魏石雕,案件曝光后引起国人特别是文化界知名人士极大愤慨的北京大古玩商岳彬;通古斋老板黄伯川,以及琉璃厂、隆福寺、北大地和崇文门鲁班馆的古董商。自1947年10月至1957年秋,十年间陈梦家结交了一批国内外古董商人和古董贩子,他们帮助陈梦家寻觅到许多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有的是为清华大学陈列室购置的,有的是受郑振铎和徐森玉委托为国家收购的。在这个时期,陈梦家致妻子赵萝蕤的信中,几乎每次都提到他为给陈列室选购文物四处奔波,与文物贩子周旋,时常与潘光旦、吴泽霖等一起入城选书、购买文物的事情。陈梦家在美国时,与同为浙江籍的著名古董商、卢吴公司老板卢芹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曾动员卢芹斋捐赠给国家一件青铜器。他回国后,与卢芹斋保持联系,促使卢芹斋将重金购得的国宝级青铜器令狐君嗣子壶捐赠给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1948年4月29日,时值清华大学37周年校庆,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并将藏品公开展出。藏品包括上百件商周青铜器、一千余片甲骨,另外还有金石拓本、数十件六朝隋唐石刻,以及西南苗、彝、纳西族文物和台湾高山族文物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陈梦家通过四姐夫刘仁政经手从美国购归的一幅乾隆时期的大型织造——乾隆巨型缂丝佛像。这件“织造”长逾六米,宽约四米,工艺精湛,色彩多至百种以上,极为繁复工致,堪称缂丝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1949年8月中旬,为争取沪上收藏家丁惠康医生将所藏台湾高山族文物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陈梦家抵沪晤见丁惠康。在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的协调下,丁惠康欣然同意。这次沪上之行,陈梦家拜访了上海诸友,如顾廷龙、杨宽、郭若愚等,还应南京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与时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李小缘之邀到校参观。同年10月7日,丁惠康亲自携带全部高山族文物,北上抵京。在陈梦家的动员下,丁惠康决定将这批文物无偿捐赠给清华大学。10月17日,正式捐赠。

同年11月4日至7日,“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在徐悲鸿的支持下,在北京艺专大礼堂举办。展览期间,社会各界前往参观,陈梦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通过丁惠康,陈梦家结识了张澜。

1950年7月21日,陈梦家参加了雁北勘察团,并任副团长。此行,与傅振伦、宿白、阎文儒等建立了友谊。

1950年初,陈梦家向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建议,在陈列室的基础上筹备建立清华大学文物馆。遗憾的是,由于内部矛盾,陈梦家辞去了文物陈列室的主任职务,文物陈列室的工作从此停滞不前。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梦家、潘光旦、吴泽霖等清华大学同仁苦心经营的文物陈列室被裁撤。西南苗、彝、纳西族文物和丁惠康、金祖同捐赠的台湾高山族文物、书籍资料等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清华大学,一部分被调拨到中央民族学院。1959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陈梦家任清华大学陈列室主任时征集和购置的包括令狐君嗣子壶和乾隆巨型缂丝佛像在内的57件珍贵文物被选调参展,最终参展的有24件。展后这57件文物全部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2年9月,陈梦家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环境是新的,但是从上至下,与他相识或相知的熟人可不少,如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都是他的师长辈,吴有训和陶孟和与他还有私交。考古所内的同仁中,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梁思永、夏鼐,老一辈考古学家徐炳昶、黄文弼、郭宝钧等,以及后来的尹达都是老相识。1954年6月,陈梦家被选为《考古通讯》编委会委员和副主编。作为《考古通讯》的副主编,陈梦家尽职尽责。为了及时得到各地的文物征集信息、发掘消息并约到一些有分量和有影响的稿件,他开始与活跃在文化界的师友故旧,如容庚、马衡、徐森玉、王献唐、张珩、唐兰、于省吾、商承祚、向达、雷海宗、赵万里、罗福颐、张政烺、曾毅公、王重民、韩寿萱、张伯驹、杨钟健、杨树达、王起、杨宽、启功、胡厚宣、夏鼐、王世襄、张效彬、沈从文、钱锺书、冯家升、周汝昌、谢稚柳、王振铎、闻宥、史树青、宗白华、周一良、王玉哲、汪庆正、郭若愚、李小缘、佟柱臣、顾廷龙、关德栋、赵守俨等时有往来。

陈梦家除与学术界人士广泛来往外,因他兴趣广泛,原本就是著名的诗人,还酷爱读小说、看电影和欣赏各种戏曲,因此他在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很多,古琴家查阜西是老朋友,还有饶孟侃、梁方仲、何其芳、徐迟、吴伯箫、叶君健、芳信等诗人、作家。因常应约给报刊撰写一些涉及文学、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等问题的文艺短论,又因少量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观察》《文艺报》《诗刊》等报刊发表,他结识了一些文艺界的朋友,马衡之子马彦祥常会赠各种戏票给他。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曲剧名家魏喜奎和歌唱家喻宜萱等都是陈梦家夫妇的好朋友。

1957年夏季,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判,为了不牵连亲戚和朋友,他除了母亲和同胞兄弟姐妹并岳父赵紫宸家,再加上查阜西等少数几位知己好友,原则上不再和同事、朋友走动,包括逢年过节。春节期间,考古所有互相拜年的习俗,以往陈梦家总会去夏鼐家拜年,夏鼐也会来他的住所拜年,有时还会互相请饭。自1957年以后,陈梦家谁家也不去,当然包括夏鼐在内,所内的人也不会到他家来拜年。据说,1960年春,徐森玉带着秘书汪庆正到北京公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梦家。这时陈梦家仍然戴着“右派”帽子,见到徐森玉自然很高兴,说:“我不便到宾馆去看你们,怕连累你们。”徐森玉一听就很不高兴,说:“这是什么话,放屁!”这种状况,直到1963年陈梦家摘掉了“右派”帽子,亲友、同事才又恢复了正常往来。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在陈梦家摘掉“右派”帽子的第三个年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梦家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和侮辱。1966年9月3日夜,趁夫人赵萝蕤重病卧床不起,陈梦家以睡衣腰带自缢身亡。

纵观陈梦家生前各个时段的人际关系,可谓错综复杂,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早年的师友,包括中央大学、燕京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同事等。因研究青铜器、甲骨文,还喜欢搜集明式家具,他还结交了不少的古董商人和倒腾古董的小贩。总之,三教九流,高者如身居高位的郭沫若、郑振铎、吴有训、竺可桢、吴晗等;低者如鲁班馆修理硬木家具的木匠、修理青铜器的工匠,以及古董店里的伙计。

陈梦家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文人情怀的学者。他胸怀坦荡,是非恩怨都摆在明面,绝不背地里害人。在人际交往中,无论对方的地位高低,是政府高官还是普通工匠,他都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和尊严,不卑不亢,一视同仁。

陈梦家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他接受的是建立在公义、圣洁、信实基础上的爱。因而,在他与人交往中,待人真诚,不虚伪,不做作,不折中调和,不卑躬屈膝。具体的表现,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重情义、尊长者、敬师长。徐志摩不幸逝世,他痛不欲生,以整理徐志摩的遗稿、遗诗为己任。他是闻一多的得意门生,闻一多生前曾对他有误会,但他不予计较,闻先生离世后,他对闻家一如既往,并常在生活上予以接济。他和翻译家芳信是忘年交,芳信临终托孤,他与夫人尽职尽责地对其遗孀和一双儿女予以照顾。容庚抗战期间曾接受伪职,令人不齿,但他不嫌弃,一如既往以师相待。1947年冬,陈寅恪没有棉鞋过冬,他将自己的新靴赠予。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汤用彤、吴有训及潘光旦等,他都以师长敬之。对师长敬之,对学生爱之。陈梦家对待自己的学生,关爱有加。马汉麟、周汝昌、王世民、张长寿、周永珍等在学术上都曾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

二是他不攀附权贵,更不会曲意奉承。1952年,陈梦家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他与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都很熟悉,与副院长吴有训是很要好的朋友,但陈梦家从来不和他们套近乎、拉关系。时任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为陈梦家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教授,而他对郑振铎敬而远之,并无攀附借重之意。

三是他胸怀坦荡,疾恶如仇。1944年秋,陈梦家离开昆明赴美游学,其间与他同为闻一多赏识的山东籍青年教授许维遹曾挑拨他与闻一多的关系。1947年秋,自美国返回清华大学任教后,他与许维遹虽同系任教,但老死不相往来。他与李广田因思想观念不同,尽管李广田为当红人士,但他与之从不接近,敬而远之。1947年冬至1950年春,他参与筹办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三年里,他竭尽全力,利用自己的各种朋友关系,为陈列室购置了很多价值连城的文物,还动员卢芹斋、丁惠康等向清华大学无偿捐赠重要文物。他以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因邓以蛰和其门生王逊等人揣测他利用为清华大学购置文物之机,或搭车为自己购物,或有揩油之嫌。他无端遭人诬陷,愤然辞去文物陈列室主任和筹备文物馆负责人之职,并与邓、王二氏决裂,不再与此二人有任何的交流和事务往来。1950年7月21日,陈梦家与王逊同时参加雁北文物勘察团,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陈梦家“与之与对待旁人一般”。因梁思成在此事件中偏听偏信,他与梁氏自此渐行渐远。他与臧克家同为闻一多入室弟子,但因与臧克家世界观不同,也无过从。

纵观陈梦家先生的一生,他交友无数,但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为数寥寥。冯友兰、吴有训、潘光旦、袁同礼、王重民、徐森玉、查阜西、于省吾、张珩、丁惠康、王世襄、赵守俨夫妇、芳信夫妇等多为挚友,而前文所列则大多只是他在某个历史阶段的朋友,更多的是他人生旅途中的过客。

呜呼!人生难得几知己,友谊长存又几何!

方继孝
2016年8月7日,星期日立秋当日初稿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修订
2020年11月5日,星期五上午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