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县衙门前省委书记血溅照壁
刘愿庵的被捕，使刘湘喜出望外。
一年多以前，《国民公报》曾有这样的报道：
四川共产党首领刘愿庵……因张秀熟被捕，三总机关破获，乃兼程返川，以图恢复，现据调查，刘已秘密抵渝，筹备组织暴动委员会，以图最后一逞云。
刘湘获知刘愿庵当上了四川的共产党首领，十分恼怒。他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上的人才都跑到煽动暴乱的共产党那里去了。教育界著名人士张秀熟当了共产党的代理省委书记，刚才被他抓起来，政界著名人士刘愿庵又接替张秀熟成为共产党在四川的首领！
对刘愿庵的名字，刘湘是十分熟悉的。他知道此人曾当过军阀卢锡卿部的参谋，军阀杨春芳部的秘书，军阀刘文辉的第九师师部咨议官等。在杨春芳部时，刘愿庵曾被委任为丰都县知事（即县长），因他为官清正，得罪了地方邪恶势力而被革职后，当地人民还给他建了“德政碑”。刘湘在宣布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时，为扩大影响，曾辗转托人找到时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的刘愿庵，请他代写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职宣言》，通电全国，影响甚好。时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执行委员的李筱亭回忆：
刘湘加入国民党，就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职，为文告，数易稿不成，请求于党，余乃请刘愿庵为之，文不加点，随缮草随刊，俄顷而成，正大堂皇，远出刘部诸人之上。 刘欲聘为秘书，月薪二百元。 愿庵曰：“我受命于党，岂为若作书写佣耶。”刘（湘）愧恨，杀机已伏于此时矣。
这次刘湘意外抓到了刘愿庵，再度以高官厚禄相诱，满以为刘愿庵会屈服，但刘愿庵的回答仍然是拒绝。
而且，三个革命者连真实姓名都没有承认。刘愿庵自称名叫刘伯安，程攸生自称叫王达三，邹进贤自称叫周正清。
二十一军特委会从浩池街事件缴获的文件中一份《各县干部分子调查统计表》中查到了程攸生的情况：
巴县人，已结婚，民国十四年住过中法校，在湖北鄂城任工委及井区书记，工、兵运及井区总工会秘书长，现任省常委工作，长于工人运动。破产家庭，能明了党的最近策略。
特务们在报告中对程攸生的评价是：
完全是个工人模样……据说，颇能忍苦耐劳……
特务们依据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对邹进贤作了这样的评价：
曾代表共党到北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同乡青年受其麻醉者不少……奔走于京津沪粤做该党重要工作。民国十五年为孙传芳逮捕，供名邹游，嗣得该党以八千元运动狱吏，得以脱逃。即于同年十月奉伪中央命派往莫斯科考察，住东方大学。去年，伪省党部张秀蜀被捕后，伪中央以川省为西南中心……遂急召周进贤回川，担任全川最高军事指导。……因其多才，故极狡黠，此人确实厉害云云。
尽管三个革命者没有作任何供述，但刘湘却在事后贴出的布告中谎称“皆供认阴谋祸川不讳”，并冠以“荼毒地方，为害社会”的罪名，决定将他们杀害。
刘愿庵在狱中给妻子周敦琬写了诀别的遗书，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的琬：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我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
在这封充满激情的遗书中，刘愿庵追记了他们被捕那天的情况，对自己的疏忽大意给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表示了沉痛的忏悔。他回顾了他与周敦琬之间的爱情生活，倾诉了他对爱人最后的希望：“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他还交待不要把他的死告诉他贫困衰老的父亲，“此后你如有力，望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你写信去说我已经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编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在信的后面部分，刘愿庵写道：
我今日被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刘愿庵在给姐夫的遗书中说：
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至弟之尸体，已嘱送之医院解剖，以尽我最后对人类之贡献，万望无加阻止，虚耗金钱。
5月8日，刘愿庵、程攸生、邹进贤被刘湘下令枪杀。为防止再出现像李鸣珂赴刑场时沿途宣传，“如登讲演之台”那样的情况，军法官下令将他们拖出巴县大监后，就在巴县衙门前大坝里“就地正法”。
巴县衙门前的大坝平时是一个摊贩市场，工艺、小吃、算命看相、卖艺贩药，闹哄哄一片。这时全都被军警赶到了大坝边上。人们拥挤在士兵的刺刀后面，急不可待地想要看看这几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
三位年轻的革命志士被撕衣上绑，背插“斩标”，推到巴县衙门大坝里，面对东、西辕门之间的照壁站定。正午的阳光照着他们神情严峻而悲壮的面庞，照着他们伤痕累累的肩臂和后背。仪表堂堂的刘愿庵那被打伤的脸上，一只眼睛还有些青肿。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人发出了感叹的“啧啧”声。
在枪响之前，他们各自拼命喊起了口号。刘愿庵因长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在以他生命中最后的力量高呼口号时，一腔鲜血骤然从口中喷出，溅到了照壁上彩绘的“麒麟望日”图上……
围观者中有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叫……
刘湘及其部属对这次意外得来的反共“成果”十分高兴，在弹冠相庆之后，二十一军特委会在总结报告中写下了这样自鸣得意的话：
该党组织，自此次搜索，大受挫折，所有稍具才干的分子，差不多大半无幸免。……他们曾派牛大鸣到上海请伪中央选派人来维持现状，牛去不久，临时省委即遭破获，所有文件，统统被搜。伪中央虽然能赶得及派人来重新组织，然已无济于事了。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有哪一个时代的造反者、革命家会被血腥的屠杀吓倒？
在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牺牲后，军委工作由省委书记刘愿庵承担起来。刘愿庵牺牲后，军委工作由他的妻子、当时负责省委秘书处一科与二科工作的第一届省委委员周敦琬和随后赶来重庆的临时省委书记程子健等人承担起来。在前仆后继领导四川共产党人开展军事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军委留存下来的一份《五月半至七月尾工作计划》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悲壮的号召：
全党同志死完，只要剩下我便继续再搞！
这就是革命者们对血腥屠杀的回答。